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行茶：清朝十三省貢茶名錄

　　我國有五千年文明，朝代更迭中流血流淚原本也再平常不過。但有這麼一個朝代，它從「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拉開王朝序幕，又從「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割地賠款」的歷史唾罵中邁入黃昏。它誕生時，就在顧炎武、黃宗羲、李顒等大師的冷眼中小心翼翼；最後，依然是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口號中落下帷幕。如今，與我們相去100餘年，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王朝的背影，在烽火連城中崛起，又在滿目瘡痍中衰敗。連接著那個王朝繁華舊夢已經無跡可尋了，但是，圍繞茶葉講訴的天朝舊事依然那麼願意被人津津樂道。

　　一到亂世，總是學術最為活躍的時期，明朝末年，在各派勢力誰主沉浮的膠著狀態中，有人開始思考家國天下這一重大命題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們的思考，已經開始在對固有體制之外的的宏偉天地做出了試探。當然，我們不能排除，這種試探的能量來自於國讎家恨中的憤懣，來自於對新王朝的精神對抗。高度是有了，可畢竟缺乏「革命」理念的踐行者。其精神的鋒芒伴隨著新朝的穩定繁榮逐漸鈍化，抵抗的目標也日漸盲目。直至康熙年間，很多大師的後人開始參與到新朝的文化建設。

　　這種文化生態上呈現的代際認同開始撫平王朝新創時出現的劍拔弩張狀態。這一代人的新思維在新朝接踵而來的盛世中戛然而止，很多歷史學家都喜歡批判歷史對那股新思潮的阻礙。但誰又能想像得到，當時的清廷對中華民族做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民族內部大磨合。

　　茶，是這場大磨合的「潤滑劑」。在多民族內部磨合的同時，傳統的「士、農、工、商」的階級秩序開始受到時代浪潮的衝擊與挑戰，在清政府領導的國家軍事盛衰之際，都活躍著商人的足跡，他們為盛世中多民族統一戰爭輸送補給。而當帝國末日，處於資本主義的商業傾軋時，他們為民族資本留下了火種。

　　茶葉，作為主要的商貿對象與戰略武器，與國家的盛衰興亡同氣連枝，把一個擁有豐沃文化沉澱的產業推向了高峰。終清一朝，茶業開始在民族利益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出現諸多新的時代特徵，到現在依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因為在清朝，茶業出現的格局有了根本變化：邊茶易馬的「武裝」意義由「邊防」轉變成了「內衛」；票引茶商開始刺激茶業產區大發展，並逐步奠定如今的產業分布雛形；而貢茶，更是以皇家榮譽背書，甚至為當代品牌做了遙感式文化呼應。

　　1.官茶：儲邊易馬的功能嬗變

　　圍繞在邊境上的茶馬貿易由來已久，並且研究歷史文化的專家不斷把時代精確，不斷把貿易細節在史料中翻閱呈現出來，各家學派雖說是有細微的爭議，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以冷兵器為背景的時代中，以茶葉換取國家的騎兵裝備是歷代政府鞏固邊防的重要國策。然而，在這項國策中，歷朝歷代結合自己所處的位置與周邊環境又有不一樣的表現形式。

　　據《史記》記載，西漢時期蜀郡的商人就常以自己的特產與大渡河外的少數民族交換氂牛、馬匹等物資。很多學者考證，茶作為蜀之特產，也已經在交換物之內。這時候的交換，屬於地域之間的互通有無，是一種自發的，無序狀態，假如沒有後來「以茶易馬」的文化現象，這種早期的地域間交換行為也極容易被埋沒。但無法否認，這就是後來「茶馬貿易」的雛形。

　　到唐朝，有一本叫《封氏聞見記》的書中記述了當時地處西北的少數民族回紇趕著好馬進入長安交換茶葉一事。唐朝人喜歡名馬，從唐太宗的「昭陵六駿」到「德宗好馬」，唐代文人像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都寫過「周穆王八駿」題材的詩歌。好馬形成的供需關係，以及唐朝開放式的邊境政策，讓「以茶易馬」有了在下一個朝代實施的嘗試基礎和借鑒經驗。

