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現代化：我們可以汲取些什麼？ （上）

下面這篇文章，取自我2013年出版的著作《中國人成熟嗎？》的其中一章。也許你看了本文的標題，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或難以接受; 也許文中的一些例子已有些過時，畢竟那是寫於四年多前的舊作。但其實討論的問題，今天卻依然沒有過時。下面是該文的節選:

中國百年現代化：我們可以汲取些什麼？

2011年10月11日，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早在一年多前，海峽兩岸就有輿論呼籲兩岸藉此機會舉辦共同紀念活動，既藉以進一步提升兩岸關係，同時也以此作為回顧、梳理和反思中華民族百年現代化心路歷程的契機。但遺憾的是，這一呼籲並未得到台灣官方的回應。

馬英九官方沒有回應這一要求，就事物本身的邏輯而言自然可以理解，因為2011年10月正值台灣新一屆領導人選舉前的三個月，此時此刻台灣內部錯綜複雜的選戰形勢，將使馬英九任何一點與大陸採取的共同行動，都可能被民進黨和綠營方面解讀為「親共」和「出賣台灣」。因此，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兩岸基本上是各自舉行紀念活動，由此形成「一個辛亥革命，兩岸分別紀念」的狀況。

然而，真正的問題還不在於此，真正的問題在於：一、兩岸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動，基本上是由兩岸的官方主導，民間發揮的力量雖然有，但卻十分薄弱；二、由兩岸官方主導的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活動，基本上都是分別延續了各自本身的政治基調，並將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就與各自官方迄今取得成就相掛鉤，由此又形成了「一個辛亥革命，兩岸各自詮釋」的情形。

這一情形的出現，才是真正令人感到遺憾的。辛亥革命到底是什麼？一般的人們自然有其答案：這是一場推翻幾年前封建帝制，建立民主體制的革命。台灣的朋友們也許還會作進一步的詮釋：辛亥革命是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如果進一步追問下去：辛亥革命要達到的目的到底是什麼？辛亥革命試圖達成的目標，最終有沒有達到？辛亥革命為什麼要提出其目標？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的局面又會如何？

這一連串問題的答案，顯然不是那麼輕易就可得出的。如果說，辛亥革命的目標除了推翻帝制，還希望建立民主共和，並以此來推動中國現代化更為穩健的發展，那麼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後，這一目標在中國大地上顯然沒有完全實現。其間的原因是十分複雜的，教訓也十分慘痛。建立了民主共和框架的中華民國，雖然被稱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家，但這一民主共和國家只是建立了一個框架而已，其權力最終仍被袁世凱和其他軍閥所篡奪。在辛亥革命之後的百年時間裡，中華民族經歷連串的混戰、革命和暴力，最終依然在二十一世紀上半葉的今天，回到了百年前的原點，即保證現代化在中國取得成功的要素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依然困擾著百年後的中國人及其現代化事業。

既然這樣，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就不能被稱為一場成功的革命。但辛亥革命沒有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既然沒有取得成功，那麼當時為什麼要發動這樣一場革命？其歷史背景和原始心理動機到底是什麼？這些背景和動機反映了中國現代化歷程上哪些更為深層的困惑？

這些問題顯然都非三言兩語就可以回答清楚，而需要對百年現代化的道路有一個系統、冷靜、深刻和邏輯的梳理。擔當這一任務的，自然當屬今日生活在台海兩岸的人們無疑，因為兩岸的人們雖然生活的環境不同，而且雙方之間目前仍存在較為嚴重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框架的分歧，但雙方畢竟都在參與這個民族崛起的進程，並做出了各自的貢獻。同時，撇除兩岸目前的政黨和政治框架紛爭，如果兩岸的人們能站在中華民族歷史的高度，對以辛亥革命為主要標杆之一的中國百年現代化的進程，做一番超越情緒的梳理，也許雖然不能共同紀念，但卻能在情感和理性的層面互相靠近一步，也不失為具建設性之舉。

但這一切在2011年10月辛亥革命百年之際，卻並沒有發生。中華民族的人們，似乎白白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梳理和反思的機會。由於沒有清醒的指引，過去百年的現代化道路，中國人走得十分茫然，其成功也帶有極強的偶然性；而如果沒有清醒的梳理和反思，也許未來百年的現代化道路，中國人將依然走得十分茫然，未來無論是成功還是挫折，似乎也將依然帶有極強的偶然性和隨機性……

這一代的中國人，實在太讓人遺憾了。……

如何回首中華民族百年心路歷程?

