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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碉樓令乾隆頭疼不已:抗明御清,千年不倒

羌族傳統民居碉樓,靜靜地立在主人的住房旁,用來儲存糧食柴草,或者防禦,

汶川大地震之後,它的堅固再一次被看成是羌人文化的最後守望

1746年,這是乾隆皇帝即位的第11個年頭,在他統治下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那時清朝已經十幾年沒有發生過什麼大的戰事。

這年3月,一個叛變的消息傳入紫禁城,這雖然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但他並未放在心上。

大、小金川土司叛變

大、小金川位於四川省的西北部,歷來都是少數民族混雜之處,自元朝以來,中原王朝開始授予當地的部族首領土司之職,負責當地行政、賦稅、官司、招兵等,職位可以世襲。乾隆的父親雍正曾經試圖用漢族的流官代替土司,但沒有成功。

從1737年起,四川地方官員就曾不斷上奏大、小金川之間頻繁的內訌,乾隆曾告誡地方官員說,只要他們不干擾內地,我們就樂得隔岸觀火,這樣才能「以夷制夷」。

但他沒想到是,這場火越燒越大。1746年3月,大金川已經將戰爭的前線推進到了明正土司所轄的魯密、章谷等地,距離打箭爐(今康定)僅四日路程,迫近進入內地的南大門,他這次才調雲貴總督張廣泗為川陝總督,以四川、貴州之兵,進剿大金川。

在乾隆看來,大小金川方圓不過數百餘里,丁壯僅七八千人,成不了什麼氣候。而且,張廣泗在平定相鄰地區的苗民起義中,表現出了不俗的軍事才幹,讓他「治苗之法治蠻」,肯定手到擒來。

但事態的發展,很快證明乾隆是過於樂觀了。8月,張廣泗在向乾隆皇帝奏陳中稱,大金川四處皆山,陡峻無比,而且叛軍在險要處皆建一種獨特的防禦性建築——碉樓,根本無法攻取。

攻碉難於克城

張廣泗提到的碉樓,最早的記錄出現在《後漢書·西南夷傳》中:「依山居止,壘石為屋,高者至十餘丈」。其建築者就是自秦以來就曾廣泛分布於中國西南地區的羌人,碉樓是這個古老的民族留在這裡的鮮明印記。

至今,從在岷江河谷的松潘、茂縣、汶川、理縣,直到大渡河上游的丹巴、金川、馬爾康等地區,高聳入雲的碉樓依然隨處可見。這裡,被史學家視為「民族走廊」,戰爭無處不在,隨時都會發生。因此,碉樓從誕生之初,就是一個戰爭防禦體系。

當張廣泗率軍進入金川地區的時候,看到的正是這樣的防禦體系:金川境內都是陡峭的山地,叛軍在險要之處設置碉樓,碉樓以石頭砌成,像一個小號的城堡,形狀像佛塔。碉樓有高有矮,高的十五六丈,矮的八九丈。

但正是這種佛塔式的建築卻具有極強的防禦能力。每個碉樓的四周高下皆有小孔,土司軍隊居高臨下,遠可射,近可砸,以守代攻,遊刃有餘。

即使清軍能夠攻擊到碉樓之下,又不得不面臨如何進入碉樓的困難,因為碉樓的門、窗都設在離地面幾米高的地方,而且極其矮小,成年人必須彎腰進入,根本無法展開進攻,卻很容易被裡面的人殺死。

對此,被清廷視為「平苗良將」的張廣泗想盡辦法,「或穴地道,以轟地雷,或挖牆孔,以施火炮,或圍絕水道,以坐困之,種種設法」,卻無一能夠奏效。

更令張廣泗頭疼的是,金川土司也極為聰明,每座碉樓的大門都設在離地面數米高的地方,門前放置一根活動的獨木梯,供人上下。一旦抽走獨木梯,入侵者想要進入碉樓,那可比登天還難。碉樓的門十分矮小,成年人要彎腰進入,門板堅實厚重,有多道帶機關的木製門閂,極利於防守。

碉樓的窗口內大外小,敵人從外面爬進碉樓時根本無法施展開來和裡面的人打鬥,而裡面的人卻能輕易殺死敵人。即使敵人放火燒,只要將最下層樓板的開口蓋住,碉樓底部就成為一個封閉的空間,燃燒的柴草就會由於缺少氧而產生濃煙,反而嗆了敵人。

