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研究】陳奕平 王琛：大國關係變動下東盟國家的戰略選擇

作者分系暨南大學華人華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研究生

關鍵詞: 大國關係變動; 東盟國家戰略選擇; 歷史演變

內容提要

分析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國關係變動對東盟主要國家外交選擇的影響，認為:東盟主要國家對外戰略選擇經歷了「一邊倒」，到有限調整，再到「大國平衡」的演變;東盟主要國家戰略選擇的依據或曰邏輯有促進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通過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方式等以及防範意識形態威脅，維護政權安全。最後對東盟國家如何處理與崛起大國中國和霸權國家美國的關係進行了分析。

2017年8月，東盟迎來成立50周年紀念活動。東盟的成立既是國內政治經濟發展需要，也是應對國際形勢變動重要舉措。經過五十年發展，東盟在國際格局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對當今世界經濟政治影響日益增強。隨著當今國際關係不斷變化，特別是大國地位和關係的變化，對東盟國家的外交選擇具有著重要影響。

近幾年來，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崛起，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也隨之增強，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對東盟國家發展是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同時美國奧巴馬政府時期推行的「重返亞太」戰略對東盟也有著十分重要影響。雖然美國特朗普政府東南亞政策尚未完全展現，但從目前態勢上看美國對東盟政策並沒有大的變化。日本、印度等大國外交政策變化也影響東盟經濟、政治、外交等諸多方面。

這些大國之間關係變化，特別是隨著中國崛起所引發的系列變化,對東盟國家外交選擇具有重要影響。國際政治理論認為，大國關係變化往往會引起中小國家外交政策發生變化，中小國家會採取追隨、依賴，抗爭、大國平衡、對沖等多種外交戰略選擇，這些都是中小國家為了在大國關係變化中謀取自身利益所做出的理性選擇。東盟成員國基本上都是中小國家，東盟國家外交選擇受到大國關係變化的影響在所難免。（本文主要探討國際局勢的演變，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21世紀初大國關係變動下東盟國家外交選擇的變化。）

1東盟國家外交戰略選擇的變化軌跡

東盟成立至今，其成員國外交選擇歷經幾個重要階段。筆者曾提出二戰後美國－東南亞關係「20年周期」說，即二戰以來美國東南亞政策演變大致經歷了1949－1969年、1969－1989年和1989－2009年三個「20年周期」。在拙著《依賴與抗爭——冷戰後東盟國家對美國戰略》對東南亞國家與美國關係的階段劃分基礎上，可將東盟主要國家的外交選擇變化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20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初;21世紀初至今。（本文主要是闡述東盟成立之後的東盟國家的外交選擇，因而選擇20世紀60年代末作為分析的起始點）

(一)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透過東盟方式和大國作用，解決地區衝突

二戰後，東南亞國家紛紛擺脫西方殖民統治，建立起民族國家，而此時美蘇對抗的冷戰時代剛剛開始，加之英法荷等殖民國家藉機重返東南亞，因此二戰結束初期,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選擇主要是反殖民統治。隨著冷戰的開始，東南亞國家對Communism的恐懼以及從自身安全考量，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選擇依靠美國，「最初，雙方關係常常以美國的利益為轉移，東南亞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處於被動地位。隨著東南亞國家國際地位的提高，特別是東盟成立和美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美國的支配地位愈來愈下降了。」

這正體現了霸權穩定論中所表述的霸權國與小國依附關係。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陷入越戰泥潭以及隨後的撤軍行動，再加上石油危機衝擊，自身實力相對衰落，在與蘇聯對抗中處於守勢。1969年尼克松在關島發表演說，談及亞洲盟友時表示，「在國內安全問題上，在軍事防務問題上，除非受到一個大國的帶有核武器的威脅以外，美國將鼓勵並有權期望逐漸由亞洲國家本身來處理，逐漸由亞洲國家本身來負責。」「尼克松主義」實質是收縮美國在亞洲戰線，尤其是從東南亞抽身,讓亞洲盟友更多地承擔自身的防務，隨後，美國進行美國軍事收縮，並逐漸改善與中國關係。

