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自選集》之二：《感時憂世》跨世紀中國人將何以自處？

《資中筠自選集》之二：《感時憂世》

跨世紀中國人將何以自處？

資中筠

對巴爾幹的持續轟炸是一次強權政治、霸權主義的充分表演，特別是我國駐南使館被炸更引起了我國人民強烈憤慨和譴責，這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在此以後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喉舌」傳媒所發出的信息和論調，還有不知哪裡忽然冒出來的一些「戰略家」佔據輿論要津，頭頭是道地「分析」，給人的感覺似乎又要「七八年再來一次」，重新清算自開放改革以來的（至少是）外交路線。由於涉及對整個世界局勢的看法，勢必也涉及國內建設的路線。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擔憂。　　冷靜地、理性地思考，實際上世界局勢並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國的問題和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利益、需求、力量對比等也未發生根本變化。為什麼竟會發生如此大的震動，好像對整個改革開放以來的路線方針和對世界形勢的看法都要「重新認識」呢？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十三億人民的長遠福祉究竟何在？　　戰爭與和平 這是最根本的「世界觀」和政策的出發點。在改革開放前幾十年，一向以「只要帝國主義存在，世界戰爭（不是局部戰爭）就不可避免」為理論基礎。因此有「深挖洞、廣積糧」，「大三線、小三線」，「全民皆兵」，等等，一系列口號和政策。而且，總認為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先是「帝」，後是「修」，挺身而出要做世界革命領袖。結果幾乎與世界所有強國富國為敵，也沒有拯救弱國窮國，浪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失去了寶貴的時機和時間，自己卻瀕於經濟崩潰。好不容易到80年代初，鄧小平和一批高層有識之士經過深思熟慮，排除阻力，得出世界大戰可以避免的論斷，改革開放的路線才得以推行。因為「開放」的實質就是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開放（包括與之相聯繫的發展中國家），這一點，實際上毛澤東主席乒乓外交的戰略決策已經打下基礎。如果認為對方不可避免地要發動世界大戰，而且主要是以我為對象，如何能夠開門揖盜？那正是閉關鎖國的依據。　　美國對外的霸權主義非自今日始，特別是干涉別國內政是它的外交常規，當初我國領導人在得出世界大戰可以避免的論斷時並未忽視這一事實，自從與美國建交以來，對它這方面的批評和鬥爭也從未斷過。但是霸權主義不一定等於戰爭，局部戰爭與世界大戰還是兩回事，引起局部戰爭的動因也不一定是帝國主義（例如兩伊戰爭）。美國並沒有變，是我國宣傳的調子經常變化。所謂美國的炸彈使我們「清醒」之說，如果指的是美國國際行為的霸權主義，難道原來我國的外交決策和實踐就是建立在糊塗的基礎上？要麼是提出此論者自己原來不清醒？如果又回到世界戰爭不可避免說，如有的文章說現在只是兩次世界大戰中的間歇，而且歷史把中國推到下次大戰的最前線，那麼這種論調不但依據不足，而且十分危險。以在戰場上吸引火力，高呼「向我開炮！」的「英雄」姿態用之於國家民族的安危，是極端不負責任的，所幸對決策尚未產生影響，否則適足以禍國殃民。但是這種論調連篇累牘地在本該是「喉舌」的傳媒上宣揚，對國內外輿論都起誤導作用。　　霸權與民主 美國和西歐各國對內實行民主和對外行強權政治是客觀事實，一貫如此，可以並行不悖。民主是一種制度，不是一種道德標準。國人的邏輯往往是：行民主者應該是「好人」，好人就不該欺侮別人，如果竟然欺侮別人，就說明你不是好人，那麼民主也是假的。其實，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其精髓就是權力的制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防止個人或寡頭專制。其保證是一整套法製程序、遊戲規則，外加在言論自由基礎上的輿論監督。不論在實踐中有多少缺陷和「異化」，至今還在起作用，沒有人能超越於這套規則之上。但是在國際上尚無這樣有約束力的機制。強權政治還在起主要作用，儘管二戰後有了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規則，小國的發言權也大大增加，但是對霸權的約束在相當程度上還是靠力量均勢。