　　等到兩宋時期，茶馬政策的針對性就特別凸顯了。一個控制著農耕區域的王朝，被遼、西夏、吐蕃、大理乃至後面的金、蒙古等政權區域包圍著，而中原大地和富庶的南方區域又是這些政權垂涎之所。武備鬆弛，北宋時期形成積貧積弱的弊政開始威脅政權的穩定。茶葉，作為重要的戰略物資一開始就被納入國防序列。在宋朝政權剛剛建立的時候，內地便開始使用金屬貨幣向邊區購買馬匹。後來為了防止邊區牧民使用金屬製造兵器，在北宋太平興國八年，國家禁止以銅錢買馬，於是，以茶葉作為交換馬匹的主要物資開始成為主流。為了使茶馬貿易有序進行，朝廷設置了茶馬司，茶馬司的職責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馬於四夷，率以茶易之。」茶葉，開始被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後來的明朝，從游牧民族手中奪取了中央政權以後，在長城沿線與蒙古長期對峙。以茶易馬依然處於國家戰略層面。

　　從茶馬交易形成及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在其戰略意義的背後隱藏著中央政權的統治目的。通過以茶易馬來加強武備，通過加強武備來鞏固國家邊防。這種政策的代際傳承，與萬里長城的功能一樣，被中央王朝視為一道有效的防禦屏障。以至於在政治博弈中，游牧政權但凡要給中原農耕政權以武力威懾的時候，也斷然不會忽視了與產茶區域的關係暗通。這種暗通時常會給當時的中原農耕政權製造博弈漏洞，後來的執政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通過國家政策，通過立法，通過嚴查嚴懲來完善對茶葉的管控。在明朝，朱元璋殺掉走私茶葉的女婿，成為茶馬貿易史上的經典執法案例。此案一出，震懾了相關涉茶走私集團，整個明朝，茶葉貿易都在一種強制管控中輸往邊境互市馬場，來自全國各大產區的這一片樹葉，奮然投身在了漢族政權與西北游牧政權的漫長對峙中。

　　直到公元1618年，崛起於遼東的後金政權開始宣布對明朝用兵，而當時的萬曆皇帝能組織起來的最有效反擊就是關閉邊境貿易。與此同時，聯合朝鮮等周邊經濟體給予後金政權經濟封鎖，而明朝政府斷然沒有想到，彪悍的八旗兵勇在他們的領袖帶領下東征西伐，先是以武力迫脅朝鮮開市，之後橫掃漠南，把長城以北的漠南諸部盡收旗下，集中兵力與明軍對峙于山海關。而明朝政府在「隆慶和議」中打開的貿易缺口以及政策漏洞，加上腐敗沒落的明末官場，給關外政權與晉商集團的互利互贏創造了機會。

　　當時雄心勃勃的清政府想要在漢學家所講的「天下」這個版圖內大有作為，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遠比歷朝歷代面對的問題還要嚴峻。剛剛入關的新政權在面對「茶葉政策」的時候，一開始還是沿用明朝的模式，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也談到茶對於邊區民族的特殊意義，牧民的生理需求，形成了內地政權治邊的一把利劍。可對於扣關而入的滿族人而言，他們清醒的認識到，茶葉武器是一把雙刃劍。就像拱衛大明江山的萬里長城，最終也沒能阻擋滿蒙鐵騎。茶葉，作為治邊武器的策略被重新構思。

