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下」到「國家」（下）

06-19

從「天下」到「國家」（下）

「禮儀」的屈從

乾隆、嘉慶年間英國兩次遣使來華，引發了覲見皇帝「禮儀」問題的激烈衝突。這種衝突，在鴉片戰爭之後更加激烈，完全無法迴避。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締約談判中，清廷對英、法侵略者割地賠款諸條照單全收，但對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親遞國書的要求卻嚴加拒絕，激烈抗議道：此事關係國體，萬難允許，表現出少有的堅決。視「禮儀」重於「地」與「款」，後人可能難以理解。不過幾經英、法武力威脅之後，清廷還是不得不同意外國公使駐京，並且中英《天津條約》專有一款對「禮儀」作了承諾，承認英國是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英國欽差大臣作為代國秉權大員覲見大清皇上時，可不行有礙於國體之禮，而行與英國派到西方各國使臣拜見該國國主時同樣之禮。強迫中國實行現代國際體系之禮儀規範。

雖然簽訂條約，但清政府並不准備履約，曾經不許外國公使駐京。後來不得不允許外國公使駐京，但仍不準備履行有關禮儀的條款。咸豐帝以逃避熱為由嚴拒接見西方使節後，不久就病故，由其年僅五歲的兒子載淳（同治帝）即位，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西方使節覲見皇帝遞交國書之事便暫時擱置下來。

但這一條款使「天朝體制」被打開一個不小的缺口，覲見皇帝之禮遲早會提出來。對此，朝廷自然一直擔心不已。

1860年以後，西方列強便紛紛派遣公使常駐北京，而中國卻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因為清政府一直認為，外國使節駐京本就是對幾千年「天朝」體制的破壞；而且，本來是「萬邦來朝」，不需「天朝」對外遣使，如果「天朝」再派使臣出駐外，更是承認了「條約體系」，自取其辱。然而，這幾年中外交涉越來越多，負責處理涉外事務的總理衙門的大臣真切地感到，在與外國交涉、談判中，外國對中國情況非常熟悉，而中國對外國的情況幾乎毫無所知，根本原因就在外國在中國駐有使節，而中國沒有駐外使節。承認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而且，隨著《天津條約》規定的十年修約之期將至，清政府對列強是否會趁機「索要多端」擔心不已。修約關係到「禮儀」，各路大臣紛紛發表意見，雖然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持開明態度，但反對意見更加強烈、更有力量。

此時朝廷急欲事先遣使各國了解對「修約」的態度，但又根本沒有具有基本外交常識和國際禮儀的官員，找不到能擔此任者。而更重要的是，清政府一直堅持外國駐華使晉見中國皇帝時必須下跪行禮，而中國是「天朝上國」，中國使節覲見外國元首、皇帝絕不能行下跪禮，況且外國也不要求中國使節行下跪禮。不過，問題接著就來了，本就不願對中國皇帝行跪禮的「化外之邦」就會更加理直氣壯，因為中國使節不對外國元首行跪禮，外國使節同樣也不必對中國皇帝行跪禮。

形勢要求中國必須對外派使了解情況，但具有最高權威性的「禮」又使中國不能對外派使。正在這不派不行派也不行的兩難之際，1867年11月，美國首任駐華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Anson）五年任期屆滿卸任，來到總理衙門向恭親王奕訢辭行。本來一樁例行公事的外交應酬，卻非常意外地使這一難題迎刃而解。

蒲安臣於1862年7月作為清政府接納的首批外國公使之一入駐北京。他駐華期間，美國的對華政策主要還是追隨英、法等國從中漁利，與中國未有嚴重衝突。尤其是美國在1862年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更有好感。「合作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在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上，美國要與英法等國協商合作，贊助中國政府在維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條約口岸內既不要求也不佔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國政府對於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轄，不威脅中國的領土完整。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蒲安臣不僅與英、法等國「協商合作」，也與清政府「協商合作」，在中美一些具體問題處理上注意與清政府溝通，因此奕訢等人對他印象甚佳。所以，在歡送蒲安臣卸任的宴會上，聽到他表示今後中國如與各國有「不平之事」自己願為中國出力、如同中國所派使節這番客套話時，奕訢等人卻靈機一動，認為如真能請他為中國外交使臣，既可達到遣使出洋的實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體制問題和中外禮儀的糾葛。因為他畢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所以他不向外國國家元首行跪禮，不能成為外國駐華使節見中國皇帝時不行跪禮的理由。

