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師難求:招不來,留不住
兩年前,洪英研究生畢業時,同班25人只有2人沒有從事幼兒教育。但兩年後,只剩下她和另外一名同學還在堅守。
蘇鋒發現,如果政府出資擴建幼兒園越多,幼師缺口也隨之拉大。 「本來一個幼兒園可能缺3個老師,現在新開一個園可能就需要30個老師。」
本文首發於南方周末
文 | 南方周末記者 賀佳雯
南方周末實習生 陳珏伶
1
時間被切割成無數個30分鐘
洪英自稱是幼師里的「異類」。2016年,她從北京師範大學學前教育專業研究生畢業後,為了「編製和戶口」,選擇了到北京市朝陽區一所公立幼兒園當老師。
「每個工作日都在『趕場』。」洪英對目前的工作狀態已有怨言。2017年12月26日早晨7點左右,洪英到達幼兒園,給教室開窗通風,再把孩子們的水壺、毛巾收拾起來送去消毒。
半小時後,她開始到幼兒園門口迎接孩子們。「時間被切割成一個個30分鐘。」洪英說。8點到8點半,是孩子們吃早飯的30分鐘。
接下去,孩子們會有45分鐘「玩具時間」。本來應該是9點10分開始收玩具,但是9點一過,洪英就不得不張羅著收拾。很多孩子可能還沒摸到玩具,又被收回去了。
「沒辦法,如果一件事不趕緊結束,下一件事情就沒法開展。」洪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南方周末記者走訪北京市內多家幼兒園,發現與洪英所在的幼兒園一樣,無論年齡段大小,每個班級基本都會在牆壁上貼有一紙「一日常規」,嚴格寫著這些3-6歲孩子一日的作息時間,具體到分鐘,連上廁所的時間都規定下來。
平均一個班3個老師,至少負責30個孩子,每20分鐘至30分鐘就進行一次教學轉換。
中午11點半至12點是孩子們的午餐時間,也是洪英一天中最焦慮的時間段。她和另兩位老師要在半小時內讓三十多個只有三四歲的孩子吃飽飯,她們先把飯盆飯桶拿進教室,挨個給孩子均分飯菜。
之後,洪英讓孩子們分撥吃飯。吃飯慢的孩子第一撥,比較快的放第二撥,最快的放最後。可往往最後開始吃的孩子已經吃完,最早吃飯的孩子還在慢慢嚼,或是心不在焉地用小勺劃撥著碗里的飯菜。
孩子們的餐食分量由保健醫生定額分配,一個年齡段的孩子應該吃多少,會精確到克數。孩子們吃不完,洪英就得哄著、騙著讓他們吃。2017年12月26日中午,一個小女孩明顯吃不下,坐在一旁憋紅了小臉,自抹眼淚。洪英看了不忍心,只好把飯偷偷倒掉,還不能被保健醫生看到。
令人焦頭爛額的午飯過後,老師們原本有1小時休息時間。但這1小時會自動默認成開會時間、備課寫材料時間,甚至是「貼牆」時間。「貼牆」是幼兒園環境創新的一種常見手段,將孩子們在日常活動中拍的照片結集挑選,再按主題貼上牆作展示。
可是洪英發現,大多數主題牆缺少互動,孩子們不知道這面牆的內容跟他們相關,看過兩眼就拋至腦後,「其實沒什麼實質意義」。
下午五點多,洪英送走了最後一個孩子。晚上回家後,還有每個孩子的每日成長記錄要寫。
2撕裂感
「覺得自己堅持不下去了。」洪英說,真正讓她感到疲憊的不是一天到晚密集又瑣碎的工作,而是一種撕裂感,她所嚮往的幼兒教育與目前能做到的存有巨大差異,她不明白為什麼幼兒教育被如此公式化地推進。
一日常規的刻板,常常讓洪英有一種反叛的衝動。
她不止一次找保教主任表達自己在幼兒教育中的困惑。保教主任在評價一個班級時最看重的是秩序,最常用的標準是「穩不穩」;在誇獎一個孩子時,最喜歡用的詞是「踏實」。洪英覺得這套傳統評價體系正在脅迫幼師們,更重要的是在束縛孩子們的天性。
但在家長們「不希望孩子出事」的心態下,「束縛」在所難免。
「一開始我很焦慮,我把孩子送到門口,我也不知道他進去之後會哭會鬧會怎樣。」作為一名學生家長,金陽從沒想過自己會在兒子入園這件事上如此擔心,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名學前教育研究者,目前供職北京師範大學學前教育研究所。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張燕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家長不放心主要源於缺乏參與,想了解孩子在幼兒園的舉動,只能通過老師一張嘴的轉述,沒辦法親眼看到,親身感受。
