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還需要魯迅嗎？

隨著大眾通俗文化的繁榮，通俗文學逐漸佔領文學閱讀的市場，先是張愛玲熱、後是金庸熱，最後是網路文學熱，魯迅在閱讀市場中逐漸成為冷門，可以預見，在娛樂化的指標下，電腦遊戲終將戰勝所有的文學閱讀。

　　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魯迅之於中國，無疑是一個顯赫的存在，他在這個世紀只活了36年，但死後卻以不以其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方式持續發生更加深刻的影響。20世紀末，隨著中國社會的複雜轉型，思想文化語境產生新的變局，在這一新語境中，對魯迅的評價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在新世紀初年曖昧不清時代語境中，魯迅的影響正在逐漸淡化，其所盼望的「速朽」，似乎終於遲遲來臨。

　　被遺忘正是魯迅自己的期望，為何還要問：21世紀，還需要魯迅嗎？

　　在二十年代中期的《野草》中，魯迅曾經對纏繞自身的「希望」，進行層層剝筍式的自我消解和突圍，最後的消解是：「但暗夜又在那裡呢？……而我的面前又竟至於並且沒有真的暗夜。」可以說，「暗夜」的不存在，是反抗者魯迅自我消解的最致命一擊。魯迅希望自己「速朽」，因為他是與黑暗同在的，他的被遺忘，正是黑暗消失的反面證明。

　　然而需要追問的是，魯迅之在當下被遺忘，究竟是其提出的問題已經失效，或使命已經完成，還是就像他生前經常經歷的「寂寞」一樣，被遺忘正是魯迅的命運？

　　寂寞，來自一種誤解，一種真實價值的遮蔽？抑或來自於真實價值與現實世界的隔膜？其實是一個二而一的問題。這是一種雙重的寂寞，一是被過多的話語所包裹，闡釋之下被層層遮蔽，熱鬧之下是深深的寂寞，二是這些誤解的話語復又被視為真實的存在，在新語境下遭到出於種種動機的話語解構。雙重寂寞之下，難逃被遺忘的命運。

一

　　1936年其人辭世，魯迅的存在，就成為一種可以稱之為「魯迅傳統」的存在，它本質上是一種對魯迅的話語闡釋。20世紀對「魯迅傳統」的解讀，大致形成了兩套話語系統：一是政治意識形態魯迅傳統，二是人文意識形態魯迅傳統。前者形成於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界，經過四十年代延安文藝的系統闡釋，新中國成立後成為官方正統魯迅話語，80年代前在大陸佔據絕對話語權力，它強調魯迅後期的現實革命立場，強調魯迅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聯繫，將魯迅闡釋為由個人覺醒到集體主義革命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將魯迅文學解讀為中國政治革命的現實主義再現；八十年代，隨著思想解放中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內部的鬆動，現代思想啟蒙者的魯迅，作為一種還原性的認知，被人文知識分子推倒前台，在「思想解放」是中斷的五四傳統的承續的想像中，魯迅，成為八十年代新的現代啟蒙和人文知識分子確立主體性的深度精神資源。在八十年代前期的人文學科領域，魯迅研究的影響力無與倫比，它已然超越學科的範圍，成為影響甚至帶動整個人文科學研究和社會思想文化語境的重要力量。可以說，80年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陣營及其意識形態的形成，基於一定的話語空間，它是在思想解放的語境下，官方改革派為了吸引人文知識分子參與新的改革意識形態的建設，從而讓渡出來的一定話語空間，因而，80年代的官方意識形態魯迅傳統與人文意識形態魯迅傳統之間，既存在內在的衝突和緊張，又具有體制內的同構關係。

