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種科學技術政治學理論

走向一種科學技術政治學理論——評「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技術政治效應的觀點陳振明【作者簡介】陳振明，1959年生，廈門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哲學博士。郵編：361005。【摘要題】本文評述「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技術的政治效應理論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關於當代科學技術是一種新控制形式的觀點。作者指出，儘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理論存在種種不足，但是他們較深入地探討了當代科學技術與政治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提出一種獨特的科學技術政治學的理論，這對於我們全面認識當代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係，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正面政治作用，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關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　科學技術　政治效應【正文】科學技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科學技術的政治效應問題是科學技術觀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國外，圍繞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門新學科，即科學技術政治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較早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著力研究當代科學技術的消極政治效應方面，提出了一個獨特而有影響的觀點，即當代的科學技術取代了傳統的政治恐怖手段而變成一種新的統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們將評述「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這方面觀點。青年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已經涉及科學技術的社會政治效應問題。他認為，當科學認識的觀念被應用於自然時，它只是推動科學的進步，當它被應用於社會時，它反轉過來成為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１]現代科學越發展、越複雜，它的方法對自然理解得越好，就離人本身越遠，越成為片面的、封閉的、與人無關的東西。技術的情形也一樣，「技術的專門化破壞了整體的形象」，「它把現實世界撕成碎片，使整個世界的夢幻煙消雲散」。[２]盧卡奇實際上把科學技術當作物化的形式來加以批判，認為資產階級一方面將科學技術當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將它們變成人對人統治的有效手段；科學技術成了資產階級的幫凶，在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越發展，工人受剝削受壓迫就越厲害，科學技術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矛盾異化現象的一個禍根。在這裡，盧卡奇顯然注意到了資產階級將科學技術變成統治工具的事實，分析了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之間的關係問題。法蘭克福學派沿著盧卡奇的思想傳統，對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之間的關係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這成了其科學技術觀的一個主題。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在《啟蒙的辯證法》一書中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強了，但這種控制最終是以人對人的統治作為代價的，即科學技術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過來變成人對人統治的手段。在他們看來，在當代社會，統治的原則已發生了變化，原來的那種基於野蠻力量的統治讓位給一種更巧妙的統治，即藉助科學技術手段，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命令被內化為一種社會及個人心理，技術已經成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提出的基本論斷是「技術的基本原理就是統治的基本原理」，因為人運用理性工具不斷征服自然，以技術的進步、效率的提高作為合理性活動的準則，這本身就體現了人對自然的統治欲。而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由於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的直接聯結，並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工具越來越複雜、精確，反過來導致對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強，人日益變成機器操縱的對象，因而科學技術體現了人對人的統治欲。這種人對自然的統治和人對人的統治充分說明技術合理性又與政治統治結下不解之緣，技術的合理性變成了統治的合理性。馬爾庫塞在他不同時期的著作特別是《現代技術的某些社會內涵》、《馬克斯·韋伯著作中的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單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這個問題。他不僅明確提出「在當代發達工業社會，科學技術成為一種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題，而且對此作了詳細的分析論證。馬爾庫塞把發達工業社會定義為「工藝裝置」，定義為在技術概念和結構方面自身發揮作用的統治制度。他認為科學技術已經從特殊的階級利益的控制中解脫出來，並成為統治的體制，抽象的技術理性已經擴展到社會的具體結構，成為組織化的統治原則。非人的管理和操縱感染了整個社會系統，這不僅在技術應用的具體目標上，而且甚至在技術起源上（在基礎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動化的技術理性的出現則是一種獨特的統治形式，對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對工作過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過整合，或者通過對偏離的有效壓制，構成了實際上不會遭到反對的社會「幸福意識」的基礎，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層次上發生了需求的管制和進步思想的消除。在《現代技術的某些社會內涵》（１９４１）一文中，馬爾庫塞討論了技術和技術理性是如何變成統治工具的，分析了現代工業組織是如何要求對效率和績效的服從的。在《馬克斯·韋伯著作中的工業化和資本主義》一文中則通過對韋伯關於資本主義、合理性和統治之間關係思想的分析，發揮他的技術本質上是一種統治手段，技術合理性就是統治合理性的觀點。