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評價毛澤東(下)
06-19
新島淳良《毛澤東的信仰和傳統》(日本) 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人,他發動和指揮成千上萬的人們,但是方法不是「遵循傳統」,而是發明了種種方法來調動人們的革命熱情。 「文化大革命」中,「老三篇」的發行量達10億冊,創世界之最。 在毛澤東思想里,人民也既不是觀念,又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有形有體的人,是超越時空而存在的實實在在的人民。而且,像這樣把人(人類)和人以外的物區別開來的看法(宇宙觀)不必說差別人本主義的宇宙觀與從愚公一直到「毛澤東思想」體制下的中國人民結合起來。(這與把自然和人結為一體來看待的印度和日本文化是大相徑庭的)但是不用說,全世界人民中像他那樣清楚地看待這個問題的只是他一個人。所以,也可以說毛澤東是現代世界的最深重的孤獨者。毛澤東對傳統的宗族主義潮流,對孫文以來的民族主義潮流以及近代資本主義的巨大潮流,都進行了「反潮流」,毛澤東如「中流砥柱」那樣巍然屹立著。 聶華苓(作家) 據一個擁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領導人,應當能比歷史上的任何一位詩人更多地售出他自己的詩集,這樣說並不過分。據說已經售出的毛澤東詩集達7500萬冊,完全比得上有史以來所有用英語寫作的詩人的詩集的總和。 毛澤東多次重複的又一個主題是必須變革,人不僅能夠改造自然環境(架橋於江河之上,戰勝種種疾病和瘟疫),還能夠創造自身的人性。為著這個目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必須改變,再就是,要堅韌頑強才能使這一切成為可能。「誰主沉浮?」毛澤東問道。這或許會使人想到,毛澤東是把他自己,還有他的黨,當作變革的工具來看待的。 每一首詩都是一扇可以窺視毛澤東的個性的窗子,都可以從中洞察他怎樣把現代最緊迫的事態與相隔很遠的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融為一體。 毛澤東是一位進取者,是原動力、是創始者,最善於採取令人驚訝的局面、緊張局面和緩和局面交替出現的戰略。他不相信慢的穩定時期,而且從來不滿足於變化的速度,可是他是重實際的,對於逐步實現一個目標有著極大的耐心。 毛澤東與周恩來他們之間很少發生能使他們決裂的分歧,毛澤東儼然是一個哲學家,周恩來則像是一位行政長官。毛澤東乾脆將具體的外交政策和內政問題棄之一旁,他說這些事情都由周恩來處理。「我研究哲學問題。」在他那堆滿了書籍的擁擠書房裡,毛澤東全身陷在一把軟椅中,向來訪的客人贈送簽名的詩集,顯露出一位國父那博大精深的氣度。這樣一位備受敬愛、令人敬畏的偉人竟能將日常事務置之度外,超然於哲學詩歌的芳香之中。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直到1976年去世前,他一直是決定中國社會命運的核心力量。 在1949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毛澤東仍是一個革命者,毛澤東不希望這一工作妨礙他所理解的繼續革命的事業。毛澤東是一個極富想像力,而又受想像力驅使的人物,對中國大眾來講,他是詩人、預言家、學者。 在中國末代王朝倒台後,毛澤東曾經被時代所激勵,如果不具備這種激情,是不會像他那樣受到時代的鼓舞的。他相信自己,相信他的農民軍會取得最後勝利,這給予他一種堅韌不拔的意志。 他個性中的那種移山之力與時代的社會特徵有著密切的聯繫,毛澤東生長在一個動蕩的時代,當時,人們迫切地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要醫治創作。像毛澤東這樣堅決的破除迷信者到處都可以得到人們的支持,支持者的人數之多是空前絕後的。毛澤東的秘密還在於他認識到了暴力的必要性。 他靠著這些特點使自己在戰爭中幹得很出色。戰術上的極大靈活性和將他的戰略方針傳授給他的追隨者的才能。 毛澤東曾經自稱是一個中間偏左派,從方法上看他確實如此。這與他為了孤立主要敵人而不斷靈活使用「統一戰線」的作法相符。