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遜達:藥方不應當都只是葯

06-19

白岩松在他的《岩松看日本》一書中，有一章節「細節決定品質」讓我讀了感受特別深，從一些小小的細節中，確實能反應出日本國民的素質，是要勝過其他好多國家的。

我無意要自卑去阿諛日本，而是要找出兩國間的差距究竟在哪裡，僅僅是經濟實力嗎？恐怕不是。為何會這樣？問題出在什麼地方，這都是值得我們國人去靜靜地思索的，而不是在一發生什麼事件時，總會有人大喊大叫，彷彿只要表示自己是有尊嚴的，是有一顆火熱的愛國心，別人都應該理所當然地尊敬我。而還不知道自己有時候做得並不得體，那麼，被人譏笑也是無可奈何的。

然而岩松所看到的，還只是日本表面的一些細小地方，更為深層次、內含豐富精神實質的東西，在短短的採訪期內是很難發現的，只有多交流，多溝通，才能學到他們的先進理念和制度。

例如6月10日即將出版的《生命時報》中，刊登了該報駐日本特約記者劉東強所撰寫的一篇小報導《日本大夫把運動寫進處方》，就充分體現出日本醫生的科學敬業精神是通過具體細節表現出來的。

顧名思義，病人到醫院求醫，就是要求治病，治病必須要醫生開藥方去配藥。每種葯只要對症，都有一定的療效。但每個醫生都知道，是葯都有三分「毒」，就是指有副作用，特別是對肝、腎的損傷，病人是不太清楚明白的，這就要求醫生向病人交待清楚，做到對病人認真負責，治病救人。而這一點在咱們中國還是做得不能讓病人都能稱心滿意的。

在日本，大夫除了對病人必須盡心盡責外，在對病人的治療方案上，也處處表現出多為病人著想。東京某醫院的一位慢性病專家告訴記者說，人們生病後往往將康復寄託於各種藥物和休養，其實，運動也是必不可少的，正確的運動能大大提高康復速度，有時規律的運動比吃藥還要管用。醫生把運動寫進處方，就要求病人像服藥一樣依照指示進行，這比口頭叮囑更有效果。醫生對病人來說是權威，由醫生專門指定，病人的依從性和積極性會更高。

這位專家所說的情況，如果和咱們醫院裡所存在的醫療情況相比較，顯然存在很大差異。並不是說中國大夫絕對不會開運動藥方的，對待特殊規格的病人，那所開的處方就特優了，怕日本大夫也趕不上。一般說，對國家運動員的受傷，有些傷外科醫生是會寫上幾句要運動配合的治療藥方，但極大多數都是採用口頭醫囑的，這還是算認真負責的。更多的是對病人懶得說一句，悶頭開藥方就是了。還有的大夫就是為了自己能「大富」，而忘了自己大夫的應盡責任和醫德。

再找找中日之間醫療治理的差距，就足以說明我們的不足並不是我們派了多少醫學考察團去日本考察就能學到手的。也許好多大醫院的院長們去日本訪問已好多回了，但眼睛所叮住的恐怕都是日本醫院的硬體，對軟體就不那麼感興趣了。

其實，日本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成立了「運動處方研究委員會」，經過多年研究實踐，他們專門制訂出了用於不同年齡、不同疾病的運動處方。這不僅是傷外科才會採用運動處方的。記者就在採訪過程中發現了一位日本朋友的處方，請看這位內科醫生是這樣為她開的藥方：「每周堅持散步3次，每次至少30分鐘；每問游泳1次，每次不超過45分鐘；堅持兩個月，隨時與醫生溝通你的感受。」原來這位叫惠子的女病人，患有哮喘，但按照醫生的處方吃藥、運動2個月後就好了許多。

岩松在他書中提到了中國前任駐日本大使王毅，曾對中日國民性作了這樣的對比：「中國人有大局觀，擅長宏觀思維，從官員一直到退休工人、出租司機，都能談論一番國際國內大事，但中國人沒有討論和琢磨小事情、小細節的習慣。這一點與日本人正好不同，日本人很少淡論宏觀問題，他們的思想大部分都集中在把每一件具體事情做好、做精。」

所以有人說細節決定一切，是有一定道理的。細節素養好，決定了日本國民品質高，故在世界的形象上的排名始終在前列；高精尖端的科技產品也是在細節上遠遠超過其他發達國家，在防止地震災害上，在環境保護上，日本都有很大的成就。還有些細節是微不足道了：「怎樣做菜最好吃、怎樣洗衣最節水、怎樣用車最省錢、怎樣幹活最有效等等。」而這些細節卻讓我們國人很瞧不起。當這場汶川大地震後，讓我們終於明白了輕視細節的教訓是用慘重的代價換來的。

真如岩松在書中感嘆說：「咱們國人做事情常說的一句話是『差不多就行了』恐怕日本人是不敢說的，他們是差一點都不行。」其實日本這種國民性也並不是自古以來先天就有的。三十年代的日本貨就意味著劣等貨，遠遠及不上美國貨，就在被世界消費者們鄙視下，他們發憤圖強了，現在家用電器上早已把美國拋在他的後面，難道還能說國民性是不可改變的嗎？

世上有很多事物能吸引我們的眼球，但能被抓住的卻不多，儘力去追求能轉變我們醜陋國民性的東西，就今天而言，是能否把空喊口號轉變成腳踏實地做，尤其在細節上、在創新上多一些琢磨，少一點誇口，這才是轉變我們國家科技命運的最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