所以,清軍只能「半月旬日攻一碉,攻一碉難於克一城」,一直到1748年7月,清軍損失過半,金川平定仍然遙遙無期。張廣泗再次上疏朝廷,希望將戰事轉攻為守,清軍同樣修築碉樓以防禦金川叛軍。乾隆思慮良久,認為此策不僅主客倒置,而且兵力財力也不允許,更會留下無窮後患,斥責張廣泗另謀他策。

此時,整個朝廷都對金川碉樓一籌莫展。乾隆甚至開始病急亂投醫,他聽說御史王顯緒父子熟悉金川情形,則命王顯緒徵詢其父王柔破金川之策,王柔竟然建議請終南山道士用五雷法術以擊賊碉,這讓乾隆哭笑不得。

京郊的碉樓攻擊訓練基地

萬般無奈之下,乾隆只能到自己的老祖宗那裡去尋找經驗,他驚喜地發現:「開國之初,我旗人躡雲梯肉搏而登城者不可屈指數,以此攻碉,何碉弗克?」

於是,他命令工部在北京西山腳下的山地上修築了與大小金川相似的3座碉樓。從京城八旗內選拔精銳2000人,成立了香山健銳雲梯營,每日進行攻打碉樓的操練。

1748年9月乾隆處死辦事不力的張廣泗,以傅恆為經略大臣,率包括健銳雲梯營在內的兩萬五千名清軍入川平亂,次年年初金川土司潰敗乞降,頭頂佛經立誓決不再叛。

為了慶祝勝利,乾隆下旨在香山八旗營房附近修建碉樓,每旗8個,有一個是「活」的,即內部空心,可以登臨。其餘七個都是「死」的,即內部實心,不能進入。再加上原來的3個,這就成了香山67個碉樓的實際來源。如今這些碉樓基本都還存在,但已經殘破不堪。

從乾隆十一年以來,金川用兵近三年,兵至四萬有餘,耗銀近千萬兩,而對手只不過是小小的土司,最後將罪名全部加到張廣泗頭上,這多少有些冤枉了這位良將,問題的關鍵卻是碉樓強大的防禦能力。

大小金川的戰爭雖然讓乾隆這位「十全武功」的皇帝顏面掃地,但清政府卻由此受惠。碉樓建築被其直接用於中原王朝的防禦體系,用到湖南以制苗,用到滇邊以制「倮夷」,用到四川以制「生番」,用到川甘以制「回亂」。

這並不是碉樓第一次在中原王朝還魂。英國傳教士托馬斯·托倫士1920年到四川省的汶川縣、茂縣等地考察時,就認為秦代成都所築張儀樓,唐代邊關名將李德裕在各地所修建的籌編樓,以至當時居住在成都平原的漢人為了防止土匪侵襲修建的碉樓,都源自羌人的碉樓。

羌人碉樓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而它承載的是這個自秦以來一直徘徊在華夏邊緣的古老民族的戰爭記憶。

碉樓是一個堅固的文化符號

對於羌人來說,碉樓更承載著其民族的記憶與認同.

雖然碉樓成了戰爭防禦體系的一部分,但戰爭悲情不能賦予碉樓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早在建設之初,羌碉就深深地打上了這個古老文化的烙印。

碉樓最初並非用來打仗

是否修建碉樓很多時候並不是由戰爭來決定。據方誌記載,古時羌民若誰家有了男孩,就必須建一座家碉,男孩每長一歲就要增修一層,直到男孩長到十六歲,碉樓才封頂,若誰家沒有碉樓,兒子連媳婦都娶不上。

碉樓要修成什麼樣的形狀,也需要考慮更多的因素。據說,過去每當同一姓氏的羌族人家在某地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就要集體捐資興建一幢象徵本族人家存在與興盛的碉樓,如果是四家人共同修建的,就修成四角形;六家人共同修建的,就修成六角形。

碉樓的建造過程更不可隨意。先是要請端公占卜跳神,挑選地形地勢,看有無妨礙,何時動土,得到神靈的許可後方才開始修建。修建之時,端公要唱經典《上壇經》中的正經《巴》,唱修房造屋以及房屋如何裝飾,然後進行一番詳細考察,認定能在此處修建,方才動工。這與漢民族建屋講究風水的習俗相似。

碉樓修好後,端公要唱經典《上壇經·日不舍歌》,即《開鼓開壇經》,反映修房造屋及供神情況,還要在房頂上放置白石,立供天神,並請端公做法事。一切安排好後,人才可以入住。

羌碉高聳入雲,遠離地面,是羌寨中最高的建築物,似乎遠離了塵界,乾淨、聖潔。羌碉頂部供有代表眾神的白石,並建有焚香小龕,希望通過焚香的方式向神靈祈禱,讓上升的白煙捎去自己對天神的祈求和祝福。

