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歷史：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

遺忘歷史：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2008年07月28日 09:58北京日報遺忘、塗抹歷史，喪失對歷史的記憶，「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記住過去並非要睚眥必報，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對未來——「歷史學以人類的活動為特定的對象，它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千姿百態，令人銷魂，因此它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人們的想像力。」這是法國著名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的名言。初讀此言時，我進入歷史研究這個「行當」未久，對此自難有體會，甚至頗有疑慮:果真如此？而今，對這門「高投入、低產出」學科的甘苦深有體會，同時也深感布洛赫所言不虛。或許正是「歷史」的熏染，使我不知不覺養成了用「歷史的眼光」四周張望、上下打量的習慣。甚至從許多人認為是「小說家言」、遠離現實的卡夫卡的一些小說，我也以「另類」方式從中讀出了一段段「歷史」、尤其是與中國有關的一段「歷史」。或許，這也是一種「職業病」罷。 新近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拙作《歷史的裂縫——近代中國與幽暗人性》就是這幾年思考、寫作的續集。讀書、讀史全憑興之所至、毫無目的，是我的「陋習」之一，因此書中所談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可謂「龐雜」。內容固然「龐雜」，但無非是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通過這些人物的命運，折射出那個時代與社會的方方面面。進一步說，歷史人物必然處身於歷史事件之中，而歷史事件也只能通過歷史人物發生、表現出來，所以說到底，這些「雜亂無章」的文章還是分析、透視不同時代、不同國籍、不同職業、不同經歷、不同思想的歷史人物在歷史縫隙中的洞見、矛盾、困惑與思考，人性的閃光與幽暗。 卻說正是給清王朝帶來希望的「同光中興」之初，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卻在1867年就預感到清王朝在半個世紀後必然崩潰的命運，並且中國將陷入「方州無主，人自為政」的軍閥混戰局面；歷史，驚人地應驗了他的洞見。相反，曾國荃卻缺乏這種歷史的洞見，一再拒絕要他帶兵駛援上海的命令，執意要爭得打下「天京」的頭功，結果卻「功高震主」反被清廷嚴斥；而李鴻章卻因此「自立門戶」，並因援救上海而開始與外國人打交道，進而奠定了自己在晚清政壇的「超級地位」；曾國荃不知道上海在中國近代將起重要作用、駛援上海比攻克「天京」其實要重要得多，正是曾國荃缺乏「歷史感」的短視，成就了李鴻章以後的那一番事業。1905年預備立憲的清王朝似乎開局不錯，可惜它未抓住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同樣，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也昧於歷史大勢，拒絕歷史賜給它的最後機會，終於導致民心盡失、江山易主。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透過歷史的縫隙可以看出，歷史上某些官員隱瞞實情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有這樣一個故事:1896年5月李鴻章作為清廷「欽差頭等出使大臣」來俄，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之前在莫斯科的霍登廣場舉行的群眾遊藝會，發生擁擠慘案，造成近兩千人死亡。當時的俄國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在《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一書中回憶說，李鴻章見到他後，仔細打聽有關消息，並問維特是否準備把全部詳情稟奏皇上。維特回答說詳情已經呈報。李鴻章聽後竟連連搖頭:「唉，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裡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裡有沒有什麼疾病？我回答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然後他又自問自答道:「您說，我幹嗎要告訴皇上說我們那裡死了人，使他苦惱呢？」對此，維特這樣寫道:「在這次談話以後我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在同時代官員中，李鴻章相較而言還是少有的開明有識、敢於任事之人。從談話中可以看出，他不認為隱瞞疫情不好，反將此作為一種值得誇耀的經驗對外人宣揚。揆諸古今，這種「官風」在中國早已相沿成習。正是這種「文化」的巨大力量，使「法治」真正實行起來阻力重重，公民個人權利常遭忽視。 愛倫堡是前蘇聯著名作家，歷經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時代和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三朝元老」，這三個時代後者徹底否定前者，所以很少人能「三朝得意」。然而他卻在這「三朝」都紅得發紫，確實少見。不過，他最後面對歷史、為自己辯護時，卻不能不陷入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 歷史要給人教益，要有讓人愛讀的「歷史」是一個重要因素。我非常喜歡現代史學大家白壽彝先生的《司馬遷寓論斷於序事》一文。1980年，白先生感嘆歷史敘述的乾癟無文，史學家似乎已經不會「講故事」，往往將豐富多彩、生動無比的歷史簡化成幾個抽象枯燥的「公式」，所以將他在1961年發表過的《司馬遷寓論斷於序事》一文重新發表。重發此文，說明白先生對史學界那種「乾巴巴」、已喪失「寓論斷於序事」能力的焦慮。此事看似容易，但白先生深知其實「做起來很困難」，一種定式、習慣一旦形成，已經「格式化」，則非朝夕之間便可改變，所以我們應如先生所說，繼續努力，「使我們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讓人愛看」。 人們固然要重視傳統，但更要重視的是究竟是誰在掌控傳統，又是如何利用傳統的。以慈禧為例，慈禧發動戊戌政變、殘酷鎮壓維新運動時，其最重要的「理由」是維新改變了祖宗「成法」、違背了「祖制」和「家法」、破壞了傳統。但實際上，慈禧連皇位承繼程序這種事關王朝安危的「祖宗之法」都任意破壞。 慈禧對待傳統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提醒人們，所謂「祖宗之法」、「傳統」等純粹為她所用，只是她的手中玩物。當「祖宗之法」威脅到她的權利時，她便將其棄如敝屣；而一旦她的權利受到變革的威脅時，她又轉身成為「祖宗之法」的堅決捍衛者，不許人「任意妄為」、「變亂祖法」。 我在演講《晚清風雲七十年》中曾總結說過這樣一段話:縱觀晚清歷史，每當還有一線希望、還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時候，清廷總是拒不變化；只到時機已逝、喪失了操控能力的時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動「變革」。改革愈遲，所付出的「利息」也將愈大。然而清廷對此似乎毫無認識，它總是在下一個階段才做原本是上一個階段應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願再多做一點讓步和妥協，完全喪失了變革的主動權，完全是被「形勢」推著走，改革的空間終於喪失殆盡。 古羅馬的西塞羅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發生之事，則將永如幼童。」這句話說明了歷史的重要。歷史是人類對過去的記憶，知識的積累、進步，必須以記憶為基礎。歷史，確是我們心智成熟、健康成長不可缺少的精神維生素。遺忘、塗抹歷史，喪失對歷史的記憶，則將如托克維爾所說，「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記住過去並非要睚眥必報，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對未來；一個「失憶」的人將行為錯亂，根本無法面對未來，一個失憶的民族將陷入「集體無意識」中同樣行為錯亂，同樣無法面對未來。因此，面向未來並不是要遺忘過去；「忘卻」並非是通向美好未來的「通行證」。因為有記憶，個人和集體才會對自己的過錯、罪孽懺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轍；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諒、寬恕迫害者。而健忘的個人或集體，總會不斷地重複錯誤、罪孽，難以自拔。「忘卻」有可能獲得一時的麻痹，但總有一天會因此付出代價的。的確，只有記住過去，心靈才能不在「黑暗中行走」。 (雷 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原題:「歷史的縫隙」露出人性幽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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