近年對辛亥革命，兩岸的學術界和思想界也有一些新的思考，尤其是對於當時在立憲和革命的取捨問題上，兩者各有哪些得失，百年之後重新回首，確實可有許多新的思索。

比如：辛亥革命是否必須在那個時間點爆發？提出這一質疑的論點認為，清末十年，實際上已經開始憲政改革的道路；雖然憲政改革之路頗為艱難，而且也伴隨著「戊戌變法」等運動的失敗，但畢竟當時的統治集團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已開始卓有成效的改良，無論是1905年取消千年科舉制度，還是1908年開始法律和憲政制度建設，似乎都折射了這個古老的民族正在出現一絲曙光。提出質疑的論點繼而認為，如果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當時能有多一點的耐心伴隨這場改革，那麼在崇尚皇帝的中國，也許可以較為成功地建立一個如英國和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制國家。這些論者認為，推翻帝制不是辛亥革命應有的唯一目標，帝制也非判別專制或民主的唯一指標，許多推翻帝制的國家實際上依然在行帝制之實，而有些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卻是偉大的民主國家，其代表就是英國。

順著這一邏輯思考，中國幾千年歷史進程，多的是改朝換代的革命，少的是改革或改良的行動；中國歷史上，除了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基本成功外，沒有一場改革或改良是成功的，中國人的血液深處似乎天生就流淌著革命和暴動的血液，而沒有和平改良的基因。從這個角度出發，有學者質疑辛亥革命操之過急，將清末一場本來也許可以成功的憲政建設和改良的進程扼殺在了搖籃之中，並開啟了二十世紀中國大地暴力爭鬥的大門。

但辛亥革命失敗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國缺乏思想和精神啟蒙的進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千年帝制並建立了憲政框架，但在一個缺乏思想啟蒙的國度，其失敗的命運是註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便沒有辛亥革命這場「暴力行動」，清末的憲政改良也不可能成功，其邏輯與辛亥革命失敗的邏輯是一脈相承的。

你千萬不要以為這樣的思考和討論是無謂的。這些思索的終極目的，應該不是對當年的歷史提出毫無意義的質疑，而是為了中華民族未來的走向，尤其是在制度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的方面。而中華民族的制度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建設，間接也可促進同屬中華民族的兩岸人民的共生和共榮。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前，台灣大學教授、德國漢堡大學政治學博士張亞中先生耗費幾年精力牽頭拍攝了一部紀錄片《百年中國，迷悟之間》。片名的「迷悟」兩字，用白描、傳神的手法，畫龍點睛般地描述了百年中國現代化的艱難心路歷程。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如果說推翻帝制是辛亥革命的成功，那麼為什麼民主、憲政的理念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後依然未能最終實現？而且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後不久，雖建立了民主憲政的框架（如憲法、參議院等），但最終還是為袁世凱所篡奪，而且最後演變成軍閥混戰，繼而導致國共內戰和二十世紀華夏大地的血雨腥風。以致到了二十一世紀，歷史走了一百年，彷彿又回到了當年的原點，亦即保證中國現代化成功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框架到底是什麼？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衰敗進程不斷加劇，並在義和團運動期間陷入最低谷。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同時展開，然而30年後的甲午海戰，展示了兩者在物質現代化層面的完全不同的結果，其對中國精英階層的心理刺激是難以言喻的。

