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故宮的政治意義

　　一個日本記者花費5年時間，走訪中國大陸和台灣十餘座城市，寫就了一部關於北京故宮和台北故宮傳奇經歷的著作。　　此書名曰《兩個故宮的離合》，作者系日本《朝日新聞》中文網總編野島剛，曾於2011年與2012年先後在日本和台灣出版。甫一問世，便受到兩地媒體和讀者追捧，再版數次。2014年1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版權，在大陸推出簡體字版。　　此前，有關故宮的歷史，兩岸已有諸多學者寫過專著或論文，記述了1925年故宮成立到1949年分裂的過程；相關當事人的口述歷史，也被挖掘過不少。但是，對於1965年台北故宮建立、台灣民進黨當局對故宮的改革企圖、中國大陸近年大量搜尋並追迴文物的熱潮，以及2008年台灣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故宮的密切交流等，卻一直未有系統性專著，而這正是《兩個故宮的離合》的重點。　　野島剛追蹤梳理了從辛亥革命後故宮文物外流，到「九一八」事變後，故宮文物遷徙出宮，隨國民黨一起流落至台灣，並在台北建立故宮博物館的全過程，還介紹了台灣政黨輪替引發的台北故宮改革之爭。將在歷史離亂與現實政治翻弄下，兩岸故宮命運的沉浮畸變，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眼前。　　與故宮結緣　　野島剛出生於日本橫濱，但從小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深感興趣，在高中時便立志，「要做與中國有關的工作」。大學期間和工作後，他分別在香港和廈門留學一年，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粵語。成為《朝日新聞》記者後，對中國兩岸三地的政治、文化、外交始終保持著關注。　　野島剛與台北故宮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他作為日本的大學生代表，參加台灣方面舉辦的國際青年交流活動，在兩周內走訪了台灣各地。　　他在序言中回憶道，「在那趟不是很有收穫的旅程中，我也去了台北故宮，當時對故宮留下了深刻印象。結果時隔20年後，採訪台北故宮成為我好奇心的發源地，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2007年，年屆四十的野島剛，作為《朝日新聞》特派記者，開啟了一段為期3年的台灣生活，負責報道兩岸三地的新聞，這讓他有了再次近距離接觸台北故宮的機會。　　而之所以時隔20年後，還會對故宮感興趣，則源於他的職業敏感性。　　2007年，他初到台灣時，正值民進黨執政，在「去中國化」思想指導下，民進黨政府商議，如何把台北故宮變成一個「多元文化」的亞洲博物館，而不只是「單一中華文化」的博物館。而到了2008年，馬英九當選，國民黨重新執掌台灣，又將故宮定位為「單一中華文化」的博物館，並表示要堅持長期不變。　　此前，民進黨政權在2004年把孫中山的銅像，從故宮正面門廳移走，「放在戶外風吹雨打」。國民黨重新當政後，立刻修復了銅像，2010年起改放在展示館的正面，孫中山像成功「復活」。　　這樣一些「小動作」，引起了野島剛的注意，他看到了其中的荒誕——「一個博物館的政策定位，在政黨輪替前後，變得這麼突然，改朝換代在一個博物館裡面換兩次，這在全世界可能就只有一個，這已經不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由於長期從事政治、外交、國際關係的報道和研究，他形成了一種職業敏感，他從台灣兩黨對故宮的不同態度，窺見了背後的政治暗戰，他試圖從政治角度來解答這一「文化現象」，把故宮作為觀察台灣和兩岸政治的窗口。　　國民黨重執權柄後，兩岸關係趨於緩和。2009年2月，60年不相往來的兩岸故宮，開啟了破冰之旅，兩岸故宮院長首度在北京故宮會面，野島剛成了隨團採訪的唯一一位外國記者，與故宮的這些緣分，成為他後來寫作此書的重要契機。　　探訪「老故宮」　　為了解開兩岸故宮的歷史謎題，野島剛開始四處搜羅資料，他試圖「探索千變萬化的故宮背後，究竟串聯了什麼樣的歷史情結，潛藏了多少政治領袖的思維判斷，並通過故宮，描繪出政治權力與文化之深層共生結構的樣貌。」　　起初，他擔心自己作為一名外國記者，並非文物和藝術品專家，可能難以完成這一題材，於是他把案頭工作做得特別細緻。野島剛翻閱了大量中、英、日文的圖書、論文和新聞報道資料。為了獲得更多第一手資料，他還在台灣探尋當年「與文物一起渡海的人」，即護送故宮文物來台的「老故宮」。60多年過去，當年的「老故宮」存世的已然無幾，這些親歷者的回憶，成了書中寶貴的素材。　　野島剛介紹，當年文物從大陸海運到台灣，一共分為三批，除了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外，還有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外交部的文物和文件。其中故宮文物都是精選出來的國寶級珍品，共計2972箱，與1933年從北京運出時相比較，大約減少了八成。　　當年隨第二批文物來台的高仁俊，是受訪的「老故宮」之一，他原來任職於中央博物院，時年20歲。