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宗教情感淡薄?

ORACLE 要:佛教傳入中國已經兩千年,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也已經有五百年的歷史了。但眾所周知,宗教並沒有成為中國的主流公眾生活。這是為什麼?通過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考察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意識形態和原始宗教,以及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演變方式,得出三個方面的原因:「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缺失、儒家思想的統治和強烈的祖先崇拜情結。

西方文化學者一般認為[1],與「後現代」的歐洲相比,美國是一個較為「現代的」國家,後現代主義的態度在歐洲更為普遍。例如,美國傳統的公眾生活更多的是宗教與上帝的祈福;而歐洲文化卻表現出不同立場共存與對話的特徵:希臘遺風與猶太基督傳統之間的對話,理想人文主義與宗教信仰之間的對話等。這是因為在歐洲「經過幾代的偏見、戰爭和災難,人們就容易走妥協與折中之路了」。

中國的情況與歐洲有幾分相似。在改朝換代、外敵入侵的腥風血雨中產生的中國文化,說到底就是平和個體間衝突的中庸之道。聯想到戰後西方後現代運動的東方轉向——從中國克己的儒家精神和無為的道家思想中汲取營養,我們有理由認為,在世界的跨文化語境中,中國文化應有其在後現代社會的位置。

對待宗教,「現代的」美國人和「後現代的」歐洲人的態度是有區別的。相比較來說,中國人對待宗教的態度要隨意得多,也馬虎得多。中國主流的公眾生活幾乎沒有宗教的內容。曾經外來的宗教——佛教,早在宋代以後就流落民間,逐漸淡出了中國主流社會的精神世界。那麼,擁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的中華文明,為什麼沒有產生自己的宗教?佛教傳入中國已經二千年,為什麼中國沒有成為佛教國家?為什麼大多數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或者宗教意識淡薄?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原因一、思維方式:「形而上學」的缺失

何謂「形而上學」?考察西方哲學史,我們可以發現「形而上學」除了在與辯證法相對的意義上使用外,更多的情況下是指哲學的別名或者指對於事物本質的追求和解釋——一種發端於古希臘並一直延續至今的哲學傳統。它是人們對於自己所經驗、思考的實在界做出的本源性解釋和終極關懷。這種解釋是本源性的,也就是要追根尋源;而所謂終極,就是要追究到底。當人們對任何事物都要追究到底,認為歸根結底是這樣的時候,就是有了形上信念,系統化的形上信念就是「形而上學」。它是與自由意志相關的有關人生的終極價值的學問,是一種試圖獲得關於終極實在或一切其他知識的第一原理的學問[2]。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徵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認識世界的方法局限於人的感性接觸,並且含有強烈的致用傾向。所謂知行合一,知即是行,知的目的在於行,行的自知自覺即為知。實用的形而下層面與超驗的形而上層面為分化,造成了信仰的世俗化。

儒家孔子論學,一開始就越過宇宙本原,進入經驗世界,直接討論君臣之道、人倫關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論語&S226;先進》)寥寥數語,既推開了一個彼岸世界,又圈定了一個此岸世界。在儒家經典之作《論語》中,沒有一個問題涉及宇宙本原及其終極關懷,缺少「形而上學」的思辨色彩。以至黑格爾稱孔子「只不過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沒有一點思辨的哲學——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 [3]。

在看墨子,其思想極限均以先王祖宗為限,皆不出此岸世界,也無「形而上學」、終極關懷的思路。倒是老莊的道家學派,依稀有些「形而上學」意識,提出過「道法自然」的思想,類似西方的自然法。但其思想最終自生自滅,不登正宗。

儒、墨、道三家是中華民族思維教養的主要負荷者。然而發展到後來,「儒登廟堂,墨流民間,老莊隱於江湖,」三家都沒有為中國文化建構起形而上的終極關懷。反而最終「形成了所謂『實用理性』,即整個民族文化傳統先驗不足、終驗有餘,只重此岸、不重彼岸的思維定勢」[4]。這種形上的迷失,必然造成信仰的欠缺——一個人必須知道自己生命的意義才會有勇氣生活,而生命的意義必然包括我們對於自己、對於世界整體的認識和終極的解釋。宗教的目的正在於此。

例如,全民信佛的藏族人的生命觀、價值觀受到形而上學的佛教哲學的規定——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等終極關懷理論,決定了藏人高層面的、終極的精神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促進了中國哲學的發展,隨著漫長的佛教中國化過程,最終形成了宋朝以後更具分析性的、融佛入儒的宋明理學。

事實上,中國原來沒有哲學一辭,甚至相當多的西方哲學家不承認中國有哲學[5]。他們認為儒學僅僅是一種文化,一種實用的智慧,不像西方哲學和宗教具有超驗的維度。

原因二、意識形態:儒家思想的統治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不間斷的、同時也是在較少變化的傳統社會型態中生存的文化系統。梁漱溟說:「百年前的中國社會,如一般所公認是沿著秦漢以來,兩千年未曾大變過的。」(《中國文化要義》)雖然不同歷史段落的文化有不同的特色,但自秦漢以來,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中國傳統的社會型態——國家的政治結構和家庭網路主要靠儒家學說編織而成[6]。

