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詞人列傳(2) 雨後微香柳永 柳永（？-約1053），字耆卿。初名三變，字景庄。崇安（今屬福建）人。景祐元年（1034）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排行第七，世稱柳七或柳屯田。有詞集《樂章集》傳世。 【雨霖鈴】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暮雨都歇。 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提到柳永，一般都會先想到「眾名姬春風吊柳七」這段情節，可以說，在身後將香艷與凄涼如此結合於一體的文人，非柳永莫屬。同樣，在當時名滿天下卻又風評不佳的文人，也非柳永莫屬。其實柳永既沒有象歐陽修一樣傳出大損名譽的謠言，也不象張先一樣八十餘歲尚娶妾，後世俗文學中關於柳永的佳話，也是憑空結撰的多，且流傳程度也達不到深入人心（比如一樣是虛構的唐伯虎點秋香故事，就人盡皆知）的地步。柳永這個「浪子」的名頭，當然不至於名不副實，卻讓人覺得遠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 柳永的詞作在當時受歡迎的程度和受鄙視的程度，都呈現極端化。一面是連西夏人也知道「有井水處皆歌柳詞」，屬於當時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的通俗流行歌曲。而另一方面，同樣填詞的文人里卻沒有多少看得起他，蘇軾就曾經批評秦觀：「分別之後，料不到你竟然學柳七填詞！」言下很是鄙夷不屑。秦觀很委屈：「我再不學無術，也不至於去學柳七吧？」蘇軾於是舉出他的《滿庭芳》詞：「『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這不是柳七詞的風格嗎？」秦觀不禁慚愧。 另一個更有名的故事說明當時詞壇是怎麼看待柳永詞的：柳永為皇帝不喜，中進士後遲遲不得改遷京官，他於是去拜訪宰相晏殊，晏殊問他：「你近來做曲子詞嗎？」柳永說：「和相公您一樣，我也做曲子詞。」大約在他心中，自己填的詞確實與晏殊所作的小詞沒什麼區別，同樣是一種文人雅習而已，但晏殊毫不客氣的點破了他們的差異：「我雖然也做小詞，卻從來不寫『綵線慵拈伴伊坐』這樣的句子！」在晏殊等人眼裡，他們的詞作，其實屬於兩個層次，可以比之當今的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之分，新詩與流行歌曲之分，柳永偏偏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後者。不禁慨嘆他生錯了年代，如果生在元朝，他也許能與關漢卿王實甫一干人把臂言歡，共同譜樂填詞，出入歌舞劇場之間而不辭。如果生在明朝，他也可以或安居或出仕，與馮夢龍等文人縱情優遊，文學上的創作與仕途無關。 柳永寫詞影響到仕途，其實論起來也有點屈，不象唐代孟浩然那樣在皇帝面前失言說出抱怨的話，從而直接得罪了皇帝，卻是他的詞作遠播之累。相傳他在落第之後，由於憤激而寫了一首《鶴衝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 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盪。 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 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這首詞傳到宋仁宗的耳中，做皇帝的自然很不愉快，臨到下一次考試，放榜之前，仁宗直接將柳三變（當時柳永還叫做柳三變）的名字划了去，說道：「且去淺斟低唱就行了，何必要浮名？」皇帝這一句話，連累得柳永一直蹭蹬不遇，直到景祐元年才中進士，改了名字才獲得做官的機會。另一種說法，則是有人向仁宗推薦柳三變，仁宗問：「是那個填詞的柳三變嗎？」對方說：「是的。」仁宗說：「且讓他去填詞。」柳三變經此打擊，索性整日與輕薄少年縱游秦樓楚館之間，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這兩個故事真實程度暫且不計，但一向以仁厚、愛護文人出名的宋仁宗，在傳說中對柳永如此厭惡，卻應該是有一點依據的，至少，也反映出整個文壇對柳永這種風格的不滿來。 這裡順便說一下柳永改名與仕途的關係，有一種說法是改名後考進士才得中，不確。據吳熊和《從宋代官制考證柳永的生平仕履》一文，考中進士的時候柳永仍然名叫柳三變，他之前累試不第，是由於仁宗厭惡他而故意黜落，直到景祐元年，這一年是劉太后去世、仁宗始得親政之年，又值天下大旱，所以特開「恩科」，對歷年沉淪不遇的文人格外放寬，柳三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終於得到登第的機會，以第三甲的名次獲得「同進士出身」。 在宋代官制中，有一個「磨勘」制度，當時文官官階分選人與京朝官兩大層次。選人中舉之後，根據名次授予官職，有四等七階之分，遞升者稱為循資，是一種升遷方式，而選人經過「磨勘」後合格者升為京官，則是「改官」，由京官磨勘升為朝官，稱為「轉官」。柳三變登第後任職推官，是中舉後的合理分配，他在這時候並不需要改名。改名的事情，可能出在「改官」上。他去求見晏殊，就是因為「吏部不放改官」，而不放的緣故，內情在於他的小詞不為仁宗所喜（張舜民《畫墁錄》）。晏殊的責問，其實也是一種敲打，雖然柳永的回答無意中更深一層的得罪了這位太平宰相，但他對自己的遭遇，想必登時也心知肚明了。 柳永在當時人眼中，是個放浪形骸的浪子，但他內心之中，其實很想和同時代的文人一樣學而優則仕，做一個循良的官吏。他後來得任縣令，確實也兢兢業業，是一個愛民的好縣官，葉嘉瑩曾舉他所寫《煮海歌》證明他並不是一個只會縱情聲樂、寄跡花叢的浪子，他對百姓的苦楚也有深刻的體會，雖然他在詞中，曾經那麼個性鮮明的表示過：「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盪。」但是在仕途中，他的真實面目不是輕浮的，而是嚴肅的。 柳永的個性其實並不是那麼瀟洒不羈，他在失意的時候會發小牢騷，卻也很努力的試圖進用。《澠水燕談》記載了另一件他得罪皇帝的事，更可以加上「倒霉」二字評語：他久困選調，始終得不到提拔進用，有個姓史的人愛其才想幫助他，當時正值出現一個吉祥的天象「老人星現」（查詢了下這顆星的資料：是全天第二亮星，現代名為船底座α星。其位置偏南，在我國北部看不到，只有長江流域及以南的地方，才能在短暫的時段里在低低的南天看到它。正因為這樣，人們也叫它「南極老人星」、「南極仙翁」，實際它離南極還很遠。中國古代星占家認為，老人星的出現是天下太平的徵兆，見到了這顆星，將國泰民安。），仁宗很高興，史某乘機讓柳永以教坊進奏的新曲《醉蓬萊》填一首應制的賀詞，柳永也希冀取得皇帝的歡心，欣然提筆填就一首《醉蓬萊慢》，進獻入朝。誰知仁宗拿起詞來，看到開頭已經不悅，看到其中有「宸游鳳輦何處」一句，與仁宗自己寫的為父親真宗的輓詞辭意相合，不禁慘然變色，最後讀到一句「太液波翻」，終於忍不住發作出來，說道：「為什麼不說『波澄』？」將詞作擲在地上，從此柳永再也不得進用。——柳永用的詞句，其實都是很普通常見的應制語言，但他到底不是吃這一碗飯的專業應制文人，不懂得迴避皇帝的忌諱，因此弄巧成拙也是可以想像的了，更何況仁宗本來就對他厭惡不滿，帶著挑剔的心去讀他的詞，怎麼可能有所包容呢！柳永的倒霉，其實大部分原因，還是因為他不是一個主流文人吧。 柳永不能成為主流文人的緣故，不是因為他寫詞，而是因為他寫的是俗詞，就象晏殊指出過的，「綵線慵拈伴伊坐」這樣的句子，當然不會出現在晏、歐等人筆下。即使多情如小宋，風流如張先，也不會流連於青樓賦詞作曲，柳永詞中的對象，多半是下層階級的女性，他所抒發的情感，也多半是市民的直露乃至帶一點庸俗傾向的情愛，這是為當時詞壇那一批文人所不屑的。他得名也在此，失譽也在此。甚至直到近代，也仍然也有批評者不喜他的作品，比如王國維，就曾認為下面這一首《蝶戀花》不可能是柳永所作： 佇倚危樓風細細， 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 草色煙光殘照里，無言誰會憑闌意。 擬把疏狂圖一醉， 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王國維推崇最後兩句，並將之舉為做學問的第二種境界，卻又堅決不認為這首詞是柳永做得出來：「《蝶戀花》（獨倚危樓）一闋，見《六一詞》，亦見《樂章集》。余謂：屯田輕薄子，只能道『奶奶蘭心蕙性』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語固非歐公不能道也。」（《人間詞話》）「願奶奶蘭心蕙性」一句，出自柳永《玉女搖仙佩》詞，王國維只根據柳永個別詞作就認為他生性儇薄，必然寫不出這樣深情的語句，未免有點武斷。其實根據兩人性格來看，歐陽修較為達觀，倒未必會寫出如此執著痴戀的句子來。 當然，柳永在當世，也不是絕無知音，有井水處皆歌柳詞的盛況，已代表了他詞作的風靡程度。而且他的詞作並不是曇花一現的盛行，據說宣和年間，有個叫做劉季高的人，曾經在相國寺吃飯時和人談論柳詞，大肆詆毀，旁若無人。有一個老太監聽見了，默然起身，徐徐取出紙筆，跪在劉季高面前請求說：「您以為柳詞不好，何不自己作一篇給我看？」劉季高啞口無言，這才知道大庭廣眾間不宜輕論是非，可見柳永的擁躉直到北宋末尚綿延不絕，也可知批評他的人，無論怎樣，也是承認他的作品是難以勝過的。 即使傲氣如蘇軾，批評過秦觀學柳詞，卻也時常下意識的將自己的詞作與之相比，他寫信給朋友，即稱：「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語氣中透出得意，卻也無形中顯示出他還是覺得柳永詞是當時流行的風尚。《吹劍錄》里那一段著名的問答：「我詞何如柳七？」「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對比雖微有揚蘇抑柳之嫌，但也客觀的說出兩者風味差異，而蘇軾拿柳永來比，其實何嘗不是在內心中重視柳詞的表現？甚至據《後山詩話》記載，宋仁宗其實也是喜歡柳永詞的，每一首新詞出來，立即都能傳入禁中，他常常命宮女酒後再三演唱消遣，和前面所記錄的他厭惡柳永「儇薄無行」壓抑他的仕途對比起來，真是矛盾得出奇。大約柳永就是當時人即使再不喜歡、也無法忽略的那一種人物吧。 蘇軾對柳永詞，也不是全無贊語，如那首《八聲甘州》中有有一句：「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蘇軾就贊其：「不減唐人高處。」在當時，這可是對詩句最高的讚譽了。這首詞確實可以推為柳詞之冠，雖然於風格上不及《雨霖鈴》更能作為柳永詞的代表：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 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 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 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 嘆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 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柳永還有一首有名的《望海潮》，是為一個做杭州太守的朋友而作，有應酬的意味，卻也寫得絕佳，其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句，竟然引得金主完顏亮為之動心，有了南侵之心，雖然完顏亮以兵敗慘死而告終，始終未曾得償他駐馬吳山第一峰的意願，更沒有親眼看到西湖風物，錢塘佳景，但柳詞的魔力，想必也是深深刻印在當時人的心底。為這樣的美好，不惜發動戰爭，卻不知是詞的幸或不幸？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 煙橋畫柳，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 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 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 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 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後代寫柳永的俗文學作品，宋元話本中有《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到明代馮夢龍改編成《眾名姬春風吊柳七》，刪削改寫了原話本中低級庸俗的成分，由於《三言》的流行，讀過的人肯定不少。在戲曲中，元雜劇有《錢大尹智寵謝天香》，裡面的柳永沒有什麼特色，與尋常雜劇中的男主角並無二致，但柳永的情人謝天香（虛構的成分較大），卻是這部劇中首推出名的。明末清初有鄒式金的《風流冢》，基本是根據馮夢龍的擬話本改編。其中柳永因得罪宰相呂夷簡（呂求他寫壽詞，他卻誤封了一首《西江月》進去，中間有「我不求人富貴，人須求我文章。」的句子），被呂在皇帝面前進言才遭黜落，這一個情節自小說傳播之後，竟成為民間傳說中的定論。而《吊柳七》、《風流冢》中解釋「奉旨填詞柳三變」的來由： 「想我當初讀書，凌雲志氣，及牢騷失意，變為詞人，以文采自見，使名留後世足矣。何期被薦，頂冠束帶，變為官人，浮沉下僚，終非所好。今奉旨黜落，自由自在，縱意詩酒，變為仙人。今後當自署云：奉旨填詞柳三變。凡有著作，即署此名，是好一個官銜也。」 這一番話說得既瀟洒又有趣，卻似乎不知「柳三變」是柳永的本名而非化名。這種說法可能是民間傳說中不甚瞭然的強為解釋，馮夢龍、鄒式金等身為文人，卻不至於如此沒有見識，之所以採用，大概還是由於:這樣的柳永正符合後代文人的審美觀以及同病相憐感。至於北宋年間掙扎於薄宦卑官的柳永，奔波浮沉於仕途、「狎興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少年時。」的柳永，卻從此隱藏在詩酒風流的面目之下，不得窺見了。
司馬光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屬山西）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寶元元年（1038）進士。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神宗時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知永興軍。哲宗元祐初，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相八月，病卒。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並主修《資治通鑒》。存詞3首。 【西江月】 寶髻鬆鬆挽就， 鉛華淡淡妝成。 青煙翠霧罩輕盈， 飛絮遊絲無定。 相見爭如不見， 有情何似無情。 笙歌散後酒初醒， 深院月斜人靜。 如果在不知作者的情況下讀這首《西江月》小詞，再讓人猜是誰的手筆，恐怕大多人第一個會想到張先、柳永、秦觀、小晏幾人身上去，至不濟也當是大晏歐蘇這些人的作品，待到揭破謎底，不免要使人大跌一回眼鏡：料不到古板君子司馬光，也一樣會寫這樣婉媚側艷的小詞！但是，既然一身剛骨的范仲淹也能寫出：「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凄艷之句，道德楷模的司馬光偶爾寫一寫擬花間體的詞作，也不算什麼出格的事情。有趣的是，司馬光與范仲淹的身後謚號同樣都是「文正」（在古代謚法中「正」是無上的美謚，司馬光就曾經反對過給一位大臣夏竦謚「文正」，說：「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不料他自己死後，竟能夠當得起這個「正」字。），也同樣都曾在屬於歌筵酒席的應酬小詞中真實不加掩飾的吐露出情語，真是思之令人失笑的巧合。 和歐陽修一樣，後人對司馬光名下有這一類小詞的事實很不滿意，試圖為之辯護，於是一概不予承認，全當作是仇人的栽贓。直到清代王漁洋還說：「『有情爭似無情』，忌者以誣司馬。」《詞林紀事》里也認為是當時人忌恨司馬光「獨為君子」，偏要偽造出這類艷詞來給他臉上抹黑。歐陽修名下的艷詞還能揪出作偽者的姓名（一般認為是在他主持科舉下被黜落的舉子劉某），但關於司馬光詞的偽造痕迹，卻是查無實據，無非是道學先生們一心想維護司馬溫公的名譽而已。其實就在與司馬光同時的人中，也有明理者並不以他有這樣的詞作為恥，反而由衷的讚歎：「文正公言行俱高，然有《西江月》詞云云，風味極不淺。」（趙令畤《侯鯖錄》） 司馬光在當時的聲譽之盛，確實無以倫比，《邵氏聞見前錄》記：北宋名臣文彥博留守北京（北宋的北京是大名府）時，派人入遼國偵探，這種探子收集情報大約是無所不收，有一次回報了遼國新上演的一本參軍戲：「遼主大宴群臣，宴會上有伶人演戲，打扮成一個衣冠楚楚的士人，見到旁人的東西就一把攫取入懷，結果從背後跳出一個拿大棒的人來，自稱：『我是司馬光！』狠狠揍了這個貪婪鬼一頓。」所謂「參軍戲」，可以說是中國古典戲劇的早期形式，類似於現在的滑稽小品，當然情節也沒有小品的複雜，一般都是兩個人出演，一個「蒼鶻」（副末），一個「參軍」（副凈），按規定蒼鶻可以擊打參軍，其實也就是由蒼鶻對參軍進行種種滑稽誇張的挖苦與打擊，以博取觀眾的笑聲，這種戲的情節不固定，常常是根據現實而新編，諷古喻今。這條關於遼國新戲的諜報並沒有什麼政治價值，卻證明了司馬光的剛正之名，已經遠播漠北，連伶人也拿他來當作執法者的代名詞。