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實錄】趙永華 | 新語境下中國國際傳播研究的局限與突破——基於「一帶一路」傳播研究的思考

趙永華教授

趙永華，新聞學博士，先後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外語系、北京大學俄語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擔任外國新聞史研究會副會長，「中俄新聞教育高校聯盟」召集人。莫斯科大學新聞系訪問學者、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新聞系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俄羅斯東歐中亞媒體研究、世界新聞傳播史、中國新聞史等。出版專著《在華俄文新聞傳播活動史（1898-1956）》（俄文版?Русская пресса в Китае (1898-1956)?在莫斯科出版）、《中亞轉型國家的新聞體制與媒介發展》《大眾傳媒與政治變遷——聚焦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參與編寫著作教材20餘部，主持國家級、省部級、國際課題20餘項，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150餘篇。目前從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各一項。曾獲第9屆中國人民大學優秀科研成果獎論文類優秀獎。2011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7年，獲第七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優秀獎。

一

對研究範疇的解釋

（一）何為「新語境」？

「新語境」指的是當今我們所處的時代：新的政治發展背景、新的經濟全球化背景、新媒體快速發展的背景。

近年來，國際傳播有了「新語境」。隨著去西方化的風潮興起與「非西方」社會的崛起，有學者認為全球權力中心正在向東方轉移；上世紀末以來，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數量大幅增加，在教育、扶貧、環境保護、疫病防治等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使全球治理問題朝著開放、平等、協商方向發展；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等傳播技術的進步，全球網路社會逐漸形成，各種文化在共存的同時，也在交流的基礎上相互改變；而近幾年來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風潮，則增加了這個時代的不確定性，同時也推進了國際秩序的變革。

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新時代，「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面推進為我國對外傳播事業的創新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二）何為中國的國際傳播研究？

這裡大致分為兩類，一是中國學者對中國的對外傳播所展開的研究，二是中國學者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傳播現象所展開的研究。

中國的國際傳播實踐走過了以下四個階段：（1）對外宣傳：單向的，不注重效果。（2）對外傳播：開始注重受眾的反饋，積極與國外受眾互動，改善傳播效果。（3）跨文化傳播：注意到內外不同，基本的差異表現為文化上的不同，提出要根據受眾的不同特點、接受習慣開展適應受眾的傳播。（4）合作傳播：建立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廣泛開展媒介的國際合作，凝聚共識，開拓共同的話語空間，在這一過程中強調自我的主體地位、主體性。

（三）為何聚焦「一帶一路」傳播研究？

近三年來，在我國的國際傳播研究領域，關於「一帶一路」傳播的研究成為一個熱點，研究成果呈井噴式出現。因此，結合目前我國的「一帶一路」傳播研究，來談一下我們國際傳播研究領域的問題。

二

存在問題

（一）與其他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科的研究相對滯後，貢獻不大

2013年9月10月，「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引起了國內外尤其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高度關注和積極響應。2015年3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指明，要從政策、設施、貿易、資金等方面推動沿線國家開展區域合作，共同打造區域經濟合作架構，這是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重大轉變。隨著《願景與行動》的發布與落實，我國相關學術研究日益增多。

「一帶一路」的研究命題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學科，涉及範圍空前廣泛。目前，國內學者從戰略背景、科學內涵、作用影響、頂層設計與體制創新、實現路徑、風險挑戰、合作領域、戰略對接等方面開展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審視現有「一帶一路」研究，總體而言也存在著一些局限：

首先，宏觀和中觀研究較多，微觀研究偏少。在「一帶一路」研究中，對「一帶一路」進行概念闡釋、戰略研究、全球性問題研究的成果最多，其次是區域性問題研究，數量最少的是國別研究和具體問題研究。而大多數研究在分析框架和內容上存在著雷同的問題，小而專的微觀問題研究和案例研究寥寥無幾。

其次，應用對策研究較多，基礎理論研究較少。大量研究熱衷於建言獻策，但存在基本事實認識不清、決策過程不熟悉、對策建議可操作性不強的問題。基礎研究成果相對有限，總體上看，理論研究滯後於實踐。這也是我們社會科學研究長期存在的問題，不注重基礎性研究。學者在知識和觀念的長期準備上有所欠缺，總是出現了問題或者出現了需求，才去研究，總是圍著熱點打轉，沒有預見性、前瞻性，基礎研究不受重視。