　　90年代，歷史似乎翻開了新的一頁，政治風波後文化熱驟然降溫，國家放棄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紛爭，真正將工作中心轉移至經濟與市場領域，與90年代之前政治意識形態與人文意識形態相互依存甚至分庭抗禮不同，90年代，權力與資本成為決定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一方面政治意識形態進一步強化其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在不涉及意識形態的領域，國家全面推行經濟主導的市場策略。在知識、文化領域，國家一方面大力擴大非關意識形態爭議的應用性社會科學的發展，吸引大量知識分子投入體制內建設，同時，又通過中國特色的市場化策略促進大眾通俗文化的繁榮。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主流話語，一是官方政治意識形態話語，二是大眾通俗文化意識形態話語。前者在中國特色政治意識形態基礎上，暗含文化民族主義的資源訴求；後者基於官方監管的市場經濟，在政治許可範圍內，資本獲得更加自由的發展機會，市場資本主動迎合大眾的審美趣味，現代網路則給大眾通俗文化提供了更為便捷的載體，大眾通俗文化獲得畸形繁榮，一方面帶有全球化特徵的大眾文化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在中國得以迅速成型，同時，中國大眾文化一旦獲得自由發展就會呈現的本土要素，也漸漸復原並浮出水面，這主要表現在日常生活尤其是情感審美領域，如大眾化的「國學」熱、閱讀市場的歷史熱和小說分類化、影視市場的宮廷熱與古裝熱、審美情感的娛樂化和滑稽化、人際關係的「厚黑」化等等，形成一種「民間」權力話語，消費主義、娛樂主義、民族主義，是90年代市場資本引導下的大眾意識形態的主要價值取向。大眾通俗文化意識形態的崛起，深刻改變了9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的格局，它取代80年代人文意識形態在文化格局中的位置，成為90年代與政治意識形態對應與共生的重要文化力量，與80年代人文意識形態與政治意識形態既存在體制內的同構關係又存在意識形態的對立不同，90年代以來網路化的大眾通俗文化意識形態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潛在對立來自於不同的體制運作，但前者的現實立場由於資本的參與，與後者具有更多的共謀性。90年代初知識分子想像的試圖融入並能容身的獨立「民間」，結果並不存在，民間成為權利與資本的場所。

　　這些方面的迅速擴展，使80年代曾經試圖自我擴展的人文意識形態的發展空間，受到越來越強的擠壓。在90年代，80年代想像性的知識分子同一性人文立場開始分裂，政治意識形態與人文意識形態的互動與對立，隨著前者的抽身離去，演變成人文意識形態內部的紛爭，人文思想界形成所謂文化保守主義、中國「後學」、「新左派」、「自由派」等等之間戰線不清的紛爭局面。一方面，人文思想界內部的紛爭糾纏激烈，另一方面，在人文思想界之外，這些熱鬧都不過是書生意氣和「茶杯里的風波」，決定社會輿論導向的，是逐漸合謀的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和資本力量，這一巨大存在，不僅使人文空間愈益萎縮，也對人文意識形態本身產生強大的牽引力。因而，人文思想界在分裂之後，又被絕對權力抽空，在外在強力的擠壓下，或者喪失存在的空間，或者為了獲得現實的生存而暗中向權力與資本靠攏與借力，打著純粹思想旗號的人文思想，主動尋求與權力意識形態及其主導下的社會輿論保持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一致，就成為並不稀奇的現象。大致看來，爭存於90年代以來的中國人文意識形態，其話語策略一方面要徵引域外流行資源，另一方面，又要暗合域內各種權力的需要。90年代開始流行的中國後現代主義思潮，迎頭引進二十世紀後半葉西方流行的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以其理論話語的新穎時尚，在國內迅速擴展流行，其對現代規範的解構尤其是後殖民主義對西方霸權的批判，為80年代現代性追求的挫折與多舛，找到了新的闡釋資源與情緒發泄口。在國內輿論方面，後現代主義尤其是後殖民主義的文化政治立場，在解構西方霸權的同時，指向的是中國本位的民族主義立場，成為90年代權力話語所接納的新的西方理論資源。後現代主義其實也正是「新左派」的主要理論資源，中國現代性的本位意識則是其潛在文化政治立場。「新左派」的理論資源當然不再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蘭克福學派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綜合，後現代批判一方面指向了市場資本主義及其自由主義思想的弊端，為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提供新的批判資源，另一方面，後殖民主義取向又指向了反思西方霸權並重提中國本位的可能性。不過，「新左派」的複雜性在於，其馬克思主義指向不是建立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新穎的後現代批判的基礎之上，其中國本位的價值指向不是建立在中華傳統文化本位之上，而是建立在現實的中國現代性的創新實踐之上，為中國現代性的獨特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與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傾向不同，這可以說是一種現實立場的民族主義取向。90年代以來的文化保守主義內基於本土傳統文化，外接海外新儒家資源，是一種典型意義的文化保守主義，在新的大國崛起的語境下，以前顯得政治上不太正確的儒家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取向，獲得了新的現實意義，成為政治意識形態暗中接納的意識形態之一。對於爭存於90年代以來中國的人文意識形態，新的、外來的理論資源，只不過保持了其固有的人文色彩和知識形態，而現實的話語權力及其利益訴求，則是核心關注所在，為此必須善於借「勢」，90年代中國人文意識形態意欲借勢的對象，不外兩個，一是政治權力話語，二是資本權力話語，或與前者一致，進入體制內的利益格局，或與後者打得火熱，達成利益的雙贏，這是90年代以來保持活躍的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生存策略，更為靈巧者，則是或此或彼，兩可兼得。

