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意識形態淡化，共產黨丟了一個法寶

認真研究各種主義的本質含義 記者：在培養國家知識分子過程中，意識形態會起到什麼作用？ 鄭永年：意識形態的作用很重要。很多人說中國太意識形態化了，其實正相反，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主流意識形態太弱。社會上各種意識形態左的、右的多得不得了。政府應該把最優秀的知識分子集中起來，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策略。共產黨以前有兩個法寶，一個是意識形態，一個就是組織。現在光靠組織的力量，淡化意識形態，這樣很難持續。沒有意識形態就意味著沒有軟實力。口號性的東西不叫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就是社會成員自身認可和接受，並且內化於心的觀念。缺乏意識形態，維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個國家沒有意識形態的約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維持不下去的。人永遠比制度聰明，人總可以找出逃避制度的制約的。中國腐敗越反越多，制度基本無法約束腐敗，就是因為人已經沒有道德觀念，只認得錢。 記者：您能否分析一下當前中國的意識形態狀況？ 鄭永年：主流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適合中國的，關鍵是轉變宣傳方式。中國的自由主義看似強大，其實早就遇到發展瓶頸了。中國到目前為止，社會中有很多自由成分，意識形態非常多元化，這些都是自由的因素，可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去研究這些新現象，不去考慮中國的自由主義，還是拿著西方的理論來衡量中國，這也不對，那也不對。這就好像拿蘋果來衡量橘子，說橘子存在的問題就是不像蘋果。自由主義如果拒絕本土化，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與自由主義拒絕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義在中國被本土化了，這導致了很大的負面效果。中國公共事業的市場化改革之所以那麼迅速，就是因為沒有抑制新自由主義的力量。在中國，有權的、有錢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他們哪能感受到教育市場化的危害。有錢的人不需要醫療保障，有權的人本身就有醫療保障，公共物品是為窮人服務的，窮人沒有話語權，誰會願意發展公共服務呢？公平地說，新自由主義對衝破計劃經濟的束縛、促進經濟增長還是起到一定正面作用的，但新自由主義侵入到公共服務領域，把公共服務取消掉，這就非常糟糕。中國目前提供公共服務不是沒有錢，而是動力不足。動力不足，就是因為窮人缺乏影響國家政策的渠道。中國學者常常說資本主義民主，好像資本主義與民主是一體的，其實民主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制約力量。我們的社會科學學者根本很少有人去認真研究各種主義本質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只是亂套西方的理論。 記者：那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發展任重道遠？ 鄭永年：本土化是關鍵。中國發生這麼偉大的轉型，社會科學界卻不去認真研究中國社會，只是用西方的理論瞎解釋。如果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者永遠不能結合中國實踐進行理論創新，那中國就永遠沒有自己的社會科學。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具有美國化的傾向，美國的社會科學都沒有像中國那樣「美國化」，它允許各種理論互相競爭，看哪個理論更能解釋美國社會，而中國不是這樣，中國社科界就是完全把美國的理論拿過來。這非常危險，不僅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建立不起來，還會摧毀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國從清朝末年開始就引進西方的理論，到現在依然如此，什麼市民社會理論，什麼統合主義，這些都不是中國的，全都是西方的。把西方理論硬套到中國實踐上，就是我常說的把蘋果皮貼到橘子身上。中國社會科學必須意識到中國實踐是研究主體，中國現在的社會科學理論研究遠遠落後於實踐，包括民主理論。中國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就是缺乏自己的民主理論，原因就在於只是拿蘋果來批判橘子，這本身是沒有解釋橘子的。 想解釋中國，只看西方的理論是不行的，必須有結合中國實踐的理論創新。比如醫生看病，我的病你醫不好，不能說我的病生錯了，只能說你所學的東西學錯了，需要修改的是你的概念和理論。中國學者就是用西方理論解釋不通就說中國錯了，這樣不僅醫不好中國的病，反而越醫越壞。有的地方本來是常態的東西，他說你病了；有的確實是生病，但採用錯誤的醫法給醫壞了。所以我說，中國的自由主義是自毀前程。他不去研究中國的自由因素，說是不喜歡。但他喜歡的僅僅是西方的理論，但這個理論所說的東西，連美國都找不到。某些中國學者一是沒信心，二是沒責任，如果這兩者不加以改變，中國就不會有自己的社會科學。 中國現在就沒有自己獨立完整的社會科學，中國只有史學最發達。要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可以借鑒西方的方法，方法是比較中立的東西。方法可以學，但概念是不可以學的，中國恰恰是學了概念沒有學方法。做學問，理性很重要，像馬克斯·韋伯說的，你觀察問題的時候，絕對不能用價值來評判這個東西。西方和中國很多學者所做的就是對中國進行價值評判，這不是真學問。 民主DEMOCRACY 中國發展背後是一種文化價值 記者：您作為研究中國發展問題的政治學家，能不能談一談「中國模式」對世界的意義？ 