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鴻雋「科學」理念的社會意義/張緒山/炎黃春秋

06-19

轉自《炎黃春秋》 2007年第9期

任鴻雋「科學」理念的社會意義張緒山

一　　任鴻雋（1886—1961）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卓越的科學活動家，科學社創始人之一。1909—1911年留學日本，1913—1918留學美國。留美期間曾任《留美學生季報》總編輯，並於1914年發起成立中國科學社，創辦《科學》月刊。1918年10月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1923年參與「科學與玄學」論戰，是丁文江之外科學派的主要戰將之一。1922—1925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東南大學副校長。1925—1935年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專門秘書、董事、幹事長等職。任鴻雋終其一生都在為科學思想的傳播和科學精神的培育奔走呼號，為中國科學事業的奠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新文化運動以後，「科學」與「民主」成為中國社會追求的目標，「科學」的威望已經確立起來。胡適在1923年說：「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科學與人生觀〉序》）但是，對於舶來品的科學，整個民族對其本質的認識是膚淺的，不消說普通民眾，就是大多數文化人，對於「何為科學」、「何為科學方法」這樣的根本性問題仍然是不了解、不清楚的。因此，任鴻雋不得不煞費苦心，首先從「科學」思維的常識講起，向國人闡明「何為科學」、「何為科學方法」的基本道理。　　對於「科學」的理解，任鴻雋不同於同時期大多數文化人的泛化傾向，他對科學的定義是：「科學者，知識而有系統之大名。就廣義言之，凡知識之分別部居，以類相從，井然獨繹一事物者，皆得謂之科學。自狹義言之，則知識之關於某一現象，其推理重實驗，其察物有條貫，而又能分別關聯，抽其大例者，謂之科學。是故歷史、美術、文學、哲理、神學之屬非科學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屬為科學。」他強調科學方法對於科學的重要性，「今之物質與數千年之物質無異也，而今有科學，數千年前無科學，則方法之有無為之耳。誠得其方法，則所見之事實無非科學者。」他非常讚賞並多次引用哈佛大學校長愛里亦脫（C.W.Eliot）關於東西方思維習慣差異的見解：「東方學者馳於空想，淵然而思，冥然而悟，其所習為哲理。奉為教義者純出於先民之傳授，而未嘗以歸納的方法實驗之以求其真也。西方近百年之進步，既受賜于歸納的方法矣。……吾人慾救東方人馳騖空虛之病，而使其有獨立不倚、格致事物、發明真理之精神，亦唯有教以自然科學，以歸納的論理、實驗的方法，簡練其官能，使其能得正確之智識於平昔所觀察者而已。」任鴻雋認為，「馳於空想」而惰於實驗是國人探求知識的習慣，是傳統思維的大缺陷，是中國不能產生近代科學的重要原因。（《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科學》第1卷第1期。）　　為了說明科學研究以自然事實為研究對象的實驗特質，任鴻雋反覆強調，「科學的本質，是事實不是文字」，科學家以自然界的現象為研究對象，應具備進取精神並掌握實驗原則這兩個前提：「第一，他們以為自然界的現象，是無窮的；天地間的真理，也是無窮的。所以只管拚命的向前去鑽研，發明那未發明的事實和秘藏。第二，他們所注意的是未發明的事實，自然不僅僅讀古人書，知道古人的發明，便以為滿足。所以他們的工夫，都由研究文字，轉到研究事實上去了。惟其要研究事實，所以科學家要講究觀察和實驗……要是專靠文字，就可以算科學，我們只要賣幾本書就夠了，又何必費許多事呢？」（《何為科學家》《新青年》第6卷5號。）他反覆強調，「我們的東方的文化，所以不及西方的所在，也是因為一個在文字上做工夫，一個在事實上做工夫的原故。」中國幾千年求學方法上的一個大毛病，就是重視心思而輕視官感，換言之，就是專事立想，不求實驗，其表現是，對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學問講得天花亂墜，對於自然界的現象始終沒有一個正當解說，脫不掉以故紙堆為研究材料的老路。　　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為「科學方法」，以邏輯原則為科學方法的全部，從這個原則出發，強調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與近代西方科學家研究活動的一致性，認為顧炎武、閻若璩的方法同伽利略、牛頓的方法是一樣的，戴震、錢大昕的方法同達爾文、巴斯德的方法也是一樣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由於忽略了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方法中的實驗原則，胡適將墨子、程朱和清代的中國學術都稱為「科學方法」，墨子、朱熹和清代樸學大師都變成了「科學家」。　　針對胡適等人所堅持的這樣「科學」概念，以及以「整理國故」來落實其「科學方法」的做法，任鴻雋明確表示不以為然：「近來我們的朋友，很有表彰漢學的科學方法的；其實他們所做到的，不過訓詁箋注，為古人作奴隸，至於書本外的新智識，因為沒有新事實來做研究，是永遠不會發見的。」（《中國科學社第六次年會開會詞》《科學》第6卷第9期。）他突出地強調近代科學方法的實驗本質：「凡言近世科學的歷史，必推英人培根為鼻祖。因為他注重歸納的方法，主張凡學須從實驗入手。這實驗兩個字，就是近世科學的命根。」（《外國科學社及本社的歷史》，《科學》第3卷第1期。）又說：「今之科學，固不能廢推理，而大要本之實驗。有實驗而後有正確智識」。（《吾國學術思想之未來》《科學》第2卷第12期。）這樣的科學方法論，在新文化運動一代文化人中是非常突出的，不獨有別於人文學者胡適，也有別於同為科學家的丁文江。　　丁文江在當時被認為是「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作為著名的地質學家，其工作性質使他非常清楚實驗原則對科學研究的意義，然而，他在很多場合對科學方法作了泛化的詮釋（至少在科、玄論戰時期是如此），如認為，「科學的萬能、科學的普通，科學的貫通，不在它的材料，而在它的方法。愛因斯坦談相對論是科學，詹姆士談心理學是科學，梁任公講歷史研究法，胡適之講《紅樓夢》也是科學」。（《科學與人生觀》）將愛因斯坦、詹姆士、梁啟超和胡適的研究相提並論，實際上只是突出了其研究活動的相同點，即邏輯原則。他之所以如此，乃是客觀環境使然。在中國文化傳統缺乏嚴密邏輯體系的事實面前，丁文江所希望看到整個國民都能像他一樣，「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無論遇見什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簡單，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科學研究所要求的邏輯原則，是普通人加以努力也可以做到的，但實驗則不同，它不是空口白話或幾本書就可以辦到，而必須經過嚴格的訓練並且具備相當的設備才能實行。他對科學方法的解說顯然與他普及科學的使命有關。　　　　二　　愛因斯坦認為，西方近代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成就為基礎的：一是以歐幾里得幾何學為代表的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二是文藝復興時期證實的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的重要結論。（《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574頁。）換言之，嚴密的邏輯原則和系統的實驗原則是科學思維方式的兩大基本要素。任鴻雋的「科學」理念所強調的正是這兩個原則。　　科學在本質上包括兩個部分：一是科學各學科取得的具體成就，一是統御科學各學科的思維方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科學」概念，大多數情況下指的是它的思維方式。科學精神包括兩個方面的重要內涵：一是堅持客觀事物有規律可循的信念，沒有這種信念人們就不會去從事研究活動。這是形而上的方面。二是堅持獲取知識的兩種最基本的程序，即邏輯和實驗，不通過這兩種程序人們就沒有認識客觀事物內在規律的途徑。這是形而下的方面。這兩個方面使科學區別於迷信和巫術。因此，堅持「科學精神」或「科學態度」，說到底，就是堅持以嚴密的邏輯和系統的實驗手段的密切結合，作為認識世界、獲取知識的根本途徑。邏輯推理和系統實驗二者缺一不可，僅以邏輯推理還不能保證一定達到真理，因為邏輯不以實驗（而且是反覆的實驗）來檢驗，其本身並不能在論證中區別詭辯論，只有「系統的實驗」才是思想認識正確與否的終極檢驗標準。在社會活動中，「系統的實驗」主要表現為具體的社會實踐。「實踐出真知」這句話所強調的，正是實踐的最終檢驗作用。堅持邏輯推理和系統實驗二者在認識社會和自然事物中的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性，意味著掌握了科學精神的精髓。