　　如果說文化保守主義、中國「後學」、「新左派」與「自由派」構成了90年代日益邊緣化的人文意識形態場域，那麼，在它們各自分化甚至對立的立場後，又具有自己尚未意識到的某些潛在的一致性，正是這些潛在的一致性，與90年代權威意識形態達成了和諧，因此，不是它們的外在文化立場，而是它們的潛在價值立場的一致性，才構成對90年代文化格局的影響。如前所揭，文化保守主義、中國「後學」、「新左派」的話語論述，指向共同的中華本位的價值立場，正是這一終極立場參與了90年代主流意識形態的合唱。90年代興起的「自由派」，在政治文化立場上保持著較為激進的西化自由主義立場，但在反左翼激進文化的過程中對本土文化傳統採取同情和認同的溫和文化姿態，這一傾向自我認同的文化立場與9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中國「後學」，甚至與針鋒相對的「新左派」並無二致。90年代中國「自由派」的文化盲區在於，其價值訴求缺失文化批判的重要環節，陷入「明禮儀而疏於知人心」中國難題，這一文化盲區的存在，使「自由派」與文化保守主義形成你我難分的局面。

　　在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化思想場域中，隨著政治意識形態重心的變遷和人文意識形態內部的分化，以前分別通過政治意識形態和人文意識形態想像建構的「魯迅傳統」，也在迅速瓦解。首先，90年代的政治意識形態漸漸放棄了對魯迅的資源運用，曾被奉為旗幟的魯迅，其「官方待遇」每況愈下，這從魯迅周年紀念的官方規格可見一斑。政治意識形態從魯迅資源闡釋領域的進一步退出，理應給人文意識形態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間，然而，80年代憑藉人文意識形態形成的魯迅闡釋的興旺局面，在90年代後並沒有得以重現，一方面，90年代以來人文意識形態的分化及其主流價值的變遷，形成解構魯迅的話語傾向，另一方面，本著繼承魯迅傳統的重新闡釋，不再有80年代單純而激進的理想取向，摻雜了更多的現實動機，形成種種似是而非的魯迅闡釋。隨著80年代追求現代化主題向90年代反思現代性主題的轉換，魯迅由反傳統主義的現代啟蒙的思想資源，演變成反思現代性——批判西方主導的現代性，尋求中國本位的現代性——的思想資源，魯迅由反傳統主義的現代啟蒙思想者，漸漸成為反抗西方文化霸權的中國的甚至是東方的文化鬥士。在這一轉換中，魯迅國民性批判的重要思想被盡量遮蔽，而其對「現代性」（最好是西方現代）的批判被充分彰顯放大。反思現代性是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題中應有之義，但這一西方思想傳統內部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被拿來作為我們批判西方霸權，確立文化主體性的理論資源，其文化政治立場，與政治意識形態的現實需求不謀而合。雖然反思現代性的魯迅重釋暗合了官方與大眾的民族主義訴求，但除了在學術圈引起追捧外，其對政治與社會的影響力，幾乎為零。