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等人的支持之後，奕訢正式向朝廷上奏「請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奏摺首先闡明了中國派使的重要性，然後大大讚揚蒲安臣一番，並且說明，由於中外禮儀不同，「用中國人為使臣，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臣，則概不為難」。朝廷也認為這是一個既不失中國體統，又解決實際問題的兩全其美的辦法，所以立即批複同意。清廷決定委派蒲安臣作為中國政府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使團出訪，但又擔心英、法兩國有疑慮，於是決定加派一名英國駐華使館官員為「左協理」，一名在中國海關任職的法國人為「右協理」。同時，又派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二人同蒲安臣一同出使，亦任「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使團隨行人員有30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館的學習外語的學生，充任翻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外交使團就這樣組成。

由於蒲安臣畢竟是外國人，又是中國首次派使到外國訪問，清政府對其許可權、注意事項都作了一系列規定，但清政府最擔心的仍是「禮儀」問題，所以對「禮儀」問題的指示最為詳細。要求中國使團不必見外國元首，「或偶而相遇，亦望貴大臣轉達，彼此概免行禮。候將來彼此議定，再行照辦」。每到一國，國書並不直接交給該國元首，而是「由該處執政大員代遞」，並且要說明將來有約之國給中國皇帝的國書「亦照此而行，庶乎禮節不致參差」。「如有欲照泰西禮優待者，貴大臣不能固卻」但必須「向各國預為言明，此系泰西之禮，與中國體制不同，因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不必援照辦理，不得不預為聲明」。「貴大臣既經奉命為中國使臣，將來到各國時，凡有如中國禁地，及一切妨礙國體之事，仍望貴大臣亦照中國體制，不必舉行。以昭肅敬各國之意。其或各國因貴大臣系泰西之人，照泰西例優待，亦希望貴大臣將中國體制，先為聲明，庶將來各國不致疑中國無報施之禮也。」

中國自命為「天下之中」的「天朝」，從無「國旗」之說。但外交使團出訪則不能沒有國旗，所以蒲安臣在出使期間設計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面國旗，即黃地藍鑲邊，中繪一龍，長3尺，寬2尺。作為中國象徵的黃龍旗飄揚在歐美各國，標誌著中國第一次以主權國家面目出現在國際社會之中。在與國際規則接軌的方向上，中國又跨近一步。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團從上海出發，橫渡太平洋，於4月初抵美國舊金山，6月初，使團來到華盛頓，蒲安臣率中國使團來到白宮，他並未遵從總理衙門的訓令，而以握手、鞠躬的西方禮儀謁見美國總統，呈遞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國書。以後在訪問其他國家遞交國書時，自然也是援以西方禮節。9月，蒲安臣使團來到英國，晉見了維多利亞女王，也遞交了國書。1869年1月初，使團到達巴黎。法皇拿破崙三世接見代表團，表明與英國的立場相同。在德國，德皇威廉一世多次約見使團人員，使團還會見了鐵血宰相俾斯麥。在瑞典、丹麥、荷蘭等國，因為沒有「修約」和棘手的交涉任務，使團在這些國家有些類似於觀光。1870年2月2日，使團到達俄國首都聖彼得堡。2月16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接見使團並接受國書。蒲安臣在俄突然發燒，病勢有加無減」，終至不起，於2月23日在聖彼得堡病故。2月26日，在聖彼得堡的英國教堂內為蒲安臣舉行了葬禮。隨後，他的遺體被運回美國，在家鄉安葬。蒲安臣病故後，使團由志剛主持，繼續訪問了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等國。有意思的是，志剛在覲見了三國國君時，他也親遞國書，採納國際通行的鞠躬、握手外交禮節。最後，使團在志剛的率領下於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蒲安臣使團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籠絡各國」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國政府不借「修約」之機提更多要求、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承諾。但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的首位外交使臣是由美國人擔任，但蒲安臣使團畢竟是作為中國政府出訪歐美的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蹣跚跨出了晚清官員走向世界、邁向國際社會的第一步，為以後中國近代外交使節制度的建立開闢了道路，為中國外交禮儀、機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禮儀」的現代化歷程

然而，外國使臣謹見中國皇帝不行跪拜之禮，清政府認為有損國體國格，而任命外國人為本國外交使團領導，清政府反不認為有損國體國格。這種愚頑，反映了清廷對「禮」的重視程度，也預示了「禮儀」的現代化歷程之艱難。

