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與重負-我這三十年（崔衛平）

拿到「我的三十年」這個題目，腦海里竟然不斷浮現出弗羅斯特的那首詩《未曾選擇的道路》。詩里說到在落葉鋪就的金黃色樹林里，從某個地方岔開兩條小路，說不出來這條路更好，還是另外一條。但是「一個過路人，沒法同時踏上兩條征途」。因此，另外一條小路，就只有讓它停留在永遠的寂寞中。　　讀到這首詩的時候，我還是太年輕了，不會想到在自己身旁，躺著另外一些無聲的道路，更沒有想到一旦踏上眼前的這條，它們實際上「一條接著一條」，不停的朝前延展，一直把我送到無法返回的今天這個地方。　　一般人們都會說，不後悔自己的選擇。或者如果重來一遍，還是選擇已經走過的這條。然而我卻對此抱有遲疑。一個人不可能永遠正確，很多行動或決定，與其說是主動選擇的，不如說是情勢使然。肯定存在一些大限，為一個人、一代人或者幾代人難以逾越。意識到這些局限性，不是為自己開脫，而是保持一種警醒。　　有些事情現在說還是太早。但是我至少可以梳理出一個思想過程，我的行動是以思想作為序言的。　　我說過1978年春天我們進校時，正趕上思想解放時期，那是一個枯木逢春、千舟競發的年代。每天傳來許多激動人心的新發現，被掩蓋已久的真相得以見天日，沉埋多年的冤案得到平反，被扭曲的正義得到伸張。那時年輕，正處于思想和感受最為活躍的時期，所受到精神上的感染鼓舞是極為深刻的。　　然而實際上也伴隨著深深的焦慮。我們普遍接受了「黨和國家走了彎路」這種說法。不僅是歷史的損失，實際上，一小段歷史的彎路，對於個人造成的損失，同樣是慘痛無比的，甚至更加慘痛。對我個人觸及至深的，不僅在於一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已經永遠地沉埋地下；也不僅在於一些人被排斥到邊緣，比如當右派的人們，他們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而在於一些始終有機會在工作、在出力的人們，當他們回頭去看自己的「工作成果」，彷彿被別人做了手腳似的，完全不屬於他，他也羞於承認它們，這種事情令人喪氣。　　他的努力白費了，他的生命被浪費。本來他覺得自己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民，但實際上只是徒勞無益，甚至有害。尤其是他還活著，他必須面對自己的徒勞，眼看著自己的生命被劫走。用今天的話來說，他被「盜號」了。比如一個從事文學創作的，在一個階段之內他只有服從於當時的政治，不管他有多大的才華。結果發現那原來不過是一堆廢紙，但當時也可以說是融入了他的「心血」。　　比如一個早年參加革命的人。年輕時他相信自己所追求的是一個光明的世界，於其中肯定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沒有弱肉強食，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他還認為越是克制自己，甚至不惜為他所追求的目標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財產，這樣的好世界就會早日到來。他當然想得過於美好了，但是無論如何，幾十年後所面臨的從未有過的破壞荒蕪，還是令他始料不及。　　作為一個年輕的大學生，對於知識分子的命運遭遇，當然會有敏感與認同，潛意識中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像那些學術前輩，將自己整整一生的才智性活動給浪費掉了，到頭來兩手空空。然而有一個東西暫時埋藏下去了，這便是：我自己畢竟也是在那種封閉的機關院子里長大的，對於朝夕相處的前輩，實際上有許多不自覺的同情和認同在內，暗地裡為他們個人的命運感到嘆息。　　父輩革命者的真誠毋庸懷疑。但究竟是怎麼回事，讓他們走向了自己當初的對立面？如何不去重複他們的盲點、他們的不幸？如何不去複製他們的失敗、複製他們也是兩手空空的結局和命運？由於血緣的及精神血緣的聯繫，讓我無形中彷彿背負一種「原罪」。這是後來慢慢意識到的，這應該也是我從父輩那裡繼承來的一份焦慮及重負。　　我後來也反省過坐在1978年的課堂上，我們也許擁有的某些「原罪」。「原來我上的就是陳先生（陳寅恪）、羅先生（羅振玉）、胡先生（胡小石）不教了的那個大學！我的老師們是站在陳先生、羅先生、胡先生被迫離去或含恨辭去的那個講台上教我！我必須對我作為一個後來者身上承受的這份後果負責。」（《批評的限制和我們自身的限制》，1997）　　擔心一輩子被浪費掉了，我們當然急於尋找另外一些地方去紮根。　　