　　當八旗統治者入主中原以後，在統治策略上開始借鑒歷代前朝的統治法則建立新朝秩序。漢化，以及處理好多民族關係是實現長治久安的重要途徑。當中央王朝開始迎來新朝盛世的時候，紫禁城裡依然如約感受到來自草原的威脅。在當時的朝堂之上，學貫古今的儒學大臣們也曾參照舊例議起了「以茶治邊」的事。可是，以康熙為代表的帝國領袖似乎已經清醒的意識到自己面臨著與歷代中央王朝所不一樣的局面。首先，是明確北部、西北乃至西部邊區是屬於大清帝國的版圖，於是以武力捍衛主權是帝國康、雍、乾盛世背景下的使命。其次，以帝國貴族之間的姻親往來，形成了與邊區之間的傳統友誼。

　　最後，以內地各商貿集團形成的物質與財富轉換機構，在內地與邊區之間形成了互通有無的運輸通道，解決了邊區牧民對於物質的需求與轉換，商旅團隊從根本上平息了千百年來牧區因為對物質的需求而發動戰爭的歷史，貿易形成了更高效解決問題的途徑。即便偶然有野心的草原部族發動叛亂，商貿團隊常年行走的貿易通道以及沿途驛站已經改善了過去的用兵效率。

　　在雍正、乾隆年間朝廷的幾次用兵都得益於旅蒙商對於中斷八百餘年的古代絲綢之路的勘探。甚至於部分商旅團隊為了躲避關稅，而開闢一些隱蔽小道，在戰時，這些小道可以成為軍事上出奇制勝的核心機密。商業利益的驅動，讓以晉陝、直隸等地為主的商旅團隊越過長城，在漠南漠北建立了自己的商貿中心。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三大商號在庫倫經營漠北貿易，牧民賴以生存的茶葉，通過商號的駝隊輸往了草原各部。往來貿易間產生了巨額的利潤，成為商號發展的動力。朝廷在利潤中收取的賦稅，成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

絲路茶商

　　茶，在大歷史背景下，褪去了劍拔弩張的色彩，回歸了和平的秉性，這一片葉子，穿越山川河谷，穿越沙漠戈壁，抵達的，是牧民溫柔的內心深處。在大漠落日的深處，我們看見了駝隊遠去的背影，也看到了曾經興盛一時的王朝背影。功過是非，都已經躺在了泛黃的史書里讓後人評說，但我們看見了，在這一代王朝政權的手中，茶葉儲邊易馬的功能，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茶商，如今在我們看來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這種特殊性就在於其所販賣的產品牽連著太複雜的文化線索。對上，可以溝通琴棋書畫這類人間大雅；對下，可以連接柴米油鹽這類生活瑣事。茶，是一片葉子；也是被視為溝通天地的修行。禪茶一味，在晨鐘暮鼓中感染了很多皈依心靈的人。所以當茶落在商人手中提煉賣點，販運銷售時被太多的目光傾注。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夜浮梁買茶去」。這是茶商留給唐詩的印象，文化底色中，茶商已經被直接歸入了重利輕別離的薄情寡義之輩的序列。但這種細節的快意傾吐可以從側面清晰的告訴我們。唐朝，茶葉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市場化。在《新唐書·陸龜蒙傳》中記載：「（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在宋代成書的《太平廣記》中也有提到：「初九隴人張守珪，仙君山有茶園，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工雜處園中。有一少年，自言無親族，賃為採茶」。

　　而唐代張途的《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提及以茶作為衣食來源，供給賦稅徭役。很顯然，在那個時代，茶葉已經作為一種經濟作物在創造經濟收益。在更多的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在唐朝，茶葉已經形成了較大規模的種植。經濟利益的驅動，以及中央王朝易馬的嘗試構成了唐朝茶葉經濟的特徵。但是，被茶界視為第一經典的陸羽《茶經》終其十章也沒有提及茶葉商業。如今，我們無法還原唐朝的茶葉面貌，產區也僅僅是個別地名符號。