面對美國的收縮戰略，東盟國家出現憂慮。「東南亞外交官和政治領導人就開始不斷表達對美國的力量、決心和可靠性的疑慮。在1975年春夏季時期，泰國總理克立(Kukrit Pramoj)、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都公開質疑美國的可靠性。他們及其他地區領導人都承認阮文紹(Thieu)和朗諾(Lon Nol)政權最後的日子是令人震驚的景象，尤其是美國面臨失敗所表現出的無能及強硬態度對他們的衝擊。」東盟國家開始調整外交政策。一方面，緩和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加強東盟國家的團結與合作，增強東盟的力量，以期解決其面臨的經濟、政治、安全和文化問題。

1978年，越南對柬埔寨的入侵不但嚴重威脅著泰國和其他東盟國家的安全，也使美國感到蘇聯擴張態勢的壓力和威脅，這促使東盟同美國的安全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重新有所加強。在里根政府時期，美國將東南亞看作與蘇聯進行全球爭奪的一個重要中心，在多方面加強了與東盟國家的軍事安全合作，同時還改變卡特「人權外交」的強硬做法，轉而實行溫和的勸說方法。

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東南亞國家的發展目標逐漸走向穩定與繁榮，且此時美蘇關係正處於緩和時期，因而此時東南亞國家在美國外交議程中再次處於次要位置了。冷戰年代，為了遏止的需要，美國曾對東盟國家進行各種形式的援助，向東盟各國開放市場，並為它們的出口商品進入美國市場提供各種優惠。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南亞國家為發展經濟，先後採取了出口替代等發展戰略，對於美國、日本乃至歐共體具有很大的經濟技術依賴。

(二)20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初:實施「大國平衡」戰略，促進地區穩定與繁榮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蘇關係的緩和及蘇聯軍事收縮，美國國內孤立勢力上升，促使美國調整其亞太戰略，逐漸收縮其在東亞軍力布署。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正式結束。一方面，「東盟各國實際已經不存在來自任何外部大規模入侵的威脅，它們已經不需要美國的軍事保護了」。另一方面，雖然超級大國蘇聯的威脅基本解除了，但東盟各國領導人的安全感卻並未隨之增加，相反，他們擔心中、日、印可能填補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收縮和撤退後留下來的權力「真空」並引發地區動蕩和災難。

東盟逐漸傾向一致的看法是，日本、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是對東南亞地區潛在安全威脅，有必要採取「拉住」美國的軍事安全戰略，以平衡日本、中國和印度威脅。東盟採取了與美國定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接受美國的軍事裝備、向美國租借出軍事基地等系列舉措。同時東盟國家也對美國干預其內政做法進行了抵制和抗爭，「東盟國家希望發展與美國的關係，但是是按照他們的方式來進行。

他們渴求美國的產品，看重美國投資帶來的工作，竭力使他們的產品進入美國市場，懇求美軍適當地駐紮以平衡中國和其他地區大國的領土野心。他們不願意聽到美國人就西方政治、經濟開放等價值觀方面偽善的佈道。他們也不會容忍美國干預他們的內政。」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倡導「亞洲價值觀」，反對「美式人權民主觀念」，在東盟國家內部出現問題時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以此抗衡美國。在處理與這些大國關係中,東盟國家逐漸確定了大國平衡戰略，不希望大國之間發生衝突，以免「殃及魚池」，損害東盟自身利益。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國力迅速增長,美國將中國視為潛在挑戰者,對華採取「接觸加遏制」(congagement)政策。中美關係成為東盟國家外交選擇重要考量。新加坡倡議的「大國平衡」戰略逐漸為東盟主要國家所接受，成為東盟國家對外戰略選擇，以獲取其經濟和安全利益。