再者，有些研究採用西方理論或觀點，研究者食洋不化，理論與實踐互不融合，出現「兩張皮」現象，研究創新性較弱。

此外，在國內學術界，研究者或研究機構「單兵作戰」的情況比較普遍，不同學科的學者之間合作研究以及研究機構的協同創新研究都不多，跨國合作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學術界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接觸也很有限。

雖然國內「一帶一路」學術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點。但總體上，已把「一帶一路」的基本問題闡釋清楚，研究的問題單已很清晰，研究什麼，怎麼研究，研究方向、目標比較明確。相比之下，我們的傳播研究，看似成果已很豐富，但存在著模糊不清的研究狀態。

「一帶一路」倡議需要與世界各國進行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互動與溝通，通過多種手段與途徑增強「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傳播力。但一項針對「一帶一路」相關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顯示，現有研究按學科分類，數量從多到少依次為戰略總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大類，其中在社會文化方面，教科文交流合作被關注最多，而媒體傳播研究尚少。新聞傳播學科在這一跨學科、跨領域的「大布局」中暫缺席。

（二）「一帶一路」傳播研究，在效果和受眾研究方面明顯不足

效果研究、受眾研究一直是我國對外傳播研究中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研究問題。

「一帶一路」不僅是中國對外經貿合作之路，也是傳播交流之路。但縱觀目前我國「一帶一路」傳播的現有研究，對外傳播效果及受眾研究方面的不足比較明顯。有些是基於有限的二手材料，甚至「想當然式」的推導，坐在辦公室里想像著遠在異國的受眾。

在實踐層面，中國的對外傳播對實際的受眾也不了解。對於受眾的來源、性別構成、文化程度、收入狀況、社會地位等基本信息不甚了之，對於受眾的媒介使用習慣、媒介使用評價、媒介使用動機都缺乏了解，導致傳播主體不了解傳播客體，主體的目標和客體的感受之間出現脫節。中國學者看待對外傳播的視域往往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較少關注傳播對象對於我國對外傳播的具體感受。英國傳播學家麥奎爾曾指出，「在現代傳播學中，媒介的國際流動普遍反映了需求，必須從接收者需求的角度來理解，不應只考慮到供應者實際或者假定中的動機」。

還有一個突出的矛盾問題，我們的對外傳播媒體和政府有關部門，誇大了我們的對外傳播效果。實際上，在我們訪談過的一些新聞專業教師和外國記者都提到，在來中國之前，根本沒有關注過中國的媒體。這是一些新聞專業人士，更不要說普通的受眾。中國對外媒體的覆蓋率較高，但遺憾的是沒有產生理想的傳播效果。

（三）擺脫不了「自我中心」的思維框架，缺乏合作傳播意識

目前，對於「一帶一路」的傳播思考，仍然沒能擺脫傳統的對外傳播的思維框架，不少研究仍集中於「搶奪國際話語權」、「講好中國故事」等「自我中心論」。故事講得再好，也是中國的故事，未能與當地受眾建立起聯繫。對於傳播績效的思考也局限在如何提高中國文化影響力上，而並沒有真正將中國與世界體系聯繫起來，沒有在全球化和合作語境下思考「一帶一路」中的傳播問題。從深層次上來講，對於「一帶一路」傳播的思考，未能真正建立在對區域共同利益與共贏的理解之上。

（四）國別研究薄弱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遍布亞洲、歐洲和非洲等大洲，各國歷史文化、發展水平、社會背景、受眾特徵千差萬別，不能以一概全。我國在區域研究、國別研究方面的專門人才奇缺，小語種人才奇缺。這是長期以來我們研究扎堆兒，功利性強造成的。

（五）「以美國代表西方，以西方代表世界」的思維定勢明顯

在我們的國際傳播研究中，涉及美國的研究內容最為豐富。學者們通常會選取美國的國際主流媒體，做內容分析，以此觀察國際輿論的動向。研究美國新聞傳播的最新進展情況，預示著未來發展方向，給其他國家樹立標杆，世界新聞傳播的豐富性被掩蓋。這幾乎成為一種思維定勢，研究慣性。在理論研究方面，也存在著美國的學術霸權。