　　「大革文化命」時期，「一句頂一萬句」的口號響徹雲霄，甚至連那些經歷了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人們都被迫信從；「大革文化命」結束後，又有人提出兩個「凡是」。從科學思維的角度，「一句頂一萬句」和兩個「凡是」的錯誤在於，它們都是以政治權威作為真理的評判者。以權威（政治的、宗教的、學術的）的思想為判斷真理的標準，意味著忘記了科學思維的基本要求，其錯誤在於：一是任何權威的思想本身並不能證明自己就是真理，它本身必須同其任何思想一樣接受理性邏輯的審視和評判；二是它是不是真理，關鍵在於它是否經得起實踐（實驗）的檢驗，權威的思想不能享有不受實踐檢驗的特權。單純地以所謂的權威理論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違反科學的根本要求。　　我們注意到，在當下「傳統文化潮」升溫的氛圍中，有人試圖從傳統文化中找到「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以證明這些東西在中國屬於「古已有之」。於是，《中庸》里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被一些人總結為「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其實，包括《中庸》在內的中國傳統經典所教給人們的，只是有關「人事」的學問，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哲學，屬於任鴻雋早已批評過的「冥然而悟」的修身功夫。談「科學精神」離開「客觀事實」這個前提和科學思維方法這個手段，是不可想像的。　　新文化運動之後的80餘年中，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成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難以想像的。不過，據此斷言科學精神已深入人心，為人所正確掌握和領會，則是言過其實。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堅持「科學精神」或「科學態度」就是堅持「科學思維方式」這一核心要點遠未被人們透闢理解。人們討論「什麼是科學精神」，往往列舉出諸如「懷疑」、「無私」、「公正」、「客觀」、「實事求是」、「精益求精」、「創新」等等一些特點為主要內容。這些內容不能說與「科學精神」全然無關，但絕不能說得其要領，因為這些特點只是「科學精神」的「外圍」而不是核心。所以，我們看到的事實仍然是，「科學精神」至今還處於說不清、道不明的狀態。有的學者感到難以對「科學精神」給出一個嚴格的定義，於是乾脆認為這個名詞是一個「模糊概念」，甚至說「科學精神不是1+1=2」！但問題是，既然連從事專門研究的學者都說不清「科學精神」為何物，又怎能讓我們的普通民眾對「科學精神」有清楚的了解？既然不能有清楚的了解，又怎能要人們弘揚這個莫名其妙的「科學精神」？可見，對「科學」這個名詞的熟悉和濫用，並不說明掌握了「科學精神」的精髓。確立和普及科學精神——即堅持科學的思維方式——在我民族仍是任重道遠的艱巨任務。　　（責任編輯徐全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