文彥博後來將這件事講給司馬光本人聽，還不無羨慕的感嘆：「君實（司馬光字）的清名，在夷狄之地也得到如此敬重啊！」 連遼國人都如此久仰司馬光大名，同時代大宋治下的百姓，對這位君子的仰慕當然更是達到接近狂熱的態度，他所來到之處萬人空巷，這種風頭比之當今的明星也不遑多讓。《揮麈後錄》一書中說司馬光在神宗元豐末年來到京城，當時他已經到了垂暮之年，尚未拜相，但京城的百姓都已經以「相公」來稱呼他，街道上擠滿了想一睹他風采的人，個個踮著腳尖圍觀，以至於馬都無法行走。司馬光到宰相的府第去拜謁，市民們爬上大樹、登上屋頂、騎著院牆向相府內窺看。相府的人想阻止，市民說：「我們不是望你家主人，只是想見識一下司馬相公的風采而已！」任憑呵叱也不退卻，相府的屋瓦被踩得一塌糊塗，連府周樹枝也都踏到折斷。這種熱情一方面出自對司馬光人品的景仰，另一方面與司馬光反對新法的政治立場也不無關係。 現當代的歷史教科書，提到王安石變法一般採取褒獎的態度，以至對頑固反對的司馬光等一派人士難免有所貶低。新法的得失不是我這裡能夠分析，推行變法的王安石，在道德素養方面也決不比司馬光稍遜，可是，我們如果客觀的審視那段歷史，不得不承認：儘管變法有打擊豪強、富國強民的意圖，普通的百姓卻並不是歡迎新法的。司馬光出現在開封京城的時候，已經是神宗被迫放棄了一切變法、重新回到保守道路上來的時候，曾經滿懷熱忱進行變法改革的神宗與王安石，同時都已經到了日薄西山的生命最後一程，而這時作為保守派重頭人物被起用的司馬光，其實也即將走近人生終點，只是與政敵的黯然晚景不同，他是作為當時百姓眼中的救星，光輝燦爛的走上相位的。這個場面，對王安石來說是痛心難堪，加速了他的辭世；而對司馬光來說，也只是恍若流星的短短一瞬，在相位上只做了八個月，他便老病而終，告別了這個世界。 神宗之後的哲宗、徽宗，也都有變法的打算，只是到那時變法已經完全變質，不過是借著新法的名頭禍國殃民而已。但既然要翻新法的案子，對於司馬光等人的形象自然要進行顛覆，蔡京因此向徽宗進言立「元祐黨人碑」，將司馬光一派保守派人士全部列名於上，遍立全國。古代說「黨」，絕對不是一個好名詞，代表的就是黨同伐異、結黨營私，這塊黨人碑其實相當於恥辱柱，並且一直株連到這批「黨人」的子孫，杜絕他們的婚宦前途。這種做法在當時民眾中激起了異常的反感。據說長安工匠安民抵死不肯刊刻碑文，說道：「小人愚蠢，不懂得立碑的意思。但像司馬相公這樣的人物，海內都說他是正直君子，現在卻說他是姦邪之人，我不忍心刻這樣的碑文。」主事者發怒，以加罪相脅迫，安民哭道：「小人不敢推辭差役，只請求能夠不刻『安民』兩個字在碑末，我不想讓後人恨我！」 佼佼君子身後難免毀謗，即使是生前，也不是完全沒有小人中傷。司馬光編《資治通鑒》，雖然是歷史著作，但名為「通鑒」，其編撰目的是為了給皇帝閱讀以資借鑒古今得失，具有這樣重大意義的書籍，自然得到皇帝讚許並資助他的修成，但編一部通史著作，難度何其之大，不是朝夕可以完工。久而久之，就有人開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進行捕風捉影的揣測，說司馬光不過是因為有贊助資金可拿，所以故意的拖延完稿日期，以便得到更多利益。司馬光聽說了，雖氣憤也無計可施，為了洗脫這種不堪的嫌疑，只好加快進度，草草結束，使得五代部分寫得繁冗未經剪裁。這段故事出自《霏雪錄》，並說：「小人害事，往往如此。」故事未必真實，但這類的事，卻是在現代也難免時有發生的，小人可恨，往往還偏能夠害事，似乎是自古以來的一條規律。 司馬光的私生活極為嚴謹，他只娶了一位夫人裴氏，沒有生子，他也並未按古代重後嗣的觀念再娶妾侍。傳說裴夫人曾經為他娶了一個妾回來，妾有一日乘他在書房裡，盛服靚妝，打扮得光彩照人的進去，希望得到他的寵愛。司馬光卻毫無領情的樣子，妾見他不理睬，於是沒話找話說，拿下一套書問道：「中丞大人，這是什麼書呀？」司馬光拱手正色回答：「這是《尚書》。」神情嚴肅，答話簡潔，全然是公事公辦的面目，妾搭訕不成功，只好沒趣的走了。這個妾既然得不到司馬光的理睬，大約很快也就離開了他家。據《清波別志》，當時有人干謁司馬光，寫信向他求資助，請求他只需要將賣掉一個婢女的五十萬錢給自己就行了，司馬光回信說：「我居家度日，飲食不敢頓頓大魚大肉，穿衣不敢全穿貴重的絲帛料子，怎麼能有五十萬錢買婢女的事？」語氣很是驚異。我倒以為寫信的人沒準是：「空穴來風，其來有自」，並不是毫無根據而言，也許所指的就是他夫人買來的這個妾的身價。 司馬光不理艷妾的引逗，讓人感覺他似乎是個冷淡無情的人，但如若回過頭去讀那首《西江月》小詞，卻發現他對女性的美，還是具有欣賞之意的。在他眼中，既有女子淡雅絕俗的妝扮，又有輕盈裊娜的身姿，而在他心底觸發的情感，卻是：「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只餘下酒醒人散的悵然思憶，如果我們用一點穿鑿附會的方法，把他的小詞看作不是泛泛而寫，而是真實的記載了某一刻看見一位美人之後的心理活動，那麼他的情感，其實也是發乎情而止乎理，是因為嚴肅的道德自律使他壓制下了那一刻的心動嗎？不得而知。 司馬光久居洛陽，在當地買了一座園子，取名為「獨樂園」，在內讀書著作。裴夫人逝世在他之前，司馬光既無子女，又失去了老伴，晚年常忽忽不樂，時時到獨樂園中，在讀書堂內正襟危坐，一坐就是終日。他晚年的心情，只怕也是極度空虛寂寥的，或許在這時候，他更能體會小詞所寫的那一種酒醒人散的凄然悲涼吧？他曾經作小詩題在梁間，有兩句說：「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晚景的孤寂，使他對「家」有著強烈的依戀懷想，卻又清醒的認識，自己終究是過客，終究已經無家。而我們知道，不久之後他也辭別了獨樂園，前赴京城，在那裡踏上他一生仕途的頂點兼終點，不知他回首的時候，對「不成家」的洛陽宅第又作如何想？ ==================== 說說司馬光愛惜書籍的一件事：他在獨樂園的讀書堂中藏書上萬卷，數十年如一日早晚不輟的讀書，但書籍卻保護得嶄然如新，就象沒有碰過的一樣。他曾經教育其子公休（前面說司馬光無子，《宋稗類鈔》中卻又提到他的兒子，而且宋史上司馬光也的確有子司馬康，字公休。我疑心是「嗣子」，也就是入繼的兒子，可能是侄子。）愛護書的方法：「我每年到上伏以及重陽之交，天氣晴朗時就擺設几案在太陽下，將書冊集中放置在上面曬它們的書脊，所以藏書的年月雖久，也沒有損壞。看書的時候，打開書卷之前先看看書桌乾淨不幹凈，鋪上墊子，然後端端正正坐著閱讀。有時想把書拿在手裡看，就用一塊方板墊在下面，從來不敢直接拿手捧著書看，不但是為了不弄髒書，也是為了不碰散了書脊的裝訂。每看完一頁的時候，就用大拇指指面襯著書頁的沿邊，隨即以食指指面捻住挾過，翻開下一頁，這樣就不會揉爛了紙張。」——這段話頗為繁瑣，卻只有真正愛書人才能說得如此仔細。我不是藏書家，對書籍的愛護也不能達到他這樣無微不至的程度，但常在圖書館借到書後，看到書頁破損污穢，亂寫亂畫，卻也覺得很痛心，讀書人愛護書，不但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別人的閱讀方便。尤其是圖書館的公物，應該更加以珍惜的心情愛護，因為它們不僅僅要陪伴一代人。雖然做不到司馬光這樣謹小慎微，至少不摺疊，不寫畫，不弄髒，這幾點還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特地把司馬光的這段話摘錄出來，以志讀書愛書人。
王安石(附王安國、王雱)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自號半山老人，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神宗朝兩度任相，實行變法，新法失敗後辭職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卒謚文。詩文俱有成就，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詞作不多，但風格高峻，「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有《王臨川集》、《臨川先生歌曲》。 【桂枝香】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 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 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 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 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江西臨川這塊地方出過不少名人，其中最有名且使後人以籍貫為稱呼的，莫過於北宋的王安石與明代的湯顯祖，這兩人在政治及文學上的作為，也可以對比出有一絲微妙的異同：王安石以銳意變法的改革家身份載入史冊，然而他所推行的新法，既沒有成功於當時，到後世也是長期以來對他毀大於譽（近世則譽大於毀），唯一能夠保持公正並毫不含糊的給他以應有地位的，卻是文學史；湯顯祖同樣以一封《論科臣輔臣疏》留名明史，對政局有清醒的認識和尖銳的揭露，卻終身不曾踏入權力核心，反而一再遭當權內閣輔臣的排擠打擊，以至於在政治方面毫無建樹，後人認識他的，僅僅只是著名戲曲家而已。當然，兩人相似的也只是以文學家名垂不朽的地位，在政治方面的地位，王安石則遠非湯顯祖所能望其項背，他以自己超前的改革理念與獨特的個性，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如果舉明朝的人物為對比，可相提並論的應該是張居正——輔佐另一個「神宗」的改革家。 拿王安石和張居正對比，自然不及張居正的改革收成效於世，但比起張居正死後遭抄家清算的遭遇來，王安石的改革雖然失敗，卻歸隱鐘山以盡天年，即使在死後，終北宋之朝官方也始終予以崇敬。這背後當然還有更深層次的政治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兩者個人的道德品行，確實有所差異。張居正有政績，有才幹，卻也有專權戀棧、以權謀私的指責，而王安石在改革時，誇張一點竟可以說得上是「孤立無援」，當時的正人君子幾乎沒有站在他一邊的，兩次擔任宰相推行新法都被迫去位。但當時人對他品德的評語，卻很少有詆毀之詞，指摘他的缺點，也集中於固執、急噪等方面，卻一致都讚許他為人真實直率，簡樸無貪慾，對他的才學之高更是無不佩服，就連蘇軾這樣的大才子，也對王安石極為服膺。馮夢龍的《三言》中，關於王安石有兩個故事，一是《拗相公飲恨半山堂》，這是站在反對新法的立場上對王安石進行輕詆的小說，在私德方面卻也找不出什麼攻擊之詞；另一篇則是《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就是描寫了蘇軾在王安石手下受教訓的趣事，雖是小說家言，卻也證明了在後人心目中，能考倒蘇東坡這天下第一聰明人的，惟有王安石這樣功力深厚的大學者。 王安石在文章上的成就很高，即使在明清之世，對他的新法毀謗益多、甚至認為他應該為宋亡負責的情況下，他仍然能與蘇氏父子齊列名於「唐宋八大家」中，並未以人廢文。詩也獨具一格，自成「荊公體」。對比起詩文來，他詞作的數量並不多，近人朱孝臧輯出《臨川先生歌曲》一卷，連補遺也只有二十四首。但他的詞作卻極為當時人讚賞，如代表作《桂枝香》，這一首金陵懷古詞，據說同時同題材的《桂枝香》詞一共有三十多首，惟有王安石這一首成為絕唱，連蘇軾見到，也不自禁的發出感嘆：「此老乃野狐精也！」這種讚歎，似乎有點調侃，有點玩笑式的嫉妒，卻也是由衷的欣賞。細讀此詞，確實感到一種蒼涼的大氣，並不流於頹喪的感喟，精鍊濃縮卻不顯得空泛的老到筆力。詞為「懷古」，但真正觸及歷史事件的，只有「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一句，這是用隋滅陳的典故，陳後主縱情聲色而致亡國，時語云：「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韓擒虎是南下滅陳的大將，張麗華是陳後主的寵妃，此語將兩人並提，陳朝之糜爛與亡國之急驟同時並見，有一種異常的激越感，而王安石只接以「悲恨相續」四個字，便變緊促為蒼涼，頓然使人感到沉鬱不盡，梁啟超稱此詞「頡頏清真、稼軒」，良非過譽。 王安石學問既博，作詩詞時也有逞才誇富之處，其表現不是喜用複雜難懂的典故，而是發揚光大了「集句」這種形式，所謂「集句」（詩的集句又稱「詩鐘」），就是摘取前人的詩句重新組合成詩詞，玩過這種文字遊戲的人都會知道，集句看起來極容易，其實絕難，要將不同人的句子集成一首文從意順，而又不失詩意的新篇，難度高於自撰。王安石卻是做集句詩的高手，據說他最多的集句詩達到數十韻，而集成的對偶竟有比原詩中對仗更覺得貼切合適的。在集句詩的基礎上，又有集句詞，較著名的有下面這首《菩薩蠻》： 數家茅屋閑臨水， 輕衫短帽垂楊里。 花是去年紅， 吹開一夜風。 梢梢新月偃， 午醉醒來晚。 何物最關情？ 黃鸝一兩聲。 這裡所用的八句詩，各自都有出處，如果不知，根本就看不出來這首小詞竟是一襲「百衲之衣」，集句的最高境界就是如出己口，看不出拼湊痕迹，能夠做到這一點，首先得腹有萬卷詩書，其次還得有巧妙的才思與應用能力。其中「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兩句，另一個版本作「今夕是何朝，看余度石橋。」，也通，卻不及前版本的靈動自然。 這首《菩薩蠻》描寫的生活閑適安逸，應當是他罷相後退居半山堂之作，另一首《漁家傲》詞的意境也仿此，有句說：「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了邯鄲道。」新法失敗後閑居的王安石，心情真的如此寧靜？只怕未必然。 宋人筆記中說王安石罷相之後，心情異常憂憤不樂，在自己小廳上題寫唐代薛能的詩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幾十處地方都題了這兩句詩，可見他對詩句中憤慨之情是心有戚戚焉，對自己的新法改革，竟表示出一種決絕的否定來，這是他的心聲，還是憤激情緒下的反語？我以為是後者的成分比較大。他的政治見識，他果斷執拗的性格，都註定了他不會默默無聞甘為「卧龍」以終老，他必然要有所作為，哪怕他事先明知慘敗的下場，我想他也不會輕於放棄的吧。「茫然忘了邯鄲道」，他可以忘卻高官富祿、萬人之上的榮耀，可以忘卻令行禁止、言出即從的權柄，卻怎麼可能忘得了他嘔心瀝血以致力推行的新法？ 黃仁宇論王安石變法，認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這也是刻下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他認為王安石的經濟思想其實超前了中國歷史900到1000年，這是何等驚人的距離！宜乎他在現實之中，竟得不到完全的知音了。撇開政治經濟不談，我認為他個人的思想，其實也十分超前，他有名的「三不足」論：「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古代可謂是驚世駭俗的言論，道德君子們也紛紛指責這樣的說法簡直是喪心病狂，但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三條並沒有不正確的地方。他堅定的信念，在當時卻為荒謬，為大逆不道（幸好他生於思想比較自由且厚待大臣的宋代，如果生於明清，只怕為這三句話就已經死無葬身之地）。在理想與現實的強烈衝突中，他是一個孤獨的先行者。 王安石有「拗相公」之稱，這是當時人對他的一致認定，他的執拗，和天生耿介的性情有關，也與他缺乏周圍同僚支持，只能以絕大的意志力一意孤行推行變法的處境不無關係。對他的缺點評價最為透徹的莫過於好友曾鞏。神宗曾經問曾鞏道：「你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曾鞏說：「王安石的文章品行不減於漢代的揚雄，只有吝嗇這一點是缺陷。」神宗脫口說：「王安石輕視富貴，似乎不是吝嗇的人啊！」曾鞏道：「我所說的吝嗇，不是生活方面，而是性格方面，他勇於有所作為，卻吝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神宗也點頭認為說得有理。用現在的話來說，王安石有一種「孤勇」，有對自己理念百折不回的堅持，卻不免失之於過剛易折，明知前路不通也不願意輕易改變自己的志向，明知人皆毀謗也不反省追悔自己的行為，他又是一個孤獨的勇者。 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時，因改革阻力太大，已經無法成行，協助他變法的愛子王雱又早逝，不免萌生了退位之意，《宋史》上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但《宋稗類鈔》中有個故事，卻諷刺他求去之意不是很真誠：他請求罷相，待命近兩個月神宗也未予允許。王安石請了個算命的老僧化成來起課占卦，並讓他看自己的命運。化成說：「三十年前我就給相公看過命，現在你已經做官做到了宰相，還有什麼好問的？」王安石微有不悅之色，說道：「我問命，不在乎做官，只是懇求離職而去。皇上沒有許可，現在看看短時間內去得成么？」化成說：「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自己，不在皇上，現在只是你自己的主張尚未拿定罷了。豈不知：『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王安石面有慚愧之色。 然而王安石並不是貪戀官位而遲遲下不了決心辭相，連神宗也評價他「輕於富貴」，宰相之位，在他只是方便於推行自己改革方案的工具，既然新法失敗，他自然不必再在這職位上做下去。