2004年5月和2011年10月，我兩次前往日本進行較長時間的考察。無論是在歷史受到嚴重歪曲的「游就館」，還是在明治維新時代就已經建立的日本國會，我的心靈時時刻刻都在感受著一種震撼。中日兩國近代一百多年的歷史，是一部充滿恩怨情仇的歷史，也是兩個東方民族各自開始其現代化進程的歷史。1860年代，各自閉關鎖管的中日兩國，其實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各自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打開了國門，也都各自開始了其第一次現代化的嘗試；在中國，這一努力被稱為洋務運動，在日本則被稱為明治維新。然而30年後，兩國第一次現代化的結局卻截然不同。

中國的洋務運動何以失敗？日本的明治維新何以成功？這是幾乎至今扔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很難嗎？我不知道。一百多年來，曾有無數研究中日這兩場現代化運動的書籍出版，可謂汗牛充棟，其間也閃爍著不少真知灼見。然而，另一個詭譎的現象卻是：雖然已有不少真知灼見的研究，但百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卻依然走得非常艱難。

關於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有學者認為基本上由於三個原因：一、在經濟領域裡，洋務運動的經濟活動大多是官辦的，而沒有挖掘經濟活動的民間原始動力；二、綿延數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經成為現代化發展的嚴重阻礙；三、以科舉制度為代表的對思想的禁錮，極大地阻礙了人們創造力的發揮。

1978年由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進程，在目標和外部特徵上都是1860年代洋務運動的延續。首先，改革開放與洋務運動一樣，都是和平的改良行動，而非激進的革命行動；其次，兩者都以現代化的西方為學習和追趕對象；第三、兩者都以富國強兵為最終目標。

然而，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基本成功，而當年的洋務運動則全面失敗，其在經濟領域裡的最大區別在於，洋務運動的經濟活動幾乎都是官辦的，而改革開放則極大地發掘並發展了民營經濟。經濟作為一種個體的行為，其最為原始的驅動力就是個體；在此基礎之上的經濟組織方式，只有通過民營（亦即私營）的方式，才能具有真正的活力。本書前面曾提到，30年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民營經濟的發展，亦即釋放了中國民眾創造財富的潛能，並把經濟振興和民族復興的金鑰匙完完整整，原原本本地交到了中國民眾的手裡。

我不知道鄧小平當年設計改革開放時，有沒有如此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並能象我們今天這樣地侃侃而談；也許鄧小平當年並沒有從理論上想得那麼多，但他卻十分敏銳並具有足夠的穿透思考力，這也許與他早年留學歐洲的經歷有關，但也許根本就是他的出於本能的悟性。

我有一種直覺：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將超過毛澤東，原因很簡單：毛澤東在當代中國歷史上雖然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就推進歷史進程的方式而言，他只是重複了中國千百年以暴力革命改朝換代的邏輯而已；而鄧小平則真正開啟了中國以和平和非暴力推進改良的進程，並顛覆了中國人千百年來「只會革命，不會改良」的陳舊邏輯。從某種意義上說，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從使命和方式，都嫁接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只不過在某些方面，改革開放較之洋務運動而言取得極大的成功，而在某些方面，改革開放卻與當年的洋務運動一樣，並沒有在中國現代化的深層取得突破。

遺憾的是，從洋務運動到改革開放，中國歷史的車輪向前滾動了一百多年，但卻似乎並沒有推動中國在精神層面的實質進步，相反倒是碾碎了無數鮮活的生命，令這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充滿革命、暴力、鮮血和無數生命的代價。這一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們的前輩為了拯救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而作的無數次探索中的幾個，然而依循的卻依然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陳舊的邏輯，即生靈塗炭，血流大地，「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其實，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探索、跌打的歷史，走得很辛苦，甚至遍體鱗傷，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 是中國人做一些理性梳理，並尋找一點智慧的時候了。辛亥革命後的一百年，民主憲政的框架迅速為軍閥混戰所替代，理性改良的氛圍迅速被革命的浪潮所淹沒。「五四運動」本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可以發展成為民族思想啟蒙的契機，但這一契機隨即被接踵而來的革命浪潮所覆蓋；中華民族由此錯失了一個思想啟蒙的良機，但卻由此再次踏上了以暴力、流血完成改朝換代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經過了一百年的暴力和流血之後，中華民族依然是一個沒有完成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的民族，全民的精神狀態依然停留在混沌狀態。這種混沌狀態無論是遇到民族衰敗期，還是遇到「文革」那樣的集體政治瘋狂，抑或是商業大潮下的拜金和迷茫，都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但無論通過哪種方式表現出來，其背後的本質卻是一樣的，即：一個沒有經過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的民族，其道路始終走得非常艱難、迷茫和充滿不確定因素。