他對右派的仇恨使他肯定會不時跳向左派一方。然而極左派並不是他精神上的歸宿。他常說要「兩條腿走路」,在他的早期活動中,他很好地利用了這種天生的平衡感,而這種平衡感也正是中國古代對陰陽兩重性的信仰的翻版。 在革命的熱潮中,他冷靜地把自己的才智與群眾的激情聯繫在一起了。 毛澤東不只是一個人,而至少是五個人:他是在全中國點燃起義烈火的農民組織者、軍隊的統帥、喜愛豪放的浪漫主義的詩人、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新的東方道德規範的哲學家、一個作為世界上最龐大的官僚機構的政治領袖。 毛澤東是活動家和幻想家,是個知識分子。這在某些方面與戴高樂和丘吉爾有些相像。他對於歷史是如何變化的特別感興趣,並認為傑出人物的思想和意志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 這種類型的行動家思想上不贊成那些空談理論的知識分子。他用軍事的觀點看問題,在史冊旁邊放著寶劍。他熱愛自己的國家勝於喜愛那些最光輝燦爛的合乎邏輯的真理的模式。他厭煩技術,並由於機器具有變革我們的生活方式的能力而感到惴惴不安。他對經濟也不很在行。 他對穩固性深惡痛絕,並以他提出的萬物都在不斷變化,而且永恆地變化的最得意的見解取代了歐洲馬克思主義的固定不變的法則。 對毛澤東來說,革命主要不是一個事變,而是一條生活的道路。同時,對周圍他所目睹的事物的不滿始終不斷地在激勵著他,使他渴望著用變革的棒來攪動這口鍋這就是毛澤東對政治的看法中的兩個衡量。 毛澤東的行動是複雜的,因為他作為一個人和一位政治家,也有很多缺點。他帶有強烈的偏見,而且有時候自相矛盾。作為一位領袖,他是很偉大的,但他的性格在很多方面卻並不令人敬服。 他曾經是一位傳統觀念的反對者、教師和鬥士。 王宓娜(西德人)1935年與王炳南結婚。著有《中國——我的第二故鄉》 毛澤東的前額很寬,顴骨並不顯露,嘴唇就像一彎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臉部表情豐富,不住地變化。看著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間又若有所思,很嚴肅地不知在說些什麼。 毛澤東問我:「你兒子的頭髮是金色還是黑色?眼睛像媽媽一樣嗎?是藍色的,還是黑的呢?」 「我兒子是黑頭髮,黑眼睛的。」我想不到他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稍微有點吃尺地回答道。 「皮膚是白色的,還是接近中國人的顏色?」他餘興未盡地問。 「接近中國的顏色。」我答道。 「這真有趣!」毛澤東說:「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國人,他們的孩子也是黑頭髮、黑眼睛,膚色也和中國人一樣。一般說來,你們德國人總是以德國的強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麼也敵不過我們中國人!我們的人種好像比你們強呢!」 布希(美國駐中國大使) 1975年10月19日,基辛格抵達北京,我們被同意拜見毛澤東,毛澤東當時81歲。 基辛格問他身體如何,毛澤東用手指著他的頭答道:「這個部分還靈,我能吃能睡!」他拍拍腿說:「這些部位運轉不行了。我走路時感覺無力,肺也有毛病,」停頓了一會兒他繼續說道:「總之,我感到不行了。」然後,他笑著說:「我是供來訪者觀看的展覽品。」 他用一種哲學家的語氣說道:「我不久要歸天了,我已經接到了上帝的請柬。」 基辛格微笑著說:「別接受得那麼早呀。」 毛澤東無法連貫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只好吃力地在一本便箋上寫字,毛澤東寫道:「我服從Doctor的命令。」這是一個雙關語,因為基辛格有博士頭銜,而在英文中博士和醫生是同一個詞。 毛澤東來自農村,在外交會談的正常過程中,經常用一些粗話,比如在談到另一個話題時,他把美中關係中的某個特殊問題說成是比「放狗屁」還無關緊要,他的一位盡責的女翻譯照譯不誤。這個詞甚至在哈里·杜魯門的粗話辭彙中也找不到。 史沫特萊《毛澤東有一扇未開啟的靈魂之窗》 我起初強烈感到他身上所有的陰沉性格證明只是一種精神上的孤獨感,最了解他的幾個人都喜愛他,但他的精神是內向的、孤獨的。 