1873年2月，同治帝親政，西方使節再次提出覲見皇帝遞交國書的要求，對中國來說根本性的「禮儀」問題再也無法迴避。這一次，各國使節採取公使團聯銜照會總理衙門的方法，提出同治皇帝親政之時，如果他們不代表本國親見皇帝、遞交國書，就是失職。而且，按國際慣例，一國使臣進入某國後，如該國元首不予接見並接受國書，顯系不友好的表示。照會威脅與勸告並舉：「蓋品級崇重使臣齎有國書進入他國，系兩邦各睦之證；他國不見，系和睦不極之據。」他們還專門提到《萬國公法》：「茲在泰西各國，向為例准，應有優待之處。覲見之禮，最為崇巨，准否施行，有漢譯之《萬國公法》一書可稽。」

《萬國公法》是一本翻譯著作，由美國在華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譯自美國人惠頓(Henry　Wheaton)的著作《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同治三年（1864年）京師同文館刊行。此書出版，使清政府對當時的「國際法」有最基本了解起了重要作用。要求清政府接受「萬國公法」，亦即迫使清政府屈從現代國際關係體系。

對此要求，總理衙門提出如要覲見，必行跪拜之禮，但又為外國駐華使節嚴拒，於是中外雙方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有關禮儀的激烈爭執。總理衙門大臣奕訢的奏摺中詳陳了五國的強硬態度，同時一再說明自己據理力爭：「告以惟拜跪之禮最關中國國體，首先議定。此外始可從容擬議。」「反覆辯詰，幾於舌敝唇焦。」不過，通觀他的奏摺，他的基本態度其實是知道此事只能按國際慣例辦，委婉主張朝廷通融折衷。所以，他對五國照會提出的行鞠躬之禮作出了頗有意思的解釋：「所謂鞠躬，即彼國府首立地而叩之禮。」而且，國際慣例是三鞠躬，總理街門要求五鞠躬：「茲擬倍加恭敬，以將其誠。」

由於事關重大，在這四個月之中，各路官員也紛紛發表意見，向朝廷、總理衙門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少官員堅決表示絕不能允許不行跪拜之禮，但他們又知理由不足，所以提出「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即「中國出使之臣，在外國則行外國之禮」，外國駐華使節「在中國則行中國之禮」。由於外國不行跪禮所以中國「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國國君、元首行跪禮，而外國使節在中國必須向中國皇帝行跪禮。

對此，洋務重臣李鴻章也奉命發表意見。其實，早在1868年中英修約之前，他與左宗棠、曾國藩等就對此發表過意見，都認為不必也不可能以中國禮法苛求，甚至提出西方諸國與中國遠隔重洋，本非中國屬國，現在自不可能向中國行屬國的跪拜之禮。現在，李鴻章自然明白中國早已失去「天朝上國」的地位，傳統的禮節不可能不改。但此事畢竟事關重大，反對改變者將其上到事關國體、「乾綱」的地位，而且被改者不是別人，正是皇帝本人。因此，在奏摺中他首先不說明自己的觀點，而是「肯定」自己堅決反對的昧於時勢、堅持要洋人行跪拜之禮的吳大澂等人「所陳各節皆系正論。朝廷體制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諸臣，共有此心」。其潛在意思是，無論什麼觀點，無論朝廷是否接受，都是「正論」，都是耿耿忠心為朝廷考慮。接下來他仍不說明自己的觀點，而是肯定從咸豐九年到現在十幾年間，一直具體經辦此事的總理衙門「每以中國禮節相繩，幾於唇焦舌敝」，已盡了最大努力，不是親辦此事的人，很難體會其中甘苦。

然後，他以歷史為據，指出嘉慶二十一年時英國使臣來華已不行三跪九叩之禮，「蓋其國勢漸強，而釁端已伏矣」。在崇拜「祖宗」的中國，指出這一點至為重要。行文至此，李鴻章並未明言自己的觀點，但其觀點又已明確表達。道光、咸豐年間中國已與侵略中國的一些西方國家訂立條約，也表明這些國家與中國「儼然為敵體平行之國。既許為敵國，自未便以屬國之禮相待」。明確說出這些國家與中國實際已是「敵體平行」，而非中國屬國，要朝廷放棄「天朝上國」觀念，至為不易。因此，「各使臣拘執該國體例，不願改從中國禮儀，固人情之常，無足怪者」。