鄭永年：「中國模式」對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是不同的。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模式」的意義在於，中國的發展經驗是否會成為有別於西方的另一種發展模式。二戰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的模式發展，但並不成功。在拉美、非洲和亞洲一些國家，採取西方民主模式帶來了很多的問題。民主政治往往是和政治失序而不是社會經濟發展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在過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社會經濟發展，很多發展中國家開始對「中國模式」感興趣。而西方國家更關注「中國模式」背後隱藏的價值觀，它們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對西方的價值觀產生衝擊。西方國家的一些人把「中國模式」稱為威權主義的資本主義，他們並不擔心「中國模式」會阻礙西方的發展，而是擔心「中國模式」的成功對西方民主模式的外在影響會造成巨大衝擊。這也就是西方一些人擔憂中國的軟力量或者文化力量，因為隱含在中國發展背後的是一種文化價值。 民生進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記者：很多人認為，「中國模式」只具有經濟意義，而對中國政治模式持否定態度，並認為中國政治模式如果不向西方民主模式轉型，最終會使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政治體制上的瓶頸。 鄭永年：很多人談到「中國模式」都談經濟模式，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是成功的，而不談政治模式。但我覺得中國的政治模式很重要。如果不理解中國的政治模式，就很難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因為中國的經濟模式就是政治模式促成的。在國際學術界比較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這種說法阻礙了人們對「中國模式」的認識。不承認中國的政治改革就很難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成果，也很難理解當今中國政治與改革開放前中國政治的巨大差別。 這裡的關鍵在於如何定義政治改革。我覺得不同的國家因為國情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內容。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政治改革的內容也不一樣。如果僅僅用西方民主化的觀點來衡量中國的政治改革，就會認為中國政治改革進展緩慢。但只從民主化的觀點看，中國很多的寶貴經驗就會被屏蔽掉。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基本國家制度建設。從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民主化並不能幫助它們建立現代國家制度。建立了基本國家制度，民主化的發展會是良性的；如果沒有建立基本國家制度，民主化是不會成功的。而國家制度建設就是中國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國領導層一直在強調國家機構改革和法制。民主化也在不同層面進行，但其只是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之一，不是唯一目標。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多重轉型曾給很多發展中國家帶來許多麻煩，很多國家因為同時進行幾項改革，改革者不堪重負，結果改革反而很不成功。 中國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很好地處理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第一，就是漸進改革。中國沒有採取蘇東國家激進改革的方法，漸近改革使國家有時間和空間來調整自身的制度，適應社會經濟的變化。第二，中國採取的是分階段的改革。每一階段，各方面的改革秩序不同。我認為中國的改革基本上分為三大類改革，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從1978年到21世紀初，主體的改革就是經濟改革。主體改革是經濟改革並不是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只是說政治改革不是主體性的，政治改革就是為了促進和支持經濟改革。從21世紀初，尤其是十六大以後，中國改革已經進入了以社會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社會改革的焦點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環保等方面。我認為，中國同樣需要二三十年的時間進行社會改革。在這個階段，我認為以民主化為主體的政治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因為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基本的經濟制度已經建立起來，而社會改革各方面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如果在這些國家制度還沒有建立的條件下過早地民主化，可能會帶來很多負面效應。前面的經濟改革所產生的負面問題例如收入分配差異、社會分化和環保等，都要由社會改革來消化。社會改革也是下一波經濟增長的最主要來源。如果沒有社會改革，中國很難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消費社會，內部需求的動力就會不足。