冷戰結束後，很明顯，對美國外部的制約力量削弱，內部又由於武器先進可以避免人員傷亡而大大減少了本國人民的制約（如越戰），使美國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的野心和可能都有所增長。最近的事態更加證明「多極化」只是一種願望和離現實尚遠的目標。但是必須把國際上的霸權主義和國內的民主制度分開，不能據此反證其在國內實行的就不是民主，甚至進而認為「民主」、「自由」從根本上就不可取。毋寧說正好相反，歐美國家之發達和強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得力於它的一整套政治經濟制度，這才使它有條件在國際上稱霸。他們不平等對待弱小國家，但其本國人民至少相對來說比任何其他制度的國家都享有更平等的權利。百年來，中國人總是把自己應走的道路繫於有關國家對自己的態度，因而總是走不出那個怪圈。對於「老師為什麼老是打學生」這個問題應該換一個思路：他有什麼本事，有什麼秘訣老能佔上風？我能否學到手？過去由於對西方的失望，轉而以俄為師，結果不也是受欺侮嗎？如果前蘇聯的道路真能使我強大，也不能因為它對我行大國沙文主義而不學。這個道理其實不深奧，從晚清到如今一個半世紀以來不乏有識之士對此做出過精闢論析，但是民主的呼聲總是為民族主義所淹沒，或者說反民主的力量總能利用國人本能的、帶有排外性質的民族主義情緒抵制向現代化方向的改革。而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行為正好提供機會和動因，客觀上互相配合，吃虧的是中國人自己，被犧牲的是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今天好像又走進了這一怪圈，從有些論調看，似乎一些原來反對開放改革的力量和言論乘機都冒了出來，實際上又是一次不點名的「批鄧」，或者斷章取義利用鄧的某些話反對其根本的路線和方向。不僅如此，似乎一百年前放眼看世界的先知者早已「啟蒙」的，現在又恢復「蒙昧」，他們都已揚棄的，現在又揀了回來。　　軍事、經濟和智力 這次北約利用其先進武器對難以有還手之力的南斯拉夫持續轟炸，給人以深刻印象，說明軍事力量在國際鬥爭中還是最後的依靠。這點沒有疑問。所以美國對於保持其軍力和尖端技術遙遙領先的地位才那麼重視和敏感，所謂「中國核間諜案」之喧囂除政治原因外，正代表了這種心理。但是我們不應忘記，西方之軍事力量無不建立在雄厚發達的經濟力量的基礎上，因為這關係到更加根本的民心問題，絕不是犧牲黃油要大炮（如蘇聯）。今後在全球化過程中，國家之間的較量，經濟因素的分量日益重要，而經濟力量靠的是智力和人盡其才的機制。「知識經濟」或「智能經濟」是大趨勢。這一歷史趨勢也不會因為科索沃一仗而改變。因此，從長遠和實質上講，21世紀的爭奪還是智力和人才之爭。美國最大的優勢仍在於它對人才的吸引力。事實上它的尖端技術實驗室華人比例極大，據說有一年的物理學會年會上90%的代表是黑頭髮，其中90%是華裔，可能並不誇大。所以它在大搞所謂「間諜案」的同時又急忙安撫華人，國會通過決議、政府各級官員不斷發表講話，就是因為華人對它的高科技貢獻太大，實際上是離不開的。這一批智力資源即使有十分之一能在國內發揮作用，我國的發展速度將不可以道里計。何況現在還在源源不斷地流失。以我的母校清華大學為例，不知有沒有做過統計，近二十年的畢業生有多少留在國外，人在國內的有多少是在為外企工作，再剩下的又有多少真在用其所長，做出應有的貢獻？這裡的關鍵是營造一種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的環境，而不是單純鼓勵回國。良好的環境涉及一系列的機制、政治改革和觀念的更新，也不僅是對個別人個別項目慷慨撥款能解決問題的。一句話，只有加速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扭轉這種為他人作嫁衣的流向。一百多年前的有識之士已經看到列強的優勢絕不僅在於「船堅炮利」，而現在忽然武器決定論又冒了出來。有人竟公開說只有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軍事現代化當然是題中之意。第一，現代的軍事不再以人力取勝而是以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為基礎，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美國這種國家的高額軍事開支一方面是其稱霸世界的需要，一方面與國內各種利益集團爭奪有關，為此需要製造各種「威脅論」，各部門爭相強調自己的重要性，並且反映到國會各派的辯論中。因此其軍費浪費的成分相當大，也就是超過其即使為確立霸權的實際需要。它能浪費得起，我們浪費不起。果真如有些報刊文章所鼓吹那樣，一個炸彈事件就要促使我國轉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放慢已經滯後的政治改革，而且犧牲尚未兌現的「科教興國」，把有限的資源去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那將是自殺的行為，至少是殺雞取卵。