而這種對自身文化獨特性的堅持甚至誇耀,在另外一種語境之下則顯得更加意義深遠。

1920年,到汶川縣、茂縣等地考察的英國傳教士托馬斯·托倫士曾說過:來到羌人山區的旅行者,立即就會感覺來到了一個新的地域。他們歇山式的木屋為平頂的石屋所取代。初來此地的人不由得要擦亮眼睛,這樣才能確信自己不是在巴勒斯坦或者中東,因為兩者的建築是如此的相似。

台灣學者王明珂認為托倫士這段話的用意顯然在於表達古羌人與古猶太人之間文化的相似性,以證實羌人為古以色列人的後裔,而這無疑會將羌民族文化置於另一個邊緣的地位。

千年不倒的傳奇

從秦漢時由甘、青地區向南遷徙,到唐代被強大的中原王朝與吐蕃王朝夾逼至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帶,羌人的祖先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為後人選擇了一塊地質環境極為複雜的棲息地。

這裡是中國第一和第二階梯的分界線,是青藏高原板塊與四川盆地板塊的對沖地,地下有一條東北方向到西南方向走向的黑色大裂縫,裂縫長約400公里,寬70公里,地質學上稱之為龍門山斷裂帶。

選擇了複雜的地質生存環境,就註定要與地震等地質事件為伍。據史料記載早在公元638年2月,松潘南就發生過 5級地震。而後的數百年間,地震依舊頻仍。1488年茂縣5.5級地震,六寨被毀;1607年,松潘漳臘6級地震;1 713年,茂縣疊溪6.5級地震,岷江左岸岐山崩塌,江水斷流。

這些關於地震的記載,都只能出現在中原王朝的史書記載中,因為羌族只剩下了語言,他們的文字傳說被羊吃掉了。因此,有關地震更多的是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之中。

從1900年至2008年5月12日之前的一百多年裡,龍門山斷裂帶發生5級以上的地震就有十幾次,這其中發生在松潘境內的6級以上地震4次,茂縣境內的6級以上地震5次。

最重大的是1933年的疊溪大地震,震級達到7.5級,茂縣21個羌寨全部被埋,13個羌寨房屋全部垮塌,6 865人死亡。震後,堰塞湖崩潰,下游茂縣、汶川、都江堰沿江村鎮被水沖沒,2500餘人死於水患。那次大地震,在岷江上游震出一個疊溪大峽谷。

頻繁的地震帶給這個古老民族的不僅是太多痛苦的記憶,也練就了他們精湛的建築技藝,在無數次的地震中,碉樓可能損毀,可能被掩埋,可能傾斜,但幾乎沒有直接垮塌的事情出現。

這鑄就了千年羌寨不倒的傳奇,碉樓更成為這個民族堅韌與剛強的偉大象徵。

羌區有一種獨特的職業,就是「牆匠」,砌築碉樓的工作必須由他們來完成。牆匠在建築之時不繪圖、不弔線,也不搭架支撐,全憑眼力和手工技藝。因此,牆匠需要從小學習,由師傅手把手教會各種技術。

羌族沒有文字,但師傅可以通過代代相傳的口訣,使學徒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牆匠,這些口訣會詳細說明各種技術問題,比如,多高的牆需要多深的地基,木樑怎麼合,牆的轉角處怎樣結合,等等。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徐平介紹說,碉樓能夠抗震,可能跟下面的幾個原因有關:第一,施工時,先挖地基,一般挖至硬岩,以基岩為基礎。第二,牆體全部用毛石砌成,砌築時石塊的大頭向外,交接處要採用「品」字形結構。第三,牆體均做收分處理,下半部多於上半部,以降低重心,增加穩定性,形成類似金字塔的堅固結構。

同時,在砌造牆體的過程中,建築師還要將麥稈、青稞稈和麻稈用刀剁成寸長,按一定比例與黃膠泥攪拌後接縫,使泥石膠合。這種黏合劑不但能起到很好的連接和鋪墊作用,也能增強整個砌體的剛度和強度。

碉樓不倒的另一個奧秘,可能是碉樓每個房間的面積大多只有3~4平方米。每一間都結合得非常緊密,甚至連開窗也特別小。這樣狹小的空間儘管不適合居住,但可以節省工料,並縮短建築的工期。

更重要的,節省下來的工料可以充分地用在牆體之上。碉樓的牆體都很厚,不但外牆厚,房間之間的隔牆也很厚,這有效地增強了碉樓的抗震性。川陝總督張廣泗在久攻不下大小金川後,曾向乾隆訴苦說,用劈山大炮攻擊碉樓,「若擊中碉牆腰腹,仍屹立不動,惟擊中碉頂,則可去石數塊」,裡面的人則安然無恙。而且,這本身就是抗震的結構形態。