在經濟方面，東盟國家仍然採取爭取美國資金、技術和市場的戰略，但同時東盟也盡量減少對美國依賴，尤其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巨大市場潛力為東盟國家帶來機遇，靈活利用日本、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資金和市場，同時採取了以下措施:繼續利用美國投資、技術和市場;擴大東盟，推動東南亞一體化進程;採取市場多元化戰略，以減少對歐美市場的依賴;調整不合理的經濟關係;積極利用整體力量增強其在關貿總協定(GATT)等國際組織中與美歐抗衡實力。

「9·11」事件後，東盟國家加強與美國反恐合作。2001年11月東盟首腦會議首次通過《東盟打擊恐怖主義聯合行動宣言》，提出一系列「反恐行動計劃」，在雙邊、地區和國際反恐斗中，加強綜合性合作，指出就國際範圍而言聯合國應起主要作用。反恐戰爭使菲美雙方之間安全合作關係迅速升溫。美國前總統布希認為，美菲在反恐戰爭中已經是「軍事同盟」。由於印尼對美國全球反恐鬥爭所具有的重要戰略意義，「9·11」事件後，布希政府主動採取了一系列行動，向印尼示好，印尼也順水推舟,利用這一有利時機，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但是印尼對此還是有所保留的,因為畢竟印尼自身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印尼對美國提供援助打擊國內恐怖主義表現十分慎重，一直否認是用來對付國內穆斯林極端主義，而是把美國引導到打擊國內分離主義和各種恐怖破壞活動上，其中包括亞齊和巴布亞等地區的分離主義活動。」對於另一個伊斯蘭國家馬來西亞來說,美馬合作仍然是有限的。越南一方面擔心美國「和平演變」，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視與中國的關係，擔心與美國過於密切的軍事合作會『刺激』中國。至於長遠的未來，則要視乎越南與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中美關係及地區形勢，尤其是南沙群島問題的走向。」新加坡與美國的軍事安全合作也明顯加強了。2003年1月，新加坡與美國簽署《美新防務與安全戰略合作夥伴框架協定》，到2005年7月，美新簽訂了《關於建立更緊密防務和安全合作夥伴關係的戰略框架協定》，美國在該協定中強調新加坡是「重要的安全合作夥伴」，並「將擴大兩國目前在反恐、防擴散、聯合軍事演習和訓練、政策對話和防務技術等領域的合作範圍」。

(三)21世紀初至今:「有限制衡+東盟共同體建設」，適應中國崛起「新常態」

2008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對世界經濟政治影響深遠，加之美國因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消耗，使得美國經濟發展乏力，此時期東亞經濟迅速發展，尤其是中國逐步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崛起，大國關係發生明顯變化。在東亞地區，中日展開對地區主導權競爭;美國奧巴馬政府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推動TPP談判，強化日美同盟關係，以防止中國挑戰美國霸權地位。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及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傑弗里·貝德於8月29日發布博客《奧巴馬的中國及亞洲政策:牢固的雙保險》，認為奧巴馬政府亞洲政策的主要成就包括:「在緬甸建立民主制，美國決定加入東亞峰會並開始努力把它變成一個重要的地區安全論壇，與日本、韓國及其他同盟國的安全關係明顯加強，以及深化與東盟10個成員國關係。」同時，美國攪局南海問題,拉上日本、印度等國域外大國干涉中國與東盟國家南海問題談判。中國積極開展「一帶一路」建設，東盟作用日漸重要，中國與東盟合作日漸增多，合作深度和廣度不斷加強。

面對國際變化，東盟國家外交選擇難點在於如何適應中國快速崛起後的衝擊，以及如何在中美競爭大國間進行合理選擇。筆者同意如下觀點:「由於中國崛起、大國競爭以及東盟地位弱化等方面可能產生的影響,並且在對衝過程中整體提升了各國和東盟的抗禦力和吸引性權力，東盟保持住了地區合作框架的支點地位.....在未來，東盟的對沖戰略將會遇到更大的挑戰，因為東盟自身的凝聚力仍然有待提高，然而地區風險尤其是大國競爭卻正在急速上升。如何應對新形勢下不斷衍生的困難，則是擺在東盟國家面前的長期挑戰。」另外，東盟國家也加強自身的建設，進一步推動地區一體化進程，建立東盟共同體，試圖將東盟打造成融合大國合作平台，為東盟謀取更多戰略利益。