他沒有朱德所有的謙卑,雖然他帶著女子的氣質,他卻像騾子一樣地頑強,在他的性格中貫穿著鋼桿一般的自豪與決心,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會等待和觀察多年,但最終達到目的。 他的幽默常常是譏諷嚴厲的,好像從精神孤獨的深淵中發出來的,我的印象是有一扇通向他的靈魂的門戶,但從未向誰啟開過。 朱莉《除夕夜晚見毛澤東》 1975年12月31日會見毛澤東,他對他本國人民,尤其是沒有受過考驗的青年一代,抱著懷疑態度,並感到失望:青年人是軟弱的,必須提醒他們鬥爭的需要。 毛澤東說:「黨內會有鬥爭,階級之間會有鬥爭,除了鬥爭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他便動用兩手的食指相戳來強調這種鬥爭。最後他強調說:「很可能要斗二、三百年。」 在毛澤東談到鬥爭時,使我相信:這位82歲的老人的頭腦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 毛澤東的一生,也許超過所有其他人。已經使全世界的窮人產生了強烈的和日益增長的革命要求。他發動了全球性的鬥爭。這種鬥爭已經並且將繼續帶來巨大的動亂和轉變、死亡和天翻地覆。 特里爾(作《毛澤東傳》) 抗日戰爭結束了,當時蔣介石佔有的優勢,毛澤東不得不暫時屈服。 蔣介石和毛澤東已有二十多年不見,他們握手問好。 一個像普魯士式的,一個看上去像波希米亞人式的。蔣介石的服裝筆插、合身,戴滿了勳章;毛澤東的衣服則皺皺巴巴,毫不裝飾,好像從一百件服裝里任意揀來的(儘管他穿了一雙新皮鞋)。蔣看上去像根鐵柱子,而毛澤東像一根竹子。 毛澤東沒有相信蔣介石:「世上沒有一條筆直的路。」他回到延安後對幾位助手說。他的重慶之行是曲折的,他並沒有認為與蔣介石的談判會就此結束國共兩黨的鬥爭。他之所以去重慶是因為國際形勢迫使他不得不如此,蘇聯和美國(以不同的方式)支持蔣介石的國民黨,毛澤東不得不對蔣表示出一定程度尊重。 他之所以去重慶,還因為中國的「老百姓」不希望發生內戰,毛澤東不願自己被人看成是破壞和平的人。 毛澤東說,世界是在不停地變動之中,他堅持認為,一切事物都不能反從表面做出判斷。現在的形勢是實實在在的,但是將來的形勢也是實實在在的,如果一個既尊重現在又想把握未來的話,間接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1946年,國民黨佔據了整個中國南部和西部人煙稀少的地區,共產黨的力量在北方很強大。毛澤東的軍隊只有蔣介石軍隊的三分之一,槍支彈藥也只有他的五分之一。 第一年毛澤東選擇了防禦戰術,蔣四處出擊。到47年早期,世人已經相信:共產黨像過時黃花一樣開始枯萎了。 特別是3月份,毛澤東放棄了延安,毛澤東並不傷感,「不就是幾座窯洞嗎?」毛澤東採用的是中國古代的戰略,丟掉一座空城沒有關係,目的是粉碎敵人的軍隊。 蔣介石得意地飛到延安,毀壞了那裡的罈罈罐罐,他預言:只需三個月的時間,就可徹底消滅人民解放軍。 1947年,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進攻戰。蔣介石在48年從美國得到價值三十億美元的援助,而毛澤東卻沒有。 蔣介石的精明只限於應付一個接一個的危機,鼠目寸光。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人,毛澤東有著更長遠的打算。 蔣介石是一個自負而愚蠢的人,常受一些瑣事的牽制。毛澤東在四十年代是一位不受別人偏見影響的人,他所感興趣的只是自己目標的實質。 蔣介石是一位軍人,而毛澤東是一位思想家,對他來說,槍只是一種工具。1943年,在共產黨處於弱勢的時候,蔣介石完全可以與毛澤東達成一項對自己有利的協定。但他不了解戰爭與政治之間的關係,而毛澤東卻深諳其重要性。蔣只知道尋求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共產主義問題,其結果既丟了軍隊,又失去了中國人民的支持。毛澤東從根本上說,是把人民動員起來支持軍隊,變成人民的自覺行動。這既不是機械的,也不是神秘的事情,而是非常簡單的政治鬥爭方法。 