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貨殖思想

呂慶華司馬遷不但是偉大的史學家，而且是傑出的貨殖思想家。他在《史記·貨殖列傳》、《史記·平準書》等篇中，提出了許多獨具特色的貨殖思想。司馬遷《貨殖列傳》的開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終都被道家「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自然主義思想所籠罩。開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是司馬遷自己的話：「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經》原文中「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幾句，並補入了「至治之極」四個字，由此可見司馬遷對《老子》這段話的重視，而緊接著引文而來的就是司馬遷自己的觀點——「必用此為務」。在這裡，司馬遷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話，實際上是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內核，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的這種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馬遷的至治理想堪與孔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相併論，區別在於後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進。王充在《論衡·命祿》中引用「太史公曰」，進一步概括了司馬遷的「天道自然觀」思想。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司馬遷正是以其「天道自然觀」思想，來觀察社會經濟生活的。他認為，「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所以他主張順應天道，減少干預，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司馬遷在詳考史籍、編纂《史記》的過程中還得出，人性一有求利的動機，二有享樂的慾望。所謂求利的動機，就是指個人追求財富積累或改善自己經濟狀況的一種本能。為了實現求利的目的，人們往往不怕勞筋骨、冒風險。所謂享樂的慾望，就是人都有追求肉體或精神慾望的滿足。為達到此種目的，人們常常不惜金錢，貧者儘其所有，富者揮霍無度。第一種本能是一切為了財富，第二種本能是要用自己的財富換取自己想要的一切。這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自然生態。司馬遷充分肯定追求物質利益是人類的本性，他把各種人的活動都歸結為一個「利」字，歸結為對財富的追求。他在《貨殖列傳》中下了一個著名論斷，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從王公貴族到普通百姓，他們從事各種各樣的活動，其目的都是逐利求富。逐利求富是人的本能，即所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他又說，人之趨利，「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他認為，人的這種逐利求富的本能，是與生俱來的。他列舉賢人、廉吏、廉賈、壯士、趙女鄭姬、游閑公子、漁夫獵人、賭徒等，指出他們的活動無不和自己的利益聯繫在一起。具體說就是，「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高名者」，不過是為了「歸於富厚也」；做官廉潔，那是因為「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得到「重賞」；而「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不避法禁」，其實也都是為了錢財；趙國、鄭國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彈著琴瑟，舞動長袖，踩著輕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也是為財利而奔忙。至於農、工、商、賈儲蓄增殖，原本就是為了謀求增添個人的財富。有趣的是，司馬遷還看到，人們逐利求富雖然在主觀動機上是完全為了自己和自己所屬的那個小集團的利益，但在客觀上卻又促進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繁榮。除了看到人的求利本能外，司馬遷還注意到人類還有一種本能，就是享樂的慾望。他指出：「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司馬遷根據這些文獻觀察，發現了以下各點：一是人類有享樂的本能；二是這種本能，如果沒有外部條件的限制，它將盡情發揮；三是這種本能，不能以人為的力量加以改變或阻止，也不能「塗民耳目」，使人絕欲窒性。司馬遷的天道自然觀體現在經濟政策上就是他的善因論，他說:「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他所說的「善者因之」就是主張統治者在經濟政策上要順其自然。因而，他主張，「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認為這樣就可以使「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譏諷桑弘羊的「與之爭」經濟政策，而對管仲「設輕重九府」以致齊國富強的措施給予了一定的認可。但他又指出，管仲的思想顯然不如太公望在齊國「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比較而言，司馬遷對干預成分較少因而危害較小的儒家思想的評價高於法家；對這兩家前期思想的評價又各自高於其後期思想，因為在那個時代，儒家貴義賤利的保守性和法家急功近利的激進性都超過了前人。在司馬遷看來，儒法兩家的經濟思想都不如具有道家思想傾向的善因論，善因論其實是對道家思想的創新和發展。它的足欲觀超越了老子的寡慾觀，但保留了至治理想的內核。司馬遷還從善因論的角度褒貶了西漢的經濟政策，他認為西漢最好的時期是惠帝、高後時期，時間由公元前194年至前180年。「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史記·呂太后本紀》)而到了武帝時期，政府實行鹽鐵專賣、酒榷、均輸、平準等政策，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日趨嚴重。在司馬遷看來，這是與民爭利的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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