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體關係入門基本理論與應用』第七章強·鮑比：依附理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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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剝奪

鮑比經常被批評太強調身體分離所造成的影響，而忽略掉沒有情緒響應的重要性。然而，他確實有注意到在沒有身體分離的情形下，所發生的較不具實質形式的剝奪(Bowlby，1988)。他發現父母會威脅遺棄某個小孩，或甚至似乎並不少見的會威脅去自殺；這對孩童安全所造成的傷害，如同實際分離般，而可能導致某種倒轉的關係，即父母反過來尋求孩童的照顧。這樣的孩童會害怕離家，例如：上學，怕萬一他們回家時父母親不在；他們可能就會發展出某種強迫性的照顧型態，而在他們（以後）的關係中一直持續將之作為某種對焦慮和憤怒的掩護。

鮑比充滿熱情地撰寫有關孩童他們的感受或覺知被否定時所造成的不公正。主張某特定事件並未發生，或他們並沒有或應該沒有而其實他們確實有的感受，這樣做會讓孩童困惑而造成他們的孤立。這些違反現實的事情只能在某種不兼容的內在運作模式下，或者排除特定感受及覺知以作為「壞」自我的部分，藉由包容它們來加以解決。在極端情況下，防衛性排除會產生多重人格疾患，此時，思考、感覺和行為的自主系統會被活化，但彼此互不相涉。

鮑比的晚年論文（Bowlby，1988)探討到家庭暴力、虐待以及忽略對孩童的影響。他的焦點總是在父母的童年中所內建的內在模式之演出（enactment)上，顯示感受和行為的型態是如何在世代間相傳，而不是只歸因於責難上。他也滿懷鼓勵地指出重點，即那些童年有創傷和不快樂經驗的人，並非命定要在他們的孩童身上施加類似的痛苦。因為我們有內建行為與感覺系統的潛能，包括對他人有回應性的照顧，特別是對孩童，如果我們能夠處理我們身上所發生的事情，就不會受負面型態所支配。把過去的經驗和針對衝突與痛苦情緒的解決方法加以整合，就不需要防衛性排除。如果我們能承擔我們的過去，我們就能瞻望未來；當前的經驗可以是新的經驗，而不是舊有創傷的一種重複，舊有型態是可以被修正的。

治療

當鮑比的主要貢獻是在社會政策領域時，他也維持一小部分的精神分析實務工作，並發展出他自己對心理治療的取徑（Bowlby，1988)。他的看法必須放在客體關係之前的精神分析脈絡下來看，即「依賴」被視為基本上是嬰兒式的，而「依附」則被認為是基於身體需求的滿足。克來茵和弗洛伊德學派的取徑都是把較大的重點放在內在心理因素，而不是視外在事件和影響力為神經症的病因；因此內在過程成為心理治療的主要焦點。

就像費爾邦一樣，鮑比的主要訊息認為人類是尋求接觸的（contact-seeking):我們的身心健全大部分仰賴於我們的關係狀態。我們並不是從依附那兒成長過來的，雖然我們的關係發展模式和依附型態會改變。心理治療的目標是要診斷病人或案主的依附型態，大部分透過她如何和治療師建立關係的方式，以便發現什麼是主要的事件及影響力，而來產生她那特別的內在運作模式，並且去改正和矯正那些現在受限或自我挫敗的型態。這些目標只有在治療關係本身是屬於安全和信任下，才能達到。治療師的角色和母親面對孩童的角色有很多是相通的，從關係的最早階段直到分離都是如此。

心理治療和咨商的基本職責是在治療關係的可靠性及一致性之下，創造一個安全的堡壘。只有當案主或病人覺得對治療師的回應與同理共感有某些信心，她才能夠拐個彎進入有風險的地區去。然而，帶著治療師的了解和支持，她會開始去探索她過去和現在的內在和外在世界，努力表達她自己及了解她自己。