現在讓我們回頭看清末當年的情況。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清末統治者也終於開始了十年新政的歷程，其間無論是廢除科舉還是立憲，多少顯示了清末統治者的改良願望和決心，其中可稱為難能可貴的一點是，清末統治者終於認識到，物質現代化必須伴隨以政治現代化的框架。

然而，歷史沒有給清末統治者更多的時間和機會，辛亥革命的浪潮已迅速將其推翻并吞沒。當然，百年後任何的假設和指責都是多餘的，但有一點卻不容忽視，即：清末的立憲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行為；其雖然認識到政治現代化框架不可缺少，但卻沒有認識到，制度現代化的基礎是精神現代化，因此在清末中國社會缺乏精神現代化的情況下，任何制度框架只是新瓶裝舊酒而已，最終還是難逃失敗的命運。即便清政府不被推翻，立憲進程的成功概率也極小；民國早年的憲政困局和軍閥混戰都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上一章里已提到，處於國力衰退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實際上有一種集體的茫然、急躁和騷動，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大地血雨腥風的深刻思想背景。洋務運動失敗後，中國已開始醞釀革命的氣場，然後一路走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由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才重新開始和平、理性救國的嘗試。雖然其間有許多深刻的歷史教訓（而且更多是思想史的教訓），但從寬容的角度看，二十世紀中國的兩場革命– 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以及兩場國共內戰，其實是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們嘗試用不同的藥方，來拯救同一個苦難深重的祖國。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的血雨腥風和你死我活之後，當經歷30年改革開放，中國終於開始 – 至少在物質層面上 – 崛起的時候，現在是到了返回理性救國（或曰治國）軌道上的時候了。

回首過去一百五十年中國現代化歷程，制度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應該成為中華民族不可迷失的方向；而清末新政失敗的教訓顯示，制度現代化的真正基礎是民族的精神現代化。未來幾十年，中華民族能否完成或至少開啟這一進程，是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的這個民族的人們面臨的共同精神挑戰。

過去30年和60年：中國做了些什麼？

200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與辛亥革命百年一樣，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當然，與過去150多年中國現代化進程相比，60年只是三分之一的時間。但這三分之一卻較之其他時段都更為重要。這不僅因為今天的中國和中國人正處於這個時代，而且也由於這60年既為中國帶來了很多成就（比如中國歷史上從未曾成功的改良創舉-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崛起的進程），同時也為中國和中國人帶來了很多思索。

從大歷史和大文化的角度，人們也許用三個時間標記可以清晰看到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坐標意義，以及中國在這一歷史坐標下的成就、困惑和使命。這三個時間標記分別是：一、建國60年與過去150年；二、過去60年之中的前後30年；三、未來的30年和60年。

首先，就建國60年和過去兩百年而言，從1820年代開始，中國衰敗進程加劇。中國曾嘗試過各種辦法，歸納起來無非是改良和革命兩種，學習的模式從西方到日本，又到蘇聯。但十九世紀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幾乎都告失敗，最後只能訴諸革命的道路。於是，二十世紀又爆發了兩場革命，一場是辛亥革命，另一場就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兩場革命的結果，是中國大地先後出現了兩個國號，一個是中華民國，另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雖然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令人刮目相看，但過去百多年中國的困惑卻並未完全消除，即：一、技術上如何追趕西方？二、在制度上如何保證現代化的成功？三、如何更新和提升中華文化中有助於現代化發展的元素？

