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了不起的楊憲益-共識網-《領導者》雜誌官方網站

一

　　此刻，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楊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正在八寶山舉行。我沒有去現場，而是開始了這篇懷念文章的寫作。

　　我知道，楊先生一定不習慣告別儀式，更會為身後的哀榮而吃驚。這些年，他不止一次說過，他去世後一切從簡，與十年前去世的妻子戴乃迭一樣，悄悄地走，連骨灰也不保留。經歷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怒大哀之後，他真的把許多事情看得很淡，活得洒脫。這一時刻，對於我，除了尊重他的意願，還有更好的悼念嗎？

　　楊先生最後一次住進醫院，是在今年的「十一」期間，家人說這段時間病人少，病房方便，為他選擇了煤炭總醫院。過去他住院，都是幾個人一間的大屋，這一次，他終於有了自己單獨的病房。房間不大，但有單獨的衛生間，有兩張床，另一張床正好可以讓日夜照顧他的小年師傅使用。未曾想，這裡，成了老人九十五年生涯的最後一站。

　　九月下旬，我將去南京，行前特地去小金絲衚衕家中探望他，以便將他的近況轉告他的南京妹妹楊苡老師。外表看，他與前不久沒有太大差別，臉色紅潤，神態慈祥。一開口說話，卻讓我有些吃驚。聲音低而嘶啞，幾乎沒有清晰的字句。不過，交談幾句後，開始恢復正常，與以前一樣可以連貫地與人交談，聲音也不再細弱無力。他指指脖子，說，喉嚨里長了東西。我一看，脖子上可以看到一個鼓起的包，是瘤子在擠壓聲帶。

　　他還是習慣地拿起一枝煙。如以往一樣，我為他點燃煙——雖然清楚這是嚴重違反醫囑。

　　我們閑談。我告訴他，楊苡老師說冬天她還要來北京住幾個月，等著為你祝壽。他說，他們家裡人都長壽。「我母親活到了九十六，我今年也快九十五了。夠了。」很驕傲的樣子，說完，淡淡一笑，又吸上一口煙。

　　我心裡咯噔一下。九十五歲當然已經是了不起的高壽，但眼前這位極其可愛的老頭，隨意說出這句話，還是讓我聯想到一些現實中的預兆，不免有些傷感。一個老人，如果心裡有個未實現的願望，它時常會支撐他活下去。前年，楊先生曾大病過一次，大家擔心他能否過關。當時，他惦記著與兩個妹妹的約定，等楊苡腿部骨折傷好，從南京來北京過冬，三人一起慶祝他的九十四歲生日。他一直念叨著這件事，他真的挺了過來，高高興興地等到了三兄妹的歡聚。

　　這一次，在快到九十五歲生日的時候，他又住進了醫院。手術當天下午，去看他，他還能正常交談，但氣力與聲音已不如半個月前。幾天後，他忽然需要鼻飼，再去看他，與我的交談，就只能用閃亮的目光和溫暖柔軟的手了。

　　與楊先生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他去世的前三天。楊苡老師上午來電話說，哥哥呼吸忽然困難，醫生與家人商量，如果嚴重，是否可以切開氣管搶救。楊先生和家屬的意見比較一致，屆時放棄這一搶救手段。我想，對於楊先生，這也是不錯的選擇，不再讓老人受折磨的痛苦，讓他平靜地遠行。下午，我趕去醫院，走進病房，卻驚喜地看到他居然又挺過來了。氣力雖衰，但神志清楚，眼睛還能睜開，看見我走近，他晃晃右手，伸過來。手依然溫暖，柔軟。

　　無法交談了。告訴他，我第二天要到外地去，回來後再來看他。臨走告別，他用手指指沙發。沙發上放著一包書，這是他的一本合集《去日苦多》，由青島出版社出版，書趕著印出來，清醒中他看到了自己題籤的新書。我取起一本，放進書包。看他虛弱、漸趨衰竭的樣子，對他的康復我真的不抱太多樂觀。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在外地接到楊苡老師電話，說：哥哥可能快不行了，低壓只到了三十至五十之間。她很鎮靜——這些日子她一直表現得很鎮靜。她說，她已經做好了最壞結局的精神準備。第二天，早上，八點鐘，電話又響了。她說：「我哥哥走了，早上六點多鐘走的。」

