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然：美國「中國學家」的中國政治研究

　　——一項文獻史的考察

　　摘要：自1950年代開始，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第二階段從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後期;第三階段從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第四階段從1990年代初至今。五十多年來，有四代中國學家從事中國政治研究，形成了許多優秀的學術著作。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基本發展態勢是，走出50年代以「極權主義」為基本範式的僵化認識，從「意識形態主導研究」轉向「政治科學引導研究」的演變過程。　　關鍵詞：美國;中國學家;中國政治;文獻　　美國的中國學家，主要指在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從事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教授或研究員。中國政治研究，在美國政治科學中儘管算不上「顯學」，但在政治外交領域發揮著重要影響。20世紀50年代以來，有一大批中國學家從事中國政治研究，其中的佼佼者還受邀擔任政府公職。鑒於中國政治研究在美國的特殊影響力，筆者試圖做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是，對1950年代以來美國的中國學家研究中國政治的主要文獻進行系統的梳理。　　2007年包瑞嘉總結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認為自20世紀50年代從中國歷史研究中脫離出來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1)20世紀50年代，中國政治研究誕生;(2)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末，第二代學者出現;(3)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第一個十年)，第三代學者發展;(4)20世紀90年代以後，第四代學者進行科學化研究。[1](P147-163)受包瑞嘉啟發，筆者將分四個階段梳理相關文獻。　　第一階段：從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　　20世紀5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壯大和當時蘇聯軍事力量的增長，美國認識到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重要性。1958年，考慮到美國安全利益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國會出台《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意在加強基礎教育、非西方語言和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美國的海外研究中心和培訓機構紛紛成立，一些基金會為此提供了豐富的資金支持。在研究的起步階段，由於中美之間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美國的中國學家無法到中國大陸進行實地考察和收集一手資料。第一代中國學家通常先到台灣學習漢語，再轉到香港研究中國政治。他們使用的資料，主要來自台灣的情況報告、日本的檔案資料，以及對中國難民的訪談。　　第一階段的研究重點有兩個：一是新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的本質;二是這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新中國的政治組織、政治控制、意識形態和社會動員，構成了50、60年代中國學家研究中國政治的主要內容。[2](P17)具體而言，有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官僚體制研究，主要涵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黨領導下的國家與政府的運作模式、結構和關係形態。舒爾曼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介紹了中國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指出中國以群眾路線為基礎的「延安道路」與高度依賴技術專家貫徹中央計劃的「蘇聯道路」存在差別。[3]鮑大可的《幹部、官僚機構和共產主義中國的政治權力》，描述了中國共產黨與政府的正式機構、組織形式、溝通渠道，以及招募新成員的方法。[4]舒爾曼和鮑大可的著作，為美國的中國學家以後研究社會主義官僚體制奠定了基礎。　　第二，精英政治研究，主要涉及毛澤東等早期的共產黨領導人。例如劉易斯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領袖》，介紹了中共的部分領袖人物。[5]史華慈在《中國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中首次使用「毛主義」(Maoism)，並闡述了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區別。[6]史華慈的著作後來成為研究毛澤東的奠基之作。　　第三，意識形態研究，主要包括中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容和實際執行情況。施拉姆在《毛澤東的政治思想》中，從歷史與觀念形成的關係角度，描述了毛澤東從青年時代到1949年後政治思想的形成，如馬克思主義觀念、社會主義認識、軍事思想等不同層面。[7]史華慈在《共產主義和中國：意識形態與變化狀態》中，探討了中國毛主義的共產主義發展，肯定了中國從蘇聯模式跳出來後形成的意識形態自主權，認為這是迅速發展的共產主義國家的典範。[8]利夫頓的《思想改造與全能主義心理學：中國的「洗腦」研究》，闡述了中國文化對中國共產主義精神工程的導向作用。[9]　　第一階段的中國政治研究，關注點是政黨-國家的結構與運行，使用的資料多是官方文件、機關報刊等。受冷戰影響，許多中國學家都運用極權主義範式(totalitarianism paradigm)來分析中國政治。