他說：「不僅技術的應用而且技術本身，就是（對自然和人的）統治——有計劃的、科學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統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並不是『隨後』或外在地強加於技術的，它們進入技術機構本身。技術總是一種歷史一社會工程：一個社會和它的統治利益打算和對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裡面設計著。這樣一個統治『目的』是『實質的』，並且在這個範圍內它是屬於技術理性的形式。」[３]「機器不是中性的；技術理性是統治著一個特定的社會的社會理性。」[４]在《單向度的人》（１９６４）特別是導言和第一章（標題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馬爾庫塞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他認為，在發達工業社會，技術進步擴展到控制與調節系統，並創造出一些生活和權力形式，這些形式調和與這個系統對立的力量，擊敗或駁倒為擺脫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議。[５]在工業社會，生產和分配的技術手段不是作為可以與社會和政治分開的純粹的儀器的總和，而是作為先驗地決定著這些手段的生產及使用和發揮這些手段的操作系統在運轉；生產的技術手段不但決定社會所需要的職業、技能、態度，而且決定著個人的需要和志向。技術的「中立」的傳統已不再適應，技術本身與其應用已無法分開。因此，技術趨向於變成一個極權主義者，技術社會是一個政治系統，它已經在按技術的思想和結構運轉。作為技術世界，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政治世界，是一個獨特的規劃，它塑出論說與行動、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整個世界形態。在技術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經濟溶合為一個無所不在的系統，這一系統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產力和潛在的增長穩定了這個社會，同時把技術進步適應於其統治的框架中，技術的理性變成統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長的生產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標準的雙重基礎上，發達工業社會用技術，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會的離心力量。[６]馬爾庫塞因此斷言，在發達工業社會，「社會控制的現行形式在新的意義上是技術的形式」[７]今天，政治權力的運用突出地表現為它對機器產生程序和國家機構技術組織的操縱，發達工業社會和發展中的工業社會的政府，只有當它們能夠成功地動員、組織和利用工業文明現有的技術、科學和機械生產率時，才能維持並鞏固自己（的統治）」[８]。這種新的控制形式的顯著特徵是，使用科學技術手段，對人的心理進行系統的操縱或控制，形成對人的本能的一種「補充的心理壓抑」。也就是說，它從生產、消費、政治、人際關係、文化藝術領域乃至人們的私生活、休閑等方面進行全面的「工業——心理學」的操縱或控制，從而把人們整合到現有的制度中。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穩穩、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謬狀況。在馬爾庫塞看來，技術成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著技術的異化。他說，機械化的技術過程本應使人超越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使人類生存的結構往合理的方面發展，使人從外界強加給他的各種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來，使個人發揮自主性和創造性；這本來是發達工業社會的目標，技術理性的終點。然而，實際上卻是相反的趨勢佔上風，技術手段把它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強加給自由和勞動時間，強加給物質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單面社會、單面人及單面思維方式，技術成了極權主義者、控制的新形式和發達工業社會異化的主要根源。在《反革命和造反》（１９７２）一書中，馬爾庫塞又涉及這一問題。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資本主義進步的法則等於這樣一個等式：技術進步＝社會財富的增長（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奴役的擴展」。[９]他認為，從廣度上看，技術合理性組織控制了社會的生產程序、國家機構和個人的勞動時間、閑暇時間，並且剝削對象已不局限於工廠、商店和藍領工人，而是擴大到廣大的知識分子和白領階層；從深度上看，人受到越來越專業化的有學問的經理、政治家和將軍們的控制，整個人——包括肉體和靈魂——都變成了機器或機器上的零件，僅僅在履行部分的技術操作職能，而情感和理智都變成了管理對象。因此，他斷言：「在技術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後，呈現出這樣一個現實，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嚴的喪失。」[１０]哈貝馬斯關於科學技術的政治效應的看法與霍克海默、馬爾庫塞等人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他同樣將科學技術看作政治統治工具。在《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和科學》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進步與政治統治合理化的問題，特別是用韋伯的「合理化」觀點來說明他關於科學技術使資本主義統治合理化的觀點。他說：「合理化的意義首先是使社會服從合理決策的範圍；其次，它使社會勞動工業化，結果是工具性的活動滲入生活中的其它領域。」[１１]韋伯已用這種合理化說明：統治者利用科學技術的成果，可以組織一些手段、進行新的選擇，達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動，因而，科學技術就滲入到社會組織中，改變舊的社會制度，使資本主義合理化。但是，哈貝馬斯並不滿足韋伯的觀點，尤其不同意韋伯對「合理化」所產生的社會效果的分析，認為必須注意到科學技術對人和社會的控制作用。他說：「韋伯所說的這種合理化並不是合理性的實現，而寧可說是用合理性的名義來實現沒有公開承認的政治制度的一種特別形式」。[１２]根據老一代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關於資本主義文明以人對自然的統治和人對人的統治這兩種相互聯繫著的統治作為基礎的觀點，哈貝馬斯認為，這種合理的有目的活動就是實現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關鍵的問題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對人的統治「合理化」。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技術也使人的不自由變得非常合理，並證明技術使人不可能成為自主的，不可能決定自己的生活。這個不自由既不表現為不合理的，也不表現為政治的、倒不如說是表現為服從技術機制的」。[１３]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從技術機制的形式出現，那麼，這種受控、不自由就變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結論：「技術的合理性並不取消統治的合理性，而是保護了這種合理性，」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就出現了一個「合理的極權社會」。