　　翻譯家、學者、詩人楊憲益先生，永遠走了。他不再為去日之多而苦了。

　　二

　　結識楊先生是在二十多年前的八十年代中期，記得還是作家張辛欣帶我第一次走進他家。

　　楊先生住在百萬庄外文局大院里。當時，他是英文刊物《中國文學》和「熊貓叢書」的主編，負責把中國現當代作家的作品翻譯出版，這是當年新時期文學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徑。於是，他和戴乃迭成了不少作家的朋友，一時間，眾星拱月，熱鬧非凡，楊家就是一個文學沙龍，成了中國作家與外國客人交往的場合。喝不完的酒，抽不完的煙，聊不完的天……在經歷過「文革」牢獄之災，承受了愛子自焚的痛苦之後，歷史轉折時期的全新環境，「往來無白丁」的熱鬧非凡，尚能讓這對夫婦，以酒澆愁，以酒忘憂，全身心投入到另一天地。

　　一九八八年年底，我所供職的「大地」副刊，請居住北京的七位前輩在新的一年裡聯袂開設一個隨筆專欄，名曰「七味書譚」，他們分別是：金克木、楊絳、黃苗子、楊憲益、馮亦代、董樂山、宗璞。（其中最年輕的宗璞老師，如今也已年過八旬了。）為開設這個欄目，曾請他們聚會，除楊絳和董樂山外，其他五位前來。雖然七人未到齊，但也屬難得。我為他們五位拍攝了一張合影，楊先生笑眯眯坐在中間。

　　「七味書譚」於一九八九年年初開張，幾個月過去，局勢突變，七個人中，出國的出國，退隱的退隱，本可以熱熱鬧鬧精彩萬分的專欄，也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隨後，負責編輯這個欄目的錢寧兄也漂洋過海，存放「七味書譚」的卷宗留在了鐵網絲文件筐里。「七味書譚」存稿沒有再獲刊發，放了一兩年，有的退還給了作者，有的則不知去向，其中好像有楊先生的兩篇文章。

　　進入九十年代，楊家一下子清靜了許多。退休，退隱，八十年代的熱鬧已是過眼煙雲。這時，與他相聚的大多是過去結識的老朋友。老朋友中間，他不算年齡最長的，但他好像格外受到大家的照顧甚至「寵愛」，聚會時常就安排在他的住所附近，特別是在戴乃迭病重和去世之後。

　　戴乃迭去世之前，他們已從百萬庄搬到了友誼賓館，聚會經常安排在國家圖書館大院里的東坡酒家。戴乃迭去世後，他單獨搬到尚在修建的西四環路旁邊的一處新寓所，大家相約，驅車到他家裡聚會。最近十年，他搬到了後海小金絲衚衕的女兒家裡。連續幾年為他過生日，就他的方便，聚會一般都安排在什剎海周圍的飯館。如有聚會，他很樂意參加。天冷時節，裹著大衣，頭用圍巾包得嚴嚴實實，他坐在輪椅上，沿著小路被推到飯館。

　　聚會時，他言談並不多，總是笑眯眯地在一旁聽，興緻一來，順手拿來飯桌上的餐巾紙或口袋裡的煙盒，在上面寫上幾句打油詩。大家傳看一圈，或有人當場續上幾句，或被哪一位放進了口袋帶走。

　　有一年，為他過生日，正逢雪後，什剎海一片白茫茫。我去把他接出來，大家在什剎海東南角的一個客家飯館裡聚會。郁風老太太后來寫了一篇《雪漫什剎海》，以詩意之筆描述了這一次聚會。她寫道：「這地方並不豪華，卻有前面、右面三扇像電影屏幕似的大玻璃窗，雪漫什剎海的全景盡在眼底。我坐在憲益左邊面對大窗的位置，冰雪中游滑著的小人兒，比桌上的菜還要清楚地在我眼前飄動。我們每人面前是陶器小缽頭盛滿糯米酒香甜味的花雕，這不至於使楊憲益醉倒。有一次類似的聚會，他喝下一整瓶二鍋頭，又喝威士忌，又喝花雕，結果好玩極了，白髮朱顏的瘦高老頭被兩人攙扶著向外走，左晃右晃像跳搖擺舞。……」

　　這一次生日之前，楊先生剛被檢查出病，家人都建議他去住院治療，但他拒絕了。他的確是一個奇蹟，從小抽煙、喝酒的他，到了九十歲，居然還從來沒有住過醫院。這也是他在疾病面前常常若無其事的本錢。席間，他拿過一張餐巾紙，寫上打油詩一首遞給郁風：「無病莫求醫，無事莫寫信，信多事必多，醫來必有病。」