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缺少哲學玄思和超越意識,注重社會功利,講究人倫事功,追求經世致用。其基本定義就是「三綱五倫」的道德規範。「三綱」就是對君臣、父子、夫婦關係的行為規範,第一項關乎國,第二、三項關乎的都是家,可見「家」在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五倫」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的關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但「百善孝為先」,孝道在人倫關係中居於核心位置。《孝經》上說:「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把君、父、家、國完全連接在一起,而最終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為「孝」的最高境界。所以傳統社會就是以家族為中心的一張大網,「三綱五倫」是這面大網的綱,通過綱常倫理來維繫家庭和社會的秩序。中國古代很少使用「國家」這個概念,經常使用的是「家國」,士人的最高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正是在這種現實關懷的道德追求中,在以天下為己任的功名建樹中耗盡了心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遠宗教的一個原因。

在儒家學說兩千多年的思想統治之下,不僅知識分子,而且——用劉夢溪的話說——「總的看中國人對宗教的態度比較馬虎。[7]」孔子說:「祭神如神在。」那麼不祭呢?難道神就不存在了?宗教的態度是不允許對信仰的對象作假設的。在公元一世紀佛教傳入中國之前,華夏文化已自成體系並十分成熟,儒、道學說已成為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因此佛教在被接納的過程中被進行了很大的改造——在與儒、道體系相融的中國化之後,演變為最適合中國人心性的禪宗。此時,宗教的味道已大為減弱。而且始終未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意識。據《隋書&S226;經籍志》記載,當時「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中國並沒有因此變為佛教國家。宋以後,隨著程朱理學的興起,佛教更流落民間,完全融化在中國文化之中,民間化、世俗化之後,隨意的成分更多了[8]。

16世紀末,西方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與佛教有某些相似。當時來中國傳教的基督教傳教士(如利瑪竇)為了使中國人易於接受,採取了使基督教附會於原始儒家思想的策略。但中國絕大多數士人或對基督教持反對態度,或以中國思想來了解基督教[9]。

原因三、原始宗教:從圖騰崇拜到祖先崇拜

原始宗教——從遠古的生殖崇拜到氏族社會的圖騰崇拜,再發展到農業社會的保護神、祖先崇拜——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特殊的地位。保護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直至今天在民間仍長盛不衰。

中國原始的氏族社會,血緣關係是凝聚每個氏族成員的紐帶。代表這種血緣關係的標誌,稱為圖騰。它的象徵物可以是動植物、無生物、人工製品等等。每個氏族社會選擇的圖騰是不相同的,因而形成各自的圖騰崇拜。隨著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氏族社會不斷發展擴大,氏族演變為家族。圖騰崇拜漸漸退出人們的精神世界,代之以村寨的保護神和家族的祖先崇拜。

中國傳統社會是宗法制社會,以家族為本位,家國一體。關於家族制度,費孝通說:「中國是一個看重祖宗和子孫的社會,個人是上下、前後聯繫的一環……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正在於這種將個人納入到祖先與後代的歷史延續之中的做法」[10]。通過對祖先的祭祀儀式,家族的香火得到了延續,家族的凝聚力得到了增強,後人得到祖先神靈的保佑。所謂祖先崇拜,就是表現在這種對祖先永遠的常備不懈的祭祀,表示「水源木本」之思,「慎終追遠」之意。大概再也沒有哪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具有如此強烈的祖先崇拜情結了。所以費孝通說:「過去的中國,為什麼不需要宗教。人們用祖先和子孫的世代相傳、香火不斷的那種獨特的人生觀為信仰,代替了宗教」[11]。

一直遺存到現在的原始宗教除了祖先崇拜,還有其它保護神崇拜。像天、地、雪山、古樹、巨石、故去的偉人等等,萬物有靈,皆可以成為保護神,受到人們的祭拜和供奉。過去民間就有同時供奉「天、地、君、親、師」牌位的情況。雖然說原始宗教也是一種民間信仰,但其實中國人對待超自然的力量,信仰的成分不如崇拜的成分大。按照劉夢溪的說法,崇拜還不是宗教意義上的信仰。「在中國人的眼裡,天是至高無上的,是最大的神。但對天是崇拜而不是信仰,因為天並不總是能滿足人們的願望。對祖宗也是崇拜而不是信仰。拜天祭祖是中國人的最高禮儀,近似宗教儀式,但絕不是宗教儀式」[12]。儘管如此,作為一種人生觀,拜天祭祖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代替宗教給人以心靈安慰的作用。這是中國人在信仰這個終極關懷的問題上,宗教情感比較淡薄的原因之一。

由於上面分析的三個原因——「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缺失,儒家思想的統治和強烈的祖先崇拜情結——或者更多的原因,導致中國人宗教情感淡薄,以至缺乏宗教信仰。這不能說是我們的缺點,只能說是特點。宗教情感淡薄的結果,是我們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但儒家思想作為一種道德規範,還是不如宗教信仰來得堅實。這已為當前的社會現實所證實。這些都是題外話了。

參考文獻:


[1] (荷蘭)杜威&S226;佛克馬:《美國與歐盟日漸疏離嗎》[J],《文化研究》2004.3,84-86

[2] 秦龍:《「形而上學」在當代中國文化重建中的意義》[J],《唯實》2004.4,23-27

[3] 湯一介:《融「中西古今」之學創「反本開新」之路》[J],《文化研究》2004.9,18-24

[4] 同[2]

[5] 同[3]

[6] 劉夢溪:《百年中國:文化傳統的流失與重建》[J],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4.1,1-10

[7] 同[6]

[8] 同[6]

[9] 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J],《思想戰線》2004.2,1-6

[10] 同[9]

[11] 同[9]

[12] 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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