（六）對策研究多，基礎理論研究少

我們的國際傳播研究，很多成果停留在梳理現象、提出對策層面，較少有理論層面的深入闡釋。新聞傳播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流行多年的「新聞無學論」反映了這門學科在基礎理論和學科體系上的薄弱，缺少積澱，也就沒有厚度。我們的研究在理論認識上，與其他學科比，明顯缺乏深度。經常會有一些媒體單位到大學的新聞學院調研，詢問具體的對策。學院派會給出一些闡釋，從歷史和理論的角度分析現象的本質，媒體的人最後還會問，到底怎麼做。在實踐層面，媒體遠比學院有經驗，應該動腦想具體怎麼做。

（七）視角單一，局限在版面上，與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的結合少

目前，關於「一帶一路」的研究成果，比較多地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他國媒體的報道分析，二是我國媒體的對外傳播策略探討。研究的問題很局限，僅就版面上的呈現來說明問題，沒有實際調查就提出一些策略，更不能結合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的大局來思考問題。需要注意的是，由於「一帶一路」是一個多國共同參與的項目，所以，「一帶一路」的報道不僅要注意中國與項目參與國兩國之間的關係，同時還要注意參與國與他國、旁觀國、利益相關國之間的關係，需要重視和調節競爭與合作的關係。

（八）國際傳播研究中缺少一些「真問題」

「一帶一路」傳播研究，需要聚焦「真問題」，比如，在對外傳播中一直諱莫如深的「意識形態問題、制度問題」。這在以前是個很難跨越的大問題，西方世界早就形成了對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中國的刻板印象。但現在，時代背景的改變使得過去諱言的「意識形態」已不再是中國對外傳播的障礙，「中國成就」和「中國方案」成為了新的關注點。

新的時代背景下，情況發生了逆轉，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國強了，有了說話的底氣。中國「硬實力」的快速增長，在事實上證明了中國的綜合實力。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中國已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並在一些領域發揮了引領作用。之前來自國際社會的很多質疑、責難，被「碾壓式」通過。

其次，中國的發展模式逐漸被認可、被研究。與中國取得的成就相聯繫，便是帶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也是中國模式形成的過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學界和政界開始了對自身制度的反思，對資本主義、西方民主模式進行了批判，總結出了金錢政治、失靈政體、債務經濟三大問題。西方資本主義的持續危機使「進入社會主義，還是退回野蠻社會」的口號更加引人深思。

反觀中國，中國的發展在政治層面挑戰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性，在經濟層面則打破了西方對資本、工業技術和製造、原材料定價權的壟斷——西方統治世界的三根支柱，從而證明了中國路徑的可行性。與此相應的是，當下批判傳播學界的新課題和新動力——「馬克思歸來」，在呼喚對中國政治、文化、歷史語境的再解釋。

第三，中國的執政方式也在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接受了當今國際社會的一些主流思想，在堅持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在執政理念、執政方式上，有所調整，已與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對接，適應國際交往的需要。比如，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就指出, 「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所以，原來在國際傳播中不能談的意識形態問題，在新的語境下，是可以談的。

三

可能的突破

新聞傳播學科在「一帶一路」研究這一跨學科、跨領域的「大布局」中不應缺席。要實現突破，需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一）學科積澱

就新聞傳播學科的理論積澱而言，美國學者邁赫迪·薩馬迪從組織化探索模式的視角指出，「國際傳播」是一個議題群，是一個內部結構相對分散的研究領域。結合該特點，可以用「議題群」形式對「一帶一路」國際傳播進行對比研究，例如：發展傳播學、現代化理論、創新擴散理論組成「發展理論議題群」，考慮結合中國的新時代背景，考察該議題群中各議題與「一帶一路」國際傳播的匹配度與適用性，從而形成理論框架並進行修正。

另據以色列學者埃坦·吉勒博阿的總結，目前至少有13個學術研究領域為國際傳播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就是全方位、多領域的合作布局，而國際傳播的跨學科性質，在某種意義上，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可觀的發展空間。

在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思路的基礎上，或有可能重新檢驗並探索調查方法中已構建或新出現的工具與模式，從概念和方法論上發展新思路，超越現有的規制、方法和路徑；或是超越政治經濟學思維下的國際傳播研究，通過跨學科的視角（如傳播、歷史、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和文化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領域，完成新一輪理論建構，從而靈活、動態地描繪該領域內的構成要素。