　　魯迅在90年代以來中國的境遇，更多的是遭遇新興話語的解構，從而變得不合時宜，與反思現代性的闡釋局限於學術思想界不同，解構語境由人文意識形態和大眾意識形態共同構成。在人文意識形態內部，中國「後學」基於激進的解構本性和潛在的理論進化邏輯，將屬於現代範疇的精神思想遺產全盤否定，作為中國現代思想傳統的五四啟蒙主義思想，被視為落後遭到解構，80年代闡釋中被視為五四現代啟蒙代表的魯迅，自然也成為質疑的對象。而中國「後學」中華本位的價值指向，更與人文意識形態內部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以及大眾意識形態化的「國學熱」沆瀣一氣，構成讓魯迅變得不合時宜的話語氛圍。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出現，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後期的傳統文化熱，彼時的思潮尚局限於人文意識形態內部，是80年代前期人文意識形態現代化追逐之疲憊後對本土傳統思想與審美資源的回顧與重新發現，與政治意識形態無涉，大眾化的意識形態更是尚未形成。90年代初，本著海外新儒家的餘緒，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人文意識形態內部的激進與保守的文化論戰中形成局面，並隨著90年代學術大眾化的潮流，形成方興未艾的學術界與大眾文化共謀的國學熱。國學熱一開始就得到了官方媒體的認可和支持，1993年8月16日和17日，《人民日報》分別發表兩篇關於國學熱的文章，前一篇用了整版的篇幅，後一篇題為《久違了，「國學」》，官方的闡釋將「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在新世紀大國崛起的語境中，傳統文化的獨特性與優越性，成為彌足珍貴的意識形態資源。對於市場資本來說，大眾化的國學熱，更是有利可圖的對象。在各種利好局面下，新世紀的國學熱蔚然興盛。新世紀國學熱如其說是學術動向，不如說是一種大眾文化意識形態，它起於對「國學大師」的莫名期盼，在被戴帽者自知名號的虛妄半就半推後，大眾意識形態將對大師的熱情轉向「百家講壇」包裝出來的學術「超男」與「超女」，（百家講壇在2001年剛剛播出的時候，走的是文化精品的路線，請一些資深專家、學者做講座，可惜收視率不高，自從央視開始收視率考核，換了製片人，走通俗的、偏重歷史演義的路線，終於一下火爆。）百家講壇和余丹成為國學熱的亮麗風景，充分顯示了新世紀國學熱的通俗流行文化的本質。不甘寂寞的學術界則應時而動，學者們也開始紛紛換上對襟中式服裝，儼然以大師自居，並與余丹爭寵。國學、大眾與商業走到一起，各種總裁國學班、少兒國學班、讀經熱、漢服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和國學熱將當下的傳統取向直接對接現代轉型之前的傳統，以五四為代表的現代啟蒙主義，成為旁逸斜出、無事生非的文化異類，生前屢次反對讀經、甚至說出「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魯迅，自然成為大煞風景、急於拋棄的對象。隨著大眾通俗文化的繁榮，通俗文學逐漸佔領文學閱讀的市場，先是張愛玲熱、後是金庸熱，最後是網路文學熱，魯迅在閱讀市場中逐漸成為冷門，可以預見，在娛樂化的指標下，電腦遊戲終將戰勝所有的文學閱讀。在90年代的中國人文意識形態中，自由主義人文思潮在價值取向上更多地呈現出80年代人文意識形態的延續，但其思想資源的本土取向，則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以前統一性的五四資源想像，被分化為不同甚至分裂的層面，以前被遮蔽的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90年代被重新發掘，現代自由主義思想作為被主流歷史壓抑的思想一脈，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可惜的是，在90年代自由主義的思想解讀中，胡適和魯迅，被放到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中，魯迅被作為激進政治文化的文人代表放到對立面，甚至不幸成為自由主義人文思潮興起首先祭旗的對象。有意思的是，在對魯迅歷史形象的定位上，90年代自由主義人文思潮與政治意識形態形成了一致，換言之，自由主義人文思潮將政治意識形態的魯迅闡釋，作為不加分析的歷史前提，展開自己的歷史批判，過分放大了魯迅與胡適的現實政治立場的不同，而漠視了二者五四文化立場的一致性。

