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何以「作繭自縛」？

梅斯奎塔和史密斯兩位學者的《獨裁者手冊：為什麼壞行為幾乎總是好政治》一書最近被譯成漢文，引起了一些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圍繞該書，劉瑜、吳思兩位先生在一次學術思想對話中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歷史話題：為什麼惡劣行為總是政治成功的通行證？這也許是很多追求社會公正和歷史進步的中國讀書人所反覆思考的問題。其實，從世界近現代歷史的主流趨勢來看，這種說法是存在偏頗的，畢竟兩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相對正義方」取得了勝利，執「人類道義之牛耳」的美利堅合眾國連續百餘年保持了世界老大哥的位置，否則也就不會有當今的世界「和平秩序」，更不會有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且，很顯然的事實是：人類的整體福利水平仍然在不斷上升，基於自由主義政治精神而形成的民主憲政制度正在逐漸向更廣泛的地理區域擴散；所以說，利用惡劣行為實現政治成功的空間正日益萎縮，米洛舍維奇、薩達姆、卡扎菲等人的政治生涯足以說明這一切。

然而，關於人類的政治故事，我們只能「謹慎樂觀」，從「大歷史」（黃仁宇語）的視角也許可以看到一種樂觀的景象；而一旦具體到相對較短時期的歷史趨勢或者特定國家的政治演變過程，看到的結果就是另外一番圖像了，中國應當就屬於「很難樂觀起來」的這種情況。張宏傑先生在《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一書中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在原始社會時期就逐漸孕育出了區別於地中海遠古文化的「家族—父權制」文明基因，這為中國在之後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走向「中央集權」的帝國體制奠定了基礎，春秋戰國之後，中國的貴族文化元素不斷走向萎靡，而法家專制文化因子則得以弘揚，與之相伴而發生的就是中國國民性的蛻化。關於此，很多學人都追溯到了宋襄公的故事，他因「遵守道義規則」而吃了敗仗，最終宋國也滅亡了，而崇尚法家暴力文化的秦國則最後統一了中國，在這一歷史轉折的誘導下，中國的君子人格、貴族精神從此不再具有「現實」價值，而信奉為達目標不擇手段、兵不厭詐的厚黑人物則獲得了在中華大地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絕佳土壤。

縱觀中國王朝政治的歷史，我們不難驗證張宏傑先生的論斷，從嬴政到劉邦，從曹操到劉備、從楊堅到武則天、從鐵木真到朱元璋、從多爾袞到慈禧太后，這些曾掌握中國命運的政治家大多具有「心狠手毒」、「陰險狡詐」的人格特徵，而那些「人品尚佳」的帝王將相卻鮮有「善終者」，唐太宗時代的清明政治、唐將郭子儀安享晚年直到終老的典故之所以受到歷史學家的格外關注，也正是因為其「難得」存在。在這些政治家的領導下，中國文明基因的不斷蛻化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國民性必然也朝著適應這種政治形態的方向演變，而最終的結果就是「惡劣行為總是政治成功的通行證」，誰能通過武力手段和思想枷鎖控制民眾，誰就能取得政治權力，而那些從道德層面上所宣揚的「仁者為君」、「得民心者得天下」之空論顯然都是當政者胡編亂照出來的謊言。也就是說，在某種歷史慣性的作用下，中國的「政治舞台」已經註定是為那些大奸大惡之人所搭建起來的，只有順應這個千年歷史所形成的政治規則，才能取得政治鬥爭的勝利，毛澤東正是以對中國「政治歷史密碼」的精當理解和嫻熟運用而登上「龍位」，成為中國歷史上擁有帝王權力的獨裁統治者。

言語至此，我們可以回到一個「老話題」上來——清末時期，西方的各種政治思潮陸續傳入中國，其中就包括自由主義和馬列主義，最終的結果是自由主義屢屢受挫、難以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而馬列主義則後發制人最終取得了正統政治地位，對此應該如何來解釋呢？專門從事文化比較研究的辜正坤教授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古代體制中和古代思想家（例如儒家）的體系中，早就有了某種程度的表現……如果沒有歷史上這個根子，就很難真正的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提出的某些理想，很多暗合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東西，容易引起中國知識界的共鳴。」（參見《中西文化比較導論》一書：17）也就是說，在辜先生看來，中國最終走向了馬列主義政治模式，根子還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當然應包括大眾政治心理因素），這是數千年帝國專制制度和文化慣性所催生出來的一種結果。而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卻很少存在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相通」的元素，因此它難以在中國獲得存續的適宜文化環境，更難以成為中國政治博弈的適當籌碼。

