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好學者：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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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好學者：鄭永年

作者：張峰銘 編輯：中國好學者

鄭永年，浙江餘姚人，主要研究中國政治和國際關係，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這位在新加坡任教的中國學者，1981年考上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之前，一直在浙江餘姚鄉下生活。從農村出來的他，對中國的變革充滿了濃厚興趣。無論是在北大、在普林斯頓、在哈佛、在諾丁漢、在新加坡，「如何理解中國」一直都是鄭永年苦苦思索的核心問題。近年來，他對中國內部變革及外部崛起獨到、深刻的研究和解讀，不論是對政界還是公眾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也是其真正的學術貢獻所在。

治學的基本態度和方法

鄭永年的研究有著治學態度和方法上的自覺性，可以概括為理性主義態度和實證研究方法。他認為，當代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往往從各自的意識形態出發，把具體的實證問題扭曲成意識形態問題，加以情感化的解讀，這對解決當代中國的各種問題沒有任何益處，甚至可能激化社會矛盾。對此他提出他的研究立場是理性主義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對任何問題都要進行理性分析而不是意識形態化的診斷，「理性主義的態度並不複雜，它堅信任何社會問題的產生都有其根源，也堅信人類能夠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關鍵時刻：中國改革何處去》，p21）

在研究方法上，他強調經驗研究要先於價值判斷，解釋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只有搞清楚中國「是怎樣」，其根源是什麼，才能進一步考慮中國「應當怎樣」，這就需要大量的實證考察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提煉理論成果；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改造中國的心太急，只考慮中國「應當怎樣」而無視中國「是怎樣」，往往只能提出一些烏托邦式的空想。「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搶政治家的工作，熱衷於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釋世界。在媒體上，每個人都在說中國應當怎麼樣，一個比一個理想。但是民主不能靠烏托邦，道路並非學者能控制。」（《通往大國之路：中國的知識重建和文明復興》，P186）

就解釋中國而言，他認為，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科學學者之所以無法解釋中國的發展和變革，根源在於中國學者的思想處於「被殖民」狀態，沒有形成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僅僅套用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和理論，就像「看著蘋果（西方）來論述橘子（中國）」。他在《知識體系是最強的軟力量》等文章中提出，「社會」是體，「科學」是用，中國的社會科學要想解釋中國，必須著眼於中國社會進行實證研究，在此基礎上提煉出符合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概念和理論，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但這種知識體系不是自說自話，必須能與西方社會科學進行充分交流和學習。

中國改革三步走

鄭永年對中國改革有著深刻的思考。他認為中國現行體制已經無法適應社會需求，中國社會面臨失序的風險，如今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有效深化改革。而改革最根本最要緊的就是要搞清楚「中國改革從哪裡來，到哪裡去」，要首先考察中國以往改革的經驗、教訓及背後的根源，在此基礎上規劃中國改革的宏觀設計和具體策略。

在宏觀設計層面，鄭永年提認為中國應走分解式漸進改革道路，提出著名的「中國改革三步走」構想。他指出在任何社會，改革可以分為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方面。從歷史來看，俄羅斯和東歐是綜合式的改革，中國則是分解式的漸進改革。相較於前者，後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根本優越性在於，「人類沒有能力來一步到位設計並建成一個完美的制度。這樣的目標遠遠超越出我們人類的理性能力。人們一直在強調製度設計中的理性，但這種理性也是漸進的。或者說，儘管人類的理性很重要，但任何制度都是漸進演變的結果。漸進本身就體現為一種理性。」（《中國改革三步走，P10》）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中國理想的改革次序是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再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創造其他改革的物質基礎，社會改革糾正經濟發展中產生的一系列矛盾，並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為政治民主化培育良好的社會環境。他特彆強調政治民主化改革不能冒進，沒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撐，民主制度將是微弱的，中國很有可能陷入「低度民主陷阱」。最有效的方式是國家制度建設在先，民主化在後。另外，分解式改革並不是說，在一個特定時期只能進行一類改革，而是說「在任何特定時期，只把一種改革定為主體性改革，而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須進行，只不過是輔助性的。」（《中國改革三步走，P12》）

那麼當前的中國改革應向何處去？鄭永年認為，社會改革是中國當下最緊迫的任務。由於政治、經濟、社會之間邊界缺失、社會改革停滯等因素，中國社會已經面臨失序的風險，中國必須開啟以社會改革為核心的全方位深化改革，而改革最關鍵的問題就是確立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邊界，實現三個領域的互動平衡。「邊界問題不解決，很多問題就會混淆不清，在政策層面就會產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有了明確的邊界，各個領域內部改什麼、如何改革等問題就比較容易回答，同時也比較容易理解各個領域之間的關係及如何協調它們之間的關係。」（《關鍵時刻：中國改革何處去》，p40）在此基礎上，他圍繞如何使中國避免「低度民主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建設「強政府、強社會」提出了一系列構想。