如果不是按照傳世作品來衡量，那個年代應該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年代，我指的是人的發現，人的覺醒。這之前批了若干年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實際上是倒退到了偶像崇拜的年代。　　無數踐踏人的生命及尊嚴的做法表明，在人們將領袖賦予神聖至上的同時，允許自己的跌入了野獸般的瘋狂野蠻，置身於一種脫離實際的妖魔化幻境。在這個意義上，人道主義是一種世俗主義和現實主義。　　「宗教的陰霾被掃除了，人們突然認識了自己，也突然地認識了自己周圍的人，一切都獲得了現實的、有說服力的說明」。（王潤生《人性與道德》）這個人道主義甚至還不自量力地扮演起當時社會的政治學、經濟學和法學，以及比如心理學等一切學科，成為這些學科的替身。因為它們有些在「十年浩劫」之前就被取消了。於是人們分析問題，衡量事物，都需要放到「人」的天平上稱一稱，看看是否符合人道、人的尊嚴及人的基本要求。　　比較起「傷痕文學」來，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這個話題更能吸引我，那的確是一個修正主義的企圖，是一個來自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矯正視野。但假如人們空談了許多年的馬克思主義，但卻並不關心馬克思實際上所說的，這裡面是否還有許多可以拓展的空間？在那個年代，馬克思還是我們了解西方思想的一個重要窗口。從馬克思這個地方進入，可以進一步上溯德國古典哲學、法國啟蒙思想、莎士比亞、文藝復興直到古希臘的思想藝術。我有一個好朋友是哲學系的，四年內她將南大文史哲圖書館裡的小說全部看完，而我這個中文系的學生卻與她相反，盡量找一切理論的書來讀。　　「人本身」，是我從馬克思那裡學到的最基礎、也最富有生長性的概念。這個概念包含了一個「回頭」、「返身」的動作，即返回到自己身上。一個人認為除了感到世界是存在的，他也能夠感到自己也是存在的；除了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力量，他也能夠感受到來自自身的力量。他不能把自己排除到世界的存在之外，別人也不能這樣做。以這個為起點，這才有了我那段在網路上流行的話：「你所在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國。你是什麼，中國便是什麼。你怎樣，中國便怎樣。你有光明，中國便不黑暗。」當然，從起點走到這裡，還要經過一系列過度，有許多別的東西加進來。　　我從馬克思那裡，還學到另外一些東西包括人的「潛能」、人的「全面發展」、「社會條件」以及「異化」。其中一些也是從別人那裡抵達馬克思的，比如「潛能」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我做文學批評、電影批評時，也未敢忘記從人的社會歷史條件，來分析人性的種種表現。　　然而儘管這樣，對於現代社會是如何構成的，在某個至高無上的權威缺席之後，一個社會是如何整合的，幾乎仍然是一張白紙。有關憲政、民主、法制、人的權利、公平公正這樣一些概念，是更為後來才慢慢習得。　　1983年有一個短暫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只有短短几十天天，然而它對於我個人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在這之前，我或多或少與主流意識形態還有一點關係。但是在取消了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討論之後，當時覺得如果繼續走這條道路，直接等於始終擔心的那種徒勞。　　疏異感是從更早時候開始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對於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意味著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充滿喧嘩與騷動，我只有在孤獨地張大嘴巴，無聲地看著這一切。即使想去理解，想去接受或者反對，都是不可能的，我的力氣也跟不上。結果世界在一邊，我在另一邊。