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鄧曉芒先生從啟蒙話語的「中國發育」角度認為，清末以來的中國思想啟蒙歷程深受「傳統」羈絆，因此缺乏「深度」，啟蒙思想家過於「看中口號」而難以抓住西方啟蒙話語的核心要素，諸如個體主義價值觀、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等等，加之他們又容易以「真理持有者」自居，有些「不接地氣」，很難取得基層民眾的接納（參見《啟蒙的進化》一書：1—15）。關於這些解釋，我相信是存在歷史證據的：民主共和革命的導師孫文先生晚年開始轉向「蘇俄模式」，民國時期十位教授發布《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學衡派、戰國策派無不參與了「從啟蒙到救亡」的社會思潮轉變，民粹思想和馬列主義聯盟，共同將自由主義推向了中國社會思想的邊緣位置，這其實就意味著中國啟矇事業走向歧途乃至失敗。從某種角度來說，除了胡適等少數思想先賢已經預料到當時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正在走向「悲劇」的未來，多數知識分子（包括羅隆基、儲安平這樣的大學問家）都沒能看穿歷史的玄機——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其實就是中國傳統農民起義的最新版本，足見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確實沒有讓自己的思想成熟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莫大的悲哀。

當然，我們也不能對民國時期的中國啟蒙思想家提出過於苛刻的指責，畢竟他們自幼就接受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倫理情懷自然難以避免，而且當時的西方世界確實也陸續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29—1933年經濟危機等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這難免導致中國思想界發生對「啟蒙價值觀」的質疑甚至否定。更為重要的是，中西文化兩個體系也確實各有所長，其中各具體元素之間的關係又紛繁複雜，希望盡收兩者之益、盡祛兩者之害的心態雖然顯得「貪婪」和「妄想」，但也可以算作人之本能，而這種觀念又正是中國莫名其妙地走向「新獨裁」的無形橋樑。我認為，除了以上各種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身負太多的「道義」枷鎖，既要考慮到西方自由主義精神的「原則」，又要照顧到中國傳統儒家倫理的一些「底線」觀念，所以就很容易「作繭自縛」，難以在政治鬥爭中取得主動權，淪為新時代的「宋襄公」，贏得了道義的高地，卻失去了生存的空間。在中國政治規則的歷史慣性作用之下，君子人格的政治家是註定要敗給「痞子人格」的政治家之手的；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中國自由主義政治力量的失敗是中國傳統政治邏輯的再演繹而已，並非簡單的「技術失誤」所致。

進一步從整體層面上分析來看，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確實算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它可以表現為三個方面：過於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民主憲政制度的「一致性」方面，卻忽視了二者在「根子」上的巨大差別；過於關注理論層面的總結與提倡，卻對如何將其落實到中國社會和政治運行的日常生活當中思考不夠；過早地「堅守」了已建成憲政民主體制中的「自由主義」原則，卻忘記了大革命時期的自由主義戰士所具有的鬥爭和獻身精神。由於存在這些方面的不足，中國自由主義力量經常出現內部分化，比如激進—漸進、革命—改良的爭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政治導向的分歧，草根主義—精英偏好的差異等，而這就等於變相放棄了政治變革的領導權，為專制政治力量的興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民國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不乏自由主義者，而且長期佔據相當重要的思想平台（如胡適、陳序經等都為當時名牌大學的領導），而很多人卻最終 「稀里糊塗」地站在了歷史進步的反面，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大多數都淪為了「反右運動」的犧牲品，足見其政治意識是何等「單純」！

由此可見，中國自由主義的「政治失敗」雖然主要源自歷史慣性力的作用，但是其自身的「作繭自縛」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它難以熟練掌握和使用中國的政治密碼（即「厚黑學」），不懂得「惡劣行為總是政治成功的通行證」，註定難以在那個「軍事決定政治」的時代立足。中國政治史雖然是一部「悲劇」，然而中國傳統文學卻流行「喜劇」；與此相對，西方政治史雖然在整體上體現為「進步」，而那裡卻流行「悲劇」哲學，一個「自欺欺人」，一個「自我鞭策」，透過這種對比，我們或許可以獲得無限的遐想，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應當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