蘇聯的教訓是前車之鑒。當然這並不是國策，但是這類「精英輿論」所造成的壓力卻也不可小看。　　主權與人權 美國的外交思想中從來不大承認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其干涉範圍隨實力的增長而擴大。即使在19世紀初的「門羅主義」時期，已經視拉美為其勢力範圍，不許歐洲國家染指，而自己則有權干涉。二戰後，無論是冷戰中還是冷戰後，美國更加明確地以推行其民主制度和價值觀為干涉的依據。對於美國以人權的名義任意干涉別國內政的做法應該進行抵制和鬥爭，並揭露其對不同國家的多重標準。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承認「人權」有其普遍的原則，這一觀念雖源於歐洲，卻非西方人的專利。中國人自近代以來前赴後繼的革命中，當然包括爭平等的人權的目的，其中既有反對本國專制政權的壓迫，也有反對洋人在中國領土上享有與中國人不平等的特權。自從聯合國有了「人權宣言」之後，人權就不再是純屬一國範圍之事，所以對於南非的種族隔離才能有國際社會長期的制裁。因此，認為只要是在一個主權國家範圍內發生的任何慘無人道的暴行，他國均不得干涉，作為原則是站不住腳的，而且將越來越如此。只不過嚴重到什麼程度，屬於什麼性質，以何種手段進行干涉，需要國際社會慎重討論，得出共識，不能以美國的標準為標準，也不能輕易動用武力。果真今天再出現希特勒大規模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屠殺那樣的事，而還沒有發動對外的侵略戰爭，我們恐怕不能以純屬內政為由反對國際干涉。當年保衛西班牙民主政權，蘇聯以及國際進步人士都參加了戰鬥，而西方民主國家的不干涉主義導致佛朗哥政權穩固，是受到譴責的。又如類似印尼發生的對華人的暴行，如果是更大規模的、長期持續的，並且明顯受到政府支持，以把華人趕出印尼為目的，造成大批難民流到我國（這是假設的場景，所幸現在還沒有到這個程度），我們大約會呼籲國際社會進行干預。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不能一概而論。　　「主權過時論」固然不能接受，但也應該看到在今天把主權高於人權絕對化也是逆潮流而行，難以作為普遍的原則「佔住理」的。主權之重要在於保護本國人民的集體人權不受外力傷害。假如代表主權的政府是專事鎮壓人民的反動政府呢？從孫中山到共產黨，在進行推翻反動政權的革命中不是都以爭取人民的權利為口號，不是都強調國際支援的重要性嗎？如果把主權高於人權絕對化，那就等於否認世界上還存在壓迫，否認受本國反動政府壓迫的人民有革命的權利，或者說，這種革命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得到國際的同情和支援。這是從以倡導世界革命為己任走向另一個極端，變成鼓吹維持現狀了。　　所以，對科索沃問題，文章做在人道主義上比「主權」更有說服力。因為北約的持續轟炸所造成的對人的傷害和無窮的後患，遠比它宣稱要反對的更加不人道。另一方面，南聯盟的種族矛盾在一定時期內塞族恃強欺人應負主要責任也是事實，只是其性質和規模不能與希特勒滅猶相提並論。我們的立場應是反對將複雜的民族矛盾任意擴大無限上綱，並偏袒一方，特別反對殃及無辜平民的狂轟濫炸。總之，對於主權與人權的關係問題應多研究一些歷史案例，做出有說服力的論斷。搞政治、搞外交，也許可以實用主義，一個時期強調某一方面；理論工作卻必須考慮到長遠的普遍的適用性。何況，今天在國際上，即使是強權也必須找理論上的借口，不能再像19世紀的殖民帝國那樣，以赤裸裸的種族優越論為依據。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開始決定對科索沃武力干涉時所採用的「理由」是得到國內外多數輿論認可的，從聯合國安理會投票的情況可以看出。只是在其惡果日益明顯時，批評的意見才漸漸多起來。從長遠看，佔住理還是重要的。　　今天，由於北約慘無人道的轟炸，南斯拉夫是受害者，我們似乎難以公開批評米洛舍維奇，但是對於他原來的所作所為應該心中有數，絕不能把自己放在與他同仇敵愾的地位上。我們有少數民族問題，也有西方不斷干涉的西藏問題等，但是我們的民族矛盾情況與巴爾幹非常不同，我國政府在民族問題上可能有過錯誤，但從未採取過那種有計劃的「種族清洗」政策，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無論從道義上還是從實際利益上都應與之劃清界限，而不能認同。對於他國的種族衝突我們應堅守中立，而現在的輿論完全偏袒塞族。國際輿論認為我們是兔死狐悲，對此說法絕不能默認。再說，巴爾幹問題本是歐洲問題，鬥爭和妥協都是在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我們是外人，既無實際利害關係，也無能為力。