其次，就過去60年之中的前後30年而言，在中國大陸內部曾有一些出自不同角度的觀點和爭論，其焦點是：前後30年究竟是否可分？當然，從官方的角度出發，自然希望將前後30年看成一個整體。但其實，無論是將前後30年看成一個整體還是前後割裂，都會面臨一些深層的困惑，需要人們極為仔細地進行剖析，不然就會陷入一系列因缺乏邏輯梳理而產生的簡單化和模稜兩可的思維泥淖，比如：前30年的基礎是否奠定了後30年的成就？今天的中國到底是否定前30年還是繼承前30年？……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必須看到，前後30年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是相同的，30年前的撥亂反正和開啟改革進程，來源於中共黨內的開明力量，而非任何體制外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中國的大多數進步，恐怕只能依賴於中國現有政治體制內的開明力量。

同時，正是由於前30年的工業、軍事尤其是民族自信心等方面的基礎，才使後30年的進步成為可能。1949年後創建的舉國體制，雖然在社會利益日漸多元化的今天，已經而且還將繼續顯示其與現代市場經濟的的深刻邏輯悖論，但從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角度看，必須承認，舉國體制對於整合一個百年衰敗的民族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即便這種作用具有相當的時間性和階段性。

但同時必須看到，若沒有後30年的努力，那麼前30年的經濟和政治政策則可能到今天早已將中國弄垮了。1976年文革結束時，中國有一種說法「國民經濟已到了到崩潰的邊緣」，十分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的真實情形。其實，即便沒有「文革」，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經濟政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全球化浪潮中，也沒有繼續維持的可能。

因此，今天人們要做的是，既要肯定前30年在整合衰敗中國方面的功績，但同時也要果斷否定前30年的謬誤。這種謬誤歸納起來就是，繼續用革命的手段來從事現代化事業，用急躁和盲動的情緒替代科學的發展規律，尤其是從早年的追尋民主走向取得政權後的與民主思想遊離乃至對立。

但在果斷否定前30年謬誤的同時，人們對前30年還是應抱著寬容的態度，並輔以理性的思考和整理。前30年的謬誤，從大框架上看，屬於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迷茫和迷失；與其將謬誤歸咎於某一個領導人或領導集團，還不如更多地從中國精英在百年現代化過程中的心路歷程上多做一些探究，這將來得更具有深刻性和建設性。

涉及到今天，由於對前後30年始終沒有做過清晰的邏輯整理，因此在兩者不可分割的背後，人們依然在今天－亦即改革開放30年後－依然能在許多思維和行為模式上找到前30年的影子。因此，為了未來30年、60年的道路走得更加自覺、穩健，人們還是有必要在承認前後30年不可分割的同時，對前後30年做一番系統、邏輯、冷靜的梳理，尤其是須注意以下幾個層面的問題：一、前後30年里，有哪些階段性的做法，有助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二、前後30年里，有哪些做法雖階段性有助於現代化進程，但卻無助於建立一個保障現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三、前後30年里，有哪些做法雖有現代化的良好願望，但卻與現代化的真諦背道而馳，因此必須果斷拋棄？

行文至此，已涉及到未來30年和60年中國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一言以弊之，就是如何建立一個保障現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過去數百年西方現代化的經驗顯示，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成功，必須有賴於法治和政治民主的基本框架，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現代化的長治久安。

筆者在不同場合（包括演講、節目和文章）都指出，由於中國歷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中國在現代化模式上不可能完全複製西方制度的版本；但中國如何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現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體制困惑，其背後也不僅是政治原因，而是一個深層的文化困惑。

因此，未來30年到60年，中國面臨從清末到「五四」運動沒有完成的兩大使命：一、建立現代化的保障框架；二、提升和整合中國文化，使之既有助於現代化保障框架的建構，同時也有助於東西方秩序的調適和平衡。

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就可預期的未來而言，中國必須在逐步解決社會矛盾的過程中探索符合中國的現代化保障框架。無庸諱言，今天中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聚了許多相當激烈的內部矛盾。本書第四章所討論的「中國模式」內在困惑能否持續解決？恐怕十分考驗未來30年人們的智慧。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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