文學理論常識十二

文學理論常識十二

32、意境

　　中國古代文論術語。指抒情詩及其他文學創作中一種藝術境界。這種藝術境界是由主觀思想感情和客觀景物環境交融而成的意蘊或形象，其特點是描述如畫，意蘊豐富，啟發讀者的聯想和想像，有著超越具體形象的更廣的藝術空間。「意境」這一概念的思想實質可遠溯到先秦哲學；這一詞語卻來自佛教術語；用於文學批評，形成文論術語，則始於唐代詩論，擴展於宋代以後。在今天的文學評論中，更廣泛用於各類文學創作。

　　先秦哲學的「意」、「象」和佛教術語的「意」、「境」　在先秦哲學裡，闡述「意境」這一概念思想實質的術語是「意」和「象」，不謂「境」。「意」指人的思想，「象」指物的表象。表述「意」和「象」的物質媒介是「言」，即語言。儒家認為，「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周易·繫辭上》）即聖人創製物的表象和記錄語言的文辭，就是為了完全表達人的思想；強調人對客觀的能動作用。與此相反，《老子》說：「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認為天地間最大的聲音是聽不到什麼的聲音，最大的形象是看不到的形象。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以為天地間最美的事物是不用言語表達的。又說：「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認為語言雖有表達思想的功用，但當人們真正對客觀有所認識，往往只是內心體會，無需訴諸語言。老、庄強調人對客觀的認識是相對的有限的不可能完全認識，也不需要完全表達。所以在物象與思想的聯繫、效用問題上，儒家要求「盡意」力求使「意」、「象」完全一致不容許產生不一致的別種理解;而老、庄只求「得意」把「象」視為產生「意」的某種客體，人們從「象」所得的「意」可以不一致，有各自的體會。

　　魏、晉之際，哲學家王弼對上述儒、道兩家的分歧，予以折衷。他說：「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周易略例·明象》）認為語言既然描述物象，則反過來可藉助語言的描述而觀察物象；物象被人認識用語言描述則又可反過來從描述的物象中看到人的認識。實質上，這是用老、庄「得意」說對儒家「盡意」說的折衷，指出用語言描述物象以表達思想，雖在主觀上可以「盡意」，但在客觀上只表達人的一個主觀認識，其實是「得意」。所以他又說：「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指出「存象者，非得意者」;「忘象者乃得意者」。這就把莊子的「忘言」發展為「忘象」使言外之意發展為象外之意對後來以「象外」為藝術特徵的「意境」觀念的形成，具有較大影響。但是從先秦到魏、晉之際關於「意」、「象」的論述，都屬於哲學探討，是後來形成「意境」觀念的哲學思想基礎，並非對藝術形象的專門論述。

　　兩晉南朝文論逐漸接觸到主觀思想感情和客觀景色物象的關係問題。晉代陸機感到文學創作的主要困難之一便是「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文賦·序》），認為文學創作既要看到「為物也多姿」，又要力求「會意也尚巧」(《文賦》)，應當善於認識、體會客觀物象的美妙處，恰到好處地予以表達出來。南朝齊代劉勰更指出：「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文心雕龍·神思》）認為創作構思是由作者感情所孕育激發的，通過想像進行的；而激情和想像則是從客觀物象外貌引起的，通過思維認識的。在《物色》中更具體說明：「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指出詩人是通過視聽感官接觸客觀物象，獲得感受，從而抒情寫貌的，因而他又認為語言表達人們所認識的客觀物象，並不必然一致。他在《物色》里說：「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即同一物色各人所寫的可以不同，即各人的情與物相會通的不同所造成的。劉勰對主觀思想與客觀物象的關係的認識，較之陸機是進一步了，更加接觸到藝術形象的構成。但總的說來他們更強調詩人作者的主觀對客觀的能動方面傾向於「盡意」說。但又認為「言不盡意聖人所難」（《序志》），感到「盡意」的困難。

　　南朝佛教興盛佛經用語流行。佛經所謂「意」指心所進行的思想活動，與一般詞語所說「意」的涵義相近。所謂「境」指心所攀緣的外物;「境界」指人的自我意識所達到的佛家覺悟境地。「境」、「境界」都不指客觀物象和環境而是指人的主觀對客觀的感受、體會、認識。因此，在東晉、南朝士流言談中，「境」、「境界」這類佛經用語被使用時其涵義大體與老莊哲學、魏晉玄學所謂「意」、「象」的「得意」狀態相近。例如顧愷之吃甘蔗從尾部吃起，說：「漸至佳境。」（《世說新語·排調》）王僧虔評謝靜等書法藝術，說：「亦能入境。」（《法書要錄·王僧虔論書》）劉勰認為崇有貴無論都偏在一邊，不如佛教教義才能達到神理的最高境界讚美佛教教義道「其般若之絕境乎？」（《文心雕龍·論說》）諸如此類，都表明「境」這一佛經用語在東晉南朝已被廣泛使用但往往借為比喻尚非文論專門術語。