他生平的志向，可以從推崇李商隱的詩句：「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看出來，他欣賞那種「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即使處廟堂之高，也不能忘懷江湖之逸，在詞作中，我們且看他這一首《千秋歲引》： 別館寒砧，孤城畫角，一派秋聲入寥廓。 東歸燕從海上來，南來雁向沙頭落。 楚颱風，庾樓月，宛如昨。 無奈被些名利縛。 無奈被它情擔閣。 可惜風流總閑卻。 當初謾留華表語，而今誤我秦樓約。 夢闌時，酒醒後，思量著。 這首詞當是他在擔任重職時所作，深有厭倦官場、激流勇退之意，明代文人楊慎即評價說：「荊公此詞，大有感慨，大有見道語。既勘破乃爾，何執拗新法，剷除正人哉？」（《詞品》）楊慎並不理解王安石的情懷，他的「執拗新法，剷除正人」，何嘗又是為一己之私？他如果真正「勘破」，其實滿可以做一個尸位素餐的高官，心安理得的享受「太平盛世」，何必冒著天下人皆不諒解的風險，去進行一場翻天覆地的改革？《宋史》里列出他所剷除的正人：「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又說：「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這的確是王安石的悲劇：當時有能力有才幹有德操的正人君子們，包括他的朋友，都是變法的反對派，而願意附和變法而被他一手起用的助手們，如呂惠卿之流，並不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只是夤緣求進的小人。用人不當，自是變法失敗的因素之一，但立場的截然相反，王安石即使起用那些「老成人」，也只能起到掣肘的作用。這是時代的不幸，也是王安石及這些正人的不幸。 在北宋那些年裡，似乎是一個上天異常不吝嗇於降生人才的時代，單單只看圍繞新法的幾派代表人物：變法家王安石，保守派司馬光，傾向保守卻能公允對待新法的蘇軾，無一不是絕頂的「風流人物」，人中龍鳳！王安石的學識魄力，司馬光的道德楷模，蘇軾的絕代才華，無不達到頂峰，上天似乎在開玩笑，以格外的眷顧使他們生於一時，互相結交，卻又以政見不同而讓他們永遠無法並肩站在一起。他們在私交上並沒有恩怨，很多筆記中都留下了王安石與蘇軾互相佩服、切磋詩文的記錄，甚至在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因反對新法屢受打擊、九死一生的蘇軾還前去拜訪他，相談甚歡。而王安石與司馬光，宋史上也說是「交友之善者也」，但司馬光古板，王安石偏執，中間更隔著政見的巨大差異，註定了他們的友誼無法善始善終。 王安石的個性之強，從早年就可以看出端倪，這一點連司馬光也早早就已經認識到，《邵氏聞見前錄》里記載司馬光自己講述過一件事：他曾經與王安石做同僚，都擔任群牧司判官之職。有一回群牧司的牡丹花盛開，包拯請司中官僚飲酒賞花，親自舉酒勸客，包拯素來以嚴厲出名，難得如此有興緻，眾人莫敢違拗，連素性不飲的司馬光也勉強喝了酒，惟獨王安石從始至終一滴酒也不肯喝，包拯也不能奈何他。要知道在當時包公清肅之名震動天下，俗語以閻羅王相比，王安石也不是不能喝酒的人（他的詩中即有提到飲酒的句子），堅決不飲，恐怕也只是出於一種奇特的執拗與莫名其妙的意氣。不知道古板嚴肅的司馬光在看到這個同僚朋友出奇的強硬態度時，心中有無驚異觸動？多年之後向人提起這件事（也許這時已經成為了王安石的政敵），又不知是感嘆還是懷念？但司馬光在認識王安石的時候，多半也就明白：如果和這個拗相公作對的話，必定也只能採取同樣激進強硬的手段吧！ 司馬光與王安石卒於同一年：元祐元年（1086）。這年神宗已經崩逝，正是變法全盤失敗，保守黨人紛紛起用的時候。六十八歲的司馬光，以垂暮之年拜相，即開始對新法進行完全清掃的活動，有人提出質疑：「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現在先帝才去世，就完全否定新法，是否合適？」司馬光答道：「替父親改正錯誤，也是兒子應該做的。何況現在是太皇太后當政，做母親的改變兒子的措施，又怎麼能說不當！」其實司馬光本人，未必不明白自己已經是風燭殘年，如此激進的廢除新法，還是出於想在自己死前將一切都「撥亂反正」的願望吧。而退居在金陵半山堂的王安石，因為遠離政壇，消息並不十分靈通，親友怕他聽到傷心，也不敢將司馬光廢除新法的事情告訴他。後來有舉子從京師回來，王安石問：「京中有什麼新聞？」舉子說：「近來頒布法令，不許看《字說》。」這是王安石編撰的一部學術著作，據說他著《字說》時嘔盡心血，寫作時放置百許枚石蓮（一種植物）在桌上，出神思索的時候就咀嚼石蓮，宣洩情緒利於思考，有時石蓮咬完了，就咬自己的手指，咬出血來也渾不知覺。這樣的學術著作居然也遭禁，王安石十分憤慨，說：「法度可以改，難道連文字都做不得了么？」這一夜他無法入睡，繞床徘徊至天明，數百次的在屏風上寫「司馬光」三個字以發泄不平之氣。也許，單是《字說》遭禁的命運，尚不至於使王安石如此憤懣痛恨，只是從這部書的遭際，他也能料到自己苦心推行的新法會是什麼結局，果然不久之後，他聽說連新法中的「免役」法也被廢止了，禁不住悲憤交加，說道：「就連這個也罷止了啊！」新法遭徹底否定，是對他人生最大的打擊，王安石就此鬱鬱而終。《三言》中說他「飲恨半山堂」，出自鬼神報應、自悔前行的那一類說法自然沒有依據，但他臨終之前必然是心中充滿了鬱結憤恨不甘，說他「飲恨」，卻是不錯。 王安石晚年隱居的半山堂，在金陵鐘山，至今尚有遺迹（在南京紫金山風景區），這塊地方叫「謝公墩」，原來是東晉名臣謝安隱居的地方（王安石因此寫過小詩調侃謝安，認為自己的名字與謝安的字「安石」相同，又隱居同處，乃是巧合，而從此之後，這塊地方應該跟自己姓了），堂正在從鐘山到江寧州城路途的半道上，故名「半山」。《避暑錄話》說他「不耐靜坐，非卧即行」，養了一頭驢子，每天都騎著驢在鐘山之間閒遊，倦了就在山中定林寺休息，往往太陽偏西才回去。——這個定林寺，90年代新建稱為「定林山莊」，在南京梅花山附近，我少時在南京讀書，每年春遊梅花山看花，買到的門票包括三個景點：梅花山、定林山莊、紫霞湖，因此對定林山莊的印象很深，是個幽靜的好所在，還謅過歪詩，有「庭深棋響遠，院靜鳥飛遲。」的句子，卻不知已隔近十年，定林寺又變成如何光景了。 王安石騎驢游鐘山，當時也有人勸他改為坐轎子，認為堂堂退休宰相騎驢也太有失身份了，王安石回答：「難道能夠把人當作馬牛？」這一句話，實在很有人道主義的精神。他為人簡約質樸，常常忘記洗臉換衣（據說可以一年都不洗澡），弄得自己蓬頭垢面，在未顯貴之前也曾名震京師，相傳蘇軾的父親蘇老泉因此作《辨奸論》（有說法認為是偽托之作），認為他「囚面喪心而講學」，「是不近人情者」，必然會成為大奸大惡之徒。但只憑他不願讓人作牛作馬來服侍自己這一點來看，卻決不是沒有人情味。另一個傳說：他不修邊幅而為人清廉，夫人吳氏卻正相反，有潔癖卻愛占公家的一點小便宜。有次他就任地方官時，夫人向公家借用了一張藤床，直到他解任也不肯歸還，公家礙於王安石的面子不便追討，王安石知道了也不勸說夫人，只是赤著一雙幾天不洗的腳上藤床躺了一會兒，夫人看到了感覺噁心，趕緊命人將床還回去了。這個故事令人失笑，卻也看出王安石在處理家庭事務的時候很有策略，既不利用自己是一家之主的權威壓迫，也不直接挑起夫妻間的口角爭執，乃是「知己知彼」採取對策，解決問題於無形之中，又怎能說他不懂人情呢？ 王安石的性格急噪，據說他棋品不高，下棋時從不思考，隨手而應，落子極快，發覺要輸了，就乾脆停局不下，對人說：「下棋本來是圖放鬆的事，反而苦思勞神，不如算了。」在當時人眼裡，這種行為未免不夠高雅瀟洒。他也不掩飾自己的不風雅、不入流，他曾經去拜訪書法家蔡襄，蔡襄也是個茶道專家，歡迎他的到來，親自選擇了絕品的茶葉，親手洗滌了茶器烹點（宋代飲茶不是以清水泡茶葉，而是「點茶」，以茶團烹煮傾入茶盞，稱為「點茶」），招待王安石飲用。誰知王安石看見茶湯，自己從口袋中取出一撮「消風散」的葯末來，投入茶中一起喝了，居然將佳茗當作服藥的水來喝，蔡襄看了不禁大驚失色，王安石卻恬然不以為異，只是慢慢的說：「茶味很好。」蔡襄大笑，感嘆他真是個直率不做作的人。 王安石不講究風雅，卻也時有小幽默。他為相的時候，有人想討好他，送一方端硯給他，並諂媚說：「這方硯台極其難得，一呵就能出水。」王安石笑道：「就是一天呵出一擔水來，也只值三文錢，有什麼寶貴？」拒絕不收。這是他運用自己的「不通風雅」而拒賄的一種巧妙方式。另一次，呂惠卿和他閑談，不知怎麼討論到皮膚保養問題上去了，呂惠卿說：「相公面上有黑斑，用芫荽洗臉可以除去。」王安石說：「我是生來的黑麵皮，不是黑斑。」呂惠卿說：「芫荽也能除黑。」王安石笑道：「天生黑於予，芫荽其如予何？」這句話是套用《論語》中的：「子曰：天生德與予，桓魁其如予何？」現代人看到這一句話可能不覺得特別好笑，但放在古代那種以《四書》為主要教材，自啟蒙起就朗朗上口的背景下，這一句掉文話實在十分冷幽默。這兩個故事，都被古人收入各種笑話集中，一再引用。 呂惠卿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愛將，起初兩人關係非常好，看這段笑話中他們在一起隨意談論美白事宜就可以得知。王安石第一次罷相退出政壇時，推薦了韓絳、呂惠卿二人主政代替自己，開始韓、呂二人也的確守著他的變法方案不動搖，以至當時人稱韓絳為「傳法沙門」，呂惠卿為「護法善神」。但呂惠卿是個有野心的人物，忌王安石復出奪了自己的權柄，暗中對他進行中傷陷害，百般排擠，自己則獨攬大權。韓絳鬥不過他，密告神宗召回了王安石，自此王與呂關係破裂。後來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居鐘山，呂惠卿又寫信去想與他講和，王安石拒絕，回信措辭雖委婉，語氣卻辛辣，指責他忘恩負義厚顏無恥，大有魯迅「一個也不原諒」的決絕，所謂「薑桂之性，老而彌辣」，正是他的寫照。 王安石之所以如此痛恨呂惠卿，我個人以為除了政治路線上的分裂之外，還因為呂惠卿不但傾陷加害於他，也陷構連累到他的家人：弟弟王安國與兒子王雱。與政壇上執拗激烈的面目不同，王安石在家庭中卻似乎顯得溫和可親，前面巧逼夫人還藤床的事，就表明他在家裡並不是一個嚴厲的男主人。他出使遼國之前見到久別重逢的大妹妹文淑（封長安縣君），他也寫《示長安君》的詩給她，詩句中流露出家庭的脈脈溫情，是一個可親可敬的兄長。呂惠卿陷害王安國去官早卒，王雱的壯年夭亡也與他不無關係，這兩個人既是王安石最親近的人，也同是王家的英傑之才，怎麼能教王安石不耿耿於懷？ 王安國（1028-1074），字平甫，是王安石之弟，《宋史》上說他「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天成。」十二歲的時候就以文章聞名於當世，他也做詞，比較著名而為自我寫照的是一首《清平樂?春晚》： 留春不住，費盡鶯兒語。 滿地殘紅宮錦污，昨夜南園風雨。 小憐初上琵琶，曉來思繞天涯。 不肯畫堂朱戶，春風自在楊花。 《竹坡老人詩話》里記載說：有人在建康（南宋改江寧府為建康府）一戶人家裡看到一紙王安石親筆書寫的小詞，題為《清平樂》「留春不住」云云，覺得很疑惑：「王荊公平生不作這樣婉約的詞語，卻有這紙筆跡傳世，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知道這是王安國的詞。並且有說法認為，另外一些歸屬於王安石名下的詩句：「繁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也是王安國的句子。王安國的文集今已散佚，但從現存的詩詞來看，他的性情要較乃兄為恬淡，也不熱中權勢，雖有身居高位的兄長，卻並不藉此獵取功名，後人對他讚譽很高，《清平樂》詞的結句：「不肯畫堂朱戶，春風自在楊花。」《譚評詞辨》即稱：「結筆品格自高。」 王安石與王安國雖為兄弟，政治立場卻不相同，王安國反對新法，屢次勸諫王安石停止變法，併當面質問變法派的曾布，指責他誤了王安石。《東軒筆錄》中說他「性亮直，嫉惡太甚。」尤其看不慣呂惠卿的小人嘴臉。《宋史》上說他在西京洛陽擔任教授之職時「頗溺於聲色」，王安石居相位，去信告誡他：「宜『放鄭聲』。」（《詩經》中的「鄭風」、「衛風」兩地國風中多男女相悅之詞，道德家以為淫褻，後來遂以「鄭衛之聲」指代靡靡之音。）王安國回信說：「亦願兄『遠佞人』。」「放鄭聲、遠佞人」也是《論語》上的話，是孔子對治國的看法，王安國以此回應，所說「佞人」自然就是呂惠卿，呂由此銜恨。《東軒筆錄》中則將這一段事情寫得更加細緻，且成為當面衝突：王安石才擔任參知政事的要職時，偶爾閱讀晏殊的小詞，莞爾而笑，說：「做宰相的人，也適合寫這樣的小詞么？」王安國說：「他不過是偶然興起，當作一種愛好消遣而已，他的事業難道只有這個？」這不過是兄弟間日常的閑談，並無深意，但呂惠卿在旁邊極力附和王安石的話，說道：「既然執政，首先就應該『放鄭聲』，怎麼還能自己帶頭寫？」王安國很厭惡他，冷冷的說：「『放鄭聲』還不如先『遠佞人』呢。」呂惠卿知道在諷刺自己，暗自惱火，從此結下了讎隙，日後掌權，就利用「鄭俠案」來傾陷他。 鄭俠是當時反對新法的急先鋒，熙寧七年的時候正值大旱災，饑民流離失所，鄭俠乃繪製了一幅《流民圖》進獻給神宗，並說：「旱災是因為王安石變法引起的，罷免了王安石，老天一定下雨。」神宗將鄭俠貶謫嶺南，但由於兩宮太后相信這一類說話，流淚請求，只好將王安石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的官銜出知江寧府。王安石去朝時推薦親信呂惠卿代替自己推行變法，呂惠卿上台即報復王安國，誣陷他是鄭俠的同黨，將他奪去官職罷歸田裡。「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王安石接到詔書諭示弟弟坐罪罷官的消息，竟致潸然淚下，不知是真相信弟弟竟然同反對黨一起以無稽的事件攻擊自己呢，還是明知呂惠卿的奸謀，卻因在野而無力阻止？反正這件事情，對他的精神上的打擊一定很大，後來呂惠卿變本加厲，想利用一件謀反的逆案牽連加害王安石，只是由於神宗又召回了王安石，陰謀才沒能得逞。 王安國被誣陷與鄭俠同謀，也非無因，因為他平素的確與鄭俠交好，鄭俠上疏後被坐罪糾治，呂惠卿等人即說王安國曾經看過鄭俠的奏章稿件，並一力慫恿他非毀自己的兄長。這其實是捕風捉影的誣攀。據鄭俠自己說，他上疏後在途中遇見王安國，王安國騎在馬上舉鞭作揖，說道：「你可謂是獨立不懼！」鄭俠說：「想不到丞相被小人所誤，一至於此！」王安國為兄長辯護，說：「不是這樣。家兄認為，做臣子的不當迴避嫌怨，須得將四海九州的怨氣統統歸結於自己一身，而後才可為盡忠於國家。」鄭俠說：「沒聽說過堯舜之君在上，夔契之臣在下，卻令四海九州都有怨氣的！」——這兩人的對話頗有意思，鄭俠的看法是經典的封建士大夫的認識，難免一開口就要以堯舜之治要求別人，但他的話也未必全無道理：新法本意是利民，如果民生不堪其苦，是否也該進行反思和改正？而王安國雖然也不滿於新法，卻也能夠設身處地的說出王安石「不避怨而盡忠」的出發點，在人格方面，他其實是理解並回護兄長的。 王安國罷職不久又召復官，但旨意才下王安國便已病卒，才是四十七歲的盛年。王安石已經知悉了呂惠卿的奸險，對受自己牽連的弟弟，是否也有內疚之心？他為弟弟親筆書寫的《清平樂》小詞，直到南宋時尚且保存於世，作詞人卻恍若風中楊花，一去不返，這個品格高潔，「不肯畫堂朱戶」的王平甫，也許是王安石永久的遺憾。 王安石之子王雱的情況則與叔叔安國又不同。王雱（1044-1076），字元澤，歷史上對他的評價很差，說他「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並認為王安石變法其實是他在主導，未免言過其辭，帶有強烈偏見。王雱的確是王安石變法最堅定的助手，而且是一個激進的鐵血主義者，《宋史》上說他平生佩服商鞅，常稱他是豪傑之士，一提到變法受阻，就認為應該大開殺戒。有一次王安石和別人在一起談話，王雱不修邊幅的走出來，問父親在談什麼。王安石說：「因為新法總是受人阻礙，所以在這裡商議對策。」 王雱大言炎炎的說道：「把韓琦、富弼都砍頭示眾，新法就能推行了！」這種偏激的言語連王安石吃了一驚，急忙說：「雱兒，你錯了！」但王安石對於自家這個任性驕傲的兒子，似乎沒什麼辦法。 王雱在很多地方都絕似父親，繼承了父親的早慧敏悟，也繼承了父親的執拗頑強。傳說他小時候，有客人送了王安石一頭獐子一和一隻鹿，關在一個籠子里，並故意逗他：「你知道哪個是獐子，哪個是鹿嗎？」 王雱其實分辨不出來，卻說：「我知道——獐旁邊的是鹿，鹿旁邊的是獐。」 回答得頗有點小機靈，如果編《世說》，一定能入「夙慧」這一欄。而且他並不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王安石寫過《傷仲永》，感嘆教育方法不對誤了一個神童，說明他在兒童教育問題上頗有見解，自己家裡的神童兒子，當然不至於蹈別人覆轍。但王雱的聰明，是一種鋒芒畢露的尖銳，加之以過分偏執的性格，最終釀成個人悲劇，卻不知王安石會不會感嘆：「聰明反被聰明誤？」 王雱與呂惠卿的恩怨，自然是起源於呂惠卿背叛王安石，千方百計的奪權，為了阻止他復相，可以說是無所不至。當時一批小人見呂惠卿得勢，也紛紛媚附他而傾陷王安石。同時被王安石推薦留任推行新法的韓絳發覺自己執政開始步步難行，幾番與呂惠卿爭論不勝，知道自己制不住他，索性密奏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接詔，也知朝事有變，毫不推辭，快馬加鞭而行，七天就從江寧趕到了京城。呂惠卿出其不意，大為愕然。是時正值有一樁謀反的案子敗露，其中牽連到一個遊方術士，是王安石的熟人，呂惠卿藉此大興牢獄，株連甚眾，意欲將罪名一直引到王安石身上去，只是由於神宗及時任命了王安石重入秉政，案子才壓了下去。 造反謀逆是株連九族的大罪，呂惠卿想以此陷害王安石不成，反而自己去位，王雱恨之切骨，指使門客告發了與他家人有關一樁貪贓案子，由於急於報復，偽造制令，反而被呂惠卿抓住了把柄，反告到神宗面前，甚至揭發出王安石以前寫給自己的私人信件，有「某事別讓皇上知道」的話。神宗責問王安石，王安石謝罪，並稱不知道「矯令」之事。回家問王雱，才知道事情的來由。以王安石的耿介，應該是極其不喜這樣互相構陷的小人勾當，何況事情鬧得如此之大，難免責怪兒子行事失當。