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一場騙局——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

貴族的淪落

談到法國大革命，我們在中學學歷史時，就已經知道有三位法國大文豪是不得不提到的：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他們的社會思想鼓噪一時，從骨子裡頭動搖了受苦受難的法蘭西民眾的信仰，為1789年攻克巴士底監獄準備了火力最猛的思想武器。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更是直接呼喚一個民主的政府，給民眾描繪出了一個當家做主的理想社會。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對這些文人們不循規蹈矩寫詩做文反而對社會問題甚至政治體制喋喋不休是相當反感的，他責怪他們不像大多數的德國同行那樣完全不問政治，埋頭研究哲學和美學、文學，而只是關心政府有關的問題。他無疑把盧梭們列為了革命意識的始作俑者，因為「逐漸地，民眾的想像拋棄了現實的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對現實狀況就毫無興趣了」，心生怨恨，以至於產生怒火，爆發起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托克維爾看來，偉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居然完全是由作家來進行的，真是不可思議。

其實，作為傳統貴族的托克維爾真正不滿的是作家們居然奪走了貴族們的位置，作家們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佔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自由政黨領袖佔有的位置。這個位置在托克維爾看來，應該是天生由貴族佔有的。讓托克維爾尤其不能忍受的是，貴族們居然自甘寂寞與墮落，反而去支持起作家們的事業來了——在盧梭的《懺悔錄》里，我們看到，即使高傲如盧梭也正是因為貴族們的寵幸才得以安度時日，從送給他退隱廬的埃皮奈夫人到引為知己的盧森堡元帥夫婦——他們把本該由自己掌握的政治權力棄之不顧，從而不思進取，情願埋身種種作家們的奇思妙想中去消磨時光，「一邊穩穩噹噹地享受豁免權與特權，一邊心平氣和地論述所有根深蒂固的習俗如何荒謬。」

舊制度下的貴族們竟如此盲目地促進了自己的滅亡。

托克維爾想說什麼

總的說來，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並非持一味的否定態度。他在第五章里總結了法國革命特有的功績：它在實質上是一場社會政治革命，這場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毀了若干世紀以來絕對統治歐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稱為封建制的那些制度，而代之以更一致更簡單以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社會政治秩序。即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之間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完成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

托克維爾在書中主要想闡述的是：這場幾乎整個歐洲同時醞釀的偉大革命為什麼爆發於法國而不是他處，為什麼它好象自發地產生於它即將摧毀的社會？舊制度怎麼會如此徹底，如此突然地垮台？而革命後為什麼專制情形又與舊制度如出一轍？……

在論述的時候，托克維爾努力把自己扮演成一個解剖手，握著一把鋒利的刀子，不帶感情色彩地在舊制度的屍體上努力去尋找它演變的來龍去脈。然而在他深入歷史骨髓的條分縷析中，我們仍然可以讀出托氏對於革命的真實態度，以及他所贊成的完成對舊制度的改造方式。在我讀來，托氏在字裡行間還想告訴讀者的是：革命不過是場騙局。

大革命的騙局

中世紀的那套封建制度早已經頹廢衰敗了，不僅在法國，在整個歐洲大地上無不如此。在法蘭西，這套制度，更有其鮮明的特點：貴族日益沒落，王權日益鞏固，下層階級尤其是農民苦不堪言，可是從其社會狀況、公民組織和思想風尚來看，法蘭西卻已經是歐洲真正最民主的國家。也就是說，舊制度一邊在腐爛，而擺脫這箇舊制度的桎梏，已經有了充分的條件。

法國需要擺脫舊制度，建立新制度，這是無庸置疑的了，然而建立什麼樣的新制度，尤其是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托克維爾無限嚮往的是自由政治制度。在他看來，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於，當人類精神不關心自由時，它仍然能繼續充當自由的後盾，並給予自由它固有的某種植物性生命，以便人類精神到時候能回到它那裡來，這些制度保證人們即使一時厭倦自由，也不會喪失自由。——作為傳統意義上的貴族，托克維爾對於自由有著無比的崇尚和熱愛。

而法國大革命也曾激起人們對政治自由的熱愛，然而我們看到的是革命最終產生的政府卻仍然跳不出專制的窠臼，不僅與自由制度的存在完全不符合，而且幾乎與之對立。這就是托氏告訴我們的革命的騙局。當然有人會說，法國大革命的起點和第一目的是民主，而自由則在其次。可是，民主的革命最終卻依舊是專制的惡果，自由在這裡邊仍然沒有一席之地，這樣的革命不是騙局是什麼？至少這樣的「民主」革命，托克維爾是不能容忍的。

原因何在？將政治自由引入與之格格不入甚至截然對立的制度和思想（在托克維爾看來，這些制度和思想並不是革命的產物，而是根植於民眾早已經習慣了的專制傳統和早已習以為常的對集權的服從），妄想去產生一個自由政府是徒勞的。徒勞的結果是使人們拋開他們的第二個目的（自由），而回到了第一個目的（民主），於是他們歸結到這樣的思想：不管怎樣說，在一個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畢竟還是能嘗到一點甜頭的。

從法蘭西到中國

我讀到這些入木三分的精闢之語，簡直要對托克維爾頂禮膜拜了。這傢伙怎麼這麼厲害呢？從一場革命就可以洞悉人類這麼多次革命背後的不可告人的隱私。托氏說，中央集權制與社會主義的確是同一土壤的產物，他們二者之間的相對關係是栽培的果實與野生幼樹的關係。

