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舊制度與大革命——十字路口的埃及

　　一切彷彿又回到了兩年半以前。

　　7月1日，埃及軍方發布了限期48小時的最後通牒，遭到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拒絕，3日，軍方斷然罷黜了這位埃及歷史上第一個民選總統。

　　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再次在因「阿拉伯之春」革命而聞名全球的開羅解放廣場上響起，與兩年半前驚人地相似。2011年2月11日，持續18天的大規模抗議將鐵腕統治埃及近30年的「最後一位法老」——82歲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趕下了台。

　　同樣驚人相似的是，指揮這次行動的是出任埃及國防部長不足一年的阿卜杜勒?法塔赫?賽西將軍，他是去年8月軍隊最高委員會負責人兼國防部長海珊?坦塔維遭解職後由穆爾西總統親自任命的。而在兩年半前，正是在穆巴拉克麾下擔任了20年國防部長的坦塔維元帥一手推動並完成了舊政權的謝幕。

　　軍方凍結了備受爭議的憲法，解散了伊斯蘭主義者主導的議會，任命最高憲法法院院長阿茲利?曼蘇爾出任臨時總統。曼蘇爾宣誓就職後隨即發布政令，宣布將對憲法進行修訂，並在半年後重新舉行議會選舉和總統大選。如同兩年前一樣，軍方聲稱將監督這份未來埃及政治路線圖的執行，保證各派別和國家政黨及年輕人參與其中，並承諾軍方不會直接參与政治或政府事務。

　　但與兩年前相比，今年夏季的這場埃及政壇變局還是讓許多人感受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區別——如果說之前埃及軍方以逼宮的方式迫使穆巴拉克下台，是一次放逐獨裁者的「義舉」，那麼穆爾西畢竟是一位總體上經由民主選舉上台的合法總統，軍方以武力推翻他所領導的政府，是否屬於一次軍事政變？

　　這的確是一個令人尷尬的棘手問題，它甚至迫使與埃及有著密切和重要外交關係的美國和以色列政府都不得不在態度和措辭上小心翼翼——它們都是奉行並不遺餘力宣揚自由憲政價值觀的民主國家，無法向一場軍人政變發去公開的賀詞，然而這場「政變」又似乎不僅有利於美國和以色列的利益，而且也代表了埃及的民意……此外，如果認定它為兵變，就意味著美國對埃及的龐大援助不得不凍結。

　　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埃及人自己的看法最有現實意義。去年總統大選候選人、曾擔任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的阿姆魯?馬哈茂德?穆薩在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時堅決反對將這次的軍方行動定性為政變。他認為這是一次「廣受歡迎的彈劾」，換言之，是對無法無天的總統的一次「武力彈劾」。而在塞西將軍發表講話宣布未來路線圖後，代表著埃及社會最重要的派別的幾位領袖——全球遜尼派伊斯蘭學術界的頂級學院愛資哈爾大學校長、科普特基督教大主教以及埃及主要反對派領袖穆罕默德?巴拉迪紛紛發表公開講話，明確支持這一路線圖。

　　不管埃及軍方罷黜穆爾西總統的行為是不是一次不合法的軍事政變，有一點顯而易見，它是一項頗得人心的行動。

　　西方輿論總是對軍事政變驚恐萬分，彷彿那是一件應當不惜一切代價加以避免的十惡不赦的壞事。這與西方几百年來穩定的政治程序和社會結構有密切關係，在那種政治運行框架內，軍事政變意味著巨大的破壞。然而，在政治體制並不穩定、有效統治經常相當脆弱的第三世界國家，軍事政變卻往往很可能是實現政權更迭成本最低、社會代價最小的手段。在一個本來就沒有多少合法性基礎的政治體系內，一次軍事政變不過是亘古不變的「城頭變幻大王旗」遊戲規則中十分平常的一幕，就像黑社會內部的火併和老大易位，對那些繳納了保護費的小店主們並不會構成太大的損害。相反，在這些缺乏政治共識的國家，一次失敗的選舉往往比一次成功的兵變更容易造成重大而長久的社會撕裂。