素來心高氣傲的王雱，恐怕是第一次受到父親如此嚴厲的責備，又氣又恨，忿恚難當，他本來已經生疽病（這是一種皮膚化膿感染性疾病，發展到致命的程度，即是全身化膿性感染，中醫稱之「疽毒內陷」，古代沒有抗生素，常常奪去生命。），情緒失控之下加重了病情，竟然死去，年方三十三歲。王雱的早死，呂惠卿實際上是間接的兇手，但也與他自己過分執著偏激的性格有關，他的驕傲使他不能忍受一點背叛和打擊，必欲以牙還牙以血還血，行事不給別人留餘地，也不給自己留餘地。 王雱為人自視甚高，十三歲時就有清醒的軍事頭腦，連父親也贊同其言，未成人時「著書數萬言」，長大後「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比之王安石，似乎缺少涵養，大約這也是因為王安石畢竟是從低層一步步做起，雖然性格中有特立獨行之處，卻有著腳踏實地的人生經驗，而王雱生為相門子弟，不免養成頤指氣使的性情，致使從父親處遺傳來的缺點，如急噪、高傲、固執等等，在他身上愈發擴大明顯化。他是萬事不服輸的性子，曾經有人笑他不會作小詞，他便填了一首《倦尋芳慢》： 露晞向曉，簾幕風輕，小院閑晝。 翠徑鶯來，驚下亂紅鋪綉。 倚危欄，登高榭，海棠著雨胭脂透。 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 倦遊燕，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 悵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 憶得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還依舊。 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 這首詞雖不及其父填詞筆力沉雄博大，但造語婉媚，卻是當時詞家正宗，「時服其工，今人多能誦之。」以王雱在政治上激烈的主張和他極其要強的性格，似乎都不是應該寫出這樣婉轉纏綿詞句的人，但這首詞難道只是他爭強好勝之作，純屬為賦新詞強說愁，便不帶一點屬於自己個人的情緒？我覺得不然。王雱其實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的出身即註定他享有世人難及的榮華富貴，可是他的抱負，卻又註定了他要和父親一樣，選擇一條異常艱難坎坷的變法之路。他心高志大，躁進行險，恨不能一舉而將反對派全部蕩平，給自己耳目清凈的開闢出陽關大道，可是這畢竟只能是幻想而非現實。他又不及父親多歷世事，對挫折有著預期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在情緒上，他表現得異常躁狂不安，凡事偏激，以至後人記載他「有心疾」，也即是患了精神抑鬱症。這又釀成了他的家庭悲劇： 王雱娶妻龐氏，次年即生了一個兒子。這個孩子相貌可能更象母親而不象父親，常人都說：「生兒象娘，生女似父。」其實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但王雱由此產生了偏執妄想，執意認為兒子不是自己生的，竟然千方百計的想殺了孩子，平時自然也不會少跟妻子爭吵，嬰兒哪裡禁得住如此折騰，不久便得了驚悸病而夭折。可憐龐氏一面承受失子之痛，一面還要忍受丈夫無止無休的尋釁吵鬧。王安石同情媳婦的遭遇，知道王雱的精神疾病無法治療，不能耽誤無辜女子的終身，於是做主讓他們離異。又怕媳婦由此遭受「被休棄」的醜名聲而嫁不出去，乾脆親自替她選擇了夫婿，讓她順利出嫁。在北宋時，禮教尚不禁止婦女改嫁，但象王安石這樣，並不偏袒兒子卻能無私為媳婦著想的，卻也十分難得，顯示出他的人道主義。 這段故事出自《宋稗類鈔》，主要是讚揚王安石無私嫁媳的高舉，對於失心病狂的王雱，則不置一詞，王雱跟妻子的感情究竟如何？為什麼僅僅因為「貌不類己」就引發了他的偏執狂，造成這一幕家庭慘劇？記載中全無提及。倒是《歷代詞人考略》里引用《古今詞話》，提到了他在妻子別嫁之後，思念不已，作了一首《秋波媚》（又名《眼兒媚》）詞： 楊柳絲絲弄輕柔，煙縷織成愁。 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繞秦樓。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 我第一次讀到這首詞，是在梁羽生《萍蹤俠影錄》小說里，裡面即說：「這是宋人王雱懷念改嫁了的妻子的一首小詞。」當時即被詞中多情宛轉之意感染，為之低徊不已。後來多讀記述，才知道詞作背後，還有這樣複雜的糾葛。（註：王雱作《倦尋芳慢》小詞時是出於對別人嘲笑他「不作小詞」的回應，據說從此後便不再作，因此也有說法認為這首《眼兒媚》並非王雱所作，而是無名氏詞誤移入王雱名下，我覺得也未必盡然。聊備一說。） 王雱的家庭悲劇源自於他的精神疾病，而他精神上的躁狂狀態，又來自他過分激進的性格在現實中所受到的無情碰撞。他是那麼驕傲的睥睨一世，卻不料附和在自己身周的儘是宵小之輩；他曾經以為自己無所不能，變法的阻礙只是由於父親心慈手軟對付不了反對派們，因此主張以鐵血的手腕橫掃之，可是臨到頭來，他連一個奸險反覆的小人呂惠卿都斗不倒，白白的受了他一場構陷。他是異常頑強的，遺傳了父親執拗的性情，勇於輕進而吝於改過；他卻又是脆弱的，在心疾之後又加上彌年的疽病纏身，老天沒有給他一個與心志同樣堅強的身體；他更是孤獨的，不象父親即使在政敵中也有堪稱肝膽相照、惺惺相惜的朋友，圍繞他身周討好取悅於他的，多是小人，以利合也以利散，在與妻子離異後愈加陷入了無助的境地。他因為無法自控的偏執狂而驚死兒子，逼走妻子，日後清醒之時回想，是否也有一絲痛悔？但是料想以他的驕傲不會容許自己低頭，即使低頭也已經為時已晚，挽回不得。眼睜睜看著妻子別嫁，他的反應，很可能裝作若無其事，只有偶爾填詞，才流露出他一腔追思來。這個柔腸百轉的王雱，藏在他表面的偏激乖僻之下，讓我們得知：其實執拗的背後，他只是一個脆弱的青年。
晏幾道 晏幾道（約1030-約1106），字叔原，號小山，撫州臨川人。晏殊幼子。曾監潁昌府許田鎮以及任開封府推官等小吏。工詞，與其父合稱「二晏」，有《小山詞》傳世。 【臨江仙】 夢後樓台高鎖，酒醒簾幕低垂。 去年春恨卻來時。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 琵琶弦上說相思。 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晏殊生前是太平宰相，富貴閑人，然而身後家業卻不復赫顯，《宋史》上對他後人的記載只有「子知止，為朝請大夫。」對他其餘的兒子更不置一詞，連詞史上與父親齊名的晏幾道都儼如無有，未免讓人覺得不公。但古代本來就視詞曲為小道，不及詩文為文章正統，官方修史擯棄也是常理。好在除了官方話語系統之外，我們還另有文學評論的尺度，不管在當時還是後世，都不因為晏幾道一生落拓不遇、官職卑小而吝於給他應有的讚譽，後人甚至欲以他們父子「追配李氏父子」，和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比。 晏幾道是晏殊的幼子，又有一種說法是第七子，不知是否確實，不過同時前後有幾個詞人都排行第七，前有奉旨填詞的柳七，後有「山抹微雲」的秦七，中間再增一個可以「追逼花間」的晏七，倒也是一種有趣的佳話。出於一種自己也不知為什麼的心理，總想尋找一點有關晏氏父子之間的逸聞，畢竟一個家庭中出了這兩位填詞高才，難免想知道他們的互動如何，遺憾的是，卻始終沒見著有關他們父子的交流記載，哪怕是最無聊的生活瑣事也沒有。猜想大約是由於晏殊的兒子太多，而晏幾道又出生於他的晚年（很可能不是嫡出），遂不曾關注到？但黃升《花菴詞選》中記道，慶曆年間宋仁宗為了慶祝犯罪率下降，在宮中舉行宴會，特召晏幾道作一首《鷓鴣天》演唱，那時應該是晏殊還擔任宰相的時候，晏幾道還未成年（他的生年另一種說法是1040年左右，在晏殊罷相之前才三四歲，這個故事就根本不成立了）。宮中宴樂要讓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填詞，一方面是由於其父顯赫官位，另一方面應該就是他當時已有才名。但人生際遇有幸有不幸，這個相門子弟沒有象一樣是幼年即有「神童」之譽的父親那樣官運亨通，卻仕官連蹇，僅做過低層小官吏，到晚年甚至到了家境貧寒、衣食不能自給的程度。生長於富貴之家錦繡叢里，卻落到窮愁潦倒的地步，其間的反差可謂是一落千丈。全然不同的人生遭遇，使他不可能象父親一樣在詞中顯得閑適從容，卻表現出另一種風貌來。 後人對晏氏父子詞的高下之分，也有不同的看法，況周頤《蕙風詞話未刊稿》里說：「小山詞從珠玉詞出，而成就不同，體貌各具。珠玉比花中牡丹，小山其文杏乎？」將花作比，杏花自然要遜於花中之王牡丹，葉嘉瑩也認為小晏詞不及大晏詞具有哲思，意境「實在遠較乃父為狹隘而淺薄。」但另外不同的評語，則認為小晏「精力更勝」，欲將他們比南唐二主，李煜的成就自然遠遠超出其父，近代人夏敬觀說：「晏氏父子，嗣響南唐二主，才力相敵，蓋不特詞勝，尤有過人之情。叔原以貴人暮子，落拓一生，華屋山邱，身親經歷，哀絲豪竹，寓其微痛纖悲，宜其造詣又過於父。」 撇開必欲將父子較高下的評論不管，夏敬觀評語里的「微痛纖悲」四個字，卻實在抓住了小晏詞中所流露出的心靈特徵。小晏和秦觀一樣，被評為「古之傷心人」，他的傷心，不是一種浹髓淪膚的悲慟，只是緩緩寫來，卻讓人心頭牽扯起一縷微微疼痛，銘心刻骨而又無以名之，惟有在「夢後樓台高鎖，酒醒簾幕低垂。」的時分慢慢咀嚼回味。小晏的詞，尤其適合寂寞的人獨自品讀。 晏幾道由豪門公子一落而至門戶貧寒（他還曾因鄭俠反對新法的事受牽連下獄，被神宗釋放），經歷坎坷，性情卻極為孤高自許，連當時正受皇帝賞識、名動天下的蘇軾想見他一面，他也予以拒絕，說道：「現在政事堂中的官員，大部分都是我家舊日的賓客，我也不曾有空見他們。」其高傲的態度，簡直可以說是目無下塵，這可能是蘇軾在文壇間碰到的最大釘子，要知道連「拗相公」王安石也沒有給過他如此冷眼啊！晏幾道在未到致仕的年齡就申請了退休，居住在京城舊宅第之中，對於那些曾經是他父親故交的顯貴，從不去拜謁。《碧雞漫志》中說蔡京曾經在重陽節、冬至節這兩個節日里派人請他寫詞，如果換了別人，遇到這種時候，就算不樂意，也會敷衍著加入一點誇讚對方的詞句，可以拿一筆豐厚的潤筆費，何況晏幾道一貧如洗，說幾句惠而不費的好話以求接濟，何嘗不可？他卻只是欣然寫了兩首《鷓鴣天》，詞中全是描寫節日風光，抒寫自己的情懷，竟然沒有一句提到蔡京。這種世家子弟的清高，並非矯情，實乃自幼培養起來的貴族氣質，所以同書贊他的詞中所流露的性情：「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是別人想模仿也學不來的。 蘇軾的好友黃庭堅和晏幾道是至交，為他的詞集作序，說他：「磊隗權奇，疏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當時不是沒有名流賞識他，卻不喜歡他不夠恭謹順從的態度，所以晏幾道一生不得援引，陸沉於下位。晏幾道自己也明白箇中原因，卻傲然不以為意，黃庭堅評價他：「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絕人。」對於這個「痴」字，又特地作了解釋，說他一共有「四痴」： 「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痴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痴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己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這段話非常形象，一個不屑奔走於權貴之門、不作官樣文章、不通世務、天真坦率而又誠以待人的晏幾道，躍然紙上，這種「痴」是一種執著，實在是可愛的。尤其是最後一痴：「人百負之而不恨，己信人，終不疑其欺己。」讓人喟然，真誠的小晏，也許一生中遇到過不少背叛與辜負，可是他只以一顆簡單的心去對待，只要他認為是朋友的，他就掏出真心誠意來，哪怕人人都負我，我也不負了自己的初心。 可能正是這樣的痴，使他在現實生活中諸多不如意，不免念念耽於過往，對往昔擁有過的快樂時光，格外追憶留戀。他在《小山詞》前的自序中就談到了自己作詞是為了「獨敘其所懷，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所同游者意中事。」他舊日的好友沈廉叔、陳君龍家中有四個出色歌女「蓮、鴻、蘋、雲」（前面代表作的那首《臨江仙》中就提到了小蘋。）擅長清歌，朋友間宴集，晏幾道每寫一首詞，就付給她們歌唱，三人持酒欣賞，作為消遣的娛樂。但這段歡樂的光景並不久長，不久陳君龍重病不起，沈廉叔早早過世，記錄著他們之間往事的詞篇，遂與這些歌女們一起流落人間。追想舊日交遊，如今卻是死者長已矣，生者病不堪，往昔的溫馨美好，一去不復返，能不使人悵然生悲！他自己寫道：「其篇中所記悲歡合離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憮然，感光陰之易遷，嘆境緣之無實也！」想必每個人回首往事的時候，都難免會油然而生「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的同感，小晏以婉麗誠摯的筆觸，將這一種恍然如夢的追憶之情寫得纖細入微，輕易就能觸動我們心底那一根弦，這大約也是雖然有不少詞評家認為他意境不夠深遠，語言詞調都缺少創新，卻一直有更多的人對他推崇有加，喜愛不已的緣故吧！每個少年都會老去，每一段光陰都會成為往事，每一場繁華都會歸於落寞，那時節除了回憶，我們還待如何？ 小晏的詞作中，所提到的往事多而現實少，他最常寫的，是虛無飄渺的夢境，是夢醒之後的悵惘凄涼： 醉別西樓醒不記。 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 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閑展吳山翠。 衣上酒痕詩里字。 點點行行，總是凄涼意。 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 又如：「夢入江南煙水路。行盡江南，不與離人遇。睡里消魂無說處，覺來惆悵消魂誤。」（兩首俱是《蝶戀花》，後者為詞之上半闋。）有人據以考證小晏在江南曾經有過一個傾心愛戀的女子，其實未必然，小晏的追憶，並不純粹是為某人某事而發，他所留戀的耽溺的，只是那一段曾經使他感到無憂無慮的時光，是永遠也不能追回的情境。唐代岑參詩云：「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幾千里。」已不勝恍惚迷離之致，而小晏「行盡江南，不與離人遇。」即使在夢中，他也是悲傷失望的。 他又善於寫翻轉而層層推進的詞句，更進一步的作否定語，如《阮郎歸》： 舊香殘粉似當初，人情恨不如。 一春猶有數行書，秋來書更疏。 衾鳳冷，枕鴛孤，愁腸待酒舒。 夢魂縱有也成虛，那堪和夢無！ 這種更深一層的推進，語更濃，意更悲，後世有許多詞人都喜愛用這一種修辭，如秦觀同詞牌作品中結尾就云：「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而近代對小晏極為推崇的王國維，也寫道：「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卻無憑二字。」（《鵲橋仙》）王國維的小令頗有北宋名家風範，學小晏的地方，正復不少。 陳、沈二家的歌女蓮、鴻、蘋、雲，隨著主人或死或病而風流雲散之後，大約又流落到了別人家裡服侍新的主人，小晏也有可能在別家的宴會上重新見到她們，重逢的時候，他是欣喜的，不加掩飾的寫出這首著名的《鷓鴣天》：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 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 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由詞中可以看出，他的喜悅是單純而無雜質的，舊人重見，當年光景，別後情懷驀地都兜上心來，這一場歡喜來得如此忽然，竟使他不勝疑惑，擔心是否又是自己的一場美夢，大約這樣的夢，他平時也做過不少吧！秉燭相對如夢寐，色彩絢麗的以往漸漸復活，脈脈相對的這一刻就此定格，他甚至沒有想到他們只是暫聚，旋即又要分離，留給我們的，只是這一剎那間的驚喜欲狂。 小晏詞中常常提到陳、沈二家的這四個歌女，尤其是小蓮和小蘋的名字出現幾率最高，但我覺得詞人對她們的眷注，並不完全就是男女相悅之情，更深的可能還是對美的一種欣賞，對失去時光的無限眷念。他和柳永的市井化的愛情不同，更為關注體貼的，是歌兒舞女們的內心情感，他深切的同情這些身不由己的女孩子們，尊重她們「不將心嫁冶遊郎」（這句化用自李商隱的「只將身嫁冶遊郎」，卻顯得品格更高。）的倔強，憐憫她們「一春彈淚說凄涼」的苦楚。而在一首《採桑子》中，他所認識的一位「淚粉偷勻，歌罷還顰」的歌女，在他心中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幾換青春之後，他在滾滾紅塵中也忘記不了這一雙偷哭的淚眼，這個強忍悲傷，掩飾淚痕而供人取樂的女子，何嘗不與他一樣是人間的「傷心人」？小晏的詞是如此容易擊中讀者心底最柔軟處，是因為他也有這樣的一雙含淚的眼，有這樣多情易感的敏銳心靈。 也許沒有比「痴」更能打動人心的了，古人以小晏比李後主，也就是抓住了他同是性情中人這一點。因為既真摯又痴絕的氣質，他往往是一往不復的沉溺在對舊境的緬懷與哀傷之中，也是那麼執著而毫不掩飾的流露出他的真情，從而使當時的道學先生也禁不住要受他小詞的感染，如這首《鷓鴣天》詞：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 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遙。 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 這是描寫他在某家宴會上見到一個歌女以後的思憶，其中「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這一句，連素來以道學名家的伊川先生程頤聽了，也笑著說：「這真是鬼才說得出的話！」言下頗有讚賞之意。這個程頤可是一個方正的人物，據說他曾與其兄程顥一起參加宴會，看見酒席上有歌妓，便即拂衣而去，次日尚對兄長沒有退席耿耿於懷，被程顥嘲笑：「昨天座中有妓女，我心裡卻沒有妓女；今天書齋里沒有妓女，你心裡卻有了妓女。」這等道學先生，居然也被小晏詞中幽微深摯的情意所撩撥，說出其語若有憾焉其心實深喜之的評語，是啊，但凡是有情的人，誰能對這一種「痴」全然無動於衷呢？ 關於小晏的妻室，記載無多，只有《墨庄漫錄》里記載一件事：晏幾道家中藏書很多，每次搬移都很麻煩，妻子很厭煩，說他：「簡直就象乞丐搬漆碗一樣當作寶貝！」晏幾道寫了《戲作示內》，其中有：「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的句子，說自己生平只有這些家當，又怎樣不愛惜？從這條記錄，看得出晏妻並不是丈夫的知心同道，但小晏遇到妻子的抱怨（這種抱怨可能更大程度是基於家境的貧寒而起），並不氣惱，只是作詩開解，牢騷中不乏風趣，與他在外面待那些名流的高傲態度截然不同，也許這也是他「痴」的一種表現吧。 晚清人桂念祖寫了一首《菩薩蠻?讀小山詞》，極好的寫出了小晏的人品與詞品，姑以此為結束： 才華已為情鎖損，那堪又被多情困？ 珠玉女兒喉，新詞懶入眸。 清愁消不得，夢入蓮花國。 方信斷腸痴，斷腸天不知。
