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凱旋：艷照門，同情也是一種道德(南方都市報 2008-2-20)

　　說文解道之景凱旋專欄　　　　　　秋風先生是我所尊敬的學者，但讀了他談「艷照門」的文章(2月16日A02版《艷照門中的自由與道德》)，就所涉自由和道德的關係，有些不同看法。首先，秋風先生認為那些為女明星辯護的人士是不寬容別人的評價，違背了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是對權力者而言，如果爭論雙方都沒有倚仗權力話語，這恰恰是言論自由的表現。問題是，到目前為止，批評女明星的人在自由與道德的關係上，並沒有多少理論上的澄清，更多的是謾罵。

　　我始終認為，在道德問題上，應當分清公德與私德。公德容易界定，以不公開觸犯社會利益和價值觀為限。私德的界限劃在什麼地方，卻不是那麼容易。比如若在公共場所裸奔，肯定是無視公德，但在自家房間里裸體，就很難說了。對於兩情相悅，古人尚言「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在床幃之中，一個人如何遵守德行，歷代的皇朝都無計可施，只有「文革」中親人的互相監督，公安的隨時檢查，庶幾能做到。因此，僅就實際操作性而言，私德也是個自律的問題，不是他律，能管住一個人行為的只有他自己心中的道德律，而不是旁人，否則以群體名義侵犯個人的事情就會再次發生。

　　現在的問題是，明星裸照一旦流出來，這私德就變成了公德。群情洶洶，自然也有他們的道理。但話又說回來，這難道不應當歸罪於那個始作俑的傳發者？是他在挑戰社會的道德底線，而不是那些女明星們，因為這不是她們自己想要公開的，她們也是受害者，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怪只怪她們太不謹慎，但不謹慎卻不能說是道德問題。現在倒好，沒有人譴責最初傳發照片的人，他成了公眾利益的維護者，揭穿了女明星們的「虛偽」和「墮落」，將公眾利益變成了可以侵犯個人隱私的自由。

　　我並不想替這些女明星們辯護，但我卻與秋風先生的看法不同，秋風先生的觀點是，一個人可以愉悅地觀看這些照片，事後仍能以「公平的旁觀者」角度予以道德批判；我的觀點是，一個人可能觀看了這些照片會產生反感，事後卻會對女星們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抱以同情。同情的意思就是也許不贊成她們的「虛偽」和「墮落」，但能理解這是常人的弱點。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設想，那些女明星們現在一定會為裸照的公開傳播而感到痛苦。如果認為她們不會痛苦，那人心就太可怕了；當然，如果她們果真不痛苦，那所有的同情在這裡都是多餘。儘管如此，這仍是一件典型的公眾侵犯個人的事件。

　　由此想到魯迅先生的《論「人言可畏」》。當年阮玲玉自殺，雖說留下「人言可畏」的遺言，她與已有妻室及情人的大商人同居，這種複雜的私生活導致受人欺負，又遭社會疵議，無疑才是悲劇的成因。但魯迅的文章沒有從私德立論，而是從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入手。阮玲玉自然是一代明星，其名聲不下於張柏芝。不過，魯迅對事件的是非標準，卻與我們許多人不同，首先看她是有權者還是無權者，而不是看她是否公眾人物。在魯迅看來，阮玲玉雖然「頗有名，卻無力」，所以值得同情。同是公眾人物，權勢者可以保護自己，女藝人就不行。儘管她們平時風光無限，在男人中心社會，她們仍是弱者。

　　若說魯迅是漠視私德，今人未必就比魯迅更加高尚。只不過在魯迅那裡，私德與公眾強權相比，不是第一義的東西，人們也無權干涉一個人的私德。何況在中國，也並不像亞當·斯密所說，只要「公平的旁觀者」認為正當的事情就是正當的，因為英國有宗教寬容的底子，相信最終的審判權在上帝，而中國的旁觀者多是陪審員，相信自己就可以作出裁判。

　　我們的社會越來越缺乏同情。而同情也是一種道德，而且在道德的排序上居於前面。本質上說，我們都無權對他人的私德作出嚴厲評價。如果一個人的私德成問題，能夠裁判的不是我們，而是人人都要面對的那個最後審判，就像老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扉頁上題詞：「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但作為一個作者，他對安娜的私情卻是抱持同情的，不認為自己有權譴責她。這是這部小說的悖論，也是人類道德的悖論。(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