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台後著力調整中美關係，2017年4月的「習特會」已經傳達出中美關係向良好方向發展，但是不能否定中美之間仍存在競爭性關係，且將長期存在。特朗普的外交戰略在亞太地區會逐步收縮，但只是局部性收縮，其整個戰略布局不會出現大變動。「處在中美兩國大國之間，東南亞國家希望看到的最佳狀況是中美良性競爭，可以獲得雙方獻出的『殷勤』，得到實惠;而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是中美衝突，殃及東南亞『城池』。」因此，東盟國家今後仍採取有限制衡戰略，適應中國快速崛起後的「新常態」，謹慎應對中美關係波動，維護自身利益，以免自身成為大國競爭、衝突棋子，繼續充當區域合作的「助推器」和「駕駛員」。

2東盟國家戰略選擇邏輯

大國關係變動下東盟國家戰略選擇的邏輯是什麼?筆者認為:一是,促進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二是，通過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方式，維護自身安全和主權;三是，防範意識形態威脅，維護政權安全。當然，各國情況不同，與大國關係各異，面臨的威脅不一，東盟主要國家的具體政策也會有差異。

(一)促進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

東盟成立之初的目的是保衛自己安全利益，並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保持戰略聯盟，合作層次比較低，僅限於經濟、文化。「1976年後，東盟發展步伐有所加快。它主要表現在政治合作方面。」第一次首腦會議上籤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巴厘宣言》此後東盟各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加強合作，推動了東盟國家經濟、政治發展，東盟實力逐步上升，成為在國際舞台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區域性組織。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面對美國戰略收縮所帶來的影響，東盟國家通過加強合作以增強自身的力量，以應對所面臨挑戰。東盟當時設想將自身建設成中立化地區，加強政治合作，初步確定加強軍事合作與經濟聯繫。在政治方面，東盟各國定期舉行會晤，協商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和議程，協調各國政治主張，以期形成諒解和合作。

在安全和防禦合作上，「東盟雖然拒絕在其組織框架內發展多邊軍事合作，卻不反對成員國在雙邊形式下加強彼此間的軍事聯繫。」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東盟國家逐漸加強雙邊軍事合作和情報交換，以加強對海峽通道和其他周邊海域控制以及追剿反政府游擊隊。經濟合作方面，繼續進行海運項目合作，以東盟名義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增強與歐共體和日本打交道實力。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盟一體化進程進一步推進。

最為重要的是此時印度支那地區和平實現，尤其是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宣告了印支對東盟這一地區性冷戰格局的解體」，兩個國家集團由對抗走向對話，並逐步實現關係正常化。1994年5月，來自東盟六國及印支三國和緬甸的高級官員和專家在馬尼拉舉行會議，發表題為「2000年後的東南亞——關於一項設想」的聲明，強調:「東南亞國家基於共同的命運，必須建立一個地位平等的主權國家組成的多元化的東南亞共同體」。1995年越南加入東盟，1997年寮國和緬甸同時加入東盟，1999年柬埔寨也被正式批准加入東盟。至此最終形成現在的大東盟。

從冷戰時期成立到完成最終的定型，東盟的目標始終圍繞著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在大國關係變動的情況下，東南亞的中小國家通過這種合作組織———東盟這個平台來維護自身的經濟安全利益，另外也通過合作達成集體安全機制，防止出現冷戰時期越南入侵柬埔寨的現象。

(二)實施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戰略

冷戰時期，東盟國家主要目標是防止蘇聯陣營繼續南擴;20世紀70年代，越南謀求地區霸權，進而威脅到東盟國家。為制衡越南，東盟國家加強合作，改善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1975—1978年期間，「東盟國家雖然繼續拒絕蘇聯關於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制的設想，卻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以牽制越南，並平衡其與中國關係發展，同時相對增強其與美國討價還價地位。」