在史無前例的汶川8.0級地震中,羌區的大部分碉樓仍然只是局部受傷,主體建築基本沒被損壞,又一次延續了它不倒的傳奇。與之相呼應的是修建於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受損很小,據說它的修建者李冰,也是羌族人。

一場看不見的變遷

地震無法震毀碉樓,因為它的堅固。戰爭也沒有根本摧毀碉樓,因為它的防禦功能。真正帶來變化的是外來文化的衝擊,尤其是在北川。

當時北川的大部分地區已經納入中原王朝的管轄範圍,當地的人民也都成為了國家的編戶齊民,但《明史》中對於白草、青片的「羌番」騷亂仍然多有記載。

騷亂主要起源於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發起的「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當大量外來移民來到本身就資源匱乏的北川地區,衝突變得不可避免,以致羌人的叛亂不斷。

有明一代,有關「羌亂」的記載又一次多了起來,只是在這些記載中羌更多的是被稱為「番」或者「羌番」,這是對此地羌族、藏族的泛稱。直到16世紀中葉,明政府的平亂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1546~1547年,明代松潘總兵何卿動用官軍37000人,對北川都壩河、白草河與青片河流域的羌寨進行拉網式的掃蕩,攻佔了北川最有實力的小壩、片口一帶的羌寨。此役被稱為「走馬嶺戰役」,明軍「俘斬九百七十有奇」,「 毀碉房四千八百」。

1577年,丟骨等寨聚眾進犯松潘,北川境內的羌人害怕受到牽連,向縣衙聲明:各番絕不會窩藏聚眾造反者。齊風、村巔、白草、野豬窩等28寨共8494人更表示「願為編氓」,「變易番姓,從習漢儀」,每年對官府「輸納認糧」。

羌人還接受了如下條件:重大節日和上級官員到任時,要到縣衙去朝賀;皇上壽辰,寨子里要樹立白色的旗幟表示祝賀;每年繳納黃蠟供製作蠟燭之用等等。

這些條件並沒有多少經濟利益,但對中原王朝的政治認同則至關重要。石泉「編氓」儀式六年之後,即1585年,茂州楊柳溝的羌人再叛,北川羌寨與楊柳溝相鄰,他們害怕朝廷懷疑其有反叛之心,立即斷絕與楊柳番的往來,並願意每年再多繳納一些黃蠟和糧食。

《北川縣誌》中有著這樣的記載:「在何都督、王巡撫大創之後,青片、白草碉樓皆空,一望民居皆耕作之土也。」 而何卿更被視為英雄,稱「白馬將軍」,受到當地百姓的普遍祭祀。

「這些都使得白草、青片河流域的非漢土著文化與認同逐漸消失。」台灣學者王明珂這樣認為。

這樣的變遷在何卿之後繼續進行。

1867年,青片鄉一戶楊姓人家率先廢棄了羌族碉樓式的建築,修建了吊腳樓。這是一種苗族、壯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土家族的建築形制,來自於康熙時期「湖廣填四川」的移民。

新居落成之時,時任知縣特意為之題寫了「修名之立」四字,以示祝賀。如今,楊姓人家所修的房屋早已殘破,依稀只見幾間木質結構的平房,即使是在新建之時也不過是平常的建築。

碉樓的最終毀滅,不是因為自然力量的破壞,亦非中原王朝為防止戰爭而對其的拆散,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自身構造的落後,輸給了外來的先進文明。

碉樓牆體比較厚,採光效果非常不好,即或是白天裡面都要點燈,碉房實際上根本不適合居住。

正因如此,一旦接觸外來文化,而且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時,羌人自然而然地會選擇接受木結構建築,這可以讓居室的面積更大,讓居住的環境可以變得乾燥,更光亮。

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就容易理解,當中規院拿出的北川新縣城初步規劃的城市設計意向效果圖中,出現大量仿碉房和碉樓建築時,為什麼很多學者強烈反對。

「碉樓可以視為羌人農耕文明的一種體現,但在步入工業文明時代的今天,羌族也應該對自己的居住環境加以改善。 」徐平說。

他解釋說,碉樓、石碉房本身的確非常不適合人類居住,我們的確需要守護羌人文化、歷史,但是不是就意味著必須讓羌族人民繼續生活在陰暗、潮濕的環境之中呢?變化肯定是需要,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在變與不變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契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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