　　兩宋茶事，也是茶界熱衷談論的話題。兩宋茶人給我們搭建了一個豐滿的空間結構，趙佶的《大觀茶論》繼續把茶玩到極致，散落在兩宋文人間的茶詩、茶詞也非常豐富。而最重要的是，在朝政改革之中，茶葉被提升到國家政治策略的高度來探討。宋神宗年間，在王安石變法時提出了：「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在涉及茶政之時，國家壟斷造成了茶葉經濟的疲軟，於是在宏觀調控層面，當時的王安石寄希望解開禁錮，讓更多的商民參與進來，用市場的手去調控。那場改革的成敗在如今看來已經無關輕重，但是我們看到了茶事繁榮與商業之間的內在關係。當政策驅動進入到周期性疲軟之後，市場驅動要及時介入從而恢復應有的活力。元明兩朝，民族之間圍繞長城的博弈與爭奪，茶葉的政治意義被凸顯。每一片抵達長城外的葉子都在王朝政權的監控下進行。

　　直到王朝末年，「隆慶議和」與「俺答汗封貢」開始在邊境貿易上打開了窗口。關外民族與出關貿易的商人之間形成了利益默契。本因生活空間狹窄，需要通過與內地互換物質而實現生存需求的關外少數民族在扣關以後，也在政權體制設計中保留了商業的元素。內務府商人，拿著皇室給予的貿易特權開始積極經營。在大清王朝建立政權之初，在制度上還是多沿用明朝舊例。但生長在大清王朝的商人與前朝有了本質上的特徵。他們不再視長城為國境線，跨越草原，深入漠北，商業活動的地理空間得到了極大的擴張。

　　商人在地理空間上的擴張，開闢了全新的需求市場，而需求市場的開闢倒逼了供給環節的開發。就在大清王朝的盛世餘暉中，我們看到了，商人行走的路徑串聯了一個簡單的商業邏輯。茶葉，開始穿越國境試探到更遠的地方。為了最大限度的滿足茶商的需求，在中國南方，產茶的區域沿著同緯度、同海拔以及近似的地理環境中不斷擴散。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湖北···這幾個主產區成為王朝茶場，茶園種植面積不斷擴散。

　　在通往長城以北區域的重要集散地，朝廷都建有戰略屯墾區域，屯兵、屯糧、屯茶以備不時之需。很顯然，在大清王朝建立之初，朝廷治邊屯茶與商人私販茶葉之間便形成了一個十分微妙的關係。商人為奪取長城以北的茶葉市場，與官茶打價格戰贏得牧民的青睞，官茶滯銷，於是相關管理機構便出台政策嚴把關口來打擊商人的私茶。而官茶在囤積過程中，造成積壓滯銷的時候，也需要藉助商人去變賣來控制囤積成本以及變質風險。官商之間達成的利益默契成為了未解之謎，如今我們在翻閱清史的時候，那些冰冷的語句似乎還能夠感受到那個時代茶商的溫度。

　　「七年，以甘肅舊例，大引蓖茶，官商均分，小引納稅，三分入官，七分給商」。

　　「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聽商自賣」。

　　「以陝西私茶充斥，令嚴查往來民人，凡攜帶私茶十斤以下勿問，其馱載十斤以上無官引者論罪」。

　　「四十四年，以奸商恃有前例，皆分帶零運，私販轉多，飭照舊緝捕，停差部員，仍歸甘肅巡撫監理」。

　　在《清史稿》中，我們看見的這些官商之間圍繞茶葉展開的博弈，攻守相對，又生死相依。政權留給茶商的環境相對寬鬆了，茶商的生存根基也在貿易往來中日漸壯大。傳統的官茶產區在體制上已經走向成熟，商人為了攫取更多的茶葉利益，以前作為輔助的新茶場開始被商業推動迅速成長。以湖南為例，清初有十七州縣產茶，到清朝末年民國初期，已經擴散至七十三州縣。而如今形成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南方主要產茶區域也是在那個時代進行了基礎性培育與發展。