王觀 王觀（生卒年不詳），字通叟，高郵（今屬江蘇）人，嘉祐二年（1057）進士。另一說為如皋（今屬江蘇）人，元祐二年（1087）進士。累官大理寺丞，知江都縣。曾因賦應制詞被逐，自號「逐客」。著有《揚州賦》、《芍藥譜》，詞集有《冠柳集》。 【卜運算元】 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 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 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 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王觀在宋詞人中不算出名，但這一首《卜運算元》卻寫得別有味道，詞是送人之作，卻毫無送別的悲愁，通篇都是奇想妙想，輕快美好，看得出作者也應該人如其詞，是一個樂天派。《碧雞漫志》評他：「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卜運算元》是他「新麗」詞作的代表。「輕狂」的一面，則是在《能改齋漫錄》里說他曾經做到翰林學士之職，卻由於為神宗賦了一首應制詞，高太后認為媟瀆了皇帝，次日即將他罷職趕出朝廷，這首惹禍的詞《清平樂》如下： 黃金殿里，燭影雙龍戲。 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 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 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 詞中所寫，無非是皇帝和一個受寵嬪妃的宴樂，所謂「媟瀆」，大概就是不加避諱的描寫了一點調情的場景，語言中有一股戲謔之味，顯得對萬乘之君不是那麼尊重。雖然在古代，詞的風格並不用象詩那樣「溫柔敦厚」，保持莊重面孔，但敢於對皇帝的私生活進行打趣，而且這種打趣不是私下裡，而是正兒八經的交「應制」的命題作文，王觀的「輕狂」的確可見一斑。不過，記載中是太后不滿而驅逐他出朝，並沒有說皇帝的態度，有可能在王觀賦應制詞的當場，作為詞中男主人公的神宗未必如太后一樣古板，會惱怒於詞意不夠恭謹，多半他只是呵呵一樂，立即付與歌女演唱取樂。畢竟連一本正經斥責柳永「且去填詞」的宋仁宗都在私下十分喜歡柳永的俚俗之詞，何況是曾經「試開封府第一」被錄取的翰林學士的小小調侃之作呢？在這件事上，我以為如果沒有平時的默契，王觀也不見得自討沒趣，硬要冒著得罪皇帝的危險去揭開他高高在上的聖君面目吧？在這起「逐客」事件之中，王觀自己驚人的狂放性情固然是主因，與神宗本人的寬容乃至縱容也不無關係，不過王觀忘記了神宗背後還有以端肅出名，日後被稱譽為「女中堯舜」的高太后，怎麼容許得了有人以這樣「淫詞艷曲」引誘壞了皇帝？這一種心情可以比之於現在的父母：哪一家父母也不希望兒女交結輕佻的朋友，有走入「歧途」的潛在危險。王觀忽略了此事，以至於逞一時之輕狂才氣，斷送將來的大好前程，當時人給他記錄下來，多半有前車之鑒、莫蹈覆轍的警誡用意。 不過，不管同時人怎樣看待，後人又怎麼評說，當事人王觀卻似乎並未就此惶惶然不可終日，又或者從此沉溺在追悔莫及之中，他的樂天性格，使得仕途上致命的挫折，反而化為了平生的風雅韻事——他給自己取號為「逐客」，彷彿公然以受逐為榮。而古人說「逐客騷人」，往往指的是政治上不如意、「憂讒畏譏」的貶謫官員，他以這樣小小的「風流罪過」被謫而自詡，又是一種黑色幽默般的自我嘲弄。這種做法很象柳永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未必沒有慪氣的成分在，卻善於從困境中找樂子，精神十分可嘉。柳永有著被無故落名的憤激，也沒有從此忘記功名之路，而王觀憤激已是不必，既然打上了「逐客」的烙印，回歸朝廷估計也無望，索性肆無忌憚的繼續自己的輕狂人生。後人的評價如何，他並不在乎，「朱衣引馬黃金帶，算到頭、總是虛名。莫閑愁，一半悲秋，一半傷春。」（《高陽台》）他也曾赴過瓊林宴，他也曾打馬御街前，由鮮衣怒馬風光無限一落而至被逐出朝，由簪筆御苑侍宴上林一落而至卧處小縣驚歲晚，能夠看得破，卻是一種積極的心態。 有趣的是，教出這個輕狂書生王觀的，卻是當時的儒家大師胡瑗。胡瑗字翼之，是泰州海陵（今屬江蘇）人。因祖籍陝西安定堡，世稱安定先生。胡瑗是「宋初三先生」之一，為宋代理學醞釀時期的重要人物，平生以「聖賢自期許」，曾在蘇州、湖州執教，後來主持太學，桃李滿天下，連王安石都譽他為「天下豪傑魁」。據說他門下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飭」，到了令人一見就看得出是胡門高弟的地步，居然教出王觀這個異類，真是奇怪的事。不過，王觀應該還是當時胡門弟子中出類拔萃的，他在太學和秦觀的父親是同學，也是同鄉，關係應該非常不錯，秦觀父親佩服這位同學的「高才力學」，所以將自己的兒子也取名為「觀」。秦觀後來成長為一代名詞人，說不定這位善於小詞的父執也曾對他有過影響。可惜的是，秦觀的才名雖遠過於王觀，性格卻不及這位同名前輩的洒脫樂觀，在遭受仕途打擊之後就此沉溺在悲哀的情緒當中，以至過早的戕害了自己的生命。其實，他應該讀一讀王觀的這首《紅芍藥》： 人生百歲，七十稀少。 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 都來五十載，一半被、睡魔分了。 那二十五載之中，寧無些個煩惱。 仔細思量，好追歡及早。 遇酒追朋笑傲，任玉山摧倒。 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 幸新來、有酒如澠，結千秋歌笑。 明代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唐寅也寫詩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年七十為奇。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中間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裡度過了。算來只有二十年在世,受盡了多少奔波煩惱。」全然化用王觀此詞上半闋，在彷彿嚴密算術法之中，得出了人生有限，莫若及時行樂的結論，似頹廢卻又豁達，在逆境中，不失為很好的自我開導式心理治療。 王觀以「逐客」自號的事頗似柳永，生平也最喜柳永的詞，他的詞集叫做《冠柳集》，顧名思義就是要以超越柳永為目標。如果單論大起大落的戲劇人生，與樂天幽默的生活態度，他倒也有勝過柳永之處，但詞名卻是無論如何也趕不上了，可見能夠超越與否，全在實力，自己的主觀意志並不能起決定性作用。不過，在當時主流文人鄙夷柳詞的情況下，他公然以「冠柳」為自己的追求，卻也不可謂沒有過人的見識，他的「輕狂」，大抵也是這樣使時人不能索解的行為表現。 王觀的詞修辭多尖新奇巧，這來源於他不同於流俗的個性作風，象柳永的地方，則在於他引用俚俗語入詞，比如詠柳的詞說：「銅駝陌上新正後，第一風流除是柳。勾牽春事不如梅，斷送離人強似酒。 東君有意偏撋就，慣得腰肢真箇瘦。阿誰道你不思量，因甚眉頭長恁皺。」（《木蘭花令》）簡直純粹都是口語，輕快活潑如民歌。又如這首一般在詞選中都會選出，作為他代表作的《慶清朝》： 調雨為酥，催冰做水，東君分付春還。 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 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 煙郊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間。 晴則個，陰則個，餖飣得天氣，有許多般。 須教鏤花撥柳，爭要先看。 不道吳綾綉襪，香泥斜沁幾行斑。 東風巧，盡收翠綠，吹在眉山。 後人對此詞評語頗高，說它：「風流楚楚，詞林之佳公子也。」（《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讚許他工於刻劃，卻又能全然泯去斧削之痕，是一種自然流傳的神韻。王觀詞的成就，當然比不上他一心想超越的柳永，與歐晏蘇秦等名家比起來也是差之遠矣，但工細新巧的風格，卻也能夠在宋詞壇別樹一幟，成為宋詞人群星璀璨之中的一顆。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與其父蘇洵、其弟蘇轍合稱「三蘇」。嘉祐二年（1057）進士。累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曾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穎州等。元豐三年（1080）以謗新法貶謫黃州。紹聖初，又貶惠州、儋州。徽宗立，赦還。卒於常州。追謚文忠。博學多才，詩文書畫俱佳，詞作「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胡寅《題酒邊詞》），「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雞漫志》），有集《東坡詞》。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作詞牌下面有一個副題：「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詞而有題，並不是自蘇軾起，卻是在蘇軾手中發揚光大。這一點看似小節，卻具有微妙的含義與深遠的影響，因為詞之為物，本來屬於民間歌謠，詞牌的用途只是區別音樂的調子，而文人在宴樂之際，信手填詞，也是隨意而作，付以歌詠，並無意為題。從東坡起幾乎首首詞牌之下都別有標題，可以說，是正式昭告了詞也具有和詩一樣的地位作用。在蘇軾之前的絕大多數詞人，雖以詞名，填詞的範圍卻仍顯得局限狹窄，直到蘇軾，才把詞境開拓到一個廣闊的角度，無事不可入詞，正如王灼《碧雞漫志》中所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從此詞才開始逐漸脫離了「詩餘」的點綴地位，脫離了大部分人「詩庄詞媚」的思維定勢——雖然，在蘇軾當時或稍後，他這一種改革，並未得到普遍文人的贊同，相反卻在欣賞他詞作超人的成就之時，仍然有人執意認為這不是做詞的正確途徑，甚至連屬於蘇門子弟的陳師道也說：「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雷大使指宋徽宗時的教坊中人雷中興，相傳他的舞蹈為天下絕技，之所以認為「非本色」，大約是因為當時人的觀念，認為舞蹈總要以柔美的女性舞為主流，男性陽剛矯健的舞姿，儘管出色，也不合乎那個時代常規的審美觀吧。其實這種觀念既是偏頗，又極大的限制了欣賞的範圍：真正的藝術美，決不能以氣質風格來定高下。不過，儘管詞壇對蘇軾的詞風微有不認同，卻不妨礙當時人對蘇詞的喜愛，而蘇軾對詞境的開拓，在數十年之後，才真正的得到了推崇發揚。 蘇軾這首中秋詞，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讚譽，這首詞作於丙辰中秋，即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這一年王雱去世，王安石退隱，新法改革正陷入僵局。當時蘇軾外任密州太守，做了這首中秋詞之後傳唱至京城，呈到神宗面前的時候，已經是元豐七年（1084），神宗對新法的改革大約已經失去指望，看到因反對新法而外任的蘇軾（這時他已經因「烏台詩案」貶謫到黃州）詞中有「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這樣的句子，竟然不勝感慨，也許是「高處不勝寒」的話，正觸動他改革失敗的無可奈何之情，由此也感到一絲心靈相通的慰藉？神宗說：「蘇軾到底還是愛戴君主！」便下令蘇軾量移汝州，後來召還為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其實比較起來，神宗還是一個寬厚明理的皇帝，南宋時候辛棄疾做詞，有「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一句，當時的皇帝孝宗就認為是諷刺朝廷，拂然不悅，比之前輩，可算小器得多了。 《鐵圍山叢談》里記載了另一件關於這首中秋詞的逸事：歌者袁綯，歌技比得上唐代著名的音樂家李龜年，曾經陪侍蘇軾游宴，一日東坡與客人們游鎮江的金山，是時亦值中秋，天宇四垂，長空一碧，腳下江流奔涌，天頂明月如晝，東坡與客人齊登山頂高妙台，命袁綯歌唱《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東坡親自起舞助興，回顧問道：「如此便是神仙吧！」袁綯多年之後供奉內廷，尚自緬懷回想，筆記的作者、權相蔡京之子蔡絛也不勝歆羨的評價道：「所謂文章才子，風流人物，真是千載之下，一時之有，後世哪可復得！」 蘇軾在宋詞壇上的地位，以他這首代表作《水調歌頭》中流露出的浩然飛舉、態擬神仙的高逸之氣來看，頗似唐代被譽為詩仙的李白；然而蘇詞中又另有關心民謨、用意深沉的一格，又似有「詩史」、「詩聖」之稱的杜甫。清代劉熙載在《藝概》中即這樣評價：「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於太白為近。」具神仙出世之姿，又有襟抱滄桑之慨，這是蘇詞的獨特風采。他與辛棄疾都是豪放詞的領袖，一「曠」一「豪」，正如天空中的雙子星座，照耀兩宋詞壇，辛棄疾文武雙全，抱負不凡，是詞人中的英雄，而蘇軾光風霽月，磊落高邁，卻是詞人中的仙客。 時人談東坡詞，喜歡與柳永相比，就連蘇軾自己，也問過幕客：「我詞何如柳七？」這個幕客的回答堪稱絕妙名言：「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我們現在看起來，說者似乎有抑柳揚蘇的嫌疑，其實在當時環境之中，十七八歲的女郎和拍曼聲而歌，才是詞的正宗用途，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的壯歌，卻是歌詞中的異數：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 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這一首題為「赤壁懷古」的《念奴嬌》詞，被人稱道為：「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據同時人考證，周瑜破曹的赤壁，其實並不在蘇軾所游的黃州而當在漢陽，就連《漁隱叢話後集》引用蘇軾自己所說這首詞的背景，也摸稜兩可的稱：「不知孰是？」並沒有確鑿無疑的肯定，但此詞一出，黃州赤壁遂成為著名景觀，永擅大名，也可謂是文詞千古了。蘇軾並有前後兩篇《赤壁賦》，極寫江山盛跡，他在遊覽時與朋友李委「以小舟載酒，飲於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涌，大魚皆出，山上有棲鶻，亦驚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漁隱叢話後集》）所描寫的背景恍惚如有神鬼變幻，意氣激昂，宜乎後人稱道：「山谷云：『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讀坡詞，當作如是觀，瑣瑣與柳七較錙銖，無乃為髯公所笑？」（王士禎《花草蒙拾》）東坡多鬍鬚，所以稱「髯公」（民間傳說中的蘇小妹故事，即有嘲笑兄長多髯的情節。），「挾海上風濤之氣」的壯觀，正是這首《念奴嬌》詞中涌動的豪情盛慨。《念奴嬌》這個詞牌，本來取自於唐玄宗時著名的女歌者、能唱「響遏行雲」之調的念奴，本來就是詞曲中的高音，經蘇軾填詞之後，該詞牌又得了兩個別名：「大江東去」與「酹江月」，二別名前者著眼逸興俊思，後者注目蒼涼感喟，而這兩種情調，卻水乳相成的統一在坡詞之中，的確非大手筆莫辦。 蘇軾詞風格，一般都以上述兩首詞為代表作，而近代學者夏敬觀卻以為不然，他說：「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陳無己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後之學蘇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達上乘者，即稼軒亦然。」