　　這樣的聚會有好多次，但惟獨這一次，才被郁風老太太的文章詳細記錄下來，留住了那一天的雪景，留住了楊先生被白雪映襯的豁達。

　　兩年前郁風走了，今天，楊憲益也走了，兩個有著同樣豁達性情的老人，要在天堂相逢了。他們會不會談到什剎海的一次又一次的聚會？會不會談論起郁風為戴乃迭畫的那幅有名的水彩肖像畫？這幅畫，楊憲益一直掛在房間。畫上還有郁風寫的一句話：「金頭髮變銀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會變的。」這句話，像詩。

　　三

　　人們常愛說楊先生散淡，瀟洒，似乎超然於世外。他講話，總有英國紳士似的舒緩，從容，從不疾言厲色；煙不離手、酒不離口、陶醉於微醺的習慣，讓他獲得「酒仙」美譽；他有個口頭禪「無所謂」……這些自然容易給人留下他似乎對一切都持無所謂態度的印象。其實，並不盡然。他一直關注現實，他有鮮明的是非觀，他有超出許多人的直覺判斷。他思，他憂，他怒，他哀。有些事情，在他心中永遠不可能化作無所謂的一絲輕煙——哪怕他用「無所謂」的方式來表述。

　　譬如，他對戴乃迭的痴情，就從來沒有「無所謂」。

　　戴乃迭晚年曾寫過一篇英文自傳（可惜沒繼續寫下去），其中談到了她與楊憲益的愛情與婚姻。我在寫《楊憲益與戴乃迭：一同走過》時，曾將之翻譯引用於書中。這位在中國出生的英國傳教士的女兒，美貌驚人，她與楊憲益在牛津大學相愛，但遭到母親反對。「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們會自殺的。」母親這樣嚴肅地警告她。但她還是選擇了楊憲益，並隨他回到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從此，她的命運、她的事業永遠與楊憲益合為一體。只是她沒有想到，母親的警告成了讖言。「文革」期間他們夫婦遭遇牢獄之災，兒子也因此而患精神病，後來自焚身亡。可是，晚年戴乃迭仍不後悔選擇了楊憲益，她在文章中這樣說：「母親的預言有的變成了悲慘現實。但我從不後悔嫁給了一個中國人，也不後悔在中國度過一生。」這是兩個人半個多世紀的情緣。它是真正屬於個人的相知相愛，早已超越了國界，沒有了絲毫世俗的、物質的氣味。

　　九十年代後期，戴乃迭患老年痴呆。幾年時間裡，楊先生謝絕了許多聚會，一次也不到外地去。他說，他要好好陪乃迭。

　　這兩天，我找出一封楊先生一九九七年寫給我的一封信，喚起我的記憶。信中寫道：「我目前因老妻有病，整天坐著陪她。什麼事也沒作，除了家務事而外，也從未給朋友寫信，也無法出門，電話倒是常打。但您的電話我也沒有，有空歡迎來玩玩……」

　　我去了。他們住在友誼賓館的一套公寓里，此時戴乃迭衰老得完全變了一個人，不能交談，坐在輪椅上，獃獃地看著我們。楊先生與我談話時，他總要常常轉過身看一眼她，還站起來自己去喂她一口水，喝好，自己拿小手絹幫她擦擦嘴角。過去和後來，我從沒有見過他這樣乖巧和細心，哪怕對自己。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中旬，戴乃迭因病去世。送去火化，連骨灰也沒有留下。楊先生很難過，甚至說，他的生命也等於跟著走了。隨後，他賦詩一首如下：「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一位朋友將這首詩書寫後裱好送去，他掛在卧室里，與之整日相對。這首詩，一直掛到了今天。

　　戴乃迭去世後，親友們都在想辦法如何幫助楊先生散散心，儘快擺脫痛苦。當時，鄭州有一個越秀學術講座，由沈昌文先生與鄭州越秀酒家合作創辦。這個講座一直由沈公主持，後來他忙，便邀我協助他，每個月請一兩位文化界人士前去，講座後，再陪主講人到外地旅遊。我與楊先生商量，請他去講一次，講什麼都行，順便去開封轉轉。他的女兒楊熾大姐也很贊成這個提議。開始我們擔心他不願意到外地去，沒想到他遲疑後同意了。演講題目定為《中國詩，外國詩與打油詩》。於是，十二月十日，在戴乃迭去世不到一個月後，楊先生有了一次河南之行。這一年，他八十五歲。