「孩子在幼兒園有可能摔跤留疤,但在家裡玩耍也會摔跤,也會有傷痕,家長為什麼就更易於接受呢?」張燕說,就是因為在家裡,家長能看到過程,但在幼兒園看不到。
這也是為什麼系列虐童事件發生之後,政府和家長會要求安裝無死角攝像頭的原因。「但這可能會加劇家長和幼師關係的緊張。」洪英說,「沒有人希望自己工作時一舉一動都被盯著。」
除了這種「不放心」,另一個也可能影響家長和幼師關係的是,家長對幼師的要求與期望越來越高。
中華女子學院附屬幼兒園園長鬍華對此有切身感受,他們幼兒園的孩子家長中,有不少自身學歷高、收入高,屬於這個社會的中產階層,甚至不少人是某一領域的「精英」。而幼兒園的老師雖然大多數是中華女子學院學前教育專業的本科生,學歷層次已經高於幼師行業的平均水平,但仍然可能遠不及家長。
「家長此時可能會懷疑:一個學歷不如我的人能不能帶好我的孩子?」胡華說,幼師想打消家長的這種疑慮,能做的只有提升自己的專業性。她也認為,現在幼師的專業培訓設計存在一定缺陷,對專業素養的認知也有偏差。
3逃離
承受著多重壓力,但幼師的收入並不高。洪英所在的幼兒園,大部分老師都是中職、大專畢業,學歷水平不高,平均收入也就六七千元。
事實上,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這在幼師行業中已經屬於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像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公立園老師收入相對還高一些;而民辦園的老師由於學歷水平良莠不齊,初中畢業的人占多數,且並非科班出身,只能每月拿著三四千元甚至更少的工資。
最終,不少幼師選擇了「逃離」。兩年前,洪英研究生畢業時,同班25人只有2人沒有從事幼兒教育。但兩年後,只剩下她和另外一名同學還在堅守。
就流失率來說,民辦幼兒園遠遠高於公立園。一位從事幼兒教育工作十餘年的民辦園園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幼師一茬接一茬換得非常頻繁,通常一位老師,能幹三五年就算長的,等到結婚生子,就很有可能選擇離職,他們在職時的年齡平均在20至26歲。
幼師以女性為主,如果哪個幼兒園有一兩位男老師,在招生時都可以當成一個亮點加以宣傳,但男老師更加留不住。
羅軍上學時,是首都師範大學學前教育專業班上唯一一名男生,「當時都不好意思說是學學前教育的,只說是學教育的。」但實際上,他很喜歡和孩子們相處,畢業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當一名幼師。
沒過一兩年,問題就出現了。他想和女朋友結婚,但在北京拿著五六千的月薪,買不了房還不了貸。
「男性在幼師行業中依然非常少見,可能我熱愛,但我也要考慮收入低的問題。」羅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而更讓他難以接受的是幼師「沒有社會地位」,家長可能覺得幼師「就是一個看孩子的」。
而且每天和孩子在一起,也讓羅軍的社交圈子變得愈加有限,陷入了職業倦怠。最後,羅軍不得不選擇了逃離,回老家成都考了個公務員。
老師不斷「逃離」時,學前教育需求卻開始大幅度增長。西南大學教育政策研究所2016年一份研究報告預計,2021年將成為未來我國學前教育辦學壓力最大的一年。
具體說來,2019年將因「全面二孩」政策,新增適齡學前教育階段幼兒接近600萬人,2020年這個數字將激增到1100萬人左右,2021年將達到峰值1500萬人左右,之後逐漸回落。
報告預計到2021年,幼兒園缺口近11萬所,幼兒教師和保育員缺口超過300萬,學前教育經費供給量遠不能滿足未來需求。
從師生比來說,幼師數量也存在較大缺口。根據教育部在2013年1月15日發布的《幼兒園教職工配備標準(暫行)》規定,全日制幼兒園教職工與幼兒比應為:1∶5—1∶7。而教育部在2017年11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幼兒園教師數為223.2萬人,師生比為1∶17.6。