我想到的是中國的「民主」革命。我願意把時空拉長，我們的舊制度應該是清王朝及以前的有著數千年歷史的傳統制度。不要以為我們今天形成的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是革命的產物，裡邊的統治思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也不要以為只是統治者順手拈來，沿襲了這套源源流長的專制制度，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這套制度背後的觀念思想竟已經在做穩了數千年奴隸的民眾中間習以為常——他們就適合這個。說實話，我常常在想，在這樣一片慣常於奴役與被奴役的土壤上怎麼能開出民主的鮮花，結出自由的果子？——阿Q的革命理想不過是，將寧四娘子那張花板木床搬到土谷祠，然後和喜歡的吳媽睡覺，最後是「手持剛鞭把你打」.

所以，那以後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制政府，不過是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了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吧了。所以，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以後有袁世凱的登基……這與法國大革命後在共和國與帝國之間走馬燈燈走馬地走過場何其相似乃爾？

醫治道德墮落的良方

我們不得不承認，革命挾著摧枯拉朽天翻地覆的氣勢改變了舊社會裡邊的方方面面。然而我們也不得不看到，中央集權制（及在這個基礎上的專制）成了大革命後仍然保存下來的政治體制中的唯一部分。因為「只有這個部分能夠適應所創建的新社會」。

按照托克維爾的考察，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也沒有種姓、階級、家族等等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在狹隘的個人主義里，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做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

我們時常也在驚呼社會道德的淪落，有的人杞人憂天地把它歸結到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認為是金錢至上腐蝕了人們的良心，托氏卻告訴我們，它是集權制度下一個必不可少的產物。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們沒有區別地被分割成一個個微不足道的個體，而彼此毫不關心。「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會永遠不斷地下降。」

醫治這種弊端的良方在哪裡？托氏說，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端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著斜坡滑下去。「因為只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

兩種社會轉型的模式

對自由的崇拜，還有一個原因無疑是因為托克維爾屬於貴族。在他看來，自由，正是貴族身上保留的永不磨滅的最為寶貴的品質，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托氏認為貴族應該佔據國家政治中最為主體的地位。而要達致一個自由社會，對舊制度的改造也應該由貴族來領導和發動。

這樣的成功典範是英國。英國的改良模式是托氏贊不決口的。他認為英國之所以能保留自由政治的傳統，社會轉型成功，英國貴族是功不可沒的。他們的「傑作」就是使社會各個階級長期地相信共同的敵人是國王，因而使貴族終於變成了各民主階級的代表，而不是他們的主要對手。

而法國革命失敗之處則在於法國貴族的淪落以至於無力擔負革命的領導和組織，以至於最終由「最沒有教養，最粗野的階級」（托氏語，階級偏見可見一斑）來進行。托氏設想，假設這場革命（這裡已經演變成改良）由專制君主（當然主要是貴族參與其中鼎力配合）來完成，「革命」可能使法國也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社會——象英國那樣，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來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其成為自由社會。我所得到的啟示是，更為可怕的是，後來的統治者以人民的名義利用了「人民」來進行革命，最終只能走向專制的深淵。對於一切打著人民口號的宣言，都不應該輕易相信。

尋找自由精神

托克維爾的貴族優越感是一覽無餘的。而對於優越地位的喪失，他顯然氣不打一處來。他說，「永遠值得惋惜的是，革命中人們不是將貴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之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這樣一來，便從國民機體中割去了那必須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癒合的傷口。」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托氏認為貴族的自由氣質是保持自由社會必不可少的潤滑劑，是可以和集權專制抗衡的源泉，而在一個只承認人民，沒有其它階層，只有一個唯一的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的社會裡，自由是無從談起的。如果拋開托克維爾的階級偏見來看，這種觀點至少反映了部分真理。我因而有個疑問，今日中國的「貴族階級」何在呢？有沒有分化出一個具有自由精神氣質的階層來？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一種自由精神的來源，沒有這樣的力量的誕生，我們社會轉型的道路如何選擇？

我們的道路

我們不可能指望150年前的托氏給我們以答案。不過那條美化的道路，托氏也是差不多否定掉了的。這個寫出了鴻篇巨著《論美國的民主》的作者說，美國人「貫徹落實了我們作家的設想：他們賦予我們大腦中的設想以現實的內容」。也就是說，誕生於法國的社會思想政治理念反而在美國得到了最好的證明。而美國為什麼能成功，那些被托氏所鄙視的文人們的普遍的理念為什麼能在美國扎地生根開花結果？是因為美國沒有歷史，沒有集權傳統下的專制陰影。而在具有專制陋習（從人們的思想觀念到上層建築的政治體制）的社會裡，要想通過移植民主甚至通過這種形式妄想自由無疑是徒勞的。因為「最專制的政府也能與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結合在一起。」這就是我們目下面臨的尷尬處境。

托克維爾在《回憶錄》中表白說：「在思想上我傾向於民主，但由於本能（是一個貴族），我無比崇尚的卻是自由，這便是真相。」。而我則要說：「在精神上，我對革命激情無比神往，但由於理智，我無比推崇的卻是改良，這便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