　　在那次講座上，大家見識到了楊先生的「酒仙」風度。午飯，他照例喝幾兩白酒，下午演講時，問他喝什麼，他說：「隨便。」我知道，他說的「隨便」並不包括茶水——因為他很少喝水。我倒上一杯威士忌遞給他。於是，前所未有的演講場面出現了。他抿一口，講一講；又抿一口，再講一講。微醺中，隨意朗誦幾段詩句，那神態，那語調，讓聽者陶醉。我們早已不在意演講內容是否系統，是否有條理，甚至是否有學術性。難得一見的文人形狀與文化情景，已足以讓我們快樂無比了。

　　第二天，我們去了開封，一起陪同的還有大象出版社負責編輯《尋根》雜誌的周雁女士（可惜她後來英年早逝）。楊先生是第一次到開封，走進天波楊府，最讓他好奇和興奮。他說：「這是我們楊家。」聽得出他很為自己與楊老令公及一家英豪同姓而驕傲。整整一天，他一點兒不顯疲倦，一直興緻勃勃。他甚至說：「開封真好，我應該把北京的房子賣了，到這裡買套房子，住在開封。」這話他說了又說。聽起來，自然顯得誇張，但也可見他還有換一個生活環境的想法。

　　這次河南之行，我與楊先生商量寫寫他與戴乃迭的故事，他很高興。我住在他的隔壁，照顧方便，談話也方便。幾個下午，在不受任何干擾的情況下，我聽他娓娓而談。談兒時家事，談與戴乃迭的戀愛與婚姻，談「文革」的牢獄之災，談翻譯的體會與苦衷……這一次，我特地錄了音。回到北京，將這次的談話整理出來，起了這樣一個標題《那些得意傷感悲哀的往事》。

　　其實，得意、傷感、悲哀，三個辭彙遠遠不能概括楊先生一生的行程。他的外表與內心，有著強烈的反差，即便我們想努力認識他，理解他，恐怕也很難做到。何況，我們看到的只是在「文革」之後的楊憲益，他過去的性情如何，並不清楚。不過，有一點可以推定，兒子楊燁的不幸結局，應是對他們夫婦的最大打擊，這也是他們人生態度的轉折點。二○○一年我在《一同走過》中曾這樣寫道：

　　朋友們感覺到，從那時起他們彷彿有一種萬念俱灰的感覺。酒喝得更多了，更頻繁了，但他們兩人感情也更加深厚，更加不可分離。自那之後，許許多多的身外之物他們看得更淡，人從此也過得更為洒脫。名利於他們，真正是塵土一般。收藏的諸多明清字畫，全都無償捐獻給故宮等地，書架上幾乎找不到他們翻譯出版的書，幾十年間出版的百十種著作，他們自己手頭也沒有幾種，更別說湊上半套一套。

　　看淡身外之物，絕非把人世間做人的原則、正義的評判淡忘。相反，從文革磨難中走出之後，楊憲益和戴乃迭對人間是非有了更加明確的態度……

　　的確，生活中有些東西在他們是不可能忘掉的：責任感、正義感、友誼。這些很容易在歷史波動中被扭曲、被閹割的東西，在歷盡磨難之後令他們更加珍愛。擁有它們，便會在歷史關鍵時刻激發出難能可貴的勇氣和魄力。可以說，無私才能無畏這句話，在他們身上得到很好的印證。在這方面，許許多多熟悉他們的朋友，都自嘆不如。也正因為此，朋友們才從心底欽佩他們。

　　多年過去，我覺得這些文字仍能用來表達出我對楊憲益的認識與理解。

　　《一同走過》出版後，戴乃迭的姐姐幾年前在九十歲高齡時將之翻譯成英文，計劃在英國出版，未果。後來，南京一家出版社曾想出，但又告知市場論證後被否決。這兩年，每次見到楊先生，他總是問：「怎麼英文的書還沒有出來？」我知道，他在意的不是宣揚自己，而是為了戴乃迭。他在想，應該有一個英文版本，讓戴乃迭的故鄉人能更多地了解她。

　　最終他沒有看到英文版《一同走過》的出版。如今，這成了無法彌補的遺憾。

　　四

　　楊先生還享有另外一種幸福與快樂——兩個妹妹的崇拜與關愛。兩個妹妹都已高齡，大妹妹楊敏如生於一九一六年，今年已過九十三；小妹妹楊靜如（楊苡）生於一九一九年，今年已過九十。她們對哥哥的情感，從兒時一直延續今天。在這一點上，在我熟悉的前輩中，沒有別人能有他這種幸運。