一位以依附為導向的治療師，會特別把注意力放在過去和現在與案主的關係里，當然也包括治療關係。鮑比強調關係的質量和一致性，與事件一樣重要，甚至比事件更重要，即使是創傷事件，特別是在以結構成為其內在運作模式而形成的有關預期、假設以及容納能力上。因此，治療師應該警覺到病人關係的質量：是否他們顯示出安全、情緒矛盾、畏避或混亂的依附型態，以及這些型態是如何被經驗及演變成行為的。同樣可以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是，一個在關係上能力受限的人，就表示會有困擾及深度的不快樂。

隨著關係的焦點，也要注意到事件，特別是那些直接對依附產生負擔的事件。童年時和家及家人分離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同父母有可能做出對孩童安全感的威脅般，不管是私下或公開，直接或是被孩童不小心聽到的。同樣的情形下，治療的中斷或其他當前依附人物的缺席，都被認為是重要而有可能導致某些困境，直到病人或案主有了某種足夠安全的內在堡壘來處理這樣的分離。

鮑比認為心理治療應該是案主和治療師兩者之間一種平等而非階層式的夥伴關係。他強調案主有某種自然的成長和發展能力。如同父母的任務是不斷地適應孩童的需求和成熟，治療師對案主的態度也應該是有彈性的關係而非武斷式的權威。「心理治療師的職責……是提供最好的條件讓自我療愈發生」（Bowlby，1988)。因為依附是生活根本重要的部分，治療關係當然也就重要，而不只是作為一種移情議題的標誌而已。

心理治療的結束可以和青少年期相比擬。當一個足夠安全的內在堡壘被建立起來後，隨著其所意味的發展出豐富而有回報的關係能力，治療師就能夠被放下，但不是被遺忘。在成功的治療之後，病人或案主會更了解和接受她自己，更充分及合乎現實地和他人建立關係，且更容易承受種種困境。她會發展出一種更連貫和連續性的對她自己的了解和體驗，以及她本身發生了些什麼，而能涵蓋正向和負向的各種事件及影響力。

鮑比對心理治療的種種提議是非處方性及非爭議性的；它們基本上會達到某種懇求而把依附指定為人類生活中的一種首要性。他分享這一觀點，和客體關係實務者相通的，即獲取新經驗對成長和發展的催化是非常重要的；光是領悟絕對不夠。鮑比的中性語言，以及比較上較單純的參考架構，使得他的理論被廣泛接受。他那多學科所建立的基礎，表達了這樣的希望，即不同的學派跟專業可克服競爭和偏見，使其融合而能一起來進行工作。

評論

除了弗洛伊德外，鮑比對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所造成直接的影響比任何精神分析師都要來得大。然而，這個影響力只在他所探索領域那強有力的有限部分才屬可能。鮑比把人當作一個機制而非一個主體來研究。他的重點在事件和外在生命上，重要人物的主要軀體缺席，造成可量度的和行為上的影響，而非內在現象。幻思和它們對關係的影響，在鮑比的內在模式里是沒有什麼空間的，它是被視為外在現實在遭遇發生學上已固定的行為和感覺調性系統時所產生的攝影般印象。「抗議」和「疏離」在克來茵學派的貪婪與嫉妒字眼之旁是屬於平淡的字眼，而對於鮑比所確實提及的情緒狀態之體驗，則幾乎不做進一步探討。此--情緒上的空洞很可能就是惹惱其同事的地方，導致溫尼可談到鮑比的工作在他身上引發出「某種劇烈的反應」（a kind of revulsion)，而甘翠普則帶諷刺地大聲宣說鮑比是刻意要「解說人類行為的一切，除了就精神分析而言非常重要的之外」。

鮑比把母性剝奪的創傷置於所有其他創傷之上，只因為這是他所真正探索的唯一因素。父親除了作為一個附加的依附人物之外，沒有任何內在價值或角色。所有經驗的、關係上的預期以及情緒模式來的可能陰影，都被化約到某個或其他的依附型態，而提供對了解五花八門的神經症與精神病過程，以及人類各種型態的一個貧乏架構。