　　值得一提的，還有90年代以來社會文化語境和人文意識形態對學術圈內的魯迅研究的影響。與90年代之前魯迅研究在現代文學學科甚至整個人文學科研究領域絕對主導的地位不同，9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更多文學現象與作家的被重新發現，魯迅所佔的比重客觀上在減少，這是正常現象。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研究界自身的狀況。90年代以來，政治意識形態不再干涉魯迅研究的學術動向，從政治意識形態出發的魯迅研究不再是研究者的不可承受之重。政治意識形態的放鬆使魯迅資源向學術圈與大眾媒體兩個方向分流。90年代以來的魯迅研究界在隊伍不斷收縮的過程中越來越顯示學院化的研究品質，研究成果的發表數量甚至質量，在現代文學研究中仍保持龍頭位置。但是，新語境下的魯迅研究也產生著自身的危機。隨著學術的進一步學院化與體制化，龐大的灰色學術大軍帶來的，是大量功利化的以項目和職稱為目的的研究，其最常見的研究模式是，帶著80年代理論熱、方法熱的習慣殘留，在對研究對象並無準確把握甚至毫無心得的情況下，就將魯迅作為某種新思潮新理論新方法的「實驗田」，以致有些本著弘揚魯迅的研究，本身就不自覺地構成對魯迅自身價值的解構。如果說這類研究是無思想的學術操作，那麼，90年代以來具有思潮傾向的魯迅研究，則來自社會思想文化語境。一是反思現代性思潮對魯迅研究的影響。如前訴述，隨著80年代追求現代化主題向90年代反思現代性主題的轉換，魯迅由反傳統主義的現代啟蒙的思想資源，演變成反思現代性的思想資源，魯迅早期的文言論文對十九世紀西方物質文明的批判，成為闡釋者關注並發揮的對象。在反思現代性的闡釋下，魯迅國民性批判的小說代表作《阿Q正傳》，竟然成為解構近代以來中國國民性理論——來自傳教士話語——的核心文本。在反思現代性的闡釋思潮中，日本思想家竹內好的魯迅研究，成為被廣為引用的闡釋資源。竹內好四十年代當作絕筆寫的小冊子《魯迅》，本著一個日本思想者的真誠反思，以現代中國和魯迅思想為參照，對日本「轉向」的近代化歷史提出批判，通過對魯迅個人內心掙扎的富有魅力的描述，試圖抽繹出魯迅與現代之間的反抗性關係，從而將魯迅與現代中國視為後進現代國家理想的「回心」型近代化路向的楷模。竹內好的魯迅論，基於對日本近代化道路的反思，將魯迅作為異域參照的資源，其存在的問題是，竹內的闡釋聚焦於自己的日本問題意識，而魯迅所面對的中國時代難題及其內在問題意識，是其先天的盲區。竹內基於日本問題意識對魯迅的未免避重就輕的闡釋，卻成為90年代以來中國魯迅研究界的一個近乎文學意識形態的存在，甚至達到「言必稱竹內」的地步，這種一哄而上的現象，固然大多源於道聽途說、淺嘗輒止者由西洋轉向東洋的一種學術時尚追逐，但提倡者的內在動機，卻是試圖通過竹內的闡釋，塑造一個抵抗西方現代的東方英雄形象，為反思現代性提供魅力資源，其被廣泛接納的精神氛圍與接受語境，與時代語境正相諧。反思現代性闡釋下的魯迅，為中國獨特的現代性及其現實合法性提供了資源，其更為激進的政治指向，甚至直接重回八十年代前政治意識形態的闡釋思路，在他們那裡，八十年代的闡釋被視為淺薄並被輕易否定，而八十年代前政治化的闡釋重新獲得某種新的深刻性，完成中國人文知識分子魯迅闡釋的話語圓圈。反思現代性在學術界的另一種闡釋路向，是對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重新討論，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現代文學研究界「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還是基於以五四為現代化開端的標誌的基本立場，只不過試圖將現代的發生追溯到晚清維新思潮，顯示20世紀的完整性。但在90年代開始的晚清學術熱中，隨著「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這一具有廣告效應的表述的不脛而走，這一口號幾乎成為現代文學界的一種新的學術意識形態。如果這一表述指的是為五四現代性尋找晚清的源頭，其實無可厚非，但是，其真正想說的是「被（五四）壓抑的現代性」，將晚清解讀成比五四更豐富、更具有開創性的現代開端，相反，五四卻成為中國現代性本來良好開端的「窄化的收煞」，在其視野中，所謂「被壓抑」的現代性，實質上就是晚清商業市場形成後小說領域的某些具有市場取向的變化，跟進者則進一步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歸於晚清的某一篇小說的出現。且不說魯迅是否就能代表並非一元的五四，但在這一文學意識形態下的文學史敘述中，魯迅又一次作為五四現代性的代表遭遇或明或暗的「壓抑」。對魯迅研究的另一種可能性的影響來自大眾通俗文化意識形態，隨著90年代以來學術大眾化的媒體取向，魯迅研究也未免蠢蠢欲動，如果說魯迅上百家講壇並未獲得預料中的成功（說明將魯迅大眾通俗化確屬不易），那麼，學術圈內部的大眾通俗化研究卻獲得意外的熱烈反響。新世紀初年，兩位學者不約而同對魯迅最為晦澀幽深的《野草》進行了純粹「形而下」的解讀——將《野草》視為魯迅20年代中期性愛潛意識的集中表現，竟然被視為魯迅研究新的生長點，造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研究熱點。由此亦可見大眾通俗文化意識形態下魯迅研究的落寞。