1978年，越南大舉入侵柬埔寨，控制印支三國，嚴重威脅著泰國和其它東南亞國家安全。同時蘇聯與越南結盟，並且開始使用金蘭灣海軍基地。越南和蘇聯一系列動作都威脅到東盟國家和美國戰略利益。「美國為嚇阻蘇越進一步南下，同時防止東盟國家在蘇越擴張的嚴重威脅下滋長『中立化』傾向，一方面著手加強其在整個亞太地區軍事力量，另一方面強調支持東盟抵制蘇越擴張。」到80年代中後期，隨著美蘇關係緩和及東南亞的穩定與繁榮，東南亞在美國外交議程中地位下降，東盟各國也逐漸改變對美態度。

冷戰的結束給東南亞帶來和平紅利，但東盟各國領導人安全感卻並未隨之增加，相反，他們「對冷戰結束給東南亞地區產生的負面影響看得多一些，嚴重一些。……也就是東盟國家的領導人對後冷戰時代的東南亞地區的安全環境持比較悲觀的態度，把前景看得較為暗淡」。東盟各國領導人對冷戰後東南亞地區局勢的擔憂，或者說認知的安全威脅，就區域外層次而言，主要體現在:中國、日本和印度可能填補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收縮和撤退後留下來的權力「真空」，進而引發地區動蕩和災難。為此，東盟國家希望通過與美國建立軍事安全合作關係及建立東盟地區論壇等手段，設法「拖住美國」以平衡中國、日本甚至印度。

沃爾特的「威脅平衡」理論認為，「國家間結盟乃針對威脅，而不是單純針對權力」，「它們(結盟)的行為是由它們感知的威脅決定的」。筆者認為，對大國進攻性意圖的認知是影響東盟國家安全觀的關鍵因素。至於冷戰後東盟國家為何將美國視為「良性的超級大國」，筆者認為主要源自以下因素:歷史上美國與東盟國家(指東盟五國)交往中形成的「親善」形象;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王道』霸權」特徵;美國在軍事安全及經濟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防範意識形態威脅，維護東盟國家政權安全

布贊認為:「政治威脅瞄準的是國家的組織穩定性。它們的目標範圍可能是從施壓中產生一個特殊政策。國家的觀念，特別是其民族認同與組織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表達這些觀念的機制是政治威脅的一般性目標。既然國家是一個基本的政治實體，那麼政治威脅就可能像軍事威脅一樣恐怖。特別是，當其目標是一個弱國時尤其這樣。」在這裡,布贊從觀念、物質基礎和制度三個方面談到了政治威脅。他還認為，「政治威脅」可以分為:「政治單元的內部合法性，主要是指意識形態與其他定義國家的基本觀點的合法性;對國家的外部『承認』，即外部合法性。來自外部的威脅並非必定指向主權，也可以瞄準其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也就是說瞄準它的內部支柱。

」阿拉加帕在談到亞洲國家的安全觀時也認為，政治生存與福祉乃是主權國家安全所關切的最主要價值，而政治生存的內涵既包括主權與領土的完整，也包含維持政治組織及統治的原則和思想基礎以及政治、文化、宗教中有關民族的思想等其他非物質因素。

對於東盟國家而言，確實存在布贊和阿拉加帕等學者所說的政治安全問題。就內部政治安全而言，一方面是脆弱的國家基礎，「脫離殖民後，國家行政徒具有形空殼卻沒有組成國家的凝聚力量。……20世紀50與60年代，亞洲與非洲國家的舊殖民地紛紛宣告獨立，在表面上雖完成了國家的有形架構，不過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上，卻沒有支持國家架構的準備，其中未能塑造樹立權威，缺乏政治執政合法性及社會宗族分歧割裂的現象，更是這些國家至今仍未能克服的國家困境。」

另一方面是東南亞國家軍方強大的政治權力，「在泰國、印尼、緬甸與菲律賓，軍方或是由於傳統的地位，或者是由於鎮壓分離分子的任務，都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地位與影響力。軍變在這些國家的政治史上,一直沒有絕跡，文人統治也多是徒具形式，軍方一直是研究與分析這些國家政治穩定，永遠不能忽視的一股政治力量。」