柳枝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柳枝五首》詩中所描寫的一位少女，傳說她：「吹葉嚼蕊，調絲弄管，作海天風濤之曲，幽咽怨斷之音。」這可是說是一種亦剛亦柔、亦悲亦壯、亦幽怨亦激昂的歌調，可能在最初閱讀的時候不及上述豪放逼人，卻更適合一再回味。夏敬觀所舉出的例子，是這首《永遇樂》：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 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 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 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 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 這首詞的副題是：「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關盼盼是唐代人，為徐州故尚書張建封之妾，張死後盼盼獨居燕子樓不嫁，白居易曾有詩寫之（傳說中白居易寫詩諷刺盼盼沒有隨張建封早死，盼盼哭泣自殺，其實有點小說家言，事實並非如此。）同時代人晁無咎評價「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為：「只三句，便說盡張建封事。」這首詞並沒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的雄壯，卻在蒼涼寥落中顯露出無盡的感喟；並不激起讀者的一腔豪情，卻顯示出「詠古之超宕」的高曠。這首《永遇樂》詞的節奏很有特色，既舒緩又頓挫，正適合抒發這種「幽咽怨斷」的情感，讀者即使不理解詞作的意義，也會不期而生一腔幽情。傳說蘇軾任徐州太守時作了這首詞，詞稿初定，還沒有給人看過，忽然一日已經盛傳城中。蘇軾很訝異，追查起源，卻來自於夜間巡邏的一個街卒，蘇軾召他來詢問怎麼能得知自己的新作，街卒回答說：「我稍微懂一點音律，有天夜裡在張建封廟裡歇宿，聽到有歌聲傳來，細聽就是這首詞，於是我記下來傳唱出去，開始的時候並不知道詞的意思是什麼。」可見此詞的魅力，只通過音節已經能夠感染人心了。 「豪邁」也罷，「幽咽怨斷」也罷，不管當時或後世對蘇詞風格如何評價，反正，蘇軾作為北宋文壇、甚至兩宋文壇第一人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卻是不可動搖的。他可謂是「全才」、「通才」、「天才」式的文人，詩文、繪畫、書法，乃至政治見識，都有特出之處，相傳蘇軾自己也承認事事皆無不如人之處，唯一不行的，只有下棋、喝酒、唱曲，因此後人認為他「小詞似詩」的緣故，就是因為他不諳音樂，所以詞不合律。但蘇軾其實並非不通音律，今人朱玉書認為他是音樂世家，據《歷代琴人傳》的引文說：「古人多以琴世其家，最著者……眉山三蘇。」認為蘇軾父子兄弟三人都是彈琴能手。南宋陸遊也提到蘇軾曾唱《陽關曲》，「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蘇軾確實有一些詞作不合乎常見的詞牌定格，這一點在學界聚訟紛紜，我認為葉嘉瑩的評論比較中肯： 「總之，蘇軾詞就尋常格律來看，是確實有些『不諧律』之處的，不過，經過我們的分析，便可以了解，蘇詞雖有『不諧律』處，但確都掌握了基本的重點，若此者，我以為並非由於蘇軾之不熟悉音律，反而正是已熟於律然後能脫去其束縛之表現，所謂『曲子中縛不住者』是也。此正如李白之於律詩，往往突破外表聲律及對偶之限制，而卻掌握了保持聲律之優美平衡的某種本質上的重點。此亦如騎車技術之高妙者，方能在車上做出不守常規之種種表演，而卻掌握了平衡的重點，所以才不致跌落地上。至於一般無此高妙之技術者，則最好依守常規，不可膽大妄為，以免跌致血流骨折之下場。」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作詞牌下面有一個副題：「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詞而有題，並不是自蘇軾起，卻是在蘇軾手中發揚光大。這一點看似小節，卻具有微妙的含義與深遠的影響，因為詞之為物，本來屬於民間歌謠，詞牌的用途只是區別音樂的調子，而文人在宴樂之際，信手填詞，也是隨意而作，付以歌詠，並無意為題。從東坡起幾乎首首詞牌之下都別有標題，可以說，是正式昭告了詞也具有和詩一樣的地位作用。在蘇軾之前的絕大多數詞人，雖以詞名，填詞的範圍卻仍顯得局限狹窄，直到蘇軾，才把詞境開拓到一個廣闊的角度，無事不可入詞，正如王灼《碧雞漫志》中所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從此詞才開始逐漸脫離了「詩餘」的點綴地位，脫離了大部分人「詩庄詞媚」的思維定勢——雖然，在蘇軾當時或稍後，他這一種改革，並未得到普遍文人的贊同，相反卻在欣賞他詞作超人的成就之時，仍然有人執意認為這不是做詞的正確途徑，甚至連屬於蘇門子弟的陳師道也說：「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雷大使指宋徽宗時的教坊中人雷中興，相傳他的舞蹈為天下絕技，之所以認為「非本色」，大約是因為當時人的觀念，認為舞蹈總要以柔美的女性舞為主流，男性陽剛矯健的舞姿，儘管出色，也不合乎那個時代常規的審美觀吧。其實這種觀念既是偏頗，又極大的限制了欣賞的範圍：真正的藝術美，決不能以氣質風格來定高下。不過，儘管詞壇對蘇軾的詞風微有不認同，卻不妨礙當時人對蘇詞的喜愛，而蘇軾對詞境的開拓，在數十年之後，才真正的得到了推崇發揚。 蘇軾這首中秋詞，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讚譽，這首詞作於丙辰中秋，即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這一年王雱去世，王安石退隱，新法改革正陷入僵局。當時蘇軾外任密州太守，做了這首中秋詞之後傳唱至京城，呈到神宗面前的時候，已經是元豐七年（1084），神宗對新法的改革大約已經失去指望，看到因反對新法而外任的蘇軾（這時他已經因「烏台詩案」貶謫到黃州）詞中有「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這樣的句子，竟然不勝感慨，也許是「高處不勝寒」的話，正觸動他改革失敗的無可奈何之情，由此也感到一絲心靈相通的慰藉？神宗說：「蘇軾到底還是愛戴君主！」便下令蘇軾量移汝州，後來召還為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其實比較起來，神宗還是一個寬厚明理的皇帝，南宋時候辛棄疾做詞，有「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一句，當時的皇帝孝宗就認為是諷刺朝廷，拂然不悅，比之前輩，可算小器得多了。 《鐵圍山叢談》里記載了另一件關於這首中秋詞的逸事：歌者袁綯，歌技比得上唐代著名的音樂家李龜年，曾經陪侍蘇軾游宴，一日東坡與客人們游鎮江的金山，是時亦值中秋，天宇四垂，長空一碧，腳下江流奔涌，天頂明月如晝，東坡與客人齊登山頂高妙台，命袁綯歌唱《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東坡親自起舞助興，回顧問道：「如此便是神仙吧！」袁綯多年之後供奉內廷，尚自緬懷回想，筆記的作者、權相蔡京之子蔡絛也不勝歆羨的評價道：「所謂文章才子，風流人物，真是千載之下，一時之有，後世哪可復得！」 蘇軾在宋詞壇上的地位，以他這首代表作《水調歌頭》中流露出的浩然飛舉、態擬神仙的高逸之氣來看，頗似唐代被譽為詩仙的李白；然而蘇詞中又另有關心民謨、用意深沉的一格，又似有「詩史」、「詩聖」之稱的杜甫。清代劉熙載在《藝概》中即這樣評價：「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於太白為近。」具神仙出世之姿，又有襟抱滄桑之慨，這是蘇詞的獨特風采。他與辛棄疾都是豪放詞的領袖，一「曠」一「豪」，正如天空中的雙子星座，照耀兩宋詞壇，辛棄疾文武雙全，抱負不凡，是詞人中的英雄，而蘇軾光風霽月，磊落高邁，卻是詞人中的仙客。 時人談東坡詞，喜歡與柳永相比，就連蘇軾自己，也問過幕客：「我詞何如柳七？」這個幕客的回答堪稱絕妙名言：「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我們現在看起來，說者似乎有抑柳揚蘇的嫌疑，其實在當時環境之中，十七八歲的女郎和拍曼聲而歌，才是詞的正宗用途，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的壯歌，卻是歌詞中的異數：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 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這一首題為「赤壁懷古」的《念奴嬌》詞，被人稱道為：「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據同時人考證，周瑜破曹的赤壁，其實並不在蘇軾所游的黃州而當在漢陽，就連《漁隱叢話後集》引用蘇軾自己所說這首詞的背景，也摸稜兩可的稱：「不知孰是？」並沒有確鑿無疑的肯定，但此詞一出，黃州赤壁遂成為著名景觀，永擅大名，也可謂是文詞千古了。蘇軾並有前後兩篇《赤壁賦》，極寫江山盛跡，他在遊覽時與朋友李委「以小舟載酒，飲於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涌，大魚皆出，山上有棲鶻，亦驚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漁隱叢話後集》）所描寫的背景恍惚如有神鬼變幻，意氣激昂，宜乎後人稱道：「山谷云：『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讀坡詞，當作如是觀，瑣瑣與柳七較錙銖，無乃為髯公所笑？」（王士禎《花草蒙拾》）東坡多鬍鬚，所以稱「髯公」（民間傳說中的蘇小妹故事，即有嘲笑兄長多髯的情節。），「挾海上風濤之氣」的壯觀，正是這首《念奴嬌》詞中涌動的豪情盛慨。《念奴嬌》這個詞牌，本來取自於唐玄宗時著名的女歌者、能唱「響遏行雲」之調的念奴，本來就是詞曲中的高音，經蘇軾填詞之後，該詞牌又得了兩個別名：「大江東去」與「酹江月」，二別名前者著眼逸興俊思，後者注目蒼涼感喟，而這兩種情調，卻水乳相成的統一在坡詞之中，的確非大手筆莫辦。 蘇軾詞風格，一般都以上述兩首詞為代表作，而近代學者夏敬觀卻以為不然，他說：「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陳無己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後之學蘇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達上乘者，即稼軒亦然。」柳枝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柳枝五首》詩中所描寫的一位少女，傳說她：「吹葉嚼蕊，調絲弄管，作海天風濤之曲，幽咽怨斷之音。」這可是說是一種亦剛亦柔、亦悲亦壯、亦幽怨亦激昂的歌調，可能在最初閱讀的時候不及上述豪放逼人，卻更適合一再回味。夏敬觀所舉出的例子，是這首《永遇樂》：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 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 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 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 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 這首詞的副題是：「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關盼盼是唐代人，為徐州故尚書張建封之妾，張死後盼盼獨居燕子樓不嫁，白居易曾有詩寫之（傳說中白居易寫詩諷刺盼盼沒有隨張建封早死，盼盼哭泣自殺，其實有點小說家言，事實並非如此。）同時代人晁無咎評價「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為：「只三句，便說盡張建封事。」這首詞並沒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的雄壯，卻在蒼涼寥落中顯露出無盡的感喟；並不激起讀者的一腔豪情，卻顯示出「詠古之超宕」的高曠。這首《永遇樂》詞的節奏很有特色，既舒緩又頓挫，正適合抒發這種「幽咽怨斷」的情感，讀者即使不理解詞作的意義，也會不期而生一腔幽情。傳說蘇軾任徐州太守時作了這首詞，詞稿初定，還沒有給人看過，忽然一日已經盛傳城中。蘇軾很訝異，追查起源，卻來自於夜間巡邏的一個街卒，蘇軾召他來詢問怎麼能得知自己的新作，街卒回答說：「我稍微懂一點音律，有天夜裡在張建封廟裡歇宿，聽到有歌聲傳來，細聽就是這首詞，於是我記下來傳唱出去，開始的時候並不知道詞的意思是什麼！」可見此詞的魅力，只通過音節已經能夠感染人心了。 「豪邁」也罷，「幽咽怨斷」也罷，不管當時或後世對蘇詞風格如何評價，反正，蘇軾作為北宋文壇、甚至兩宋文壇第一人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卻是不可動搖的。他可謂是「全才」、「通才」、「天才」式的文人，詩文、繪畫、書法，乃至政治見識，都有特出之處，相傳蘇軾自己也承認事事皆無不如人之處，唯一不行的，只有下棋、喝酒、唱曲，因此後人認為他「小詞似詩」的緣故，就是因為他不諳音樂，所以詞不合律。但蘇軾其實並非不通音律，今人朱玉書認為他是音樂世家，據《歷代琴人傳》的引文說：「古人多以琴世其家，最著者……眉山三蘇。」認為蘇軾父子兄弟三人都是彈琴能手。南宋陸遊也提到蘇軾曾唱《陽關曲》，「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蘇軾確實有一些詞作不合乎常見的詞牌定格，這一點在學界聚訟紛紜，我認為葉嘉瑩的評論比較中肯： 「總之，蘇軾詞就尋常格律來看，是確實有些『不諧律』之處的，不過，經過我們的分析，便可以了解，蘇詞雖有『不諧律』處，但確都掌握了基本的重點，若此者，我以為並非由於蘇軾之不熟悉音律，反而正是已熟於律然後能脫去其束縛之表現，所謂『曲子中縛不住者』是也。此正如李白之於律詩，往往突破外表聲律及對偶之限制，而卻掌握了保持聲律之優美平衡的某種本質上的重點。此亦如騎車技術之高妙者，方能在車上做出不守常規之種種表演，而卻掌握了平衡的重點，所以才不致跌落地上。至於一般無此高妙之技術者，則最好依守常規，不可膽大妄為，以免跌致血流骨折之下場。」 前面那首《永遇樂》詞最後一句說到「黃樓夜景」，黃樓是蘇軾在徐州治水留下的業績，《歲時廣記》引《古今詞話》記載：蘇軾出守徐州的時候，連月霖雨引發黃河決流，四野俱被漂沒，洪水一直抵達徐州城下，蘇軾命令手下儘力堵塞洪水，保護城池，上萬人緊張操作，水勢到晚卻愈加洶湧，徐州城內瀰漫著驚恐的氣氛。蘇軾於是親自登上城樓，露宿城頭督工抗洪，人心方才鎮定，終於保住了全城不遭淹沒。蘇軾後來又開鑿水道，疏引積水，水退之後，又向朝廷請求築十里長堤拒水護城，堤上建了一座黃樓。堤成後河水循著故道分流而去，蘇軾在上巳日，也就是三月初三的這一天設宴慶祝治水成功，命人奏樂，有一個歌妓上前說道：「自古以來上巳節的舊歌詞很多，卻從來沒有因慶祝新堤落成而奏曲的，今日希望能得到一闋新詞在太守公面前演奏。」蘇軾於是填詞《滿江紅》一首，內有：「官里事，何時畢？風雨外，無多日。……君不見蘭亭修禊事，當時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滿山陰，空陳跡。」王羲之等人在上巳日蘭亭修禊，曲水流觴，是千古韻事，然而斯人已矣，只余滿山陳跡供人追憶，「後之視今，尤今之視昔。」，如今的黃樓之會樂固樂矣，千秋萬載之下，也無非是堪為後人憑弔，為我浩然長嘆而已！ 世人無不重名，尤其象蘇軾這樣天才特出之士，他二十一歲時就中了進士，可謂是科名早成，而甫入京城便即得到當時名流的延譽，盛名一時無兩。是年他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同赴京應舉，是年報考的舉子很多，某日相國韓琦和賓客閑談時說道：「二蘇在此，那些考生怎麼也敢和他們較量呢？」這話一傳出去，竟然嚇得十有八九的考生都散去不敢應試。這是蘇軾自己的回憶，可能也有些微誇張的成分，但其時得到推譽的情況卻相去不遠。張方平初見他們，怕自己的推重不夠分量，不惜修書向政敵歐陽修力薦；韓琦因蘇轍臨當考期生了病，怕他誤了這次考試，不能兄弟同時登榜，竟向皇帝上書奏請延期二十餘日，等待蘇轍病好方開考；歐陽修更是對蘇軾讚不絕口，初見時即大喜稱道：「天下的文章應當在這裡了！」又向梅堯臣說：「讀到蘇軾的文章，不知不覺就汗流浹背，真是痛快！老夫自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通過這些事迹，即可知道蘇軾兄弟在當時，可算是舉世矚目的風頭人物，在元豐二年的「烏台詩案」發生之前，他於政壇上雖不得志，卻也未曾遭受到迫害，外任杭州、徐州、密州的時候，他尚是有著一股勃然豪興在胸的，因此才會說：「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他相信縱使在自己百年之後，這愛護子民、治理水患的業績，也能夠深深銘刻在後世之人心中。