　　茶葉，在每個時代承擔著屬於那個時代的歷史使命。但是屬於茶葉的繁榮支撐離不開商業。唐宋文人玩味茶葉的時代至今我們鏡窺到的只是一些片段，在大清王朝的背影中，留給我們屬於茶葉的記憶跌宕至今···

　　當時代的步伐不斷前行的時候，也許茶留給我們的是最後一道溝通天地精神的縫隙。茶文化，在我們腳下孕育，很多時候那種文化的內在呼應是跨越時代的。在茶文化寄生的漫長封建社會裡，茶葉好壞的標準是什麼？歷代茶書圍繞環境、工藝與外觀的描述似乎依然顯得很抽象。當我們不知如何取捨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會關注焦點投放到皇室貴族的選擇。

　　漫長的封建社會，圍繞「君權神授」早就已經形成了一種嚴格的秩序規則。「貢」也由最初涵蓋的賦稅意義逐步演變成了皇家獨享。延續至清朝，封建專制政權抵達頂峰。對於「貢」的呈現也是玩味到了極致，當然也在做著專制背景下的最後調整。貢茶，在唐代形成，宋代大發展，及至清朝被推向了巔峰。

　　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朝廷將貢茶由戶部改為禮部執掌。

　　在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老皇帝對進貢人員的資格進行了最後圈定，主要包括六類人員可以進貢。一是宗親貴族，有親王、郡王、貝勒；二是中央大員，包括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都統；三是地方大吏，有總督、巡撫、將軍、提督；四是織造、鹽政、夫差；五是致仕大臣；六是衍聖公。

　　與此同時，大清王朝背景下的貢茶體系也呈現出帝國鼎盛的大氣象。首先是貢茶區域的擴散，進貢省份由明朝的五個省擴展到十三個省。清帝南巡、狩獵、征戰等情況下很多非例貢茶葉傳遞到皇帝面前，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基礎的搭建，在理藩院交往過程中御用茶類品種也跨出了以往的固有品種，數量瞬間就豐富了起來。其次，在制度上從產地政府各級官員的採買、包裝、運輸、接收等環節做了調整，各個環節緊密相扣，保證了皇家供應。在中央執行機構中，禮部、戶部、茶庫、茶房等機構設置，將征繳、運輸、接收、儲藏、分配各司其職，職責清晰。

　　最後，清王朝在鼎盛時期，皇家飲茶的管理機構隨著帝國政治中心的擴建而跨出了紫禁城。在承德避暑山莊、圓明園、頤和園等地都設置了相關配套。各級貴族，包括皇子、王府、陵寢等在內的茶房形成了巨大的供需，刺激著貢茶產區的茶葉發展。而貢茶嚴苛的品質要求，對各個產區茶葉質量的提升，加工工藝的進步都起到了督促作用。

終清一朝，沉澱的貢茶品種在活躍的商貿往來中，被商號炒作，形成了具有品牌溢價能力的一批著名茶產品。如今，我們進入茶葉市場，依然可以看到有商家打出「貢茶」、「皇貢」、「皇家茶園」等名號。用幾百年前的皇家選擇來凝聚一種品牌能量與民眾號召。如今，我們查閱清史資料，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的《宮中進單》記載，