[10](P700)由於「蘇中共產主義陣營」的認識偏見，中國學家很難將中國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來看待。中國學家已經接受「中國模仿斯大林主義」這一假定，自然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體制屬於極權主義類型。直到60年代末中蘇論戰發生後，美國一些中國學家才意識到，把中國與蘇聯划到一起研究的局限，屈萊果的《蘇維埃與中國共產主義：相似與差別》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11]1965年，約翰遜對極權主義範式的解釋力提出質疑，認為「重新評估中國共產主義的權威、政治發展、意識形態與少數派政策」是重要的。[12](P257)　　在從事中國政治研究的第一代中國學家中，形成了不少具有獨特內涵的範式或模型。施堅雅與溫克勒爾提出「多服從圈(compliance cycles)模型」，意指黨的大眾動員(mobilization)引起了一些人對政權的疏離感，中共的政治控制與政策執行存在一定的服從範圍。[13](P410-438)在60年代(包括「文革」初期)，較為流行的還有「革命範式」和「現代化範式」，強調中國社會中傳統與現代的根本斷裂。此外，還有「延安圓桌(Yenan roundtable)模型」，強調同志感情和一致性，反之則被定為「代際衝突(generational conflicts)模型」;「意識形態與組織模型」，認為中國是一個更加成熟的、第一個列寧主義范型;「文化革命模型」，強調精神刺激、簡樸作風和自力更生。[14](P920)　　第二階段：從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後期　　對美國從事中國研究的中國學家來說，20世紀60年代中期有兩件大事影響深遠：一是1965年的越南戰爭;二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激進的反戰學者因越南戰爭而讚賞理想化的毛主義(反帝國主義)，因此並未批評紅衛兵或造反派的暴力行為。　　「文革」爆發後，各類活躍的造反派組織忽然讓美國的中國學家產生了新鮮感。他們發現，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是「鐵板一塊」，在精英和群眾之間存在激烈的衝突。極權主義範式的適用性大大減弱，中國學家開始從只關注政黨-國家體制的結構取向轉向中國政治的微觀領域。例如，白瑞琪與懷特1979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微觀政治》，就綜合體現了這一取向轉換。[15]「文革」期間，美國的中國研究主要集中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事件，許多博士論文都把「文革」作為一個選題。由於「文革」研究的資料豐富，包括大量的官方文件和造反派小報;所以，美國第二代中國學家的研究深度得到很大提高。　　第二階段美國的中國學家的研究取向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們從研究社會主義體制，轉向了正式規則背後精英與大眾的非正式行為，因此觀察角度較為多樣。中國學家關注的主要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會爆發「文革」?「文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產生了什麼影響?如何認識精英政治中的派系鬥爭?如何認識群眾政治參與和大眾動員機制?具體而言，有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精英政治與派系鬥爭研究，主要關注政治精英之間的政治鬥爭方式和影響。張旭成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激進派與激進的意識形態》，針對文革的路線鬥爭，分析了激進主義的意識形態。[16]魯賓遜的《武漢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地方鬥爭和省級叛亂》，以武漢「七?二O事件」為個案研究「文革」的地方武鬥。[17]此外，魯賓遜主編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收入了包瑞嘉等五位著名中國學家撰寫的論文。他們從社會主義政權、政策和意識形態，毛主義理論，「文革」中的周恩來等幾個角度，對「文革」進行了深入的剖析。[18]　　還有中國學家研究了精英互動的結構與規則。黎安友的《中共政治的宗派模型》，討論了中共的派繫結構和派系政治的結構、特點，提出了「庇護-依附網路」模型。[19]鄒讜的《中國共產黨政治中非正式集團研究的序言》，闡述了非正式集團研究的意義，並對黎安友提出的派系模式做了評價。[20]施樂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英們》，收入了一系列研究中國國家、省和軍隊領導者的文章。[21]　　第二，政策過程研究，主要包括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張旭成的《中國的權力與政策》[22]、安炳炯的《中國政治與文化大革命》探討了文革期間的「兩條路線鬥爭」。 [23]馬若德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探討了精英之間的衝突如何影響政策結果。[24]歐邁格的《毛控制下的政策制定，1949-68：一項概括》，系統考察了毛時代的政策過程。[25]此外，歐邁格的《中國社會的職業、集團與文化大革命》[26](P1-44)和藍普頓的《醫療、衝突與中國的政治系統》，開始有意識地從職業角度研究政策制定，分析職業群體與政策過程的相關性。　　第三，政治運動研究，主要涉及大眾運動的機制與形態。湯森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政治參與》，從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執行角度，通過分析黨如何追求自己的革命目標、如何獲得群眾的服從，闡述了中國大眾政治運動的機制。[27]塞爾登的《延安之路》，挑戰了中國革命期間對農民使用的政治動員理論，提出了一種以經濟為基礎的動員理論。[28]李鴻永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分析了紅衛兵運動反映的社會分裂。[29]　　1969年，傅高義的《共產主義的廣州》，首次深入研究中國地方政治的運行機制，闡述了「國家控制社會」的觀點，著重討論了共產黨人如何建構足以控制和變革社會的龐大政治體系。　　