他對「名」、對身後事的態度，是認真的，也是自許的，帶有一種既驕傲又感慨的喟然之情。 這種自我期許的情緒有時顯得更為激昂，如他在密州擔任太守時所作的這首《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 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 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 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關於這首小詞，他在給朋友鮮於子駿的信里寫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他此時已入中年，但仍然有著才堪大用的自許，期冀終有一日，象漢武帝派出馮唐赦免有軍功的雲中太守（雲中是地名，在今山西大同，為邊關要隘）一樣，朝廷也能將自己從這外任的閑職中起用。他只是一介書生，卻稱：「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對邊關軍事也充滿了自負的豪情，這不免帶有幾分誇大，還屬於未曾受到挫折時的昂揚意氣。待到他經歷過各種政壇風波，新黨當政時受迫害，舊黨上台後又遭排擠，這樣的盛氣已漸轉而內斂，對於生前事身後名，則又有了另一番感悟，且看他在杭州寫的這篇《八聲甘州?寄參廖子》：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 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 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 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 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參廖子即釋道潛，與蘇軾交情甚篤，曾經不遠千里陪伴蘇軾遠謫黃州，所以蘇軾感嘆：「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參廖後來又因蘇軾受牽連獲罪，被勒令還俗），他外任杭州，這時已經是第二次，第一次的時候是因為反對新法，與王安石政見不和而自請外放，其間經歷了「烏台詩案」的九死一生，而這一次卻是在舊黨上台的形勢下，他又因為反對將新法一律否定的過激政策，再度不容於朝，兩次出任杭州太守，似乎是一種反諷，他自稱「白首忘機」，其實在他的政治理念里，從來就不曾有過機心與私心，決不肯作隨聲附和的應聲蟲以博富貴，以求平安。在遭遇過困厄之後，他的立場仍未改變，但人生的態度，卻漸漸圓融達觀，看開了生死榮辱。「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東晉謝安出山做官後，一直有意歸隱而未得，最後病卒於西州門，他的外甥羊曇自此不過此門，有一次喝醉了無意路過，醒覺之後失聲慟哭而去。蘇軾在這時已經不再象在徐州時所作的《永遇樂》詞中那樣遙想：「異時異日，應當有人對著這黃樓的夜景，為我而發一聲長嘆吧！」屢遭打擊之後，他樂觀的許諾著將來歸隱的願望一定兌現，「不應回首，為我沾衣。」不會讓朋友因為遺憾和痛惜，將來為我一灑傷心之淚！這既是安慰，也是告誡。 然而風波之險惡，總是出人意外者。在之前蘇軾經歷的烏台詩案，已經可以說是與死神擦肩而過的險境：因為黨爭的緣故，新黨羅織告發他寫有詆毀新法的詩作，甚至有的詩還被人傅會上叛逆不軌的罪名。他在湖州的任上被逮捕入獄，解送京城，受到多番審訊，他形容那時的情景是「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可見當時恐懼兇險的程度，連神宗讀後也為之惻然。他在湖州任上被逮時，全家驚恐萬狀，妻子號哭，悲痛得說不出話來，他回顧看著妻子說道：「你眼下難道不能象隱士楊朴的夫人一樣，也作一首詩送送我么？」——國初隱士楊仆被皇帝召去應對，自稱不會寫詩，惟有他的妻子臨行送別時寫了一首詩給他，說：「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頗為滑稽調侃，而蘇軾的罪名，也正因為「猖狂愛詠詩」，這個冷笑話說得如此應景，使妻子雖在驚惶悲痛之中，也不覺為之失笑。後人常盛讚他這種面臨生死從容談笑的風度，卻不知他的從容之下，一樣隱藏著如此深切的悲懼和恐惶。 蘇軾在湖州任上因被告發作詩詆毀新法而被逮捕審訊，關押在御史台獄中，御史台中多烏鴉，雅稱「烏台」，所以該事件又被稱為「烏台詩案」。文字獄可謂是中國文人自古以來的噩夢，其間的驚心動魄，未身歷其境者永遠難以想像。蘇軾當被逮時，幾個獄卒猶如驅趕雞犬一般的將他押解出城，登舟而去，追送的郡中百姓無不淚如雨下。下到獄中，獄中主管開口即問：「祖輩五代之間，有沒有獲得過可以免死的誓書鐵券？」——這是歷來的常規，專問死囚的話，其他的罪犯只需要問三代就足夠了。這些打擊猶如暴風驟雨一般急劇降臨在身，縱然是聖賢也未必能始終保持泰然自若的心態，何況早年成名、一直被目為天下奇才、處於群星捧月地位之中的蘇軾？如他這等高傲的文人，或可以不懼死亡，卻很難不恐懼即將到來的人身侮辱，臨別時尚從容向妻子開玩笑的表現，歷來被贊為蘇軾的幽默和無所畏懼，卻不知這只是強作鎮定，他的內心中，其實充滿了驚慌、憂懼等等軟弱消極的情緒，乃至一度意志崩潰想要自殺以逃避迫害，只賴有對親人的眷戀才使他堅持到了最後。 親友中最使蘇軾難以割捨的人，是小他兩歲的弟弟蘇轍，《孔氏談苑》中記載「烏台詩案」頗詳細：蘇軾就捕，在太湖登舟北上受審，某日船柁壞了修補，暫泊湖中，當夜風大濤急，月光明亮。他自思這樣倉卒被捕，前途難測，想到可能凶多吉少，不免起了消極逃避的念頭：「假如閉著眼睛往湖裡一跳，頃刻間就能解決一切了！」比起即將面臨的折磨，死亡竟似一個美好的誘惑，自古曾有多少人臨此艱難關頭，選擇了那條一了百了的絕路！但是，在作這番計較的時候，蘇軾又想到了：「不能辜負了老弟。」原來一開始李定等人羅織蘇詩入罪，派使者前往湖州任上逮捕蘇軾，當時的駙馬都尉王詵因為與他交好，聞訊後秘密遣人告知其弟蘇轍，蘇轍當時在南京為官，立即派人往湖州通報蘇軾，前去逮捕蘇軾的使者去勢如飛，蘇轍密報卻搶在了前頭，雖然於事無補，然而早早通風報訊，讓蘇軾得以有一個心理準備，不至於在那等混亂驚慌的情況下失措，甚至做出短見的事來，卻是他對兄長的最大愛護。蘇軾明白：「如果我有什麼不測，子由必不獨生。」——正是這種骨肉相連的弟兄情誼牽掛，成為蘇軾在困境中的支持力量，使他有勇氣去面對那不可測的未來。 押解到京師之後，這樁文字獄由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主審，這幾人都是蘇軾的敵對派，可以想像審理中是怎麼一心陷蘇軾於罪，這種情勢下他認為勢在必死，憂心忡忡，甚至偷藏了毒藥在身邊，預備走投無路時用以自殺。這是他第二次流露出自殺的意圖了。在這等情勢下他最牽掛的自然還是兄弟蘇轍，寫了兩首詩與之訣別，詞極凄楚：「……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獄中寄子由?其一》）後來他能夠生出烏台獄，據說與這兩首詩不無關係：「神宗初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從寬釋，凡眾請用深文者皆拒之。」皇帝不再聽信誣陷者的深文羅織，宮中又有太皇太后為之說情，終於將他開釋出獄，貶謫黃州。 蘇軾在獄中寫作這兩首絕命詩的時候，誠懇的拜託一位平素待他很好的獄卒日後將此詩寄給蘇轍，並說：「能夠萬一獲免就罷了，如若不免一死，而此詩又不能送達子由的話，我將死不瞑目！」後來他獲得釋放，獄卒將詩稿交還給他，蘇軾百感交集，以面伏案，竟不忍重讀這兩篇血淚之作。這是他最真實的驚惶恐怖，他雖然瀟洒不羈，甚至被譽為神仙中人，但在鬼門關面前，並不是始終能保持那一份淡定從容的風度。 然而天性中有樂觀因素的人，縱使遇上困厄，也不會就此一蹶不振。蘇軾被釋時不忍回顧這段悲慘的往事，但出獄未久，心情已經豁然開朗，又輕快的提筆自和那首絕命詩：「卻對酒杯渾似夢，試招詩筆已如神。」寫下這句之後，不免又私下自罵：「這該死的毛病還不改悔呵！」如果聯想到他被逮捕的時候對妻子說的那個笑話裡面，楊朴妻所作的詩句：「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詩與酒，原本代表著文人自由放曠的精神，遭受過牢獄也不自改悔，不肯放棄，何嘗不是一種極至的剛勁？只是他的剛勁表現得不是強硬，而是帶一分自得的諧謔，有一種豁達的輕鬆。
歷過生死線之後，蘇軾對生死榮辱的看法，顯然又進了一層。不經歷「死」不知生的可貴，既險瀕「死」又會覺得人生困厄，原來無非如是。他在黃州貶所時曾經幾次傳出死訊或者業已棄世出家的消息，時人都信以為實，甚至有朋友寫信探聽他是否還活著。地方官更對他的行蹤時刻留意，《避暑錄話》記載：有一次他與數名賓客在江上飲酒共樂，飲散歸來，作了一首《臨江仙》詞：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鳴。 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 夜闌風靜縠紋平。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其時江面水波連天，風露泠泠，令人不禁陡生浩然高舉之意，蘇軾賦了此曲，與朋友長嘯高歌數遍，興盡各自散去。誰知次日就流出以訛傳訛之言，喧傳蘇軾夜間作了一首辭世之詞，掛冠江邊，乘舟長嘯而去，正同詞中所言「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去也。黃州的郡守聽了大驚失色，擔心失去了罪官謫臣，要連累本地官員，急忙趕到他家中去查看，卻見蘇軾正鼾聲如雷，宿醉未醒，才知是一場虛驚。然而這個謠言傳入京城，連皇帝神宗都難免將信將疑。神宗雖然貶謫蘇軾在外，對他的才華卻還是欽服的，曾經因為誤聞了蘇軾已經死亡的消息，忽忽不樂，將進食時輟飯而起，嘆息再三，說道：「才人難得啊！」也許正因這一點惜才之念，後來當蘇軾被詔量移汝州時，在謝表中寫道：「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已死；饑寒並日，臣亦自厭其生。」語氣中不無怨懟揶揄，朝中的仇家乘機參奏他有「怨望之語」，這個罪名很嚴重，神宗卻只是慢慢的說：「我已灼知蘇軾一片衷心，實無他意。」言者為之語塞。 《臨江仙》詞中提到「夜飲東坡醒復醉」，蘇軾在黃州時供給頻繁，親自耕種養家糊口，在東坡之地開墾有田地，所以自號「東坡」，這個號從此伴隨了他一生，也在文學史上留下了眩目的一筆。他平生經歷的大起大落甚多，但由烏台詩案之獄而貶黃州，卻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折點，如果沒有這一場生死磨難，他依然是以前那個意氣高縱的的絕世才子，前半生的色彩，可以說是明妍輕揚的，經歷過這次磨難，才給他的人生增添了更為凝重的色調，榮辱不驚的沉著。葉嘉瑩讚揚他在詞中表現出來的個人氣質：「是一個把儒家用世之志意與道家曠觀之精神，做了極圓滿之融合，雖在困窮斥逐之中，也未嘗迷失彷徨，而終於完成了一己的人生之目標與持守的成功的人物。」 蘇軾圓融達觀的人生智慧，使得他能夠隨遇而安，「此心安處是吾鄉」，卻並不是隨時俯仰，他的個性之中，亦有「才意邁峻，惟己是信」的一面。他表面上風趣豁達，在原則問題上卻倔強認真，「非隨時上下人也」，新黨在朝時不容於新黨，舊黨得勢後他又堅持自己的立場，與舊黨的老先生們議論不合，不肯隨聲附和的後果，就是一生都被邊緣化。最理解他的愛妾朝雲曾說他是「一肚皮不合時宜」，蘇軾也為之大笑認可，「不合時宜」者，總是不和大眾一心，要在堅持中顯鋒芒也。所以他在很多時候，心靈上有著一種擯除於人外的孤寂感，這種情緒流露在一首《卜運算元》詞中：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 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 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詞題作「黃州定慧院寓居作」，因為詞境極為幽冷，不類東坡平日的高逸之作，給後人提供了想像的素材，傅會了愛情故事：《能改齋漫錄》說是為王氏女子作，而《女紅余志》則說此詞作於惠州，當地有一個溫氏女子，名超超，到了及笄之年也未肯輕易的許嫁於人，惟獨對東坡先生聞名傾心，聽說他被貶來惠州，說：「他才應該是我的夫婿！」她的愛情熾熱卻又羞澀，每日徘徊在蘇軾居室的窗外，聽他吟詠詩賦，被發覺時則急忙躲避。蘇軾知道了她的心事後，說道：「我不能娶她，但是可以為之做媒，許配給王家的兒郎。」做媒未成而東坡又被貶謫海南，等到赦還，這個多情的少女已憂傷成疾，長眠不醒，惟余沙際一抔黃土。所以蘇詞中說：「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悼念的就是這個痴情薄命的女子。 故事固然凄婉動人，若據實卻不堪考證，只能作為一個哀感纏綿的故事傳說而已。實則東坡詞中「幽人」、「孤鴻」云云，分明是自寫，既非有什麼悱惻情事，也不是象清代常州詞派的穿鑿傅會所說，是什麼譏刺朝政昏暗、放逐賢臣之作。蘇軾作此詞時，心中固然不能毫無騷人遷客的悲慨，卻只是幽微的，這一種孤寂凄清的感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的情緒，是無以名狀的。「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何止是無人省得他這一腔幽懷，縱使他自己，也未必能解之明之釋之。 蘇軾的後半生，基本上是在黨爭的傾軋下到處遇貶，顛沛流離之中度過的，到晚年終於被赦北還，路過金山的時候，自題畫像一偈，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儋州惠州。」這三州都是他被貶最困苦的去處，然而就是在這困苦之中，磨練了他超人的意志力和愈挫折愈豁達的胸懷，人生的苦難，於他是一服清涼散。經歷幾番貶竄之後，他對「名」的追求，已不再是堅信「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也不復堅持「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而是：「君看今古悠悠，浮幻人間世。這些百歲光陰幾日？三萬六千而已。醉鄉路穩不妨行，但人生要適意耳。」（《哨遍》）他在海南儋耳的時候，常常背負著大瓢，且行且歌，唱的都是《哨遍》長調，在田間怡然自樂。某日遇見一位老婆婆，對他說：「學士，你昔日的榮華富貴，恰似一場春夢！」東坡深以為然，遂呼她為「春夢婆」。後來文人將這段事寫成戲劇，甚至傅會這個「春夢婆」是神仙所幻形，下凡來點化東坡的，自然是無稽之談。但「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充滿了起伏不可測的人生，很容易使人墮入夢幻泡影的虛無當中去，而蘇軾雖然也受佛道兩家的影響，卻終未逃於禪，遁於道，主要還是他善於自己慰藉，如這首著名的《蝶戀花?春景》： 花褪殘紅青杏小。 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 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裡鞦韆牆外道。 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 笑漸不聞聲漸消，多情卻被無情惱。 這是蘇軾早年的詞作，後來流放到惠州，有一日他與愛妾朝雲閑坐，時值秋風初起，落葉蕭蕭，不覺有凄然悲秋之意，於是命朝雲把酒唱這首《蝶戀花》詞，朝雲歌喉將轉，卻禁不住已淚水盈盈，蘇軾問她緣故，她答道：「我所不能唱的，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蘇軾翻然大笑，說道：「我正悲秋，你卻又傷春了？」於是停歌罷酒，未幾朝雲病故，蘇軾終身不忍再聽此曲。「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一句，本是豁達的開解語，意境略似唐人劉禹錫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而心態更為超曠，後人常常用它來安慰失戀者。所有美好可愛的事物，在更廣大的世界裡，在「永恆」面前，顯得是那麼渺小無足稱道。蘇軾在情緒低沉時以此自解，朝雲卻從這超脫之中，讀出了人事無常的悲哀：春能復至，花可再發，然而消逝的畢竟已消逝，人生即使有輪迴，下一世也不是這一生！同樣的看破，是悲是喜是豁然，原來也只在解讀者一念執著而已。 《柯山集》中說：「蘇公黜官，貶走數千里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饘粥不給，風雨不散。」可謂困窘已極，他本人卻在這困境之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最初到達南海，環視四周，天水無際，不禁凄然傷懷，說道：『什麼時候才能出了這個孤島呢？』後來轉念一想，天地在積水當中，九州在大瀛海當中，中國在四海當中，但凡有生之年，何處不是孤島？譬如倒一盆水在地上，水面浮著一片芥末，芥末上附著一隻螞蟻，茫茫然不知這芥末小舟將要漂流何處，不久積水乾涸，螞蟻獲得了自由，離開後遇見同類，不禁涕淚交流，說：『差點不能與你們相見了，誰知道俯仰之間，還有四通八達的道路啊！」——蘇軾講了這個寓言，也以樂觀曠達的心境、不被困難擊垮的信心，實踐了自己對寓言的闡釋，料想他在困境當中，也始終是恬然微笑，再也不會似當初受到牢獄之災時那樣驚惶無主，乃至產生消極逃避的想法了。 他晚年終於被貶北還的時候，本已定居陽羨，拿出平生的積蓄購買了一座宅院，卻又因為憐惜年老的宅主被不肖子弟賣掉房子後的苦楚，竟慨然燒毀房契，將住宅無償退還給她。自己則直到客死，都是借居在朋友的家中。到病重的時候，有位信佛的朋友的來探視，蘇軾說：「我萬里嶺海，被貶不死，到了歸宿田裡之後，卻病不能起，難道不是命運嗎？然而生死也不過是件小事罷了！」時人說他臨終時「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其實他並不是無所遺憾，在人間還有很多事讓他未能忘懷：暌別已久的故鄉未能回去，與蘇轍昔年的夜雨聯床之約再也不能完成……他並不是一個虔誠的命定論者，卻以「命」來解釋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是為了寬慰自己，還是寬慰別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紅塵中匆匆而來匆匆而去，他留給後人的，卻是永不磨滅的影響。 東坡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在他死後，與他素不相識的人都為之舉哀祭奠，他的門人弟子更是紛紛以各種形式寄託自己的哀思，其中遠在穎州的張耒冒著再度被降罪貶謫的風險為恩師做法事修供，黃庭堅晚年懸掛東坡的畫像在室內，每天早晨都要衣冠端正，虔誠上香，並終身以「東坡門下弟子，何敢失其序次？」自居。當時士大夫為蘇軾所作祭文輓詞甚多，曾受他知賞的李廌寫下了最為傳誦的幾句話：「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這個「名」字，蘇軾從曾經的自惜，昔日的自得，到一度的自嘲，直至最終是恬然無欲的自足。然而他雖淡泊自安，「渾涵光芒，雄視百代」的不朽文名，「其性情，其學問，其襟抱，舉非恆流所能夢見。」的高貴品格，無不令後人高山仰止，不僅僅在詞人間，就是在整個北宋的文人里，他也無疑正是群星中那一輪精華欲掩料應難的明月！
