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解放」與中國的文化崛起

鄭永年:「解放」與中國的文化崛起

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沒有能力去解釋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導致權力和知識之間的惡性互動。

　　中國有條件為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範式，但今天的中國文化則是處於萎縮狀態。關鍵在於缺失文化發展和創新。那麼，中國的文化創造和創新如何可能呢？這裡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三個「解放」顯得尤其重要，即從「思想和思維」的殖民地狀態中解放出來，從權力狀態中解放出來，從利益狀態中解放出來。

　　首先，要從思想和思維的「殖民地狀態」解放出來。中國自清末在軍事和政治上被西方類型的國家打敗之後，就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國的落後的終極原因歸諸於文化。「五四運動」的核心主題可以說是「去中國化」。當然，發展了數千年的傳統文化並不是想去就能去掉的。上世紀30年代蔣介石政權的「新生活運動」就是要復歸傳統文化。毛澤東儘管是反傳統文化的先鋒，但他也是意識到傳統文化的實際功能。在革命戰爭年代，他提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國之後，很多運動表面上看是反傳統的，但實際上是要復歸傳統，例如「學習雷鋒運動」提倡的是一種政治上的絕對忠誠。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搞的一些東西例如「個人崇拜」等更是傳統的表現。

　　不過，應當說明的是，所有這些運動中的中國因素，已經退居到這些人的「潛意識」之中。反傳統是中國革命的主線。「五四運動」之後，學習西方變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因為西方成為了真理，那麼包括中國本身在內的非西方就變成了不是真理了。這裡的西方既包括自由主義，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等等一切來自西方的東西。

錯把西方當做真理

　　學習西方並沒有錯，但把西方視為是真理則大錯特錯了。中國並不拒絕其他文明和價值，但中國文化本身必須成為主體。在學習西方過程中，因為沒有中國的主體意識，中國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體地位。問題在於，西方文化主導下的西方話語解釋不了中國的一切。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西方話語不能說明自己。但是，很少有人去創造，去發明。不用說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傳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那麼多的經驗。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自己的話語呢？不能產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論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選擇用西方來解釋自己。這種情況不改變，中國永遠不會有自己的話語、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論，當然更不用說是文化軟力量了。因此，知識分子必須花大力氣，從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思維和思想被「殖民」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西方繼續要學，但中國的主體地位也必須得到確立。

　　第二，要從政治權力中解放出來。中國傳統數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種依附性文化，一種以王權為核心的文化。王權文化本身只是王權體制的結果，也並沒有什麼好指責的，正如基督教和穆斯林文化是以宗教為核心一樣。但這裡要強調的是，中國文化的依附性質有效阻礙了文化的創新和擴張。

　　傳統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以分為政治知識分子和非政治知識分子，分別由儒家和道家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關心社會政治的，而道家則根本不關心現實社會的，道家往往對現實世界失去信心，因此崇尚自然，紮根到深山老林。道家講清靜，本來應當有很多時間來思考問題。但因為不關心現實社會和政治，道家對中國的知識體系的貢獻很有限。道家提倡人與自然的合一，不知道主客體之分。這種人與自然合一的哲學，在一個層面來說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很難演變成為一套科學思維和研究的體系。中國沒有出現近代自然科學，和道家的態度是有關聯的。

文化依附於權力難以獨立

中國社會政治知識體系的主體是儒家。不過，儒家依附王權，為權力服務，往往變成權力的奴隸。歷史上，王權需要獲得兩種絕對的忠誠，一是知識的忠誠，即儒家，二是太監的忠誠。這兩種忠誠保證王權的絕對性，儒家管理的是國家事務，太監管理的是王權內部事務。對儒家的忠誠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講真話的忠誠，一種是講假話的忠誠，即愚忠。儘管歷史上不乏講真話的忠誠，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說假話。從知識的角度來看，中國傳統上的王權的統治術遠比其他文明發達，這是儒家的功勞。西方人強調法治，中國人強調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國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統治一個社會。但在中國，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沒有一套有效的國家制度，必須有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來做皇帝，否則天下就很難治理。中國沒有發展出一套國家制度建設學說來，和儒家僅僅服務於王權是有很大關係的。

　　與傳統相比，中國社會現在已經大變樣了。但是，中國知識階層的權力依附性有沒有變化呢？不僅沒有變化，反而強化了。就對權力的關係來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以分成三類，一類為權力服務，一類是反權力的，這兩類是主體，第三類的是那些對政治和權力不關心的人，類似於傳統的道家。為權力服務的知識分子似乎不用加以詳細討論，大家都有認識，就是那些御用文人，光會說好話，為現政權辯護的人。第二類知識分子是反權力、反現存體制的人。實際上，這些人也是在追求權力，就是想用他們的知識去影響實際政治，甚至得到實際政治權力。他們因此往往自覺地站在權力的對立面，也為了反對而反對。就是說，他們是要通過反權力而得到權力。

　　無論是為權力服務還是反權力，都很難產生有關中國的知識體系。知識分子的權力哪裡來？在中國，人們往往把那些經常討論實施政治、關心現實的知識分子稱為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自西方，但在中國已經變形了。知識分子首要的任務是解釋世界。在解釋世界的基礎上，知識分子才會擁有權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釋好了，知道了社會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問題在哪裡，如何解決問題會改進社會，那麼即使你沒有任何權力職位，你也會得到權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會採用你的判斷、診斷等來改革社會。