　　敏如老師畢業於燕京大學，是顧隨先生的弟子，多年研究古典文學，尤其以對唐宋詞研究精深而著稱。楊苡老師畢業於西南聯大，是著名翻譯家，《呼嘯山莊》是其代表作。兩人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都各有成就，但在她們心目中，哥哥才最了不起，哥哥永遠是她們的偶像。只要談起哥哥，她們馬上顯得非常激動，都是九十歲的老人，卻還擁有一份可愛的純真。

　　敏如老師惜墨如金，但偶有文章，卻很精彩。戴乃迭去世後，楊敏如老師撰文懷念嫂嫂，在題為《替我的祖國說一句「對不起，謝謝!」》文章中這樣寫道：「我的畏友，我的可敬可愛的嫂嫂，你離開這個喧囂的世界安息了。你生前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謝謝"，甚至文革中關在監獄，每餐接過窩頭菜湯，你也從不忘說"謝謝"。現在，我要替我的祖國說一句："對不起，謝謝!"」

　　我覺得，在所有悼念戴乃迭的文章中，這是最有震撼力的一句話!

　　敏如老師幾乎把心思都放在哥哥身上，事無巨細，她都過問，即便羅嗦、挑剔，也顯得可愛。讀到她寫啟功的長文，我打電話去，建議她多寫寫北京師範大學的同輩教授，可以寫成一本書。她卻說：「不，我要多寫寫我哥哥。」這幾年，她一直在寫哥哥的往事，真希望能早日讀到它。

　　遠在南京的楊苡老師，與姐姐一樣，最關心的是哥哥。幾年前，在家裡摔倒腿部骨折，卧床多日。但她一再說：「我會好的，我還要到北京去，為哥哥過生日。」去年冬天，八十九歲的她真的在女兒的陪同下，來到北京，慶賀哥哥九十四歲生日。

　　兩個月前，在南京見到楊苡老師，她說計劃今年冬天再來北京，為哥哥過九十五歲生日。

　　楊苡老師來信不多，但凡有信，必然要提到哥哥。這幾天，我找出十年來她寫給我的信，又一次讀她對哥哥的崇拜、認識、理解。如今，在楊先生遠去之際，再讀這些文字，更加令人感動。她的信遠勝過我的敘述，且摘錄幾段如下：

　　您在11月29號寫給我的信早已收到，拜讀長文（指拙文《一同走過》——李輝）後我十分十分感動！……我只是當時打電話告訴我哥你真應該再寫長些。另外就是楊燁的自焚而亡這事發生在1977或78年的冬天，我始終不忍跟我哥談到這件事，但也僅僅在1979年我受《中國文學》之命（是我哥推薦的）在上海我哥和我去看巴老時，在路上談了幾句，我們認為楊燁那時換了環境，可能已逐漸恢復正常的精神狀態，而開始清醒認識到他們這一代年青人曾被如此愚弄過白白浪費了他們最好的青春時代……到那時他開始反思，才會默默地給自己澆上汽油！

　　而在他爸爸媽媽坐牢時，他卻一邊盡他作為大哥的責任，擔負著供養小妹（妹妹即楊熾）在北大荒插隊，一邊默默地受著各種羞辱與嘲笑與誣衊，四年來沒人把他當個要求進步的青年大學生看待，沒人理他，這才導致他的精神分裂，而對一切過去理想的「幻滅」卻是在77年之後開始的。

　　我哥就是這種散淡的性格，他如今更是淡然處世，我曾讓他轉達，因為你沒有告訴我你家裡電話，而白天上班時我如打長途也盡量少打，因為是全費，同時我是如我哥一樣不大寫信的。因此無論如何請原諒我沒能及時回信，很沒禮貌！我相信我哥也懶得轉達我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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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非常非常抱歉！我原是很希望跟你能有一天聊聊我哥、乃迭、沈從文、巴金、黃裳，等等，我只會聊天……我能記得許多有關我哥的童年趣事，可我哥我姐全忘了（或不想回顧）。