對許多人主張的「中國使臣在外國，則行外國之禮，各國使臣在中國，當行中國之禮」的主張，他認為根本行不通。因為「洋人素性狡黠，貪得便宜，豈不知跪拜之輸於不跪拜耶？」而且，「中國亦無權力能變其各國之例」。這樣，只能接受他們「以敬其國君之禮敬我皇上」這一事實。對此，他提出「取其敬有餘而恕其禮不足」，作為一種自我心理安慰。他進一步提醒甚至恐嚇說，如果拘泥於禮儀而拒不接見外國使節，雖然眼下不至於「遂開兵釁」，但現在「中外交涉事件繁多，為日甚長，洋人好體面而多疑猜」，結果會「積疑生釁，積愧生忿，將來稍有齟齬，必先引為口實」。「倘拒之於目前，仍不能拒之於日後，甚至議戰議和，力爭而後許之，則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而且，這也並非「聖主包容六合駕馭群雄之志量也」！在對「聖主」的讚揚中，使之難以反對。他進一步提醒朝廷，這種「禮儀」遲早要改，已是歷史的趨勢，如果「拒之於目前，仍不能拒之於日後」，歷史潮流，確難抗拒。

當然，為表明自己實在是為皇上著想，並非完全任外國予取予求，他說自己已與有關大臣定好規矩：「各國使臣來京，只准一見，不準再見；只准各使同見一次，不準一國單班求見。」對那種怕外國使臣當面頂撞皇上的擔心，李解釋說遞交國書只是禮節性見面，使臣「善言稱頌，君亦善言慰答」，不會發生外國使臣「面質廷爭，毫無顧忌」之事。

由於事關根本原則，所以李鴻章還必須從中國儒學經典中尋找根據。他以孔子的「嘉善而矝不能，所以柔遠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樂天也」來為自己論點辯護。「嘉善而矝不能」就是說對別人的優點要承認欣賞，對別人的不足要同情寬容，所以在「禮制」上洋人有缺點不足，我們要寬容才能「柔遠」。現在中國在這方面遷就洋人，並非丟臉之事，而是孟子所說的「以大事小」的「樂天」表現，也就是朱子所說的「仁人之心」。總之，「禮制」的這一重大變化完全符合聖賢教導。凡事必須符合「本本」，符合聖賢經典，確是中國深厚的傳統。

他看出朝廷還有一層擔心，即廢除洋人晉見皇帝跪拜禮節很有可能導致中國臣民對「跪拜」的懷疑，進而導致對皇權的懷疑。所以他在這篇原本是「對外」的奏摺中特又指出：「聖賢特論，交鄰國與馭臣下，原是截然兩義。朝廷禮法嚴肅，中國臣庶所不容絲毫僭越者，非必概責諸數萬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也就是說中國的「禮法」只能用於「內」而不能強行於「外」，但不行於「外」並不會導致不行於「內」。然後他再次說明內外有別，「洋人」並非中國屬國。他強調「禮」要隨「時」而變，「我朝向有待屬國一定之禮，而無待與國一定之禮」。

現在十幾個國家在京城和通商口岸駐有使節，「實為數千年一大變局，不但列祖列宗無此定製，即載籍以來，昔聖昔賢亦未預訂此禮經。一切交接儀文，無可援據。應如何斟酌時勢，權宜變通，是在議禮制度之天子，非臣等所敢妄擬也」。這裡，他明確提出「列祖列宗」和古時「聖賢」都未對現在「大變局」時代的禮儀制度作出規定，所以根據時代變化權宜通變、議定禮法等事應由現在的「天子」決斷。可以根據時代變化修改或自定禮法，確是大膽議論。朝廷對此的另一擔心是改變體制恐被後世責備，對此他苦口婆心地勸說：「倘蒙皇上俯念各國習俗素殊，寬其小節，示以大度，而朝廷體制自在，天下後世，當亦無敢議其非者。」雖不行跪拜之禮「朝廷體制自在」，「天下後世」也無人敢非議。

最後，他表白說自己與洋人打交道已逾十年，「于洋人要挾毫無情理之事，從不敢附和依違，致乖大體」，並特別提出幾年前中英修約時他與曾國藩、左宗棠等各有復奏，「皆請格外優容」。搬出曾、左兩位重臣，使自己的觀點更有分量、更易為朝廷採納。

覲見皇上的禮儀可說是最高的「原則」問題，但李鴻章此折通篇沒有也不可能從抽象的「原則」來論述此問題，而是從歷史、經典和現實情況這幾個方面詳細論述不得不改革變通的道理，極具說服力。