　　中國的知識分子顯然不是這樣，總是沒有能力去解釋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導致權力和知識之間的惡性互動。知識想挑戰權力，權力想遏制知識。知識和權力兩者之間沒有任何邊界，兩者都想互相滲透，結果兩邊都不專業。權力不專業，沒有信心，總想控制一切。知識界不專業，解釋世界的事情不做，但要干預政治。可以想見，如果這個惡性互動模式不改變，中國文化或者知識體系的創造還是沒有希望。

利益的腐蝕性更甚權力

　　第三個解放是要從利益中解放出來。在很大程度上說，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物質利益對文化創新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遠遠大於權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國文明已經經歷政治上的考驗，但還沒有經過商業文明的考驗。從秦始皇帝的「焚書坑儒」到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還是保持了其對自己堅持的知識的認同，體現出了抵抗權力和反抗權力的勇氣。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商業革命，已經徹底衝垮了知識分子對知識的應有的信念，向物質利益投降了。

　　溫家寶曾經感嘆過，中國為什麼沒有窮人經濟學家。其實，這非常容易理解。中國現在所擁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識分子，就是為各種利益說話的知識分子。為窮人說話沒有利益可圖，窮人當然不會有自己的知識分子。如果用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概念來說，中國不存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所應當有的「有機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能夠超越具體的利益，而為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說話。人們甚至可以說，執政黨也沒有這樣的有機知識分子。誰都想從執政黨那裡分得一塊利益，但就是沒有人為這個組織的長遠利益考慮。從知識供應的角度來說，中國目前所面臨的諸種問題，例如收入分化、社會不正義和道德衰落等等，知識分子是要負起責任來的。知識分子沒有能夠超越自身的利益，為改革政策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識。

　　知識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視追求私利為已任。這一特點更使得政治權力輕易吸納和消化知識分子。這一點，可以舉現在的科研製度的設計作為例子來說明。隨著政府財力的增加，政府對大學、研究機構的投入也越來越多。但是，並沒有任何跡象可以回答這些年大家談論的「錢學森之問」，即為什麼中國沒有大師級學者？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沒有培養大師的制度設計。

　　中國的制度設計是用來控制知識發展的，而不是用來推動知識發展的。在中國的科研評審制度下，教授學者們活得很辛苦，整天要為發表論文發愁。中國的評審制度要求教授每年都能寫出大文章來，這有可能嗎？結果是，一輩子也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來。做研究和寫文章完全是兩碼事情。好文章是建立在長期的研究基礎上的，把時間都來用在寫文章了，哪有時間來做研究!

　　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工資制度的設計，也扼殺著知識的創造和創新。在中國，教授、教師和研究者們的基本工資都非常低，沒有額外的收入甚至連養家糊口都會發生困難。這要求他們把很多時間都花在申請研究經費，用各種變相的途徑把研究經費轉化成為自己的收入。這裡就產生了很多負面結果。第一，貧富分化，中國的教授中，窮的人和社會上的窮人沒有什麼差別，而富裕者猶如社會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勵科研和教育。對很多人來說，科研和教育只是副業，因為他們要把大量的時間花費在搞錢上。第三，變成錢的奴隸。教育和科研部門所掌握的錢越多，知識分子的奴性就越重。現在方方面面設計了非常多的科研項目，要各方面的人來申請。你聽話了，我給你一塊；你不聽話，我就不給。除了十足的腐敗，這個制度設計所帶來的就是行政控制。

在西方，教授、教師和研究者90%以上的收入都來自基本工資，工資可以給他們帶來體面的生活，這就會讓他們有充分的時間來從事科研和教育。中國現在的情形如何？對很多人來說，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來自基本工資，其餘的來自其他資源。在基本工資不能維持一個體面生活的情況下，誰有時間來做嚴肅的研究呢？如果也想西方那樣，把工資制度調整一下，讓90%的收入來源於基本工資，結果就會很不一樣。那麼，為什麼不可以進行改革呢？

教育體系被利益化

　　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的整個教育體系，從幼兒園到博士後都被利益化了。這個非常漫長的教育鏈條，被各種利益所分割。那麼多的寄生於教育的機構，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設計了無數的項目，通過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社會壓力，施加於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之上。教育的目標是傳授知識和生產知識。但現在中國教育的各個環節除了錢，毫無目標。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教育的投入也越來越多，但中國產生了一個像樣的學者嗎？更不用說是大師了。現在連兩院院士都成為各種組織爭取利益的工具。中國的教育者應當看看西南聯大時期的情況，在那麼惡劣的情況下，培養出如此多的大師。可以說，錢越多，教育就越腐敗。中國已經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中去了。結果犧牲的是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因為接受教育是文化發展和創新的前提，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根本就談不上生產和創新知識和文化體系了。

　　另一方面，尤其對文化創新來說，中國又豢養了一大批不會創作的作家、藝術家、歌唱家等等。為什麼這些事業單位不可以企業化呢？中國的市場那麼大，這些群體通過市場機制可以過好的生活；同時，市場機制的壓力也可以刺激他們的創作精神。這個改革為什麼不能進行呢？

　　更為嚴重的是，政府部門更是對這種制度進行「尋租」來追求物質利益。例如教育部。這些年來，教育部設計了多少評審、評估等名目繁多的的項目呢？很多項目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實際的目標就是明目張胆地向社會要錢、向學校要錢。

　　現在大家都在講文化創新，知識創新。但如果所有這些制度不能得到改革，那麼文化知識創新只會是幻想罷了。儘管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文化創新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但沒有基於自身的文化創造和創新，能拿什麼「走出去」呢？相反，如果中國的文化創造者的思想繼續被殖民，繼續是權力和利益的奴隸，那麼中國文化的繼續萎縮不可避免。

作者是國大東亞研究所所長，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為浙江人文大講堂所作題為《中國能否為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範式？》的演講節選的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