冷戰結束後，就外部政治威脅而言，東盟主要面臨美國等西方國家干涉。正如美國學者西蒙(Sheldon W．Simon)所說:「美國自認為是溫順的巨人，其繁榮和安全不僅有利於美國人，也惠及世界，但其他國家卻並不這麼看。人道主義干涉似乎破壞了現實主義政治的基本原則即∶各國內部事務，他國無權干涉。美國如此行為——無論其出發點多麼高尚——對世界其他大多數國家而言，意味著美國金融、軍事和技術力量的強大使華盛頓可以隨心所欲地採取擊敗其他國家的安全行動。

」由此，面對國際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政治上的施壓和干涉，也就是布贊和阿拉加帕等學者所說的政治安全問題，東盟國家採取的策略是∶抵制和抗爭;進行適當的政治改革;採取聯合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戰略，以平衡美國對東盟國家政治安全的威脅。

東盟國家的抵制和抗爭，一方面體現在東盟國家領導人對美國強硬推銷美國價值觀和政治制度做法的不斷批評，另一方面也從東盟國家的以下行動中得到體現: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倡導「亞洲價值觀」，反對美國的人權、民主觀;在安瓦爾事件上抨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干涉;在緬甸加入東盟問題和東帝汶問題上頂住美國的壓力，堅持不干涉內政等「東盟方式」。

結 語

東盟成立50年來,對於地區經濟合作、地區安全做出很大的貢獻。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東盟國家與中國的合作也越來越深入。但是也應看到東盟成立至今的歷史進程，東盟國家的戰略普遍受到大國關係變動的影響，加之東盟國家都是中小國家,對於中國、美國、日本、印度等大國的認知普遍存在一種「威脅認知」，為了在大國關係變化中謀取自身的利益，基本上採取了「大國平衡」的戰略，但這種戰略也是隨著國際關係變動有所調整。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蘇競爭態勢的變化及中美關係的改善，尤其是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和撤軍行動，促使東盟國家開始調整其外交政策:一方面緩和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加強東盟國家的團結與合作，增強東盟的力量，以期解決其面臨的經濟、政治、安全和文化問題。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蘇關係的緩和及蘇聯的軍事收縮,加上美國國內孤立勢力的壓力，促使美國調整其亞太戰略，逐漸收縮在東亞的軍力部署。東盟逐漸傾向一致的看法是，日本、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是對東南亞地區的潛在安全威脅，有必要採取「拉住」美國的軍事安全戰略，以平衡日本、中國和印度的所謂威脅。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力的迅速增長，美國將中國視為潛在的挑戰者，對華採取「接觸加遏制」政策。中美關係成為東盟國家外交選擇的重要考量因素。以新加坡倡議的「大國平衡」戰略逐漸為主要東盟國家接受，成為東盟國家的戰略選擇思維，即大國相互平衡，以獲取經濟和安全利益，但不希望大國衝突。

從上文分析中可以得出大國關係變動下東盟國家戰略選擇的主要考慮包括:促進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通過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方式，如加強自身防務力量和東盟國家之間的軍事合作以及繼續「留住」美國等，維護自身安全和主權;防範意識形態威脅，維護政權安全。各國情況不同，與大國關係各異，面臨的威脅不一，東盟主要國家的具體政策也會有差異。

當前，東盟國家的外交選擇難題在於如何適應中國快速崛起後的衝擊，以及如何在中美競爭大國之間進行選擇。筆者認為，東盟國家在今後仍然會採取有限制衡的戰略，適應中國快速崛起後的「新常態」，謹慎應對中美關係的波動，維護自身的利益，以免自身成為大國競爭、衝突的棋子，希望繼續扮演區域合作的「助推器」和「駕駛員」的角色。（注釋略;注: 論文基礎為參加「東盟發展五十年暨中國-東盟關係論壇」會議論文。原文標題：大國關係變動下東盟國家的戰略選擇——基於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歷史演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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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學報》；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台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