就某方面言，鮑比的工作如果能始終維持在有關童年的身體事件之影響的主要硏究領域裡，比如分離和特定的父母行為之關係，就能有更連貫和堅實的成果。那些可供量度和記錄的事件，諸如母親對嬰兒哭聲的響應以及她花在和嬰兒互動的時間，就可以在嬰兒的內在模式中找到一個邏輯的位置，以之作為一個對所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直截了當的表徵。和孩童有關而沒有被提及或被感受到的，其影響力在他的理論中遠遠找不到一個根據，因為必須要完成一條太長的演繹線索。雖然很容易找到家庭型態的相似處——雷同於Skyimer及Cleese(1983)所提家庭的隱喻式屏障背後所置放的種種感受和感知，即那個產生和媒介這些動力變化的更為精巧的氛圍陰影，需要一個以意義作基礎的取徑方式。鮑比的理論架構太過於行為導向，以致無法對主體世界公平對待。如果他能承認他的取徑所涵蓋的領域有限，這點就不會是一項批評了。

鮑比在選擇這一硏究焦點是具有很敏銳的洞察力，那是很清晰、特定且具有當時社會的關聯性。他興趣領域的具有話題性，一開始促成他的訊息廣被接納，但之後則被阻斷。

在戰時，分離是許多人共同的一項經驗，男人們長時期地轉身離開他們的家庭，城市裡的孩童避難到鄉下，在許多情況下，女人們同時被剝奪掉伴侶和孩童。軍人們所承受的創傷，由比昂、蘇德蘭和費爾邦加以探究；溫尼可則聚焦在那些逃難而無法輕易寄養的孩童的需求上。

然而，婦女的不適幾乎不被觸及，除了由溫尼可和鮑比錯身而過外。與這並行的是一種騎士般傲慢、不經心的政治態度，認為婦女被放到一邊看不見，而男人則被過度剝削作為戰士。例如：當婦女被要求去工廠工作，就廣設幼兒園，而它們對幼兒的好處就被頌揚：日間照護會讓孩童們更為獨立及社會化，並提供他們空間和刺激。到了戰後，回來的男人們需要有職業時，幼兒園就被關閉起來。此時婦女的位置就被說成應該待在家裡，而那些沒有被母親們全時照顧的孩童就被說成是有無可挽回的傷害的危險性。「母性剝奪」成了一項口號，給那些無法符合全然母職標準照顧的婦女們潑了一盆冷水，而對那些整天待在家裡的人，則有假相的安心，不管她們心中是多麼怨恨。那種社會所誘發的愧疚，被用來作為一種控制工具，卻被醫院及機構中的政策所背叛，在那裡，孩童們依常規和他們的父母分離開來，如果他們抱怨的話，就視其為「被寵壞」。只有在最近幾年，才有人採取某種比較客觀的、不是那麼單純化的態度來因應幼兒的需求，導致一種更有制度及彈性的取徑，而能考慮到個別家庭的各種情境。

因而鮑比的工作領域，在過去和現在都特別容易遭受到扭曲和剝削。一部分是因為女性主義對他的抗議一直很強烈。然而，如果他的作品在閱讀時也能根據他所在的社會脈絡來看的話，他給人的印象是中庸而非狂熱激進的，雖然他很清楚較喜歡傳統對年幼孩童的照顧方式。他讚揚大多數文化下的大家庭制度，認為那是可以很自然提升屬於安全、享受及放鬆的關係，同時他也慨嘆二十世紀西方社會核心家庭的孤立。在此他實踐了他在分擔家事上所宣揚的，這對他那種社會階級的男人而言是非比尋常的。他考慮到幼童的獨力照顧對任何一個單身男人都是一項需索大且孤立的任務，強調「如果某個社群重視它的孩童，就必得珍視他們的父母」（Bowlby，1953)；他也指出依附如果有附加上對孩童主要照顧者之外的人物的依附，那是更加強它而非把它稀釋掉（Bowlby，1969)。他是用財務上的協助來避免孩童被人照顧，而使幼童的母親不必去工作的一位早期擁護者；但他也記錄了母親有職業的孩童，並沒有證據證明當孩童有好的替代照顧時，他們還會受苦（Bowlby，1953)。

