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宋代文藝高峰的啟示（高峰之鑒）

宋代文藝高峰的啟示（高峰之鑒）

莫礪鋒

在宋代士大夫手中，作為正統文藝樣式的詩文、書畫十分興盛，牢牢佔據大雅之堂；另一方面，民間伎藝也十分發達，繁華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類以娛樂為目的的文藝形式，說話、雜劇、影劇、傀儡戲、諸宮調等藝術迅速興起和發展。這兩類文藝形式分別適合不同社會階層文化生活的特殊需求和審美情趣，值得稱許的是，宋代雅俗文藝並不是涇渭分明、各守畛域，而是互相影響、互相交融、共生共榮。這種雅俗共存的繁榮局面是宋代文藝的總體時代特徵，是一個健康發展的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

宋代常被視為「積貧積弱」的時代，其實「積貧」純屬誤解，正如宋史專家漆俠所說：「在唐代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宋代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發展，從而達到了一個更高的高峰。」至於文化，宋代則堪稱古代中國巔峰階段，研究中國古代文史的學者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的學者李約瑟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是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這兩個結論分別從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宋代文化所達到的高度。正是在文化高度發達的大背景下，宋代的文學藝術空前繁榮，在古文、詩、詞、書法、繪畫、小說、戲劇等各個領域都是奇峰突起，宋文、宋詩、宋詞、宋書、宋畫、宋塑、宋話本、宋雜劇、宋南戲等都成為光耀中國文藝史的專有名詞。宋代文藝的總體成就前邁漢唐，後啟明清，影響深遠，意義重大。鑒古知今，宋代文藝高峰對當代文藝建設有著多方面的啟迪意義，擇其要者，有以下四個方面。

「文以載道」精神的高揚

　　北宋建立後，鑒於中唐以來藩鎮強盛、尾大不掉的歷史教訓，宋王朝決定採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朝廷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須用讀書人，而且主兵的樞密使等職也多由文人擔任。由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文臣成為宋代官僚階層主體。這些措施使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和參政熱情空前高漲。他們以國家棟樑自居，意氣風發地發表政見。「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歐陽修《鎮陽讀書》），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風貌。宋代的理學思想主要是士大夫階層主體意識的理論表現，如程頤、朱熹等理學家自矜掌握了古聖相傳的安身立命之道，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楊萬里等文士也熱衷於講道論學。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懷有比較自覺的衛道意識，並積極地著書以弘揚己說，摒斥異端。在北宋後期，即有王安石與司馬光、二程等人的新學、舊學之爭，舊學內部又有以蘇軾為首的蜀學與以二程為首的洛學之爭，南宋則有朱熹與葉適、陳亮之爭。翻開宋人的文集，幾乎總能找到論學的文章，有時這種議論還旁溢到詩歌中去。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視詩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視「文」與「道」的關係，唐代的韓愈首倡「文以貫道」的思想，但這種觀念到宋代才真正得到高度重視。從宋初的柳開、穆修開始，宋人對文道關係反覆地進行論述。他們的具體看法雖然不盡一致，例如柳開、石介等人的觀點矯激偏頗，而歐陽修的觀點則平正通達，但在總體傾向上，都對「文以貫道」的思想表示認同。理學家則表現出更濃厚的理論興趣，周敦頤率先提出「文所以載道」（《周子通書·文辭》）新命題，更加強調「道」的第一性。「文以載道」思想在宋代文壇上佔據統治地位，例如蘇軾的蜀學被程、朱視為異端，但蘇軾的文道觀實質上與「文以載道」相當接近，只是他所認可的「道」內容比較寬泛而已。「文以載道」其實是一種價值觀，它把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置於審美功能之上。一般來說，文學作品必然蘊含著思想意識，即使那些單純的抒情作品，無論所抒之情是喜、樂還是怒、哀，其中必然包含著某種思想傾向，諸如對國家人民的熱愛、對自由生活的追求，乃至對山水花卉的欣賞；或是對侵略者的仇恨、對悲慘生活的哀怨，乃至對毒蛇害蟲的嫌惡，都是一種價值判斷，包蘊著某種思想意識。「道」就是人們的思想意識，「文」則是用來表達思想意識的手段，如果沒有「載道」目的，「文」的意義何在？「道」本是文學作品的精髓和靈魂，「文以載道」才會使作品具備充實的內容和豐富的意義，以及感動人心的豐盈力量。至於那些毫無意義的無病呻吟，或是誨淫誨盜的污穢之作，顯然並不是真正的「文」。宋代文學家普遍關注國家和社會，宋代文學作品，尤其是被視為正統文學樣式的詩文，反映社會、干預政治始終是最重要的主題，描寫民瘼或抨擊時弊成為整個文壇的創作傾向。雖然宋詩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別」和白居易「新樂府」那樣的名篇，但此類主題在宋代詩壇的普遍程度卻是超過唐代的。即使是以「浪子詞人」而聞名的柳永也寫過刻畫鹽工悲慘生活的《煮海歌》，而一向被看作專重藝術的詞人周邦彥也作有諷刺宋將喪師辱國的《天賜白》。社會政治功能的加強，使宋代詩文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剛健的骨力。