同時，社會改革對未來的民主化也有積極的意義，就是要用民生促民主。從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民主很難促民生。民生的進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民主是一國一模式 記者：由於今年東亞很多國家發生的問題都和民主制度與本國的適應性有關，現在國內很多學者開始關注東亞國家的民主問題，韓國一直存在財閥經濟制度與民主制度的矛盾，盧武鉉之死就體現了這一問題。您如何看待韓國民主政治的前景及其對中國的借鑒意義？ 鄭永年：我認為民主只有山寨版沒有正版，每個國家的民主發生和民主模式都不同。即使在西方，民主也是一國一模式。民主先發生在西方，然後向其他國家傳播。民主有內生型和外生型。泰國的民主受外在因素尤其是美國因素影響就太大。韓國存在的問題不僅僅是民主問題也是階級問題，財閥和老百姓的矛盾很大。菲律賓、泰國和韓國在民主問題上存在著類似的問題。美國的民主在亞洲影響很大，韓國、泰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政治人物在主導其政治發展方面大多以美國為師，過多地受美國的影響。 民主在美國社會運作良好，但到了這些社會，民主就出了很大的問題。問題很簡單，因為這些社會和美國社會的經濟文化環境很不相同。從政策層面來說，美國的民主實際上表現出一黨制的特徵。美國的中產階級龐大，共和黨和民主黨無論哪個黨執政，都必須往中間靠，沒有中產階級的支持，哪個政黨都很難執政。美國的民主在美國是一種社會整合的力量。但美國民主移植到發展中國家，由於沒有基本的國家制度建設作為前提，中產階級又不大，民主往往成為社會分化的力量。所以我們看民主，不能看民主的形式，而要看民主的實質。關於民主，我們要下大功夫去研究，我們現在的民主理論都是教科書式的，不是美國式就是歐洲式，這些民主理論很難解釋發展中國家民主實踐中遇到的問題。西方的民主理論是西方學者對其社會的經驗觀察而不是公理，在一個社會的經驗觀察不一定適合其他社會。政治學的很多理論都是經驗觀察而不是公理。在一個民族、宗教和階級分化都很大的社會，民主化會造成國家的分裂，民主的分化力量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各階層和平相處、共同發展 記者：很多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威權模式，並與西方民主模式相對立，您對此怎麼看？ 鄭永年：首先，我認為把威權和民主對立是不成立的。如果比較中國和美國的制度，實際上美國的制度比中國更威權。美國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府的政策能夠有效執行下去。任何一個體制都有其威權的一面，也有其民主的一面。說中國是威權政治，西方是民主政治，這是過於簡單的意識形態式的看法。西方的很多制度建設都是在威權的條件下進行的，比如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是俾斯麥用「鐵血」手段建立的。所以威權和民主都是相對而言的，威權主義本來是對社會現象的描述。威權本身對政府推行改革是一個優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相對平穩，就是威權模式的功勞。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大部分制度都是中性的和技術性的。要治理一個社會，就需要這些制度。用民主和威權或者專制不能解釋這些制度的產生和演進。 中國因為制度建設不夠，尤其是具有權威性的制度建設不足，未來改革的困難會越來越大。社會改革比經濟改革要面對更多的阻力。經濟改革說穿了，就是把人最邪惡的一面放出來就行了，讓每個人去追求利私；社會改革就涉及公共利益，是要有利他性的，要你為公共物品掏錢，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很多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意掏錢。中國的「新左派」非常強調國家能力和社會公平，但這兩者不是必然關係，國家能力強不一定就能保證社會公平。中國現在非常有錢，但為什麼錢不能花在民生方面，中國對社會保障、公共教育和醫療的投入與GDP總量相比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認為改革會越來越難，儘管你知道未來應該怎麼走，應該建立社會保障，進行環境保護，但就是無法推行。西方國家的社會改革都經過漫長的過程，很多國家完全是靠社會運動和民權運動推動的。各個階層之間如何妥協合作，這個問題很難。從很多國家的經驗看，搞得好，大家和平相處，共同發展；搞不好，就出現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暴力。中國必須注意這方面的發展趨勢。 改革REFORM 中國社會是危機驅動型社會 記者：改革本身就是分權過程，國家向社會分權，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權，這會不會存在悖論，一方面改革需要強大的中央政府領導，另一方面又在分權，這個悖論如何突破？ 鄭永年：國家制度建設並不是說要完全依賴中央政府。中國可以說存在兩種分權，即向地方分權和向社會分權。1994年以後中央把財政權集中了起來，但沒有把事權集中起來，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錢，這樣會導致地方政府動力不足。所以我認為，凡是關係到國計民生和公共服務的重大制度建設，一定要中央出錢來做。如果中央不願意做，那就應該把財權和事權都下放到地方去做。但光向地方分權也存在著問題，就是地方權力過大會出現「土皇帝」。向社會分權比向地方政府分權更有效果，可以預防地方專制，讓社會監督地方政府。從前我們講中央向地方分權講多了，講向社會分權講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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