時任河南道監察御史的吳可讀《請勿責諸使跪拜疏》流傳甚廣，此疏通權達變，不似那些完全不顧現實的腐儒頑固拒變，卻又提出一種能獲得自我心理滿足、自我圓場的好「說法」，其理論反映出的阿Q式心態頗堪玩味。他主張不必強求外國使節跪拜，因為：「孟子曰,君子與禽獸何難」,「彼本不知仁義禮智信為何物；而我必欲其率五常之性。彼本不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為何事；而我必欲其強行五倫之禮。是猶聚犬馬豕羊於一堂，而令其舞蹈揚塵也。然則得其一跪一拜，豈足為朝廷榮；即任其不跪不拜，亦豈足為朝廷辱。」從狄夷「禽獸」論中，他卻推導出外國使臣不必跪拜的結論。

綜合內外各情考慮之後，清政府終於允許外國公使覲見同治帝，並行西洋鞠躬禮。但是，此時中國對日本仍有某種「天朝上國」心態，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訢事先會見日本使臣時曾提出中日為同文之國，日本使臣可否行中國之禮，結果被日本使臣厲聲拒絕。

終於，朝廷在1873年6月14日降諭「著准」各國使臣覲見。經過商談，雙方同意各國使節安中國要求行

1873年6月29日，日、俄、美、英、法、荷等國使節在紫光閣順序覲見清同治皇帝，未行跪禮，總共約半個小時。有必要一提的是，日本使臣只行了三揖之禮，其他使節則行五鞠躬之禮。

雖只短短半小時，但這見皇上/天子不下跪的半小時卻是劃時代時刻，是「天朝」崩潰的標誌。所以，必然引起強烈震撼。許多人不願、無法承認這一現實，於是出現了外國使臣見中國皇帝時恐懼之餘足不能動、口不能言、渾身發戰、汗流浹背、連國書都無法卒讀、甚至國書都數次墜地的種種說法。

據當時名士李慈銘日記更說外國使節一見中國皇帝便嚇得爭先跪拜：「上御紫光閣見西洋各國使臣，文武班列，儀衛甚盛。聞夷酋皆震慄失次，不能致辭；跪叩而出。謂自次不敢復覲天顏。蓋此輩犬羊，君臣脫略，雖跳梁日久，目未睹漢官威儀。故其初挾制萬端，必欲瞻覲；既許之矣，又要求禮節，不肯拜跪。文相國等再三開喻，始肯行三鞠躬；繼加為五鞠躬。文公固爭，不復可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後，蓋神靈震疊有以致之也。」

所謂外國使臣一見中國皇帝/天子便不由自主下跪的說法，還是來自乾隆年間馬戛爾尼使華之事。當時傳說馬氏本不願下跪，但一見乾隆皇帝便魂飛魄散，不由自主下跪。清乾隆年間時任戶部主事郎中，充軍機章京的管世銘曾做詩：「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言及此事。

直到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即諸國使節以鞠躬代跪禮覲見同治皇帝十餘年後，還有陳康祺者對此耿耿於懷，以管世銘「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作為論據，指責「通商衙門大臣曲意從之，惜無舉前事以相詰責者」。無疑，陳氏篤信此事，所以要怒責「通洋務」的總理衙門諸大臣不以此「故事」來與洋人相抗爭。不過陳氏卻未意識到，他的如此義正辭嚴的立論實際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天威能使萬心降」，能使拒不跪拜、而且朝廷也已「恩准」其不跪拜的洋人到時不由自主地「齊膝地」，所以這根本就不成問題，總理衙門「諸大臣」也就根本不必要與之「相詰責」了。

對他們來說，最不能忍受的是最高的禮儀——晉見皇帝的禮儀居然受到了「褻瀆」。那些屬於化外「生番」的「洋鬼子」作為「貢使」到位居「世界之中」的「朝廷」拜見皇帝，即「真龍天子」時竟然拒不跪拜，而只行鞠躬之禮，「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在洋人的船堅炮利面前，「朝廷」最後無可奈何，只得面對現實聽其「鞠躬」而不「跪拜」。對此，一些士大夫們更是毫無辦法，卻又不能「視若無睹」，確比朝廷還咽不下這口氣，只好再次流播這些洋人「一仰天威」便自動「伏地恐後」的神話聊以自慰。這些，都反映出一種複雜的心態。

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華夏中心」世界觀逐漸崩塌。這種崩塌不僅僅是國家主權、領土等受到侵犯，而且與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國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傳統的綱常倫理、禮儀規範等等開始動搖。在「禮儀之邦」、「禮教治國」的「天朝」，最高、最嚴肅、最神聖不可侵犯的「禮」是晉見「天子」之禮。此「禮」不得不從「夷」而變，中國終於從「天下共主」成為「萬國」中的一國，放棄「天朝規則」即「天下規則」的觀念，開始與「國際接軌」而進入「國際社會」，這也確實標誌著「天朝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