　　唐代詩論的「意境」說　「意境」作為文論術語，始於唐代。託名為盛唐詩人王昌齡所撰的《詩格》，提出「詩有三境」；一曰物境，「瞭然境象，故得形似」，主要指山水自然物態的描繪；二曰情境，「張於意而處於身，然後馳思，深得其情」，主要指詩歌藝術形象表親身體驗的真實感情；三曰意境，「亦張於意而思之於心則得其真矣」主要指詩歌藝術形象所表現的內心感受、體會、認識所謂「得其真」其涵義即為「得意」。王昌齡所說的「意境」重在「得意」，與後來所說「意境」內涵雖有差異，卻是文論觀念「意境」可見的最早論述。但《詩格》是偽作，幾成定論。而「意境」論述始出於王昌齡，則並非無稽。第一，「意」、「境」用於詩論，已見於盛唐著述。天寶中，殷□編選《河嶽英靈集》其評王維詩曰：「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為珠，著壁成繪一句一字皆出常境。」分別提到「意」和「境」，「意新」，便可超出平常的境界。其評常建詩曰：「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又稱張謂詩「在物情之外」，稱王季友詩「遠出常情之外」。這些評論都同「皆出常境」一致，著重於詩歌藝術形象的「象外」特徵。第二日僧遍照金剛撰《文鏡秘府論》引用傳為王昌齡的《論文意》中談到了意和境的關係並用來說明創作中的藝術思維，指出「意須出萬人之境」，便是「出常境」之意；強調深入觀察物象，「置意作詩，即須凝心目擊其物便以心擊之，深穿其境」；要求創作構思達到情、境相合。「思若不來，即須放情卻寬之，令境生;然後以境照之思則便來來即作文」。據此遍照金剛認為「境與意相兼始好」，要求「意」與「境」結合為「意境」。由此可見，用「意」、「境」來表達具有「象外」特徵的詩歌藝術形象的文論觀念，在盛唐已經通行。

　　「意」、「境」論詩，在中唐發展為要求「意」、「境」結合的「意境」說，並要求具有獨特的藝術形象，在理論上有重大進展。釋皎然在《詩式》中提出「取境」說，指出以意取境有兩種情況：一是由境而來，「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一是由思而來，「有時意境（一作「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乎？」而這兩類取境在表現上都須「有似等閑，不思而得」。因此，他注意到風格與取境有密切關係，指出：「夫詩人之思，初發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皎然的「取境」說從「意」與「境」的聯繫上，對「境」在詩歌藝術形象的功用作了進一步探討。稍後，詩人權德輿在《左武衛胄曹許君集序》中評許君詩歌說：「凡所賦詩，皆意與境會，疏導情性，含寫飛動，得之於靜，故所趣皆遠。」明確提出「意」與「境」結合的主張。詩人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紀》中說「詩者其文章之蘊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更明確把「象外」作為意境所形成的藝術形象的特徵和效能。大體地說，「意境」作為詩論的一個重要觀念，其理論要點大都在中唐已提出，並有論述。其中最重要的是突出「意境」須有「象外」的特徵和效能，即不僅以神似手法描述物象，而且要有啟發想像和聯想的效能，有超越具體形象的更廣的藝術空間。

　　晚唐司空圖更進一步結合意境來談詩歌風格。在《與王駕評詩書》中他提出「思與境偕」，實即權德輿所說「意與境合」;在《與極浦書》中他引用中唐戴叔倫的名言：「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指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在《與李生論詩書》中提出「味外之旨」、「韻外之致」，亦即劉禹錫所說的「境生於象外」。正是從「意境」說出發，他稱讚王維、韋應物詩「趣味澄□若清□之貫達」;而批評元稹、白居易詩「力就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與王駕評詩書》)。他的《二十四詩品》便是描述了由各種意境所構成的各種風格，貫串了意在言外的象外旨趣，如其中所說「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離形得似」以及遣貌取神等，都要求通過神似的藝術形象，展現意境與風格。這是他對意境說的一種發展和貢獻。

　　宋至明清時期對「意境」說的發展　宋代詩論不多標舉「意境」，但在崇尚平淡詩風中注重言外之意，在流行「以禪喻詩」的詩論中提出「悟」的要求，實質上都對「意境」說有所發展，並對後來有所影響。

　　歐陽修《六一詩話》中評梅堯臣詩曰：「聖俞（梅字）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又引用梅堯臣詩論說：「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指出具有象外特徵的詩歌藝術是最佳最難的，在命意上須要精思，在造語上尤須功力，在風格上須求平淡。所以梅堯臣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有更明白的申述。他要求詩歌「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強調「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認為詩篇「善之善者」是「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指出作詩「始於意格成於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為作者」。這些主張與歐、梅一脈相承。按照這樣的理論進行創作，其詩歌作品應具有風格平淡、意味不盡的藝術形象實質上是對「意境」說的具體闡述，是創作具有意境的詩歌的經驗總結，其特點是在命意造語上強調精思和功力。