第四，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涉及意識形態和文化心理。「文革」爆發後，中國學家愈來重視中國文化的政治影響力，因而加強了這方面的研究。例如，斯塔爾出版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當代中國政治辯證法導言》;[31]白魯恂的《中國政治精神》，分析了中國權威的文化心理基礎，認為官僚等級與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精神實質。[32]為了檢驗白魯恂的理論，索羅門之後出版了《毛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以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中國的毛澤東主義過渡形象的盛宴》。[33]　　延續以往的意識形態研究取向，關於領導者思想和政治心理的著述也比較多。例如，魯賓遜的《周恩來：與毛澤東和林彪比較中描述他的政治風格》;[34]魏斐德的《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視角》，綜合分析了毛澤東思想的中心哲學本質。[35]　　受「文革」影響，美國中國學家發現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並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在辨別精英路線和社會斷裂(social cleavage)時形成了若干困惑，這是極權主義範式難以解釋的。中國學家提出，研究中國政治應該關注利益集團的權力行為，這與作為多元主義國家的美國頗為相似。只有通過辨識主要的競爭性集團或利益，才能解釋政策後果。[36](P121-122)針對精英之間的激烈衝突和社會群體對政治經濟利益的爭奪，中國學家需要構建一套具體的描述性概念。由於政治事件與權力博弈的複雜性，理論範式(模型)漸趨多樣化，譬如「競爭性決策過程」、「利益集團分析」、「派系分析」、「兩條路線鬥爭」(two-line struggle)、「毛控制」(Mao-in-Command)、「官僚主義」(bureaucratic)、「精英政治的代際模型」(generational model of elite politics)等。第二階段中國學家運用的理論不像以往那麼單一，政治參與、政治發展、組織行為、庇護關係等理論被廣泛採納。諸如命題、假設、模型和變數等現代政治科學術語，經常會出現在中國學家的著述中。總之在「文革」期間，美國第二代中國學家普遍對中國政治持有一種多樣化的認識(pluralist notion)。　　第三階段：從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起步，中國政治研究漸趨理性和規範化。鄒讜的《從革命-封建的極權主義邊緣回來》，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正從過去的極權主義中走出來。[37](P53-88)8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第三代中國學家把焦點對準了後毛時代(毛澤東逝世後的一段時期)的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從否定毛主義政權(Maoist regime)進入到對後毛領導者及其改革的積極認同。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和「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贊助下，中國學家組織召開了一系列學術會議，並出版了論文集。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對美國的中國研究來說，這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意義：一是第三代中國學家能夠來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獲得了施展語言技能的機會;二是能夠收集到第一手資料;三是大批中國學生赴美深造，增加了中國學家對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深層了解。由於中美兩國交往的深入，美國各大研究中心和培訓機構開始對從事中國政治研究的研究生進行嚴格、規範的學術訓練，開設了調查研究方法、官僚政治和公共政策等許多系統、廣泛和實用的課程。越來越多的中國學家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對中國的經濟、政治改革進行深入研究，現代化理論成為一種流行的範式。　　在第三階段中國學家的研究重點是經濟改革對政治的影響，主要關註：新時期黨與政府的政治精英、政黨政治的發展方向、共產黨意識形態面臨的新挑戰、政府與企業的關係變化及調整過程、中央與地方關係等重大問題。概括起來，有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官僚體制研究，儘管還是延續過去的傳統，但內容更加豐富。墨寧的《後毛時代的幹部管理體制：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任命、提名、調動、免職》，分析了中國政治中的人際網路在幹部管理體制中發揮的作用。[38](P102)伯恩斯等組編的《中國共產黨的幹部任命制：關於領導者選擇中的政黨控制的文獻研究，1979-1984》，研究了共產黨如何進行幹部隊伍的管理與調整，和改革年代如何據此弱化黨對政府的控制。[39]歐博文的《非自由化改革：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制度變遷的政治》，首次對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研究。[40]蘇立萬的《中國共產黨控制機關的作用，1977-1983》，探討了黨的控制機關在管理地方事務中的重要作用。[41]揚的《控制和模式：十一大以來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研究了改革時期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能變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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