毛澤東的性格內混雜著深沉的嚴肅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決斷、思想和行動自信與謙遜。主要特徵是深思熟慮。 基辛格(美國國務卿) 1972年的那一天,我們才吃完午餐,周恩來對我說:「毛主席想見總統。」召見是突如其來的以外,接見卻並無任何形式。毛澤東微笑著注視來客,眼光銳利而微帶嘲諷,他的整個神態似乎在發出警告:他是織造人的弱點和虛偽的專家,想要欺騙他未免是徒勞的。或許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在他的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得到的壓倒一切的魅力。 當我1975年10月和他會晤時,毛澤東幾乎不能講話了,但即使那時,在死亡的陰影下,毛澤東的思想還是清晰而帶嘲諷的。 毛澤東幾乎從來不一個人獨白,這同我認識的所有其他政治領袖相反。他輕鬆自如,似乎隨隨便便地引用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從中表達出自己的真意。他在開玩笑之中夾帶出主要的論點,牽著對話者轉來轉去,找機會插幾句時而富有哲理,時而冷嘲熱諷的話。總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許許多多離題很遠的語句當中,以致意思是表達出來了,同時卻規避了義務。毛澤東的省略的語句像牆上的人影,雖然是現實的反映,卻沒有現實的內容。他的話指點了一個方向,但卻不規定前進的道路。毛澤東有時也下幾句斷語,這種斷語使聽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種令人迷惑並略帶威脅的氣氛。這個情況竟像面對著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神靈,他偶而揭開掩蓋著未來的帷幕的一角,讓我們瞥上一眼,但從來不允許我們看到全貌,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過。 然而毛澤東有時也會無情地揭露一個問題的核心。在我後來的一次訪問中,我對鄧小平說:「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礎之一的,因為我們都無所求於對方。」第二天,毛澤東在見我時提到了這句話,同時表明了他對細節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駁了我的廢話,說:「如果雙方都無所求於對方,你到北京來幹什麼?如果雙方都無所求的話,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接待你和你們的總統?」在談到另一個問題時,他表示不滿意美國在抵制蘇聯擴張主義方面太軟,他把我們比作是暴風雨來臨前的燕子,從他垮了的身軀中痛苦地發出聲音說:「這個世界不安寧,暴風雨要來了,暴風雨快來的時候燕子忙,推遲暴風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卻是困難的。」 當尼克松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客氣但又堅定地回答說:「這些問題不是在我這裡談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同周恩來去談,我談哲學問題。」 毛澤東對尼克松說,他更喜歡態度可以預測的保守派領導人,而不喜歡那些情緒搖擺不定的自由派人士。他對尼克松說:「你們選舉時,我是投你的票的。」這使尼克松吃了一驚,他接著說:「有人說你們是右派,共和黨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這些右派上台,我倒比較高興。」 在那些戲謔、玩笑和輕鬆的俏皮話之間,我們必須小心留神,因為毛澤東是用一種故意顯得很隨便的方式來發表他的主要意見的,他巧妙地把台灣問題放在一個次要的地位,把它當作中國內部的一項不甚重要的爭端。他說:「我們可以暫時不要他們,過一百年再說吧!」「為什麼要這樣匆匆忙忙呢?這個問題不是大問題,國際形勢才是大問題。」「台灣事小,世界事大。」 