[１４]一些後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論及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關係問題。例如，「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Ｗ·萊易斯在《自然的統治》一書中就繼承和發揮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當代科學技術是一種新控制形式或統治形式的觀點，該書的中心主題是「征服自然的觀念培養起來的虛妄的希望中隱藏著現代最經常的歷史動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間的不可分割的聯繫。」[１５]他認為，對自然控制的加強不是轉換或削弱了對人的統治，相反，加劇了這種統治。他具體分析了這兩種統治的聯繫機制，即科學作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變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認為，關鍵的中介環節是技術，人們利用技術來控制自然和對自然資源進行分配，而日益對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產生影響，這樣，技術便使科學的合理性滲透到社會之中。萊易斯認為，技術理性有兩個相互聯繫的特徵：一是「技術與實踐的生活活動的直接聯繫先驗地決定著那種通過技術發展而實現的控制：由於陷入社會衝突之網，技術成了一種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聯繫起來的手段」；二是「技術合理性在２０世紀極端的社會衝突形式——大規模的破壞性武器、控制人的行為技術，等等——中的應用預示著合理性本身的危機。」[１６]根據馬爾庫塞等人關於通過對自然的統治而逐步為愈加有效的人對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觀點，萊易斯認為，「對人的勞動和剝削的強度直接依據於控制外部自然所達到的程度。這裡的決定性一步是工業社會的到來：機器和工廠系統擴大了勞動生產力，從而擴大了對它的剝削的可能程度」。[１７]這種生產力的提高，又由於分配成果與分配資源而造成愈來愈強的社會衝突；同時，由於對自然的技術控制而加強的衝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術，以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政治統治。因此，這兩種統治（控制）是相互促進的。那麼，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關於科學技術與政治之間關係的理論尤其是科學技術成為一種統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觀點呢？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到了當代科學技術的重大政治功能，並把焦點集中在消極政治效應方面；注意到當代資本主義在社會控制的形態、方式上的變化，尖銳地揭露了資產階級利用科學技術來維護自己統治的事實，列舉了科學技術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領域所造成的種種異化現象；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統治方式不同於自由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的某些新特點，特別是統治者利用科學技術為自己統治的合理性辯護這一點，指出現在的統治不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經濟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學技術手段，對人們進行心理操縱，特別是「操縱、控制、支配個人的潛意識和無意識」。[１８]他們實際上提出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社會功能與政治效應的局限性，并力圖指出這種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學技術成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會根源。如果我們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科學技術的統治效應的觀點放在近現代西方對這個問題研究的脈絡來考察，就可以發現其獨特和高明之處。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紀以來，隨著近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出現了一種對於科學技術的樂觀主義的看法。從啟蒙運動到英國經驗主義唯理論，以及當代實證主義，再到科學主義思潮都持有這種看法。它把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視為科學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為理性之光，科學、理性和進步三位一體；科學是真理，技術是利器；認為科技不僅可以使人類從自然的束縛、貧窮無知之中解脫出來，而且可以創造人類的福祉、民主與自由。但是，自從十九世紀開始，隨著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利用，科學技術的消極社會功能和政治效應日益暴露，科學技術雖然帶來了工業化、生產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卻使人論為機器的奴隸，並導致衝突、戰爭和生態失衡，人類獲得了一個物化的世界，結果卻失去了自身。面對這些情況，一些哲學家特別是人本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對科學技術及其理性基礎持批判的態度。他們認為，現代科學技術與人本主義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學技術進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領域，更損害了西方人在近現代所堅持的個人自主與尊嚴。科學技術雖然帶來了物質的高度文明，卻同時造成了精神的空虛與失落。因此，他們對科學技術持批判與悲觀的態度。例如，施本格勒認為，儘管科學的發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識精確化，促進了生產，但卻使大眾遭受機械勞動的痛苦，導致社會對抗加強和西方世界沒落；現象學宗師胡塞爾則提出「歐洲科技危機」說，認為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人們注重物質追求，輕視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虛，人的價值和人生意義喪失，從而導致「歐洲人性本身的危機」；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則批評技術活動使人本身變為技術系統中的「持有物」，技術的本質威脅人的本質，危及人類的前途命運。「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的觀點。