　　福建省：武夷茶、岩頂花香茶、工夫花香茶、蓮心茶、蓮心尖茶、小種花香茶、天柱花香茶、三味茶、鄭宅香片茶、喬松品制茶、花香茶

　　雲南省：普洱芽茶、普洱茶團、女兒茶、普洱茶膏

　　湖南省：君山銀針、安化茶、界亭茶

　　湖北省：通山茶、磚茶

　　四川省：仙茶、陪茶、菱角灣茶、蒙頂山茶、灌縣細茶、名山茶、觀音茶、青城芽茶、春茗茶、鍋焙茶

　　陝西省：吉利茶

　　江蘇省：碧螺春茶、陽羨茶

　　浙江省：龍井茶、龍井雨前茶、龍井芽茶、黃茶、桂花茶膏、人蔘茶膏、日鑄茶

　　安徽省：珠蘭茶、雀舌茶、銀針茶、六安茶、雨前茶、松蘿茶、黃山毛峰茶、梅片茶、六安芽茶

　　江西省：廬山茶、安遠茶、永安茶磚、寧邑芥茶、安邑九龍茶、贛邑儲茶

　　山東省：陳蒙茶

　　廣東省：鶴茶、寶國烏龍茶

　　貴州省：龍里芽茶、龍泉芽茶、餘慶芽茶、貴定芽茶

　　百年之後，我們回到這些貢茶的源產地，有很多茶類都只剩下了一個名字，很多皇貢品質都在帝國末日里從一群被遺忘的老茶農、老茶工的生老病死中逐步消亡。當年，中央朝廷的貢茶機構跨州連郡，在限定時間內把產區最好品質的茶運抵京師。立春之後，南方茶山日漸回暖，按照皇朝舊例，元旦、端陽、萬壽三大節為例貢時間。各產區茶類相異，特徵品質也形成了一個時間秩序。於是皇朝茶貢的運輸隊伍從早春芽茶到仲夏磚茶，從人間江南到雨林深處，時空編織了一幅中國名優茶的圖譜，在帝國貴胄的日常飲用中反覆品咂滋味，評述優劣。而一些頗具藥用價值的茶也在清宮深院里被反覆印證。

　　當然，茶被作為祭祀用品也是源遠流長。如今以茶祭祀究竟源於何時還很難做出定論。但是，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找到的茶葉陪葬品已經在佐證以茶為祭的歷史淵源。在歷代貢茶之中，來自蒙頂山的黃芽因為數量稀有，以其珍貴的地位被歷代帝王視為祭祀的首選，以表達皇帝的仁孝之心。應該說賞賜是貢茶的最大消耗點。逢年過節，面對後宮嬪妃、皇親國戚、文武大臣，皇帝一般要做例賞，茶葉是例賞中的重要物資。在故宮博物院編選的《清代內閣大庫佚滿文案選編》中記錄了上百條皇帝賞賜茶葉的記錄。例如：

　　康熙元年六月初一，賞賜牛特杜棱郡王茶兩竹簍；

　康熙二年正月初五，賞厄魯特額爾德尼阿海楚虎爾諾顏茶兩竹簍；

　康熙二年正月初五，賞科爾沁達爾漢巴圖魯親王茶一竹簍。

　　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中也記錄了大量皇帝賞賜外藩使節茶葉的記錄。例如：

　　乾隆五十四年，安南國王遣使入貢，共賞五次，初次賞安南國王普洱茶團七，茶膏兩盒，二次賞普洱茶團四，茶膏兩匣。三次賞普洱茶團四···

　　乾隆五十八年，緬甸國王遣使祝賀，特賜國王茶葉十瓶，正使茶葉六瓶，茶膏二匣，大普洱茶團二個。

　　大清王朝在面對外藩入朝時的賞賜上毫不吝嗇。特別是在面對有傳統友誼的蒙古諸部，更是以大宗統計單位來做貢茶恩賞。這種恩賞品類在理藩院存檔，並且成了舊例，所以在面其他主權國家來訪的時候，清帝拿出的恩賞品類依然是以蒙古貴族的嗜好作為參照。根據故宮掌故叢編：《英使噶唲呢來聘案》記載的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二日，軍機處擬賞物件單中有：

　　擬賞英吉利國王：普洱茶八團，六安茶八瓶，武夷茶四瓶；

　擬賞英吉利正使：茶葉二大瓶，磚茶二塊，大普而茶二個，茶膏二匣；

　擬賞英吉利副使：茶葉四小瓶，女兒茶十個，磚茶二塊，茶膏一匣。

　　英國使節，不遠萬里跨越海洋，帶著通商的請求抵達嚮往已久的東方帝國。封閉的天朝還沉醉在盛世的餘暉之中，並沒有在意這個飄洋過海而來的小團隊。而誰也沒有料想到，就在這個自詡天朝上國的帝王送出的那一片葉子中，深藏著百年之後陸地與海洋的國家命運。