　　過去兩年來，埃及正在遭受著這種前所未有的撕裂。

　　宗教VS世俗

　　2012年6月底，也就是整整一年前，當穆爾西以51.7%對48.3%的微弱得票率優勢擊敗軍方支持的候選人、穆巴拉克時代的最後一任總理艾哈邁德?沙菲克，當選埃及歷史上首位民選總統時，這位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的政治領袖躊躇滿志。面對歡聲雷動的人海，他宣布，埃及歷史已經翻開了嶄新的篇章，自己上台後將致力於建設一個世俗、民主、憲治的現代化國家。為了打消人們對兄弟會濃厚的伊斯蘭主義的疑慮，他強調所有埃及國民都是他的家人和朋友，保證上台後不會採取復仇和清算政策，宣稱所有人都將依法享受平等的權力。

　　然而僅僅過去一年，開羅解放廣場上卻聚集起了數百萬要求穆爾西和穆兄會下台的示威人群，其人數甚至比當初反對穆巴拉克的革命時還要多得多。這絕不是一些頑固的伊斯蘭主義者所宣稱的那樣——是舊體制的回潮和復辟。因為民調清晰地顯示，穆爾西的民意支持率最高時曾達到60%，而在這一輪的抗議爆發前已跌至30%。

　　如此令人唏噓的反差究竟說明了什麼呢？

　　中國國內的輿論大多用「宗教神權vs世俗政治」的二分法來解釋「阿拉伯革命」爆發兩年多後埃及的這場巨變，這當然不無道理。但這充其量只是分析複雜的埃及乃至中東問題的眾多維度中的一個，還遠遠不夠。穆兄會上台後確實推行過一些伊斯蘭化的政策，還與奉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薩拉菲派眉來眼去，但這決不足以讓我們得出他們試圖復辟政教合一的神權政體的結論。與其說穆爾西及其同黨正在竭力推動埃及的伊斯蘭化，倒不如說是人們對穆兄會以及更為極端的宗教團體長期以來宣揚的那套意識形態的恐懼和警惕大大地放大了他們政治行動背後的宗教意圖。

　　如果堅持簡單地用這種「宗教/世俗」的二元對立來審視埃及和中東政治的話，我們將無比沮喪地發現自己鑽入了一個死胡同，這也是穆巴拉克和巴沙爾?阿薩德這類中東獨裁者一直以來堅持的那套邏輯：若不是他們的鐵腕彈壓，執掌大權的將是從清真寺里走出來的狹隘和激進的毛拉們。多年以來，他們成功地讓西方和全世界相信，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革是行不通的，因為民主化會讓伊斯蘭主義者獲得權力，再反過來壓制現代多元政治。簡單地說，民主將使整個中東淪為好戰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天下，從而將中東拖回中世紀，與西方乃至全世界為敵。

　　1979年發生在伊朗的戲劇性一幕似乎驗證了他們的先見之明，迫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驚恐之餘同這些阿拉伯獨裁者達成了一個浮士德式的交易。而在國內，伊斯蘭主義的幽靈成了埃及政權藉以延長1981年生效的《緊急狀態法》的借口，同時也成了他們進行非法拘捕和實施酷刑的理由。

　　事實上，正如眼下的埃及變局那樣，雖然風險的確存在，但更為真實的情況很可能是這樣：正是長期的高壓統治讓阿拉伯獨裁者的預言得以自我實現。這是因為，獨裁專制摧毀了阿拉伯世界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制度空間，從而為原教旨主義的繁衍製造了絕好的溫床。除了投奔清真寺和宗教大學之外，反對者幾乎別無選擇；而那些沒有文化的、貧困的民眾也只能從《古蘭經》和歷史中求得慰藉，而以穆斯林兄弟為代表的宗教組織則恰恰非常懂得通過廣泛的社會援助網路來與統治者爭奪民心。

　　政局「穩定」的背後

　　自1952年一批埃及軍官推翻法魯克王朝後，在「傳奇總統」納賽爾的主導下，埃及建立起一套強人政治模式，這一模式後來也為許多阿拉伯國家所效法。

　　簡單地說，過去60年來，以埃及為代表，阿拉伯的社會秩序一直由家長式的強勢人物所掌控，而力量強大的安全部隊和忠於當局的商界巨頭則成為其統治的基石。

　　空軍司令出身的穆巴拉克在薩達特總統遇刺後掌權。他處於一個區域鐵腕人物網路的中心，西方支持並資助這一網路，以此在這一令人頭疼的地區獲得穩定、有保證的石油供應和以色列的安全。過去30年，民主浪潮在其他幾乎所有暴君叢生的地區爆發，但在美歐的默許之下，阿拉伯成為例外，埃及就是一個例子。