鮑比本人相對上被剝奪的童年經驗，必然是他持續數十年聚焦在其研究上的動力源泉，而源自此情緒根源的熱情必然影響到他如此對孩童需要母性照顧的堅持。這一點，或許我們可以記起來那位必然渴求著他奶媽——即使不是他媽媽的住宿學校的七歲小孩。然而，他似乎也試著避免他個人的觀點偏離了他工作的客觀性。他對那些不想全時照顧他們小孩的母親的嚴厲話語，被他的代間家庭動力學的觀點所緩和，且和他對學校甚至要把新生兒去除掉母親照顧的政策所產生的暴怒相互配合（Bowlby，1988)。他認為三歲以下的孩童，理想上應該由一位有意願且快樂的母親給予照顧，同時他也能正視她對他們的照顧常常中斷。他鼓舞幼兒學校來照顧三歲以上的小孩，也發現到在職場上班的母親這樣的想法雖不是令人合意的，但不是不可想像的。

因此，鮑比的識見雖有限但卻精確，他的風格絕大部分是缺乏熱情的，而這些則是諸如溫尼可和甘翠普這些理論家非常吸引人的特質。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這些限制是手邊職務所必要的，鮑比所打開的門戶甚至是其他理論家所沒有注意到的。他的目標是針對精神分析給予重建強有力的科學精神，做出和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連結，並聚焦在會導致情緒困擾的外在事件及影響力上。在這些領域中，他建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鮑比常常在客體關係學派的回顧中被忽略掉，同樣地，他的同事也對他那以行為及外在而非真正心理取向的工作不予重視。然而，他總是認為自己對客體關係頗有貢獻：「我和客體關係學派是一起的。」他說：「但我是從現代的生物學概念重新整合陳述它的。那是我自己的獨立識見」。縱令它的不服從主義，依附理論所主張的和客體關係的信條是密切關聯。它堅持全然以關係為首重，而且是唯一有結論性地證明此點的理論。「運作模式」（working model)這個概念是內在世界的一個實務版本，雖然比較生硬且不敏銳，和內在關係結構是全然配合在一起的。它對主流的精神分析是有害的，使得較偏向哲學取向的人們無法提升到鮑比所挑戰而成為富科學上精鍊素養的層次。

依附理論因此既是研究行為和情緒的心理生物學決定論者的根本重要基礎，而且也是一個能用來貫通理論和專業導向的架構。鮑比的取徑和比較屬於觀察取向的美國精神分析傳統較有關聯；康伯格曾寫到他希望能把鮑比和費爾邦的理論和瑪勒、雅可布森以及其他人的理論面向綜合起來。鮑比提出了一個對精神分析內、外不同觀點加以整合的基礎。

或許鮑比在一個可清楚區分的生命領域之嚴謹且詳實的研究中，發現了安全以及滿足感。他所散發的是客觀性而非魅惑性，他能在那些第二把交椅的人中勝出，確實不是意外。但對於向之前的弗洛伊德希望能有一個科學上可尊敬的心理學，而向之後的能有先驅的硏究，其跳躍的步伐是革命性的，就如同克來茵和費爾邦的理念般。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強有力的方法學，使得那些喜歡有某种放縱情緒的風格的人們難以進行；但他的文筆流暢而清晰，一點都不幹枯、抽象。奇怪的疼痛碎片不預期地浮現在一些為說明其理論重點的個案病史之表面上，在他整個作品中所點綴用的那些適切又漂亮的詩和引句中，在由社會對個體所肆虐而成的損害而爆發的憤慨中，以及在他所獻身給不斷改變而導致不被言傳的極度痛苦之共通的社會政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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