憂患意識與愛國主題

　　儒家強調個體對社會應有責任感，應有憂患意識，正如《孟子》所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宋代士大夫發揚了這種傳統，他們的國家主人公意識十分強烈，以國家天下為己任，密切關注國家隱患。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正是宋代士大夫集體追求的人格風範。由於歷史原因，宋代國勢不如漢、唐那麼強盛。北宋開國之初，北方被五代石晉割讓出去的燕雲十六州仍然歸遼人統治，而南方曾為唐代流放罪人之地的驩州一帶已屬於越李朝的版圖。到南宋，更是偏安於淮河、秦嶺以南的半壁江山。從北宋開國到南宋滅亡，宋王朝始終處於強敵的威脅之下。面對嚴重的內憂外患，有識之士憂心忡忡。深沉的憂患意識對宋代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最主要的便是愛國主題的高揚。愛國主題是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學傳統。每逢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這類主題便會放射出異彩，從屈原到杜甫的文學史實已經昭示了這種規律。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300年間外患不斷。這樣，宋代的作家就勢必對愛國主題給予格外的重視。

北宋時期，遼和西夏經常侵擾邊境，宋王朝無力制止，就以每年供給巨額財物的條件求得妥協。這種屈辱的處境成為士大夫心頭的重負，也成為詩文中經常出現的題材。從王禹偁的《唐河店嫗傳》、蘇舜欽的《慶州敗》到王安石的《陰山畫虎圖》、黃庭堅的《送范德孺知慶州》，以愛國為主題的佳作層出不窮。即使在婉約風格尚占統治地位的詞壇上，也出現了蘇軾的「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和賀鑄的「不請長纓，系取天驕種。劍吼西風」（《六州歌頭》）那樣的雄豪之音。從北宋末年開始，更強大的金、元相繼崛起，鐵馬胡笳不但騷擾邊境，而且長驅南下，直至傾覆了宋室江山，在中國建立了非漢族統治的新朝。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抗金、抗元鬥爭中，愛國主題成為整個文壇的主導傾向。山河破碎的形勢、和戰之爭的政局，是任何作家都無法迴避的現實。即使是以婉約為主要詞風的姜夔、吳文英，也在詞中訴說了對中原淪亡的哀愁。而崇尚隱逸的「四靈」和行謁謀生的江湖詩人，也寫過不少憂國的篇章。這些作品雖然情調不免低沉，但同樣屬於愛國之作。當然，最能體現時代精神的是陸遊、辛棄疾等英雄志士的激昂呼聲。正是他們的作品，把愛國主題提高到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為宋代文學注入英雄主義和陽剛之氣。以陸詩、辛詞為代表的南宋文學，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民心聲，而且維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和尊嚴。從那以後，每當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人們總是會從岳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等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這是宋代文學最值得稱頌的歷史性貢獻之一。

繼承遺產與推陳出新

　　當宋代詩人登上詩壇時，他們仰望唐詩，猶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詩人可以從中發現無窮的寶藏作為學習的典範。但這座山峰同時也給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壓力，他們必須另闢蹊徑，才能走出唐詩的陰影。宋人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對唐詩並未亦步亦趨，而是有因有革，從而創造出與唐詩雙峰並峙的宋詩。諺雲極盛之後，難以為繼，宋詩的創新具有很大的難度。以題材為例，唐詩表現社會生活幾乎達到了巨細無遺的程度，這樣宋人就很難發現未經開發的新領域，於是宋人在唐人開採過的礦井裡繼續向深處挖掘。宋詩在題材方面仍有成功的開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傾斜。瑣事細物，都成了宋人筆下的詩料。比如蘇軾曾詠水車、秧馬等農具，黃庭堅多詠茶之詩。有些生活內容唐人也已寫過，但宋詩的選材角度趨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別詩多寫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詩則多詠遊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詩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蓋世英雄或絕俗高士，這種特徵使宋詩具有平易近人的優點。

在藝術上，宋詩的任何創新都以唐詩為參照對象。宋人慘淡經營的目的，便是在唐詩美學境界之外另闢新境。宋代許多詩人的風格特徵，相對於唐詩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堯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緻，蘇軾的暢達，黃庭堅的瘦硬，陳師道的樸拙，楊萬里的活潑，都可視為對唐詩風格陌生化的結果。宋代詩壇還有一個整體性的風格追求，那就是平淡為美。蘇軾和黃庭堅一向被看作宋詩特徵的典型代表，蘇軾論詩最重陶淵明，黃庭堅則更推崇杜甫晚期詩的平淡境界，蘇、黃的詩學理想是殊途同歸的。蘇軾崇陶，著眼於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黃庭堅尊杜，著眼於晚期杜詩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見他們追求的「平淡」，實指一種超越了雕潤絢爛的老成風格，一種爐火純青的美學境界。唐詩的美學風範，是以豐華情韻為特徵，而宋詩以平淡為美學追求，既是對唐詩的深刻變革，也是求新求變的終極目標。經過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詩終於與唐詩並駕齊驅，成為古典詩歌史上雙峰並峙的兩大典範。正如繆鉞所云：「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闢。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錢鍾書則云：「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宋詩與唐詩既各樹一幟，又互相補充，成為古典詩歌美學的兩大範式，對後代詩歌產生了深遠影響。