　　（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謝謝你給我那麼多的鼓勵——從鼓勵吃飯，到鼓勵寫，鼓勵回憶這個那個……我的確老有不少腹稿。我最崇拜的人是我哥，雖然我也不是認為他非常完美，也不是他每件事都做得很聰明（他為了保護我，傷害過個別的人），但我這一生的確受他影響最大，我曾經希望你能寫我哥，也只有你能寫，可惜你沒有早認識他，其實他很能「滔滔不絕」……比如說關於sarah。我至今還保存一張她同我母親姐姐和我的照片，本來有好幾張，都沒了，包括她自殺後的遺容。我還存有當年我寫給她的輓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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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哥家，向他告別時，我很想哭，陳寅恪贈吳宓的詩句「暮年一見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是這麼回事。他到明年一月就是整九十歲的了，而我現在算是85歲！我常想起我們的童年（我曾寫過一詩，邵詩人把它在《詩刊》發表了，就是給我哥的），我和我姐姐是「姨太太」生的，而我們的「小少爺」明明和我們同父同母的哥哥卻屬於「娘」的管轄（我們稱自己的母親叫「姆媽」），受著一種特殊的優厚待遇！幸虧「娘」是個只熱心於打麻將的揚州大小姐，那些年我哥還是跟我們在一起玩，雖然玩也不是太平等，都得聽他的。

　　我想也就因此在1934年他去英國之後，我感到非常孤獨，直到1938年遇見巴先生的三哥。也因為這個孤獨無助的心情，才使我主動找巴金在信上傾訴。那時最嚮往的是自由！

　　在鼓樓醫院病房最痛苦的時候，一次我女兒代我接通了我哥的電話，我對我哥說：「哥，我想你！」然後大哭，我女兒趕快同我哥通話，你猜我哥對她說什麼，他說：「怎麼你媽媽還不如我哩！」

　　這就是說，我哥一生中吞下了多少眼淚，他是非常內向的，我了解他！他和乃迭彼此都作了很了不起的犧牲，彼此包容、遷就，這在外人是不會看出來的。乃迭最後幾年非常痛苦，我也是了解的，楊燁之死給了她致命的一擊，這本來也可以多寫寫的。

　　忽然接到我姐姐電話，使我心神不安。我只能求助於你。昨天下午我姐怪我麻煩你，說太不好意思了，但又很高興，因為她能在下午從我的電話就知道了我哥的病情暫時不嚴重（我立即打電話告訴她你見到我哥），她自己在昨天上午也在她的合同醫院查出糖尿病、冠心病，她在電話中對我說：「咱們三個人的好日子是過去了，我不能不悲觀！」

　　（二○○四年四月十日）

　　我的腰病又犯，咳嗽才好一點，我等著健康情況良好時去北京。今年再不去看我哥（了不起的楊憲益！），明年又不知怎樣，一切未知。我們兄妹三人都已是「最後一站」了！

　　（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一直是小病不斷，快兩個月了，也因此沒有膽量去北京，雖然我想我哥，但早已不是小時候那種依戀了。我曾妄想哪天跟你暢談我哥，不是那樣完美的，「人無完人！」他有他的矛盾、弱點，以至個人英雄主義之類，他從小的逆反心理直到長大年老，他應該也不是沒有regrets的！

　　（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五

　　舉行楊先生遺體告別儀式的當天晚上，吉林衛視「回家」欄目，為寄託他們的哀思，特地重播了四年前拍攝的專題片《楊憲益戴乃迭：惟愛永恆》。

　　面對鏡頭，楊先生沉著而從容，慢條斯理不慌不忙地講述自己與戴乃迭的故事。他的話語不多，但卻言簡意賅，富有含蘊。

　　節目結尾部分，採訪者問：戴乃迭的骨灰是如何安排的，有墓地嗎？

　　楊先生一邊抽煙，一邊慢慢說：「都扔了。」

　　「為什麼不留著？」

　　他指指煙灰缸，反問：「留著幹什麼？還不是和這煙灰一樣。」

　　這是片子的最後一句話。

　　一個煙灰缸的特寫。然後，鏡頭移到楊先生臉上。他顯得格外平靜，又帶著若有所思的神情。几絲煙霧，裊裊而上，在他眼前飄過。

　　聽說，楊先生的骨灰最終保留了下來。其實，對於他，物質的留或不留，沒有區別，也不重要。十年前，戴乃迭去世後楊先生曾賦詩一首，最後兩句為：「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現在，他早就迫不及待地趕去與戴乃迭匯合，兩個靈魂將完全融為一體。從此，銀漢不再隔雙星。

　　寫於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二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