　　在其30年執政生涯中，穆巴拉克對「穩定」的追求近乎偏執。客觀地說，穆巴拉克的這種策略成功地使埃及免於遭受中東戰亂的衝擊，並在阿拉伯兄弟與以色列之間左右逢源。此外，多年來，作為巴以爭端的積極——雖說幾無成效——調停者，埃及還贏得了不少外交上的讚許。

　　然而在國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被批評為「木乃伊式」的維穩日益顯現出其無法適應時代的專制僵化的一面。執政的民族民主黨幾十年來一直把持著政局，選舉不過是個幌子。在政治上，高壓之下的埃及民眾只能把人分成好人——民族民主黨，和壞人——穆斯林兄弟會。

　　因為近年來政局「穩定」，埃及經濟一直保持著很高的增長率。即便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埃及的GDP也依然維持在接近5%的年增長率。但體面的數字掩蓋不了埃及經濟所面臨的困境，非洲第二大經濟體的光環也絲毫不能惠及廣大人民。

　　埃及的高貧困率、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率在全球都是十分突出的。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埃及8000多萬人口中有40%生活在每人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的貧困線下；埃及官方統計的失業率數據為10%，外界估計實際數字超過20%，失業者尤以年輕人居多；最近幾年裡，埃及的食物價格通脹率達每年17%，人民生活不堪重負。此外，有44%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

　　僵化體制使得權力集中於少數政治家族中，貪污腐敗嚴重，貧富分化極端。2010年，在「透明國際」清廉指數排行榜的178個國家中，埃及位列第98。革命以後曝光出來的數據顯示，在這一「腐敗金字塔」的頂端，僅穆巴拉克家族就積累了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巨額財富。

　　由於靠高壓來維穩，警民關係的緊張成為埃及突出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埃及，警方勢力的觸角滲透到了公眾生活的各個方面。據埃及內政部統計，每天有六萬人到警察局「報到」。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埃及政府一直實施《緊急狀態法》。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被剝奪，警方動輒就無理由地逮捕民眾，無限期拘押罪犯，限制言論和集會自由，設立特別安全法庭……近年來還經常隨意給迫害對象扣上一頂「恐怖主義」的帽子。

　　埃及反對派主要領袖、國際原子能機構前總幹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一針見血地寫道：「在胡斯尼?穆巴拉克治下，埃及已經淪落為一個『失敗國家』。」

　　因此，作為舊政權的頭號競爭者，穆斯林兄弟會失敗的根源其實從一開始就已埋下，埋藏在對兩年半那場革命的一廂情願的片面解讀中。

　　點燃解放廣場上革命的引線既有歷史上歷次革命的諸多相同原因，也有新的內容。但穆爾西和穆斯林兄弟會不能或者不願意正確理解的最重要一點是：發生於21世紀的「阿拉伯之春」從本質上說是一場由中產階級發動、不滿青年為中堅力量的世俗革命。尤其需要一提的，不是那些傳教士和絕望的窮人，而是開明的中產階級第一次成為革命的發起者和促成者。這一點，只要考察一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在革命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便可一目了然。

　　埃及的革命看起來是一場對穆巴拉克個人的聲討，但實際上人們挑戰的是「穆巴拉克所繼承的、且未作出太多改變的埃及政治模式」。埃及社會中組織最為有效的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的確是參與其中的重要力量，但革命的基本性質卻是世俗的。數以百萬計的男男女女們走上街頭把穆巴拉克趕下台，他們要求的是政治和經濟上的廣泛權利，而並不是為了維護清真寺至高無上的地位。

　　傳統爭奪

　　2012年5月舉行的總統大選第一輪結果揭曉，當穆斯林兄弟會主席穆罕默德?穆爾西和前空軍司令及前總理艾哈邁德?沙菲克在最後時刻出現在對決場上，埃及政治彷彿退回了前政權的時代。在許多人看來，這是最糟糕的結果，「這是一場舊政權與兄弟會之間的傳統爭奪，其中沒有了革命的位置。」

