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經濟模式的形成和歷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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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蘇聯經濟模式的形成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俄國立即進行「剝奪剝奪者」的工作。首先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化。在1917－1918年先後兩次進行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廢除了其他一切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建立了土地國有制。接著，進行大工業、銀行、運輸業和對外貿易的國有化。首先收歸國有的是銀行，1917年11月20日接管了國家銀行，不久又沒收了私人股份銀行。大工業的國有化分為兩個步驟，1917年11月－1918年6月是按照個別企業單獨進行國有化，1918年6－12月轉為大規模地、按部門按行業進行國有化。與此同時，對運輸業和對外貿易也實行了國有化。　　由於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蘇俄從1918年下半年開始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按照戰時體制改組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生活。實行餘糧收集制；禁止自由貿易，國家對糧食、食品和日用消費品實行壟斷和配給制；國有化範圍從大企業擴展到中小企業；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戰時共產主義」經濟關係的基本特徵是商品貨幣關係受到極大的限制，各方面的經濟關係逐漸實物化。　　1921－1925年蘇維埃俄國進入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列寧總結戰時共產主義的經驗教訓指出，在俄國即在一個小農生產者占絕大多數的國家裡，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能走直接向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過渡的道路，而必須走經過商品貨幣關係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迂迴道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蘇俄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基本原則有三：（1）從餘糧收集制過渡到糧食稅。農民納稅後剩餘的糧食、原料和飼料，可以自由支配。城鄉經濟周轉成為社會主義大工業和農民小商品經濟結合的途徑。結合的形式最初曾設想為商品交換，後來實踐把它確定為商品買賣。商業成為過渡時期經濟建設的重要環節。（2）利用資本主義，通過各種形式把它們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發展生產力的手段和途徑。（3）在發展商品貨幣關係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制，改善經營管理，以保證社會主義通過市場同資本主義展開「競賽」，並逐步地排擠它，戰勝它，最後獲得完全勝利。從上可見，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和國家經濟命脈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和經濟槓桿來發展經濟和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1926年蘇聯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針對當時工業技術落後、門類狹窄、主要為輕工業的狀況，提出工業化的任務是建立強大的重工業、國防工業和現代農機製造業。建設資金要靠國內積累，主要來源是國有經濟的利潤，被廢除的沙皇時期繳納的外債利息，農民的「貢稅」（相當於被免除的過去繳納的地租）。社會主義工業化促使工業迅速增長，1929年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已佔據優勢地位，1932年蘇聯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重增加到70%，並建立了能以現代技術改造整個工業和農業的重工業基礎。另一方面，工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不斷增大，到1932年已把工業方面的資本主義成分消滅，成為工業中的唯一經濟體系。同時，工業化又暴露出新的矛盾，即工業的現代化大生產與農業的落後小生產的矛盾，工業的迅速增長與農業的緩慢發展和商品糧提供不足的矛盾。斯大林認為，出路在於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和機械化。在工業化後期取得的集體農莊運動的初步成果基礎上，蘇聯從1930年起開始實行農業的全盤集體化，到1934年農業集體化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約佔全部播種面積的90%，到1937年農業的集體化已經完成，集體化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93%，集體化的耕地佔耕地總面積的99.1%。實現了以集體的機械化的社會主義大農業取代富農經濟和農民個體小生產，商品糧的成倍增加支持了工業化的實現。同時，實行了從限制富農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使消滅資本主義成分的進攻從工業和城市擴展到農業和農村，取得了對資本主義成分總進攻的勝利。　　通過國有化、工業化和集體化，蘇聯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發生了根本變化。1936年蘇聯頒布新憲法，斯大林在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論新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指出，蘇聯經濟已經完全改變了，資本主義成分已被消滅，社會主義體系已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獲得勝利，生產資料公有制已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與此同時，在實現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過程中，蘇聯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1929年4月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確定國民經濟五年計划具有指令性質，這標誌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由於認為商品貨幣關係的主體和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商品貨幣關係對生產不再起支配作用，而成為計劃管理的工具。1929年12月聯共（布）中央作出《關於改組工業管理》的決定，開始改變工業管理體制，特別是從1932年起逐步由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分級管理體制改變為高度集中的部門管理體制。這樣，以公有製為基礎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便在蘇聯形成了。　　