　　其實，在如今的茶葉品牌中，但凡有證據指向曾經擁有過貢茶身份的種類和地域都只能彰顯曾經的歷史榮耀。也許，代際傳承可以在工藝上拉開距離；也許，氣候因素的變化在品種上產生的差異。但我們不可否認，如今我們在玩味那一片葉子的時候，可以把玩的時空距離更寬泛了。

　　大清王朝的貢茶清單中有大量的普洱茶、磚茶，但是那時的貢茶享受者依然是以追求喝新茶為主，未曾體驗過這類茶的醇和感。直到王朝覆滅，百餘年後，當人們發現普洱茶、磚茶具有陳茶口感更佳的特徵之後，末代皇帝的貢茶遺存成為了大家味覺幻想的所在。然而故宮的永久性珍藏不是誰都能體驗了，可茶山的遺存似乎在向人們宣告他們所具備的貢茶品質特徵。

　　在福建，大量涉及貢茶的碑刻遺迹，依然還可以感受到朝廷為維持貢茶秩序所作出的努力；在雲南，一大批經營貢茶的茶行得到了天子賜匾，例如易武車順號茶莊至今還保存著光緒皇帝賜的「瑞貢天朝」匾額。在湖南，沉默於茶山深處的「奉上嚴禁」碑還在向我們傾訴茶山、茶農、茶商與朝廷之間在原料上的博弈。整個十三省貢茶區域，都遺留著屬於自己的貢茶遺迹。這些，成為當代茶商塑造高端品牌的核心榮譽。很多消亡的老字號，在貢茶的隔代召喚中復活重生。這些品類的茶，在那個盛世王朝是一種什麼方式的呈現可能也只有歷史清楚了。

　　茶葉，這種源自中國的神奇樹葉。讓率先與帝國通商的英國人在貿易往來中產生了巨大的貿易逆差，英國為了扭轉這種巨大的貿易逆差，悍然向中國輸入了鴉片。最後，一個新興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與東方的古老帝國因為這兩種植物而兵戎相見。

　　在中國，歷代精明的文武大臣圍繞茶葉治邊的時候都可以做精妙文章。可這次與歷代的突發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威脅來自海上！大清王朝面對海洋文明的陌生，使得這場山河博弈十分被動。縱然出現了像魏源、林則徐、龔自珍等等一批有識之士圍繞「以茶制夷」出謀劃策。只可惜，博弈的籌碼變了，以羅伯特·福鈞為代表的「植物獵人」深入中國茶葉產區腹地。盜取的茶葉標本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種植成功。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交鋒正式開始。而這種交鋒在大清王朝的背影中留下的深沉的嘆息。民國初年由趙爾巽編撰的《清史稿》中這樣記述：

　 「夫吾國茶質本勝諸國，往往澀味中含有香氣，能使舌本回甘，泰西人名曰：膽念，他國所產鮮能及此。故日本雖有茶，必購於我，荷蘭使臣克羅伯亦言爪哇、印度、錫蘭茶皆不如華茶遠甚。然則獎勵保護，無使天然物產為彼族人力所奪，是不能不有望於今之言商務者」

　　在帝國末日，正是世界歷史日新月異的時候，比鐵騎民族扣關時面對的局面要複雜得多。茶，作為一種戰略武器，在這個時候喪失了戰鬥力。如今，當我們端起茶杯的時候，依然可以感受到一個風雲數百年的朝代以及那些開國時的英武雄姿被盛世浮光所馴化，一張張文質彬彬的凄怨面容最終也無法抗拒來自「新文明」背景下的無情劫掠。可關乎國家茶運的歷史使命，依然落在了那一代文弱的中國茶人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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