他們並不滿足於對現代科學技術消極社會功能和政治效應現象的列舉（如生態破壞、核威脅、倫理道德的倫喪及人性的墮落等，他們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些現象），他們也沒有局限於對科學技術本身的譴責，而是更進一步去挖掘這些問題根源，力求從科學技術合理性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問題上去做文章，既審視科學技術對人及環境的負面作用，又覺察到科學技術已被統治階級作為統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從而提出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論，從人類理性的深處去挖掘深層次原因，抨擊理性的工具化，說明工具理性如何變成統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異化同政治統治聯繫起來。遺憾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並沒有超越多遠，其新見也是有限的。他們最終未擺脫對科學技術本身進行批判的舊巢，並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技術是一種革命解放力量的觀點。儘管他們將科學技術、合理性與資本主義聯繫起來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觸到科學技術消極政治效應與特定製度有關，但是他們往往將資本主義對科學技術利用所造成的危害歸咎於科學技術本身，賦與科學技術以原罪的性質，將科學技術看作人的異化和受奴役的超時間、超歷史罪惡根源，使之成為脫離社會制度和階級對立的極權主義者。他們片面地誇大了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某些潛在的消極傾向，而得出一個普遍的結論：在發達工業社會，科學技術取得了合法的統治地位，成為一種新的控制形式；科學技術變成了反動的東西，變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們日益用對科學技術的批判來取代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批判。法蘭克福學派關於科學技術的政治效應尤其是科學技術成為一種新的控制形式的觀點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技術觀的。馬克思主義把科學技術看作推動社會前進的決定性力量，認為科學技術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的力量的書」、「歷史的有力槓桿」、「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科學技術既增強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為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保證，同樣也為新社會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因此，科學技術本身並不是一種消極的統治人的異己力量，而是一種偉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把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和政治效應與具體的社會形態或社會經濟制度聯繫起來考察。他們認為，社會關係的性質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和政治效應有決定性的影響。與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將科學技術本身看作統治的工具，從科學技術本身的潛在否定性或消極傾向推出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和異化現象不同，馬克思主義把科學技術變成統治工具看作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認為科學技術異化現象與科學技術使用的資本主義方式分不開，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沒有必然的聯繫。科學技術本身能夠縮短工作時間，減少工人的勞動，增加社會財富，確定人　對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科學分離出來成為與勞動對立的、服務於資本的獨立力量」。[１９]因而科學技術的使用必然使勞動更加緊張，使無產階級的生活更無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會力量的奴役等。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的各種矛盾、異化現象，馬克思寫道：「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飢餓和過度的疲勞。新……的財富的源泉……變成貧困的根源。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和自身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彷彿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科學與現代貧困、衰頹之間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毋庸爭辯的事實。」[２０]馬克思主義堅決反對把資本主義的種種異化現象和矛盾對抗歸咎於科學技術。馬克思主義充分肯定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在馬克思看來，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有力槓桿。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執行雙重職能：「一方面，機器成了資本家用來實行專制和進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機器生產的發展為用真正社會的生產制度代替僱傭勞動制度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２１]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係的性質和內容有所不同。在文藝復興及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較早階段，科學技術成為資本主義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資產階級在理論和實踐上依靠這一武器來反對宗教神學權威和封建世俗權威；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科學技術和政治的衝突基本上處於隱蔽的狀態。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傳統的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係模式發生了變化，科學技術與政治接近起來，並日益發生衝突。一是資本主義國家加強了對科學技術發展及應用的干預，紛紛建立起國家的科研管理或協調機構，這些科研管理組織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及國家機器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應用于軍事目的，軍事需要成了科技進步的一個首要的推動力，各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擴張、掠奪和爭奪世界霸權，紛紛把科學技術當作提高軍事能力的主要基礎，將科技成果用於製造和改進武器裝備；三是科學技術不僅被當作掠奪自然的手段，用於增加生產力及剩餘價值，而且也日益被用於控制社會，對人加以奴役，導致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全面異化。這種使科學技術從屬於政治的傾向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產生巨大的消極作用的一個基本原因。