二、蘇聯經濟模式的歷史成因和歷史作用　　蘇聯經濟模式的形成是否具有客觀基礎和理論根據，這種模式是否具有存在的歷史理由，對此國內理論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一種觀點認為，蘇聯經濟模式的形成既沒有物質基礎也沒有客觀理由，而是人為的產物，因此從產生的那天起就是個錯誤。筆者認為，對於蘇聯經濟模式的形成不應簡單地否定，而應作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它的產生既有客觀基礎、理論依據和認識根源，又有當時的特殊條件。首先，蘇聯經濟模式產生的客觀基礎和理論依據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派生出兩個具體矛盾，一是企業生產的有組織與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二是生產的擴大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交互作用，導致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的周期爆發，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從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正是根據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的深刻分析，得出「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要消滅私有制，把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在此基礎上以整個社會的有計劃生產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以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取代資本主義的對抗性分配方式。蘇聯經濟模式正是建立在上述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基礎之上。同時，在蘇聯經濟模式形成時期，資本主義的弊病暴露無遺，危機空前嚴重，而社會主義正蒸蒸日上，體制的歷史局限性尚未顯現。在這種條件下，蘇聯經濟模式的締造者不可能具有「超歷史」的眼光，不是按當時的條件和理論，而是按未來的情況去設計經濟體制。這裡需要的是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辯證觀。其次，斯大林建立的經濟模式是否違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實行於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從列寧關於「不能直接向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過渡，必須走經過商品貨幣關係的迂迴過渡道路」的論述可以看出，列寧認為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仍然存在一般商品貨幣關係，但是列寧沒有指出在完成這一過渡時期之後，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是否仍然存在一般商品貨幣關係，這便為後人留下了一個謎。從發展方向看，斯大林建立的經濟模式並沒有違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第一，兩者都堅持「向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過渡」。即使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也沒有放棄過渡的目標，只是在過渡的方式上認為不能走直接過渡的道路。第二，兩者都把一般商品貨幣關係與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認為商品貨幣關係會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因此列寧把新經濟政策看作是退卻。第三，兩者都主張排擠和戰勝資本主義。即使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仍堅持在發展商品貨幣關係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通過市場同資本主義展開「競賽」，並逐步地排擠它，戰勝它，最後獲得完全勝利。由於兩人都把一般商品貨幣關係與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邏輯結論必然是認為一般商品貨幣關係不屬於社會主義經濟範疇，又由於兩人都主張排擠和戰勝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過渡，邏輯結論必然是社會主義不能長久保留一般商品貨幣關係，或者轉為產品經濟，或者轉為新型商品貨幣關係。事實上後來承認和實行的是新型商品貨幣關係。因此從原則上看，斯大林建立以公有製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並沒有違背列寧的思想。即使從列寧的晚期思想，把商品貨幣關係與工農結合和社會主義兩種所有制聯繫在一起來看，斯大林也沒有違背列寧的思想原則，這一點從《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當然這並不是說蘇聯經濟模式在對待商品貨幣關係上不存在問題，而只是說在這方面斯大林與列寧之間沒有原則性區別，模式的局限性屬於認識原因和歷史原因。再次，蘇聯經濟模式是在特殊的國內國際環境下形成的。由於恢復時期主要是振興農業和發展輕工業，重工業十分薄弱，在恢復期結束時蘇聯仍然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國民經濟中工業比重低於農業，工業中重工業比重低於輕工業（為43.4：56.6 ）。同時，蘇聯當時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處於帝國主義包圍的環境下，承受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戰爭威脅。在這種條件下，為保證國家經濟獨立，增強國防能力，造就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蘇聯必須建立強大的工業體系和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必須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不僅因為工業化是巨大的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過程，貫穿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而且因為工業化要建立能用現代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的重工業基礎，建立獨立的以重工業為基礎的工業體系，建立能滿足農業集體化和機械化需要的現代農機製造業，建立能抵禦帝國主義侵略的強大的國防工業。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特點是高速度。當時蘇聯比西方先進國家落後50～100年，斯大林要求在10年跑完這個距離，認為決不可減低速度，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落後就要挨打，或者做到這一點，或者被人打倒。趕超的內容，不僅是在工業增長速度上，而且要在工業發展水平上，使蘇聯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此，斯大林提出「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　　這一切決定了蘇聯經濟模式在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結構上的特點，即粗放性增長方式，經濟軍事化和重輕結構失衡。