這也許幫助造成了我的這種性格：表面上挺隨和，不動聲色，不起波瀾，但內心卻是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完全有自己的節奏和顏色。激烈反抗的時候，只有我自己的腦門知道，外人看不出來。這個小小的內在世界對我本人已經足夠，因此我很少感到那種強烈的匱乏感或饑渴感，能夠將內與外兩個世界弄得井水不犯河水，讓它們互不干涉。1984年底我進電影學院時，就知道立志當一個「灰色人物」，除了好好上課，不在一些無謂的事情上浪費時間。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將自己積攢了起來。　　這裡面肯定包含了一種對於世界的某種不信任，不像我現在，彷彿信任多了一些，態度比較積極一些，這也許只是幻覺。這種潛在的拒絕和不信任，感到周圍環境是一個疏異的和令人氣悶的場所，是我們在八十年代廣泛接受所謂西方現代派的基礎。當時我們也找不到別的途徑來釋放，對於政治已經不抱希望和喪失興趣。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包括伯格曼、安東尼奧尼的電影，這些作品都是一些內心或精神危機的信號，在戰後西方發展起來，我們算是補課。　　其中也有直接與我們所處的革命傳統進行對話及反駁。比如加繆的戲劇《愛與正義》，在富有正義的的刺殺活動中面臨傷及無辜的時候，年輕的革命者退縮了，手段與目的必須統一。再比如薩特的《牆》與《死無葬身之地》，涉及了抵抗戰士的恐懼、怯懦及毫無出路，這種看起來沉淪的經驗，更能夠抵達一個人自己。還有，這批作品中充滿著稱之為「反英雄」，這些人物不僅嘲弄世界，而且以同樣的力度嘲弄自身；在與世界保持距離的同時，與自身也保持應有的距離。他們不僅不去迎合這個世界，也不討好自己。這些作品完全區別於浪漫主義，反對Kitsch（自媚）。　　前幾天在一個活動上，我又看了一遍伯格曼的《野草莓》。主人公當了五十年的醫生，正在前往接受一個榮譽學位。按說這人擁有成功和光榮的一生，然而他在一路上回顧往事時，體驗到的卻是焦慮、疏異、孤獨、被拒絕、不被理解這些情緒。不論從內心到外表，不帶一絲油彩，沒有一點包裝。這些人活得多麼真實啊。他們與自己的真實之間彷彿有某種秘密通道，始終處於真實當中。閱讀這批作品時。那些潛在的焦慮也得到了某種認可和釋放。換個角度看，它們也被強化了，變得更加焦慮。　　這部分沉澱下去的經驗，後來在介紹哈維爾的時候，得到部分釋放。哈維爾從荒誕派戲劇里吸取了不少東西，他稱自己為「荒誕的理想主義者」，經常像觀察別人一樣審視自己的行為，除了對這個世界發出警告，同樣不停地對自己提出警告和驚醒，這些都是吸收了戰後的文化精神。李慎之先生曾經說哈維爾「後現代」，說他的文章繞來繞去。一個具有自我懷疑精神的人，當然不會用那種獨斷論的口氣說話。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被看作是一個單獨的、特殊的時期。當這個時期結束時，比如1989年春天，我正與電影學院的同學們一起閱讀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用「疏異的個人」來形容我的思想面貌，是比較恰當的，或者乾脆用加繆「局外人」。記不清多少次在課堂上向同學們推薦這個篇幅不長的小說。　　我的朋友說我是從「消極自由」走向「積極自由」，這個說法有一點道理。我生命中的某些底色或密碼被隱藏起來。來自一個「以人民為信仰」的家庭，卻彷彿走向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並且跑得夠遠的。然而它們肯定沒有浪費，而是以其他的方式滲透到我後來的工作中去。起碼我深知，我自己的行為其背後的推動力不管是責任還是焦慮甚至是某個偶然因素，但肯定不是任何高詞大語，「歷史前進的方向」或者「主流」、「大潮」等。那些宏偉的東西帶不動我。　　俗話說，「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行」，我遇到的正是這種情況。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所花費的時間和努力，遠遠超過公共領域，但是卻很少被人們談起。這麼多年以來，我也努力使得它們之間保持一種平衡。比如出版了一本《正義之前》（2005）的書，馬上就要想到寫作一本關於中國電影的書（《我們時代的敘事》2008）；出版了《思想與鄉愁》（2010）之後，又給自己制定計劃寫一本外國電影的書（《迷人的謊言》，2012）。有時候非常困擾於是著手是寫一篇專業文章呢，還是寫一篇有關社會政治的文章？為這個遲疑猶豫長達兩個星期，而這麼長的時間，任何一篇文章都可能已經完成。