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係也是密切的，科學技術同樣具有重要的政治職能。但是，這種關係具有新的特質。社會主義制度使人類有可能消除科學技術的非人應用，使之真正地為人民服務，充分發揮其解放潛能，使人類徹底擺脫自然的束縛，擺脫社會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發展、徹底的解放和自由。在這種社會中，科學技術進步的基本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因此，有可能確立起一種新型的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係。一方面，科學技術履行著重要的政治職能：它們構成國家或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基礎，或者說是國家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的一個重要因素；科學技術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途徑，滲透到社會的政治管理之中，成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貫穿於政治過程的始終；科學技術不僅被用於提高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被用於文化建設，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為勞動者素質的全面提高，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更重要的是，科學技術構成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必要條件，若沒有科學技術以及掌握科技知識的人民群眾，社會主義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為科技知識的創造者和傳播者，科技知識分子也日益參與社會的政治決策與政治管理，發揮越來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產生著重大影響，最突出的一點是國家根據特定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並實施科技發展戰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確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體制、建立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機制，指導國家的科技發展及應用。當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科學技術與政治的新型關係以及科學技術正面政治效應的良好發揮並不是自發形成起來的，而是要通過人們長期積極的探索才能建立起來。在這種社會，科學技術仍然具有被應用於邪惡政治目的的可能性，這就需要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不斷加以限制，以至於最後消除。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科學技術的積極政治效應將得到越來越充分的發揮。總之，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自科學一誕生就出現了。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這種關係的性質和內容，其階級實質和目的是不相同的。從近代開始，不同的階級出於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實踐上的、意識形態上的等）而關心科學技術的發展。從本世紀開始，科學技術日益成為國家的重要力量，科學技術與政治的聯繫日益加強，科學技術對達到各種政治目的，對於實現各種政治意圖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二戰後，隨著新科技革命的展開，科學在社會經濟及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更加巨大，因而，科學技術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學技術化」成為當代的一個重要問題。在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係中，有兩個基本因素：一是科學技術與國家政治的關係；二是科學技術與國際政治的關係。在當代，一個國家的強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科技發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國，發展科學技術不僅僅是一種社會經濟、文化戰略，而且也是一種政治、軍事戰略。由此觀之，研究當代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較早注意並研究了這個問題，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見解和值得認真討論的問題，這有一定的啟發作用。但是，他們的理論在總體上並不是可取的，他們並沒有看到不同的社會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階段）中，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係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內容，沒有看到科學技術是一種偉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將科學技術本身看作一種統治控制工具，誇大了科學技術的潛在消極政治效應，背離了馬克思主義，並最終陷入反對科學技術的悲觀主義之中。＊【責任編輯】王大明【參考文獻】[１][２]　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重慶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３頁。[３][４]　馬爾庫塞：《馬克斯·韋伯著作中的工業化與資本主義》，載《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馬爾庫塞文集》，上海三聯書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６、１０８頁。[５][６]　參看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導言）第４、６——７頁。[７][８]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５頁。[９][１０]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１５][１６][１７]　Ｗ·萊易斯：《自然的控制》，重慶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頁（序言），第１３０、１３８頁。[１８]　馬吉：《與馬爾庫塞的一次談話》，《國外社會科學動態》１９８３年第１１期，第１３頁。[１９]　馬克思：《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３３頁。[２０]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第４頁。[２１]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第３５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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