雅俗共存與以俗為雅

　　從整體來看，宋代文藝有趨於世俗化、平民化的傾向，從而產生雅俗共存的時代特徵。一方面，在士大夫手中，作為正統文藝樣式的詩文、書畫十分興盛，而且依然保持著高雅、嚴正的姿態，牢牢地佔據著大雅之堂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民間伎藝也十分發達。宋代城市繁榮，經濟發達，市民階層興起，繁華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類以娛樂為目的的文藝形式，說話、雜劇、影劇、傀儡戲、諸宮調等藝術迅速興起和發展。這兩類文藝形式分別適合不同社會階層對文化生活的特殊需求，也適應各個社會階層審美情趣的不同傾向，共生共榮，互不排斥。這種雅俗共存的繁榮局面是宋代文藝的總體時代特徵，是一個健康發展的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更值得稱許的是，宋代文藝的雅俗共存並不是涇渭分明、嚴守畛域的不同板塊，而是互相影響、互相交融的共生狀態。話本小說本是服務於市民階層的說唱藝術，但是其「入話」部分常以詩詞「起興」，例如《碾玉觀音》這篇宋話本，開篇便引用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詠春詩詞多達11首。無怪宋末羅燁《醉翁談錄》中評價說話人云：「小說紛紛皆有之，須憑實學是根基。開天闢地通經史，博古明今歷傳奇。藏蘊滿懷風與月，吐談萬捲曲和詩。」這分明是通俗文學對雅文學的傾慕與靠攏。南戲本是宋代民間藝人創造的新興藝術樣式，它在形式上綜合了宋代眾多的伎藝，如宋雜劇、影戲、傀儡戲、歌舞大麴，以及唱賺、纏令等在表演上的優點，與諸宮調的關係則更為密切。南戲雖是典型的宋代俗文學，從曲牌來看，其實也是雅俗並存的，既有《麻婆子》《趙皮鞋》等產自市井的「下里巴人」，也有從詞牌中移植來的《燭影搖紅》《祝英台近》等「陽春白雪」。

　　更重要的是，宋代文藝的主體作者即宋代士大夫在文藝創作時具有融合雅俗的審美心態，從而實現了以俗為雅的境界提升。宋代的儒、道、釋三種思想已在哲理的層面上有機融合起來，三教合一成為一種時代思潮，這使得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異於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對傳統處世方式進行了整合，承擔社會責任與追求個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擠的兩極。其次，宋代文人採取了新型的態度，不像唐人那樣張揚、發舒，而是傾向於理智、平和、穩健和淡泊。在現實生活中，宋代的士大夫多採取和光同塵、與俗俯仰的態度。在他們看來，生活中的雅俗之辨應該注重大節而不是小節，應該體現在內心而不是外表，因而信佛不必禁斷酒肉，隱居也無需遠離紅塵。隨之而來的是，宋人的審美態度也世俗化了，這就促成了宋代文學從雅俗之辨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宋詞的興盛便是其典型表現。宋代文人用詩文來表現有關政治、社會的嚴肅內容，詞則用來抒寫純屬個人私生活的幽約情愫。這樣，詩文和詞就有了明確的分工：詩文主要用來述志，詞則用來娛情，成為士大夫宣洩衷腸的合適渠道。由於詞被看作是用於抒寫個人情愫的文體，很少受到「文以載道」思想的約束，因而文人可以比較自由地抒寫內心款曲，詞體也因此能夠保持自身的特性，取得獨立的地位。同時，在社會下層，由於經濟發達、都市繁榮，民間娛樂場所也需要大量歌詞，士大夫的詞作便通過各種途徑流傳於民間。更有一些詞人直接為歌女寫詞，如柳永常常出入於秦樓楚館，北宋中後期的秦觀、周邦彥也都為歌伎寫了不少詞作。社會對詞作的廣泛需求刺激了詞人的創作熱情，也促進了詞的繁榮和發展。當然，隨著詞體的發展和創作環境的變化，宋詞並不是一味滿足尊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如蘇軾的詞作，自抒逸懷浩氣；辛棄疾的篇章，傾吐英雄豪情，便不再與歌兒舞女有關。但就其整體而言，宋詞的興盛是與宋代都市的繁榮和文化娛樂業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宋詞在整體上具有以俗為雅的性質。

　　上述4個方面不是宋代文藝的全部特徵，也只是宋代文藝達到巔峰狀態的部分原因，它們對宋後歷代的文藝創作有著深遠影響，這種影響不可能也不應該在現代消失得無影無蹤。筆者認為，我們對宋代文藝的上述特徵當然不能生搬硬套，但應該看到其中蘊藏著寶貴的歷史經驗，加以認真研究，繼承發揚。

　　（作者為南京大學教授）

《人民日報》（2017年11月17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