　　宋代佛教禪宗興盛。詩人論詩以禪喻詩流行。蘇軾很讚賞司空圖的詩論，在《書黃子思詩集後》中指出：「李、杜以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所謂「遠韻」、「至味」，實即言外之意的象外藝術的效用，是對「意境」說的一種具體說法。而正是蘇軾，屢用禪喻詩。他稱讚好詩說：「每逢佳處輒參禪。」（《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在《送參寥師》中說：「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認為禪悟中有「至味」，詩法與此相仿。其他如韓子蒼說：「詩道如佛法，當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詩人玉屑》卷五引《陵陽室中語》）以及陸遊說：「學諸大略似參禪，且下工夫二十年。」（《贈王伯長主簿》）這類以禪喻詩，大致從學詩方法著眼，而強調工夫。至南宗，嚴羽《滄浪詩話》以禪喻詩，舉出「妙悟」，闡述詩歌境界，更發揮了司空圖詩論，認為：「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他用佛家比喻超絕語言文字的「羚羊掛角」，來強調詩歌藝術形象的超絕語言的功用；用佛家說明超脫塵世的「空中之音」等境界來比喻詩歌藝術形象的象外效能其實質便是用禪理直接說明詩歌意境理論。較之宋代一般以禪喻詩而講究功力嚴羽更進了一層。所以今人錢鍾書指出「他人不過較詩於禪滄浪遂欲通禪於詩。」(《談藝錄·以禪喻詩》補訂本)

　　明、清時期，「境界」一詞更廣泛運用於文學評論。如王世貞論賦，王世貞、沈德潛、袁枚等論詩，都談到「境」或「境界」的問題。會評《西廂記》中談「境界」多至數十處。但他們的論述大都比較零星，缺乏系統性。其中對「意境」說作出較大貢獻的是清代的王夫之和王士禎。

　　王夫之在《□齋詩話·夕堂永日緒論內編》里談情景，實際上涉及意境問題。他論景，認為「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主張「以小景傳大景之神」因為小景的具體描繪勝於大景；論情景交融，認為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離，唯意所適」；論情景與「意」的關係，認為「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指出情景要以「意」為統帥。他還要求作家所寫情景，應以「身之所歷，目之所見」為「鐵門限」，即以親身經歷和感受為基礎，既要「唯意所適」，又要「以神理相取」，於「神理湊合時，自然恰得」。這樣，他從情景關係上闡明意境，就超過了劉勰的「情貌無遺」和司空圖的遺貌取神，並在許多方面影響到後來王國維的境界說。

　　王士禎提倡神韻說，是對司空圖、嚴羽詩論的繼承。他最欣賞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認為其中「『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與戴叔倫「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香祖筆記》）。又贊同嚴羽「以禪喻詩」，認為「五言尤為近之，如王（維）、裴（迪）輞川絕句，字字入禪」（《蠶尾續文》）。他的神韻說就是從司空圖的「韻外之致」、嚴羽的借禪喻詩發展來的。神韻說主張寫出一種清遠的意境外露靈性內蘊真味，有言外之意。認為這種意境的形成在於「佇興」。他舉南朝梁代蕭子顯所說：「登高極目臨水送歸。早雁初鶯花開葉落。有來斯應每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並引用王士禎所說孟浩然「每有製作佇興而就」（《漁洋詩話》）。說明「佇興」不能強求，「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在景物感動心情時，自然醞釀成熟。

　　近代文論對「意境」說的發展 「意境」說在近代文學評論中運用更為廣泛，「境界」一詞甚至用於小說評論，相當普遍地以有無境界和境界高下來評論作品。如康有為、梁啟超論詩，況周頤、劉熙載論詞，林紓論文，王國維論小說戲曲，都運用「境」或「境界」的觀念。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王國維。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意境」說作了新的闡發。他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認為境界不僅是景與情的結合，而且應是從親身所見所聞中得到的真切感受。他舉例說：「『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鬧」和「弄」就是作者真切、獨特的感受。所以他說明，有了這樣的感受，就叫做「不隔」，才能寫出真景物、真感情，才有境界；否則就叫做「隔」，也就寫不出真景物、真感情，也就無境界。他還進一步指出：「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並辯證地論述了「造境」與「寫境」的關係。此外，他還提到境界的優美等問題。但王國維在對意境理論作出開掘與發展的同時，也有局限與不足，如他認為：「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其論客觀之詩人是正確的，論主觀之詩人則顯然有誤解和不足，說明他對文學作品反映生活的認識是有片面性的。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里談到元劇時說：「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又說：「元曲之佳處何在？……曰：自然而已矣。」這是他對「意境」的較全面的說明，把「意境」說運用於包括小說戲曲在內的各類體裁的文學創作，都要求寫出能打動人的真感情，寫出能使人象親眼目睹、親身感受般的真景物、真事實，寫出能反映人物性格的語言而這一切又都要出於自然。倘再加上王夫之的「意猶帥也」，用立意來統帥這一切，就是古代文論中比較完整的「意境」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