坦率地說，這兩方面的寫作對我同樣有吸引力，同樣能夠釋放我頭腦中那些翻滾不已的東西。　　我還從英文翻譯過一些東歐詩人的詩作，偏愛捷克詩人（也是生物學家）赫魯伯的這一首《發明》。詩的風格幽默詼諧，虛構了一個古代的年終大會，人們數著一年當中的種種發明，尤其是對於國王的貢獻，結果最後一個人站起來說，「今年持續的失敗/拖住了我的腳步。全盤皆輸。我經手的每件事/都不成樣子。」後來弄清楚，這個人「是阿基米德」。這首短小的詩歌，同樣在處理權力與真理、成功與失敗、榮譽與孤獨這樣一些重大的主題。在東歐藝術家那裡，這種美學與倫理的高度融合。深深吸引了我。　　翻譯哈維爾完全是一個偶然。閱讀哈維爾時，首先給我帶來的滿足，是他能夠描述出當時捷克社會「隱藏的層面」：在表面繁榮的背後，蘊含著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機。人們為了眼前利益，將他們的長遠利益拋在了腦後，將他們做人的尊嚴拋在了腦後。所有那些倒退都是不知不覺的，昨天覺得不能接受的事情，今天就處之泰然，明天就習以為常。在絕大多數人認為是「合情合理」、「順理成章」的地方，哈維爾發出了他的尖銳質疑。　　揭露那些隱蔽的視角，發掘潛在的危機，讓看不見的看見，聽不見的聽見，哈維爾的這種寫作思路及形式，本質上屬於藝術創作。哈維爾自己也曾解嘲說，他的朋友認為他是陷入了創作上的枯竭，寫不齣劇本來了，於是提筆給胡薩克總統寫了那封信。與朋友之間的這些玩笑，釋放出這樣的信息：他是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敏銳的藝術家而提出問題，如果說這涉及政治，那麼其中顯然有一種業餘政治的味道：反政治的政治。它更強調的是反對的原因，反對的理由，反對活動的價值：不是為了取而代之，不是為了羞辱曾經羞辱過自己的人，而是為了自己富有尊嚴的生活，為了民族共同的家園及未來。　　一個富有動力的生長點，也埋藏在這個晦澀的隱藏領域，那就是人的良心。一個人若想站起來，那他得從自己身上先站起來；一個人若想擺脫奴役，那麼得從自己挺起胸膛做人開始，而不是繼續自甘為奴。在經受了那麼長時間的困窘晦澀之後，人們需要為自己準備一些時機，一個良辰吉日，拂去自己身上的灰塵。如果是推動社會進步，那麼需要將自己的良心帶進去，而不是將自己的利益帶進去。　　僅僅看到勇氣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價值觀作為支撐，沒有沉重的責任感，包括承擔自己行為結果的決心，勇氣就成了一種魯莽，行動就成了一種炫耀，言說就成了一個標籤。在這個意義上，行為所能夠釋放的價值，甚至比行為本身更加重要。衡量某種行為的意義，不僅在於當下的現實，而且在於它是否在未來的空間同樣能夠成立。比如你說要民主，那麼你自己就先要民主起來，從現在開始彷彿如同處於民主社會。民主的方式不是對敵鬥爭的方式，不能把某些人直接視為「敵人」或「異類」，尤其是需要「化敵為友」，那麼你是否做到了這一點？　　如果在你自己這裡有一個新的起點，那麼這個世界才獲得了一個新的起點。擁有新的起點，才能有真正新的開端和發展，以及新的結局。然而，另外的憂慮又會產生出來。一個開端，即意味著一種中斷，中斷原先生活的鏈條，打破原有的某個格局，將人們從本來看似安逸、平靜的狀態中拖出來，誕生一個新的局面。如此一來，一些東西落在你的腳面上，一些東西落在別人腳面上。由最初的開端所導致的那個長長的鏈條，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行動者無法看到自己行為的全部後果，他也無法承擔起自己行為的全部後果。即使他想這樣做，客觀情勢也不允許。如果有東西變得需要別人來承擔，這是令人感到真正憂慮的。　　1969年底我作為子女隨父母下放，兄妹幾個被安插到大隊辦的初中小學不同班級。很快我發現一件事情非同尋常，那就是貧下中農都是住自己的房子。後來慢慢知道為了擁有一個像樣的房子，他們耗費了大半生的精力和積蓄。而我們這些沒有房子的人，卻從來不愁沒有地方住，不會想到遮風擋雨的問題。上學沒幾天，還遇到一件事情令我驚訝。有一天早晨班上突然少了大部分同學，一問原來這天下雨，小夥伴們是因為「沒有雨鞋」而不能出門。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世界上有人會因為下雨不來上學。　　當時不可能理解這些事情，然而經驗的撞擊所產生的印象十分深刻。用我現在的眼光來看，我隨同父母是住在一個隔離區域，這個區域被很好地保護了起來。這個隔離區里擁有與廣大社會完全不同的面貌，其中的人們之所以具有「先鋒性」，擁有在社會中的領先地位，便依賴於這種隔離。