國外學術界現在開始關注中國本土的學術研究，比如在俄羅斯，稱之為「中國學派」，基於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現代實踐經驗的中國特色理論、新發展理論。

（二）研究視角方面

我國現有國際傳播研究多偏重政治或意識形態視角，注重單一的國家和組織層面的分析，佔位比較高，敘事比較宏大。缺少普通公眾以至小人物的研究視角，未來的研究需要兼顧對方公眾作為具體的人而不是受眾整體的感受。應將受眾作為活生生的人，關注人的內在的本質需求，關注國際傳播與日常生活的關聯，順應普通受眾的個性風格，豐富公眾視角的研究內涵。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等關係角度切入，從模糊和抽象下降到具體和生動的人。

（三）研究方法方面

研究方法應「務實」、「紮實」。關注微觀問題、增加量化研究和實證分析，進入「他者」環境搜集最直接的數據，從而突破現有的研究瓶頸，填補亟待解決的研究空白。

目前有關「一帶一路」的傳播研究，仍然擺脫不了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方法論民族主義是社會理論研究中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它一般指的是對社會的思考脫離世界歷史和世界體系來討論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的思維定式，也即把民族國家作為「最終的分析單位和界定社會科學中的現象和問題的邊界」的方法論偏差。對一帶一路的思考，尤其要克服這種方法論上的局限，把一帶一路問題放在世界歷史和世界體系中思考，找到坐標和準確定位。

同時，在研究方向方面需要關注幾點：

（1）關注傳播的雙向性和文化的根本性，開展合作傳播研究

當前中國的國際傳播研究，應該在受眾研究和效果研究上下功夫。應該關注文化的根本性在對外傳播中的影響。注重合作傳播思維，當今的國際傳播格局需要合作、融合、共贏的思維。

（2）中國對外傳播的主體意識，需要予以特別關照

理論層面，現有的對外傳播研究對國際輿論局勢的基本判斷仍是「英語霸權」、「西強東弱」，國際傳播的信息流亦呈現從西向東、由北到南、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狀態。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在國際輿論的話語實踐中，中國需要調整以往在國際傳播中的邊緣心態，增強主動傳播的意識，從被動的、對媒介帝國主義的抵抗，轉向積極的、具有傳播主體意識的議題建構，從而形成「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與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構建話語共同體，通過媒介合作共同打造話語空間。

（3）不僅「內外有別」，而且「外外有別」

「一帶一路」沿線地域遼闊，各國家和地區自然條件、人文環境千差萬別，民眾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同也存在差異。因而，對外傳播在「以受眾為中心」的同時，還需「外外有別」，針對不同的國家與地區以及同一國家和地區的不同受眾的傳播內容和方式要有所區別。此外，對差異化信息傳播環境的分析和認知、沿線國家間的協作與信息傳遞分享機制研究等也是相關研究的新領域。

（4）加大國別研究

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領域的國別研究大有可為。「一帶一路」倡議涉及60多個歷史文化傳統、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政治制度和國際影響力存在差異的國家，這對我國國別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戰，急需學術界提供高質量的智力產品。要有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並最終實現其戰略目標，就要細化研究內容，系統深入地了解這些國家的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勢，特別是各國的媒介體制、受眾媒介使用習慣、民眾認同感，掌握這些國家對與中國建立合作的真實態度，從而才能有的放矢，實現「國相交、民相親、心相通」的目標。

（5）有必要關注國際傳播主體的多層次性

政府層面、媒體層面、智庫層面、民間層面，各層次內部還可再細分。以政府層面為例，與政府形象、城市形象相比，國家領導人形象相關研究空間較大，特別是在新時代對外話語體系創新的背景下，領導人在國際會議上的演講、在海外媒體發表的署名文章成為了可供研究的優質樣本，與以往研究相對照，更可直觀體現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基本觀念、現實路徑與操作範式的轉變與創新。

而組織傳播、群體傳播、人際傳播在國際傳播中扮演了同樣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企業、民間團體、民眾在改善國家形象、改善國際話語權、提高對外傳播力等方面也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們也不應在我國國際傳播研究中缺席。

新語境、新議題，呼喚新思路、新研究，中國的新作為、新征程期待國際政治傳播學科的新突破、新貢獻。新時代中國要在新一輪的全球戰略重組中擔負起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歷史使命，中國聲音的國際傳播更為重要。

本期責編：方佳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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