同時，這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迅速實現工業化的任務和目標。最後，蘇聯經濟模式取得了經濟發展的一度輝煌。一種經濟體制有沒有歷史存在理由，歸根結底取決於它對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從計劃經濟體制初步確立到二戰前，蘇聯完整地實現了兩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為1929－1932年，第二個五年計劃為1933－1937年。從主要任務和目標看，「一五」是在產值上使蘇聯變成工業國，「二五」是在技術上使蘇聯變成工業國；「一五」是在工業增長速度上使蘇聯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二五」是在工業發展水平上使蘇聯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一五」是進行農業的集體化，「二五」是進行農業的機械化。在短短的兩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這麼宏大的經濟技術發展目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從經濟增長率看，「一五」期間，工業總產值增長1.3倍（年均增長21.4%），國民收入增長86%（年均增長15.5%），勞動生產率提高38%；「二五」期間，在總結「一五」出現的盲目追求高速度和輕工業發展滯後的教訓基礎上，把工業的年均增長速度調低為16.5%，其中輕工業的增長速度提高到18.5%，重工業的增長速度降低為14.5%。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由於戰爭威脅加大，經濟的發展轉向了備戰性質。1938－1940年工業產值年均增長13.2%，國防工業年均增長39%。這一切表明，蘇聯經濟模式曾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曾在抵禦希特勒德國入侵、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戰爭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　　　三、蘇聯經濟模式的歷史局限性與經濟改革的不成功　　任何事物都有兩重性，蘇聯經濟模式也不例外。在其產生的初期，其優越性和歷史進步作用十分明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歷史局限性開始顯現，並越來越突出。　　蘇聯經濟模式的歷史局限性指由於歷史原因包括主客觀條件而形成的模式本身的缺陷，這些缺陷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條件下便以各種弊病而表現出來。具體說，主要是在戰後，特別是70年代世界新技術革命興起之後，這種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便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為體制方面單一公有和單一計劃，缺乏動力和競爭機制；發展方面粗放經營，科技進步緩慢；結構方面比例失衡，產業落後。在這些問題中，最主要的還是體制問題。蘇聯經濟模式在體制方面的主要問題是資產高度國有化，管理許可權集中化，管理方法行政化，資源配置計劃化，產品分配無償化、收入分配平均化。由於各種經濟職能都控制在國家手中，因此體制的所有特徵和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經濟的高度國家化。蘇聯經濟模式的問題存在於三個層面：模式、體制和政策。蘇聯經濟模式建立過程中，模式和體制問題尚未顯露，但某些政策錯誤是明顯的，如工業化片面追求高速度，農民「貢稅」過重；農業集體化不是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而是為了工業化的需要，嚴重違反自願原則、強迫冒進、侵犯中農利益，致使農業長期停滯在低水平。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不僅在政策層面，而且在體制層面進行了某些改革，但基本是在體制內進行的，沒有發生模式性變化。因此，改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沒有解決蘇聯經濟模式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問題。赫魯曉夫在1958年取消了集體農莊對國家的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和對拖拉機站的實物報酬制，實質是免除了農民的「貢稅」。這是從政策角度對農業體制所進行的重要改革。但是，赫魯曉夫沒有使改革深入到集體農莊體制內部，而是相反，走向主觀主義、唯意志論和瞎指揮，搞破壞生態的「大規模墾荒」，違反農業條件的「種玉米熱」，取消科學的「草田輪作制」，導致農業生產大起大落。對此，赫不僅不反省，反而諉過於集體農莊莊員不把精力用於集體生產，於是大搞「限制宅旁園地」運動，認為宅旁園地是「資本主義殘餘」，集市貿易是「搞投機倒把」。這樣，赫魯曉夫從改革農業政策開始，卻又回歸為傳統體制的衛道士。對於工業和建築業，赫魯曉夫曾於1957年進行過改組，主要內容是從部門管理體制改為經濟行政區管理體制。這次改組不僅沒有認識到蘇聯經濟模式的根本痼疾，沒有突破傳統體制，而且即使在傳統體制範圍內也沒有抓住主要問題。沒有把改革的重點放在國家與企業的關係上，而是以一種行政管理體製取代另一種行政管理體制，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除了在聯盟與共和國之間重新分配經濟許可權、使企業換「婆婆」之外，沒有解決任何經濟體制問題。不過，1962年開展的關於「利別爾曼建議」的討論和試驗，倒是為後來的改革準備了條件。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1965年改革，中心是推行所謂「新經濟體制」，主要內容為完善計劃工作，改進工業管理，加強經濟刺激。1973年合併企業建立聯合公司，進一步完善部門管理體制。1979年又在已有改革的基礎上實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新措施。這一時期的改革，由於完善計劃體系和指標體系，減少下達的計劃指標數量；擴大企業許可權，實行完全經濟核算制；加強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和市場因素，領導的重心轉向經濟方法；建立經濟刺激基金，把企業集體和職工個人的物質利益與企業經營成果聯繫起來，因而取得了一定成效，經濟增長率一度明顯加快。在農業方面，也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調整農業管理體制，鼓勵發展個人副業，改進農產品收購制度（實行「固定收購，超售獎勵」政策），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實行有保障勞動報酬制，推行農業集約化方針，發展農工綜合體。改革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農村狀況有所改善。但是，整個改革仍然是在計劃經濟的範圍內進行的，沒有突破原有模式，加之後來批判「市場社會主義」，使改革就此止步，結果經濟體制與生產力的矛盾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特別是隨著世界新技術革命的興起，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走出蕭條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而蘇聯經濟卻進入了停滯以至衰退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