從「大院」的眼光來看，社會被看作是「危險的」、「烏煙瘴氣的」和不可信任的。　　受這種強勢觀點影響的人們，哪怕是處於社會本身當中，也同樣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認為，權力才是唯一的力量和希望所在，才是唯一值得關注的焦點。因為權力有力量，所以只有想法設法靠近它，圍繞它，哪怕談論它，也才是有力量的。　　在這個背景之下，八十年代東歐的人們（從匈牙利到波蘭到捷克）提出的「平行社會」，才顯得富有意義。平行社會有自己的根基，有自己所要展開的計劃和所追求的目標，即建設良好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求得社會自身的發育和自我救助，從中磨合、提煉出符合社會整體要求的價值觀。讓社會了解自己，也讓權力了解社會。這樣獨立的社會與權力是一種平行和並存的關係，而不是互相取代的關係。　　這個眼光既不是權力製造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也不是它的衍生物自下而上的模式，而是自由的社會成員之間真正平等合作關係的開始，也是不熟悉民主的人們積累經驗的開始。這是在今天從事民主自由事業的人們需要認真考慮的。在中國，「啟蒙」的含義一再被誤解，圍繞著這個詞，也分割為「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不同區域。而實際上不管是誰，包括權力本身，都要回到社會，不自視先鋒，也不能有任何凌駕社會的想法。不管什麼人，做什麼事情，除了盯住眼前所看到的，也要考慮到背後有廣大的稱之為「社會」的檢視監督，那其中的人們的確五花八門、五光十色，參差不齊，存在無數個平行四邊形的交叉、重疊以及所形成的合力。　　從前體制內的人們將體制外的人們隔離出去，這個錯誤不應該發展為另一個同樣的錯誤，就是將體制外的人們隔離出去，認為他們僅僅是事情進展的阻力，完全不值得信任。這既不符合實際，又不符合初衷。這與「抱有幻想」毫無關係。實際上，「抱有幻想」這種提法本身，正是來自許多人所反感的舊意識形態。可惜，我們許多朋友不去考慮從前的思維方式，仍然通過一些無意識的修辭手段，在他們自己身上得到複製和再生。就像加繆在《鼠疫》中表達的，每個人都可能是鼠疫的攜帶者。　　破除任何形式的隔離，一道分享這個世界，建設我們共同的家園，才是我們在今天真正所要面對的，也是為我們最為不熟悉的。　　我選擇「知識分子」這個稱謂，而把「公共知識分子」放在一邊。前者可以是一個人的自我期許，她可以運用知識分子的要求來要求自己；而後者是外界附加給這個人的。一般來說，我知道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怎麼做，但不太知道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該怎麼做。在我看來，一個知識分子若是站在公共領域中發言，需要堅持這樣幾條原則：　　一、 堅持價值立場，做價值的守護者。二、發掘邊緣聲音，讓被遮蔽的人們和立場浮出　　水面，不當弄潮兒。三、擁有長遠眼光，著眼於長遠利益，而不總是臨時性的考慮。四、堅持真實和良心，不以任何主流、大局的名義，去壓制合理的少數人意見。而最重要的，是身體力行：假如你反對特權，那就不要以任何理由讓自己獲得某些方面的豁免權；假如你反對壓制不同意見，你就要允許別人釋放與你相左的看法，而不是馬上過去一通亂棒。　　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榜樣有三個人，一個是喬治?奧威爾，另一個是羅莎?盧森堡，還有一個便是阿爾貝?加繆。他/她不僅能夠面對對方陣營的壓力，而且能夠承受來自自身陣營的更大壓力。他/她們不僅是所處社會的異見者，而且是「異見者的異見者」，這歸因於他/她們的深深焦慮：擔心自己及身邊的人們，是否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不知不覺中偏離了自己的初衷。假借「正義」的名義，再度做下非正義的事情。而在今天，這存在更大的可能性空間，其中之一是「正義」被混同於某種「成功的英雄」，與商業/消費社會之間發生了說不清的曖昧關係。　　（原載《經濟觀察報》2012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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