當前改革目標確立後，還必須尋找一種最有效的改革策略，克服一系列巨大既得利益阻擾，將改革進行下去。對此，鄭永年提出了一種以制度創新促制度改革的思路。他總結過去30年的改革經驗，用利益邏輯把以往改革中「先易後難」這一經驗現象轉化為一個簡單的論題：通過培養新利益來解決既得利益，或通過增量改革來解決存量改革的問題。「要改革，首先就要培養新利益，在新利益產生和成長起來的過程中或之後，再克服「難」，也就是老的既得利益。用新利益來平衡老利益，從而推進改革。」（《關鍵時刻：中國改革何處去》，p92）

如何培植新利益？關鍵在於體制創新。體制創新能夠有效繞過既得利益的阻礙，在現行體制之外培植新的利益集團。鄭永年詳盡考察了中外各類制度創新經驗，從頂層設計、地方政府、企業、社會各個角度規划了全方位的制度創新思路，以此推進中國改革。他還指出制度創新並不是不切中國實際引入一些外來的制度，關鍵是要能符合中國的國情，有效達到制度設計所設立的目標。

中國崛起應超越情感和意識形態

中國崛起是鄭永年研究的另一個重要領域。鄭永年對國際關係的基本立場是現實主義的，他摒棄對國際關係情感和意識形態的解讀，而是從利益邏輯角度分析國家間的行為。他敏銳地觀察到，中國崛起不可避免對現行世界秩序產生深刻影響，而世界秩序的核心就是大國關係，在當代就是中美關係，所以中美關係就是其研究的重中之重。

中國在現行世界秩序中處在什麼位置？可以做些什麼？在《中國崛起必須思考的十二個重大問題》中，鄭永年進行了一系列思考。冷戰結束後，前蘇聯主導的次國際秩序解體，世界上只有一個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即所謂的「內部多元主義」。中國已經加入加入這個秩序，並且已經是該秩序的巨大既得利益者，這意味著中國不能推翻這個秩序，也不能另成體系，中國所能做的就是作為一個改革者，在內部進行改革。具體而言，有三件事中國必須做：第一，中國必須在體系內部壯大自己的力量，不斷晚上爬；第二，中國可以成為這個體系的改革者，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第三，正因為中國已經處於體系的頂端，中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

中國在世界秩序中採取的任何措施都無法忽視美國的存在。如前文所述，中美關係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兩個國家的雙邊關係，而是一對關乎國際秩序的關係，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區域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問題。鄭永年認為在處理中美關係上至少有兩個目標：「第一是最低目標，即要儘力避免走向大國爭霸的悲劇，第二是最高目標，即和美國合作共同構建和維持國際秩序。」（《大格局：中國崛起應該超越情感和意識形態，P22）

實現中美關係的最低目標關鍵是避免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個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大格局：中國崛起應該超越情感和意識形態，P107）這要求中美之間都理性、現實的看待雙方的存在和衝突。為了平衡中國崛起，美國已經開始實施其「重返亞洲」戰略，中國必須進行相應的反制和再平衡，最大限度的保護自身利益：首先，中國必須避免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防止蘇聯的悲劇發生；第二，中國需要根據原定的和平崛起路線，繼續把重點放在經貿合作商，迫使美國也回到經濟競爭的軌道上來；第三，中國需要「走出去」，在亞洲之外開闢新的領域，獲得更大的空間和平台，迫使美國對中國採取合作的態度。

而要實現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標，就是要努力建設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這首先「需要中美兩國擁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觀和對處理問題的方法和共識」。中國一方面要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好適度考量美國的利益，承擔起符合自身大國地位的國際責任。中美雙方都必須認識到，沒有中國的參與，美國已完全沒有可能重構世界秩序，同時和美國一樣，中國也面臨著全球化帶來的各類問題，「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個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觀和全球管，構建全球治理體系。」（《大格局：中國崛起應該超越情感和意識形態，P27）

結語

鄭永年的一系列觀點激起了巨大的爭議，由於其對意識形態思維的抵觸，甚至同時遭到左右兩方的攻擊。但他總是能夠置身於風暴中心而巋然不動，他堅信每個人都有批評的自由，因而對一切批評都持開放包容態度。他曾說，希望能活到100歲，把中國解釋清楚，這體現了一名真正的中國學者的歷史使命感。我們期待更多像鄭永年這樣的中國好學者。

（本文為「中國好學者」公眾號原創首發，轉載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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