4
舊的沒解決,新的缺口又出現
如何迅速填補幼師缺口,已是教育部門必須直面的問題,但短期內難以根本解決。
浙江桐鄉市想用「編製留人」,在一些公立幼兒園,有編製的老師比「臨時工」的待遇要高出一大截,對後者來說,編製無疑是有吸引力的。
「但在編製緊缺的條件下,增補一個都很難,最多逐年增加幾十個。」浙江省桐鄉市教育局副局長路茂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桐鄉在2016年增補了二三十個幼兒園教師編製,財政在這一塊的補貼就達三百多萬。
即便地方政府有決心解決幼師缺口,但現實是屢屢出現「招不到人」的局面。
據上海《新聞晨報》報道,華東師大2018年有一百多名幼師畢業生,卻已有200家幼兒園前往招聘。2018年1月4日,珠海城市職業技術學院舉辦學前教育專業專場招聘會,收到了160個崗位需求,但畢業生只有62人。2018屆合肥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畢業生的供求比例也達到了1∶3。
舊的缺口還沒解決,新的缺口又開始出現。
「我們發現,政府出資擴建幼兒園越多,幼師缺口也隨之拉大。」甘肅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長蘇鋒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本來一個幼兒園可能缺3個老師,現在新開一個園可能就需要30個老師。」
「全省還缺4萬名幼師。」蘇鋒說,2016年「全面二孩」剛剛放開時,他們就得到反饋:幼兒園學位告急,供不應求。
針對現狀,蘇鋒正在起草一份《補充幼兒教師隊伍的八項建議》,寫到招募幼兒教師標準時,蘇鋒認為「弱化學歷、強化專業」是一條出路。具體而言,就是在篩選幼兒教師時,不僅招本科生,也考慮大專、中職學生,且不一定要幼兒教育專業的人,也不一定非要教育相關專業的人。
此前在《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啟動後,甘肅就採用了小學教師轉崗的辦法。蘇鋒說,目前甘肅有3萬名在編小學教師,經過再培訓成為了幼兒園老師。
但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宋映泉並不看好這個辦法。「我去走訪過很多幼兒園,轉崗的小學教師很少具備應有的專業性,還真是讓幼兒教育淪為『看孩子』。」在第三屆中國教育財政學術研討會上,宋映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不過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燕看來,解決幼師缺口不一定非得盯著科班出身者,應當考慮吸納更多其他專業的社會人才。
張燕認為,幼兒教育不是幼兒園教育,不能關門辦園,實行封閉教育。「不少賦閑在家的全職媽媽,也可以成為幼兒老師。」張燕說,由於這群人自身已經生養過孩子,在照顧和教育兒童方面更有經驗。
早在2004年,張燕率北京師範大學學前教育系師生創立了「四環遊戲小組」,就嘗試過讓「媽媽當老師」。
這所民辦幼兒園位於北京西城區一條僻靜的衚衕里,門口連塊牌子也沒掛。2017年12月27日上午,南方周末記者看到孩子們在上課、玩耍,家長們則在做迎新年的針線玩偶。
當初成立「四環遊戲小組」,是為解決附近四環市場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問題。市場拆除之後,這所民辦園也開始接收其他常住兒童。老師都是「媽媽老師」,她們的孩子曾經或正在小組裡。
媽媽們共同照看、教育孩子們。在牆上貼有「家長值班表」,除了「媽媽老師」,每天還安排了必須來值班照看孩子的家長。
「辦了14年,但我們至今還沒有土地資質,也沒有辦園資質。」張燕擔心她們的嘗試說不定哪一天就戛然而止。
(文中洪英、金陽、羅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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