黃庭堅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進士。歷著作佐郎、秘書丞。紹聖初，以校書郎坐修《神宗實錄》失實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立，召知太平州，九日而罷，復除名，編管宜州。三年而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與秦觀、張耒、晁補之並稱「蘇門四學士」，詩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詞與秦觀齊名，號「秦七、黃九」。著有《豫章集》、《山谷詞》。 【清平樂】 春歸何處？ 寂寞無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處， 喚取歸來同住。 春無蹤跡誰知？ 除非問取黃鸝。 百囀無人能解， 因風飛過薔薇。 黃庭堅在宋代文學史上以詩著名，都知道他是「江西詩派」的宗主，對有宋一代詩風的影響極為深遠，卻不知他在宋詞壇的位置也不容小覷，同時的陳師道就說：「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 馮煦認為秦觀非黃庭堅之可比，卻又將黃比之於柳永，說：「柳詞明媚，黃詞疏宕。」（《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秦、柳都是婉約詞的大家，黃庭堅的小詞，的確也有清新嫵媚之作，如上引的這首《清平樂》，但更多的詞作，卻不全是這種風貌。他的詞風多變，有俚俗如柳永、乃至被譏為「褻諢」之作，也有超曠如東坡、後人贊其「疏宕」的作品，而更能體現他個人創作風格的，卻是近似他「瘦勁拗折」的詩風的另一類詞作： 萬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終日似乘船。 及至重陽天也霽，催醉， 鬼門關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猶氣岸，君看， 幾人黃菊上華顛？ 戲馬台南追兩謝，馳射， 風流猶拍古人肩。 這一首《定風波》詞是他在紹聖二年被貶黔州所作，名義上黃庭堅被貶的罪名是修《神宗實錄》失實，其實是新舊黨爭中清除「元祐黨人」的攻擊手段。秦觀亦在之前被貶，流離徙方，最終鬱郁以死，留下的詞句也都是抒發胸中凄厲傷惻之情。黃庭堅遭貶的際遇與秦觀相似，心境卻有著極大的不同，他是曠達的兀傲的，即使是在「鬼門關外蜀江前」，也自信自得自許：「風流猶拍古人肩！」和秦觀孱弱的悲音絕無相同之處。兩人相較，秦詞如幽花，黃詞便是瘦竹，嶙峋中見出勁節，給柔性的小詞注入了剛性的風骨。 黃庭堅於困境中怡然自得的精神，一半來自天生的修持，另一半則不可忽視蘇軾對他的影響，東坡之于山谷，可以說是亦師亦友、景仰終身的對象。元豐元年（1078），這一年也正是秦觀初謁蘇軾於彭城的時候，黃庭堅也向時任徐州太守的蘇軾寫信，並投寄了自己的兩首詩作，蘇軾和詩複信，極力稱美他的詩：「托物引類，得古詩人之風。」後來又在複信中說起：首次見到黃庭堅的詩，別人勸替黃揚名，蘇軾答道：「此人如同精金美玉，即便不接近人，人也會主動的去接近它，只怕想逃名也不可得，哪裡還需要我來稱揚始能成名呢！」秦觀是時與蘇軾交遊，也對黃庭堅的詩文讚不絕口，《王直方詩話》中記載秦觀的評價：「每次覽讀，總覺得悵然若失，廢寢忘食，其作品邈然深遠，渾如兩漢風骨，現今交遊以文章著稱的人中間，沒有見到能與之堪為敵手的，真是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啊！」「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典出《世說新語》，「雋爽有風姿」的王濟見到形容出眾的外甥衛玠，不由自主的發出由衷的感慨，秦觀在少年時也曾意氣不可一世，這樣的推重絕非泛泛而言。兩人在蘇門子弟中文名最重，遭受牽連貶謫最苦，性格文風卻截然不同。少游脆弱多意氣，蘇軾對他文章的影響多在政論方面，而山谷本身性格中即有持重老成的一面，來自蘇軾的影響，就集中在曠達開朗的人生態度上。 秦觀的淮海詞中沒有接近蘇詞風格的作品，黃庭堅的詞卻有極象東坡詞的篇章，如：「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紅露濕人衣。」（《念奴嬌》「瑤草一何碧」），簡直就是套用蘇軾中秋詞「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句。而不僅僅是句子相似，神情也相屬的詞，是他所作的《念奴嬌》： 斷紅霽雨，凈秋空、山染修眉新綠。 桂影扶疏，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 萬里青天，姮娥何處？ 駕此一輪玉。 寒光零亂，為誰偏照醽淥？ 年少從我追游，晚涼幽徑，繞張園森木。 共倒金荷，家萬里、難得尊前相屬。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笛。 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 （[注]醽醁：音零錄，酒名，又名醁醽、綠酃。） 《漁隱叢話後集》引黃庭堅自己說明此詞的創作背景，是在他被貶後又移戎州（今四川宜賓）安置時，某年八月十七日，與諸生賞月飲酒為樂，席中有人吹笛悠揚，連作數曲，座上諸人都說：「今日之會樂之極矣，不可無詞記述。」於是黃庭堅當場填詞，一揮而就，文不加點，並不無得意的稱：「或以為可繼東坡赤壁之歌雲。」比較這種在困境中賞玩的意興，蘇黃確有心靈相通之處，然而蘇詞浩然飛舉，黃詞悠然高遠，卻又是在天生性情中的些微差異。 黃詞有學蘇之處，也有被人譏誚的似柳永的情詞，他的詞風在當時人中可謂極其多變而複雜，極其典雅的作品與極其俚俗甚至有點「褻諢」的作品，在山谷詞中形成奇妙的對比。也許從某一方面來說，黃詞之所以不能象蘇軾、秦觀一樣成為大家，就是因為他的風格多變，反而無所樹立吧！他的詞中有用俗語極多的，甚至被人說成是元曲的先聲，也有趣味比較低級的，顯然是消遣隨意之作。一般來說，黃庭堅並不大在詞中作兒女語，如果要擇出他所寫情詞的代表作，可以選下面這首《喝火令》： 見晚情如舊，交疏分已深。 舞時歌處動人心。 煙水數年魂夢，無處可追尋。 昨夜燈前見，重題漢上襟。 便愁雲雨又難尋。曉也星稀，曉也月西沉。 曉也雁行低度，不會寄芳音。 這首詞顯然是酒筵歌席上的應酬之作，文字卻潔凈流利，黃庭堅不似秦觀多情易感，寫兒女情長，也不能象他那樣深雋秀美，卻別有一種活潑風致。他一直崇佛，相傳他妻子去世，黃庭堅作《發願文》，發誓斷絕嗜好淫慾，不再飲酒食肉，「設復為之，當墮地獄，為一切種眾生代受其苦。」時人贊之：「可謂能堅忍者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雖然說他以後「悉毀禁戒，無一能行之」，但他有一首《西江月》小詞的序中說：「老夫既戒酒不飲，遇宴集，獨醒其旁。」似乎戒酒確是實事。這首小詞開頭兩句比喻酒：「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是摘韓愈兩句不同詩為對，後來常常被話本小說引用，黃庭堅與俗文學，隱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黃庭堅開創江西詩派，其詩風瘦硬奇拗，代表著他性格中倔強過人的一面，但時人又讚許他的性情之中，另有超然淡泊的一面。蘇軾稱讚他：「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孫公談圃》記載他青年時的一件逸事：黃庭堅在省應舉，與數人等待發榜，這時已相傳黃將被點中為省元，同舍的考生置酒相慶。正在歡飲的時候，忽然有僕人從門口披頭散髮大聲呼喊著進來，舉著三個指頭，一問才知道中舉的是同舍的另三個人，黃庭堅不在其中，座客盡皆散去，有人竟失望得流下淚來，惟獨黃庭堅飲酒自若，酒罷與人一道去看榜，情緒全然不顯露在臉上，當時人對他的風度都很推重。縱使在被貶黔州安置的朝命下來，他也絲毫不動聲色，累年貶居荒邊，仍然保持容顏光澤，和做官的時候也沒有兩樣。所以時人感嘆：「魯直的品德性情該當是天性中帶來，不是學而能之！」同樣是戎州安置時的作品《鷓鴣天》，也體現了他豁然不縈於事物的心境： 黃菊枝頭生曉寒，人生莫放酒杯乾。 風前橫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盡清歡。 黃花白髮相牽挽，付與時人冷眼看。 這一首詞有狂放，有豁達，也有一種實則出於憤懣的傲慢，時人以冷眼付之，又何不我行我素，自得其樂？山谷的通豁，是曠達淡定中隱藏著剛勁，既清峭又老健，他的沉穩，他的安然不動聲色，其實是內心對自我信仰的堅持。堅定和自持，使他即使一再遇到困境，也不迷失，不哀戚。他在「萬死投荒鬢毛斑」之後，遇赦還鄉，尚能自得的吟誦這樣的句子：「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看君山！」（《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永遠不放棄希望，永遠不忘記對美好的欣賞，這就是他良好的處世心態。 然而在蘇門子弟中，以秦黃二人遭貶謫最苦，其中又以黃庭堅最為命運播弄。宋徽宗即位之後赦還南謫的諸元祐黨人，蘇軾和秦觀都未能等到歸還家鄉就已在途中長逝，黃庭堅在貶謫多年之後終於等到得召還朝，卻因為以前得罪過小人的緣故，又被翻出文字官司來，重新貶到宜州（今廣西宜山），老死是鄉，當時人無不為之痛惜！ 黃庭堅二次被貶的恩怨，範文偁《過庭錄》里記載頗近瑣細，說黃庭堅青年時恃才傲物，曾與趙挺之（趙明誠之父，李清照的公公）同作試官校核舉子的試卷，一人的卷子上使用了「蟒蛇」二字，趙挺之想黜落這份卷子，同僚盡皆附和，惟有黃挺堅持反對意見。趙挺之就問他：「你主張錄取這篇文章，卻不知這兩個字有什麼出處？」黃挺堅沉吟良久，答道：「出自梁武帝的懺文。」趙挺之被駁了面子，感覺受到輕侮，從此銜恨在心。後來趙挺之做到宰相，宋徽宗即位後召還被流放的官員，黃庭堅得召就任，寓居荊南，趙挺之嗾使湖北的當道官員挑剔出黃庭堅為荊南的一座寺院所寫的《承天院塔記》中的句子，指摘他「謗訕朝廷」，重貶宜州，就此死於邊荒。因為黃庭堅是由於文字賈禍，後人編定他的文集，竟不忍心收錄這篇《承天院塔記》，直到其曾孫續編別集才收入，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里摘錄了這篇塔記，並評價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冤哉！」其實在黨爭的漩渦里，在當道有心挑刺的情況下，黃庭堅即使不作這篇塔記，也未必逃脫得了報復。《過庭錄》只歸之於黃庭堅因為「少輕物」得罪小人而遭貶，未免是把矛盾小事化簡單化了。 黃庭堅被貶宜州的時候，已是近六十的高年，在萬死投荒之後又復遠謫天涯，一般人可能已經消沉不樂，自分再無回歸之望，黃庭堅卻仍然保持著樂觀的心境。當時有個崇拜他的人范寥，聽說黃山谷謫居嶺表，於是不遠千里，跋山涉水而來拜謁，感嘆黃儼然有如「謫仙人」，使人頓然忘記了路途之辛勞，瘴癘之可怕。范寥在宜州住了下來，見黃庭堅日日都寫日記，以當年干支為名，題為「乙酉家乘」，並對范寥說道：「等我北歸的時候，這一卷日記就送給你做紀念了！」他對前程，永遠沒有放棄過樂觀的希冀。在宜州他見到了梅花開放，即賦《虞美人》小詞：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 夜闌風細得香遲，不道曉來開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應妒，飄到眉心住。 平生個裡願杯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黃庭堅的故鄉是江西分寧，在古代屬於廣義的江南，白髮垂老之年，在瀕臨南海的偏僻小城裡，忽然看到一樹繁花，恍然江南故土送來的春信，原來縱然在天涯海角也有這樣粲然耀眼的春天！他是博學多識的，關於梅花的典故自必知道無數，詞中所拈出的卻是壽陽公主梅花妝的故事，舊說的浪漫，久遠的旖旎，似乎都在這細細梅花香中生動鮮活起來，生命之燭快要熄滅的老人，在那一刻追思「老盡少年心」的時候，所想起的究竟是什麼呢？一生景仰敬如師長的蘇軾已死，平生交遊互相推重的秦觀已死，去國萬里，寥落孤零，可是他心底深處，藏著的仍舊是那一股不肯熄滅的熱焰。 黃庭堅到底還是沒能堅持到還鄉，看梅的這次，是他在宜州度過的唯一一個冬天，他死於到達宜州的次年九月。由於路途遙遠的緣故，他的家人子弟均不在身邊，惟有萍水相逢的追隨者范寥替他料理後事。那一卷《家乘》，本來已說過贈給范寥為紀念，但在范寥替黃庭堅蓋棺南樓悲痛不能自已的時候，日記竟被人拿走，不知下落。范寥遺憾久久不能平息，一直到南宋的紹興年間，忽然有人將抄錄的《家乘》寄還給他，范寥亦已垂垂老矣，看到這冊三十年來不能忘懷的日記失而復得，「讀之恍然，幾如隔世」，於是為之刊刻印行，認為這冊日記最能夠體現出黃庭堅「雖遷謫，處憂患，而未嘗戚戚也，視韓退之、柳子厚有間矣。」賢達如韓愈、柳宗元，在貶謫窮方時尚不免有凄苦之音，黃庭堅的超然，確實是他的過人之處。 這一冊日記，後來名為《宜州家乘》，至今傳世。日記中大部分記載都是日常瑣事，范寥字信中，在日記中也屢屢提及。南宋時范寥尚在世，宋高宗喜歡讀黃庭堅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宜州家乘》，曾經對范寥產生興趣，特地問黃庭堅的外甥徐俯：「文中所說『信中』是什麼人？」徐俯不知，隨口答道：「宜州是窮荒之地，想必也沒有文人士子，這個『信中』，大約是和尚之流。」范寥就此錯失被皇帝提拔的機會，然而他為人豪俠，也未必適合處於官場之中。至於當時黃庭堅親手書寫的《家乘》的下落，在那時也得到了答案，陸遊《老學庵筆記》中說：「高宗得此書真本，大愛之，日置御案。」黃庭堅的書法為當世一絕，是宋代「蘇黃米蔡」四大家中坐第二把交椅者，趁范寥料理喪事時拿走這冊日記的人，多半也只是看中了書法的價值，而並非象范寥一樣，是黃庭堅真誠的追隨者與生死之交，宜乎范寥為之痛心疾首了。 陸遊還記載了黃庭堅的最後時光：謫居宜州時黃庭堅住宿條件艱苦，連僧舍也不得僦居，惟有搬到城樓上的一間小屋，也就是他最終蓋棺於斯的「南樓」。宜州地方潮濕悶熱，當夏秋之交時更是難捱，年已老邁的黃庭堅住在狹窄濕熱的城樓里，受暑甚苦，有一日終於下了一場涼雨，他飲酒之後伸足到屋檐之外，沾濕清涼的雨點，欣然對范寥說道：「信中，我平生沒有過這樣的快活！」不久便即病逝。 黃庭堅所作的最後一首詞，有可考為《南鄉子?重陽日，宜州城樓宴集，即席作》： 諸將說封侯，短笛長歌獨倚樓。 萬事盡隨風雨去，休休， 戲馬台南金絡頭。 催酒莫遲留，酒味今秋似去秋。 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 白髮簪花不解愁。 據《道山清話》中說，這一年重陽黃庭堅登宜州城樓，聽見有人在說「鏖戰取封侯」的志向，不禁喟然有懷，自作小詞倚欄高歌，似乎情有不堪，這個月底遂一病不起。他於臨終前最後這一闋高歌，也許是想到了自己初入仕時也曾懷抱的兼濟天下之志，也許是慨嘆再也不能踏上的政壇，再也無法實現的理想抱負？「萬事盡隨風雨去」，是豁達，也是無奈，他在自惜其老，自羞其老，卻又恬然簪花為樂，在一切都成為幻影之後，他仍然有所欣賞，有所期待，有所堅持。 「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這是南宋人樓鑰在跋《宜州家乘》時對黃庭堅宜州最後時光的評語。從紹聖元年初次遭貶，到最後編管宜州困頓以死，差不多正是那首《虞美人》詞中所的「十年」，一身流落天涯，遭受諸般非人的折磨，他那一顆「少年心」，縱使是全部老盡，難道真能推開萬事，盡隨風雨？恍惚中，我們似乎可以看見，一個白髮蕭然的老翁，伸出雙足到欄杆外接雨，欣然一笑：「我平生，沒有過這樣的快活。」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