　　事實上，這一對決格局代表了埃及政治博弈幾十年來不變的一條主線。

　　1928年在埃及創建的穆斯林兄弟會是整個中東地區伊斯蘭運動的一個重要孵化器，雖然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作為反對派而被取締，但它依舊存活了下來。目前，這是一個宗教上保守但非暴力的團體，因提供穆巴拉克政府未能提供的許多社會服務而贏得了大批民眾的信任。由於穆兄會是全埃及唯一有良好組織的紀律嚴明的反對力量，在推翻穆巴拉克的抗議活動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自然而然地贏得了此後舉行的一系列選舉。

　　穆巴拉克倒台後，穆兄會從半地下狀態走到了政治前台。為了參加議會選舉，它建立了自由與正義黨。按照全面掌控政局的埃及軍方公布的路線圖，在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進行的人民議會（議會下院）和協商議會（議會上院）分階段選舉中，自由與正義黨分別贏得了47%　和59%的席位，成為議會中第一大黨，人民議會議長、協商會議主席以及議會中的重要委員會主席職位均由該黨議員擔任。連同極端伊斯蘭教派薩拉菲派的「光明黨」所獲得的席位，伊斯蘭主義者實際上在革命以後的第一屆埃及議會上下兩院中均佔據2/3以上的絕對優勢，這讓他們順理成章地把持了負責修訂新憲法的制憲委員會。而在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世俗自由派得票率僅為13.35%。

　　稍後成立的制憲委員會幾乎全部由男性伊斯蘭主義者組成，在委員會的100個席位中，占埃及人口略微過半的女性和占埃及人口約10%的科普特基督教徒合計只被分配了10個席位。由於擔心未來憲法中會充斥限制個人自由的伊斯蘭教教義，自由派人士相繼宣布退出並抵制制憲委員會。

　　但在當時將要進行的總統選舉中，此前行事低調謹慎的穆兄會一直表示不會提名總統候選人。2011年，前穆兄會高級成員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福圖還由於公開表示要參加總統競選而遭到穆兄會開除。然而，2012年3月31曰，也就是距離總統候選人登記截止日期的4月8日僅剩約一周時，穆兄會突然食言，決定提名候選人參加總統大選。只是由於其最初提名的海拉特?沙特爾因資質不符被取消參選資格，被稱為「備胎」的自由與正義黨主席穆罕默德?穆爾西才在總統候選人登記工作結束的前一天被正式提名參加總統大位的角逐。在組織良好的穆兄會的全力支持下，這位獲得過美國南加州大學工程學博士的60歲的工程師和大學教授順利當選埃及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雖然他其貌不揚並缺少領袖氣質。

　　軍方的角色

　　在這一過程中，軍方勢力始終沒有退出過對權力的掌控。

　　這些天，不少評論者將埃及軍方在這次政治變局中的作用與土耳其軍方長期以來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相比較。表明上看，兩者在阻止國家政治的伊斯蘭化上的確起到相似的作用，但這種比較忽視了一個最根本的區別。

　　埃及與土耳其最大的不同在於，土耳其是個總體上已經建立起穩固的憲政制度的民主國家，軍隊則是捍衛凱末爾世俗化國策的堡壘。雖然歷史上土耳其軍隊發動不計其數的軍事政變，推翻試圖復辟神權政治的民選政府，但土耳其軍人很少自己執掌政權。埃及的情況則正相反，自納賽爾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君主統治、建立共和國以來，埃及的三任總統均為軍人出身，埃及的地方首長中也大部分有軍方背景，他們都不過是脫下了軍裝的元帥和將軍。

　　將埃及軍隊與土耳其軍隊相提並論的人還忽略了更重要的一點，土耳其軍方的行動邏輯雖然也包含利益動力，但它是意識形態統領的。土耳其共和國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的高壓有著明確的政治目標，即把土耳其改造成為一個他理想中的政教分離的現代世俗國家，說到底也就是西方國家。埃及軍方則並沒有自己明確的政治藍圖以及對宗教與政治關係的看法，它的行動客觀上雖然的確是在捍衛世俗政治，但其動機主要是維護自身特權。

　　歷史上，埃及當局從未刻意推行過「去宗教化」的世俗政策，只是其軍事獨裁政權基於自身利益一直對潛在的反對派懷有強烈戒心。而在一個穆斯林占絕對多數，文盲比例奇高的貧窮落後的前現代社會裡，宗教自然是反對力量可利用的最便捷和最重要的資源。試想一下，如果你去對一個世世代代生活於尼羅河邊目不識丁的埃及農民談論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他一定既聽不懂、也沒有興趣聽；而你若用他從小就背的滾瓜爛熟的《古蘭經》上的那些懲治貪官污吏、鼓吹天下一家、宣揚貧富均分的道德訓誡來與他討論社會現實，他怎麼會不產生強烈的共鳴？