俄羅斯在傳統上就是外交強手，從沙俄到斯大林到目前哪怕是處於困境的現政府，在外交上都是十分老練、高明，而又現實，進退有據，他們根據自己的利益和現實可能與西方周旋，我們是被撇在一邊的，大可不必自作多情。　　毋庸諱言，我們與美國將長期處於不平等的地位：第一，實力懸殊不可以道里計（這是全面的，迄今還看不到差距縮小的趨勢）；第二，雙方互有需求，但是需求的程度顯然是不平衡的；第三，儘管美國實行霸權主義，在國際上常遭到批評，但是相比之下，它並不孤立。原因之一是它的霸權包括「順我者昌」和「逆我者亡」兩個方面，而老帝國主義和蘇聯不願做或做不到前者。冷戰時期的馬歇爾計劃、「第四點計劃」以及扶植日本的政策等都做到了「順我者昌」，東亞「四小龍」中起碼台灣和韓國與它的扶植直接有關。它做不到「逆我者亡」，卻能使「逆我者」衰，或者至少增加發展的困難。原因之二是它的對立面並不都是無辜的、正義的代表，不像過去的南越解放陣線那樣得到國際同情；另外，更重要的是，它高舉的「人權」、「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的大旗，不論自己在實踐中如何多重標準，如何為其霸權服務，甚至偽善，就其核心思想而言是代表了世界進步的潮流，不僅是在道義上而且是在實踐上。這次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東南亞國家痛定思痛，並不是更加強調「亞洲價值觀」，而是相反，進一步認識到統治者利用這一口號反對民主、保護腐化的實質，因而客觀上在觀念上更向西方靠攏。60年代，我國高舉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幟，不論在實際政策上有多少錯誤，這一口號確實代表當時的進步潮流，至少在道義上站得住。今天，世界各國的主要需求是發展經濟和民主改革，並且跟上全球化的潮流。我國在捍衛自己的主權和利益時仍需要反對美國的霸道行徑，但是作為一項總的口號，不可能建立反美或反霸「統一戰線」，就是這個道理。事實上，不論我們認為多麼沒有道理，周邊國家在中美之間更害怕「中國威脅」，而寧願謀求美國的「保護」。　　我國自改革開放二十年來取得了空前速度的發展，舉世矚目。百年來，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國際地位，這足以使我們自豪，更應珍惜改革的成果。同時應該清醒地看到，積累的問題已經成堆，今後將步入改革以來最艱難的階段。國際環境對我國並不利，「得道」不一定多助，而「失道」則肯定孤立，甚至帶來危險。中國正處於過渡階段，「崛起」的趨勢足以引起他國警惕，視為威脅；而實際力量又不足以確立使國際作為既成事實來承認的強國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更應切實體會鄧小平關於「韜光養晦」的智慧和深遠用意。實際上，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自己不爭氣，是國內瀰漫性的腐化和種種嚴重的弊端。當務之急，是切實加強內功，興利除弊，即鄧小平所說「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對於青年一代的教育尤其是艱苦的任務。絕不能承認燒領館、砸使館的行動是愛國義憤，所謂「民氣可用」。一個世紀以前，還有徐用儀、許景澄、袁昶這樣有膽有識、敢以死諫之士，在國家危難之際堅決反對圍攻外國使館，而被進退失據的慈禧太后殺頭。在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泛濫的高潮中，周恩來總理曾挺身而出，正面批評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件，並對當時狂熱中的紅衛兵耐心進行解釋教育。誰能說這些前輩的愛國立場不堅定？將要跨進21世紀，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難道就沒有別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維護民族利益和尊嚴？如果再一味鼓勵以廉價的空洞口號代替腳踏實地的點滴工作，以排外的民族情緒的發泄來代替切實的對民族對社會的責任感和自重自強，以虛驕的姿態掩蓋骨子裡的崇洋，甚至培養兩面派和機會主義者，聽任民族劣根性驅趕民族優良傳統，野蠻淹沒文明，我們的民族將要退化，這是怪不得任何外人的。　　今天六十歲以上的中國人率多生於憂患長於國難，做夢都希望國家富強，民族昌盛，但是又見證了太多的內耗和時機的喪失。現在外部世界一日千里，我們再經不起在那個怪圈中循環了。　　這篇文章寫於今年6月，原不打算髮表，到7月底因偶然的機會印出來給一些朋友看看，無非是茶餘飯後發發感慨而已，竟得到發表的鼓勵。現在有些事已經時過境遷，不過文中思考的問題卻是長期存在，今公之於眾，實話實說，不求委婉，立此存照而已。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