據其回憶，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半年後應該會回去（大陸）」，但事與願違。「到台灣十年後，仍然沒想到下半輩子會在台灣過，所有故宮職員都相信，總會和文物一起回到大陸的，但現在已經不這麼想了。」　　在探訪過程中，老故宮們的一句話讓野島剛印象深刻。他告訴《鳳凰周刊》，「這些老故宮常跟我說，是『上帝保佑,文物有靈』，否則文物不可能可以這麼完整地保護下來。雖然當時他們的工資很低，但他們都感覺，保護文物、保存中華文化，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重走文物遷徙路　　在剛開始的採訪中，一些人會懷疑這樣一個外國記者，能否寫好中國文化的題，但是野島剛通過自己積累的專業知識，慢慢打消了大家的顧慮，他和兩岸故宮研究和管理領域的許多頂層人士，都建立了聯繫。　　在五年時間裡，野島剛採訪了四位台北故宮院長、一位北京故宮院長、一位南京博物院院長、一位瀋陽故宮研究員，還有眾多赴台的老故宮職員，以及眾多的歷史學者。　　在做了大量資料整理和採訪工作後，關於文物遷徙的過程，野島剛已經爛熟於心，但為了能更生動形象地講述那段歷史，也為了了解60年後，遷徙路上的變化，他決定重走文物遷徙之路，探尋當年路上的見證人。　　他依次走訪了瀋陽、北京、上海、南京、武漢、安順、峨眉山、樂山、重慶等地，參觀了沿途眾多博物館、紀念館。一路上，他受益匪淺。比如他得知，原來除了北京和台北故宮外，還有一個瀋陽故宮，而且規模龐大，藏品豐富。　　在四川樂山，他發現了一個「戰時故宮紀念館」，看到了許多珍貴的戰時故宮資料，他對記者說，「我當時嚇了一跳，他們保留資料做得這麼認真」。　　在貴州安順，一位曾親眼目睹過文物的老伯告訴他，當年故宮的工作人員，把文物藏在當地華嚴寺的山洞裡，天晴時他們會把文物從山洞搬出來曬太陽，而且每天都有士兵在洞窯入口處通宵值班站崗。在這位老伯的帶領下，他親身到當年收藏文物的洞窯參觀。　　在走訪過程中，許多有趣而感人的故事被挖掘，歷史與現實的距離被拉近了。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下，除了冰冷的數字和無情的戰火外，更多文物護送人員鮮活的面孔躍然紙上，這正是這本書能打動人的原因所在。　　挖掘文化背後的政治　　作為一個時政記者，他不甘於把寫作停留在歷史表象的整理，而企圖挖掘文物和文化背後更深層的政治意義。　　他注意到，中國自古以來，權力的「政統」與文化的「道統」，都是分不開的一體兩面，對文化的繼承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權的合法性，如果在道統上不能自洽，那麼政統就會受到挑戰。　　1949年，蔣介石敗給毛澤東，被逐出大陸，在兵荒馬亂中，他除了把中華民國200萬黨政軍重要人士及其家屬，以及大量黃金帶到台灣以外，還動用在當時極其珍貴的軍艦，將數千箱文物運抵台灣。　　在運送第一批文物的時候，國民黨當局甚至下令，將已經上船的想要逃難的老百姓驅逐下船，要先運送文物。這樣的舉動，如果僅用文物的藝術價值和貨幣價值，或許是難以解釋的，野島剛分析了文物背後的政治價值。　　野島剛認為，蔣介石之所以下令把文物運到台灣，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相信「文物繼承者等同於中國正統統治者」，而此後中國大陸經歷「文化大革命」，文物遭到破壞，這樣的邏輯則更加具有說服力。　　曾在蔣介石手下擔任台北故宮院長的蔣復璁，闡述了蔣介石搬運文物的政治意義，「中華民族有一個數千年的道統，有人想在『文化大革命』時將這道統文化連根拔起，但終究失敗。因為『文化大革命』，才有蔣先生的文化復興運動，蔣先生從國父孫中山繼承道統，就是繼承孔子的道統。」　　在野島剛看來，「蔣介石深知故宮文物的政治利用價值」。他搜尋資料，企圖找到更多蔣介石對於文物的看法；他甚至專程跑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閱蔣介石的日記。但在蔣的日記中，野島剛「讀到蔣介石詳細描述其如何用盡一切手段將黃金運到台灣，卻沒有發現任何談到故宮的隻字片語」。　　蔣介石窮盡畢生努力，希望從共產黨手中奪回失去的大陸。到台後的國民黨政權一度認為，「故宮的文物究竟是要回到大陸的，在『反攻大陸』之前，台灣不過是暫居之所。因此博物館的保管功能非常重要，展示陳列的程度，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　　故宮的政治意義，在後來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鬥爭中更為明顯，故宮成為民進黨「去中國化」的重要工具，但終於在國民黨重掌權柄後，將故宮恢復為「單一中華文化」的博物館。　　在兩岸關係的破冰上，兩個故宮的交流合作，也被貼上了更多的政治標籤。野島剛總結道，「對於政治而言，文化有時是極為有用的工具。尤其像兩岸關係，這樣政治上敏感的問題是很難互相讓步的，先從文化面強調親近關係，好處不少。」　　本文刊載於《鳳凰周刊》　　記者／徐偉　　========香港鳳凰周刊 ========　　香港鳳凰周刊 APP新版上線　　精彩內容隨《鳳凰周刊》同步更新　　閱讀更便捷、更優惠、更及時　　修復舊版本BUG，增強了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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