　　這一次的情況也不例外，埃及軍方經過一番權衡和預估，顯然認為發動這麼一次政變對自己利大於弊。具體可能有下述理由：第一，推翻穆爾西及其穆兄會政府後，軍隊在民眾心目中有可能得分，至少不會失分；第二，這次行動也不至於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中東穆斯林世界——太強烈的反彈；第三，它顯然有利於在未來的大選中安插更多親軍方的人士進入議會和政府。

　　由於長期的宣傳灌輸，軍隊在埃及百姓中原本就享有高度正面的聲譽。對老一輩人來說，歷史上的歷次中東戰爭記憶猶新，他們總是不無自豪地將軍隊形象與保家衛國聯繫在一起。在兩年半前的「阿拉伯之春」民主浪潮中，將穆巴拉克趕下台的最後決定性力量同樣來自軍方。當時，審時度勢的軍隊沒有選擇站在行將就木的舊政權一邊，贏得了國內民眾的尊敬感激和國際輿論的高度讚譽，一度被視為「民主的捍衛者」。

　　從納賽爾到薩達特，再到穆巴拉克，埃及的主流意識形態、內政外交乃至外部盟友不斷變化，但無論國家政策如何變化，惟一不變的是軍隊對這個國家的高度控制。

　　由於納賽爾建立起來的強人統治最倚重的便是軍隊，後者自然而然地在埃及社會經濟中有著巨大利益。除傳統的兵工外，從家禽飼養場到水務公司再到房地產項目，到處都有軍方的身影。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軍隊加大了在經濟領域的參與程度。此外，軍官獲得了諸如商品和服務特殊優先權等各種利益。軍方巨大的經濟利益還涵蓋了從烤箱和礦泉水產品到海濱公寓的租金。這些預算極不透明，細節從不對外公布，但有人估計，軍隊的經濟利益高達埃及國內生產總值的20%-30%！

　　所有這一切，決定了埃及軍方在社會中扮演的註定是反對變革的保守角色。毫無疑問，它自然也是伊斯蘭極端思潮的堅定敵人。這次推翻穆爾西的政變，說到底是軍方又一次成功地利用了埃及國內以及國際社會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長期又巨大的擔心而採取的一個高明的政治手腕。但如同上一次推翻穆巴拉克一樣，軍方下一步將做些什麼？如何做？這依然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因為經受了革命洗禮的埃及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

　　反對派與執政者的轉變

　　埃及是中東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大國，擁有阿拉伯20%的人口，它的轉型對阿拉伯民族乃至整個穆斯林世界具有無可替代的示範作用。

　　我並不認為穆爾西和他的穆斯林兄弟走到今天，是因為他們在行動中推動了多少伊斯蘭化的神權政治，雖然他們內心的確有這個想法。事實上，他們在這方面還是相當收斂的，他們可能也並非自由派想像得那麼不開化。一個更加可能根源是：毫無執政經驗的穆斯林兄弟會低估了現實政治的複雜性，這是能力問題。這並非說他們缺乏政治組織能力，但作為反對派與執政者需要的能力的截然不同的，許多棘手的現實問題的解決，並非虔誠信仰真主的穆斯林兄弟會駕輕就熟的民間救濟組織工作那麼簡單。

　　因此，與其說穆爾西是另一個埃爾多安，不如說他更像剛民主化後上台的阿基諾夫人。

　　反觀軍方，今天，它表現為一種秩序力量以及競爭對手間的仲裁者。但因為有重大的切身利益需要維護，所以，不可能像它自己宣稱的那樣中立。埃及政體現有的基本結構對軍方是有利的，但軍方應該已經懂得，這種結構是無法繼續維繫的，它必須在政治博弈中摸索出一條新的道路，在確保基本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利用自身無可比擬的優勢力量逐漸引領埃及進入一個多元現代社會。

　　本文是一個針對這次埃及政治變局的總括性的描述，關於埃及軍方、伊斯蘭主義者以及自由派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及政治鬥爭，我將在下篇中進一步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