葛羅米柯(蘇聯外交部長) 毛澤東第二次來莫斯科是在1957年11月,毛澤東按自己的方式講話,他很喜歡「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這句名言,他津津樂道地重複這句話。 在談到中國發展,特別是發展治理工業時,毛澤東說:「在今後幾年內中國就能每年煉出3000至5000萬噸鋼。」 1958年8月至9月,遠東政治局勢嚴重尖銳化,美國方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頻頻的威脅。杜勒斯說:由於遠東局勢有了變化,有保障美國的「安全」,美國總統決心採取及時和有效的措施,來保護蔣以至美國在台灣和沿海諸島的地位。 美國不惜用原子彈轟炸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土上的目標,並決心一如既往地在中國領水內為船隻護航。 毛澤東談話的基調是:不應向美國人讓步,要按「針鋒相對」的原則行動。他說:「不錯,美國可能冒險對中國發動戰爭。中國應當考慮到,並正在考慮這種可能性。但是,中國不打算投降。」 他說:「假如美國進攻中國,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國軍隊應當從沿海地區向內地撤退,中國軍隊應誘敵深入,以便使美國軍隊在中國受到夾攻。」 接著毛澤東好像是建議蘇聯領導人應當怎樣做似地說:「一旦爆發戰爭,蘇聯在戰爭開始階段不必用自己的主要手段給美國以軍事反擊,以便不去阻撓美國軍隊深入到遼闊的中國內地,只有等到美國軍隊深入到中國的中部地區之後,蘇聯才應當用自己的一切手段打擊美國軍隊。」 我第一次直接聽到這些言論,使我感到極其驚訝,這不僅是因為他的言論「別出心裁」,而且還由於他在描述儼然一幅美國使用核武器侵略中國的圖景,以及如何同這場侵略作鬥爭時,他的言論是那麼「輕鬆」。 韓素音(英國女作家) 他講話時,往往隔不了幾句就用一句俏皮話或警句。他的領導藝術在於以理服人。他讀書極多,他是一個擅長辯論的辯證法家。他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戰術。他很少正面攻擊對方,而是這裡打一拳,那裡打一拳,從側翼包圍對方的論點,逐個打垮對方的論證,直至把對手完全包圍起來,最後再來一句俏皮話,或者在邏輯上指出一個致命的破綻,對方就倒了。他的想像力十分生動。 毛澤東的幽默感來自辯證法,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能一眼看到事物的對立面,正是這一點成了他的語言的特色,也是他所制定的方針政策的特色。他的幽默有時真是鋒芒逼人,他雖極不喜歡殺人,可如要嘲諷起人來,卻是入骨三分。 由於他常願意把反對他的人留在身邊發揮作用,擔任有益的工作,這樣,對一些深受舊傳統影響,死愛面了,寧死也不受辱的人來說,日子當然不好過。 對毛澤東來說,一定要有「反面角色」,他們的失敗和錯誤可以使人們不會忘記「錯誤路線」。毛澤東不怕別討厭他,甚至恨他,儘管他很敏感,容易激動,而且非常注重朋友情誼,可是只要他鄙視某個人的話,他就會從始至終在一切場合表現出來。 毛澤東還是一位藝術家,在獨特的意義上說是一位革命的藝術家。他有一股異乎尋常的衝動,一種藝術家的苛求;對己,對人毫不留情。他以一種永恆的激情從事工作,而這種達到忘我境界的激情就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美來。他的散文比他的詩詞更加精美絕倫,清晰之極,他的政治著作就是藝術創作。 毛澤東說:文藝不為革命事業服務,就沒有存在的理由。 毛澤東的偉大,集中地表現在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把握和了解,特別是對於中國農民的透徹了解。他懂得農民在中國戰爭中的地位,非常清楚農民渴望什麼,怨恨什麼,並懂得怎樣把這種渴望和怨恨轉化為變革世界的行動。 他的哲理像大地一樣,深厚、實在,而且是絕對的中國特色,連沒有文化的農民也一聽就懂。這不僅因為他是農民的兒子,更在於他的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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