　　可以看到，其人雖逝，作為話語的魯迅仍然隨著世紀中國的複雜變動與世沉浮，在90年代以來變化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其形象開始變得陌生、模糊，甚至不合時宜。追問「21世紀，還需要魯迅嗎？」首先需要正本清源，刪繁就簡，回到這樣一個原點性問題：魯迅存在的基本歷史定位及其思想遺產的價值核心究竟是什麼？其次才是：魯迅資源在當下還有沒有價值？

二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進入他自己的時代背景，及其思想動機和問題意識，可以首先從三個問題入手：他生活於怎樣的時代？他那個時代所面臨的共同時代問題是什麼？他是如何應對這些問題的？可以確認的是，魯迅是20世紀初走上歷史舞台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他生活的時代，是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國現代轉型，中華文明遭遇西方文明的挑戰，被動進入改變之途，這個時代，魯迅稱之為「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時代」。魯迅出道的20世紀初，救亡圖存，是共同面對的時代難題，作為一個具有傳統使命感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他首先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共同問題，並要做出自己的回答。青年魯迅的第一次發言，是世紀初年留學日本時期，1905年，魯迅棄醫從文，確立了文學——精神——救亡的文學救亡道路，1907、1908年，魯迅一連發表五篇文言論文，基於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全面梳理，對當時流行的救亡思路如「黃金黑鐵」的洋務派、「國會立憲」的維新派以及種種流行的維新言論提出批判，提出「首在立人」、「尊個性而張精神」的主張，並大力推介「摩羅」「詩力」，寄希望於「介紹新文化之士人」，以此為「第二維新之聲」。彼時，孫中山、章太炎為代表的革命派正在東京與維新保皇派論戰，可以說，在革命派成功之前，青年魯迅就在考察並否定洋務派的器物層面的救亡方案和維新派的制度層面的救亡方案的同時，提出了與方興未艾的革命派民族主義革命方案不同的新的救亡方案，這一救亡方案抓住了中國現代轉型的兩個契機，一個是「精神」，一個是「詩」，其內在理路是，中國現代轉型的真正基礎，是國人精神的現代轉型，而訴諸精神的文學，是改變國人精神現狀的最有力的工具。周氏兄弟又通過《域外小說集》的翻譯，展現其對改變精神的新文學的想像。晚清以林紓為代表的翻譯小說，基於中國固有閱讀習慣選取外國小說，注重故事的傳奇性及內容的分類化，所取大多是十八世紀以來英、法、美主流國家的文學，而周氏兄弟另闢蹊徑，引進在當時非常邊緣的十九世紀俄國及東、北歐弱小民族的文學，這一取向除了呼應當時剛剛興起的民族主義革命思潮，更為潛在的動機，則屬於其文學——精神——救亡的新思路。這些小說所展現的，是一種全新的精神世界，尤其是魯迅所擇取、翻譯的小說，其主人公的內心世界，真誠、執著，深廣，甚至達到分裂與發狂的境地，正是分裂，顯示著精神的存在。周氏兄弟對異域小說的引進，所可注意者有五：一是輕故事而重內心，二是輕長篇而重短篇，三是輕主流國而重東、北歐，五是輕十八世紀而重十九世紀，這一指向，是對十九世紀西方文學所內涵的迥異精神世界和人性世界的發現，故序文直言：「性解思維，實寓於此」，「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並不無自信：「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在魯迅那裡，作為救亡根本的「立人」——現代轉型的精神基礎的建立，其精神資源已經無法在世紀末業已衰微的宗教、道德、倫理、政治等「有形事物」中來尋找，而十九世紀崛起並得以在精神界獨立的西方文學，其內在精神深度及其富於感染力的特性，被魯迅視為改變中國人淪於「私慾」、「勞勞獨軀殼是圖，而精神日就於荒落」的國民精神現狀的最好途徑，文學，取代了原來的宗教和道德，成為精神的策源地。然而，文學——精神——救亡的「立人」方案被掩蓋於風起雲湧的革命呼聲，導致青年魯迅深深的寂寞和自我懷疑，並形成近十年的沉默。十年後，其「精神」與「詩」的救亡理路，在五四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中得到了呼應，在錢玄同的勸說下，魯迅第二次出山，通過小說等新文學的創作，匯入五四潮流，至此，十年前的救亡思路與十年後的現實運動終於合流。魯迅在五四時期再也沒有系統闡釋過自己的救亡主張，作為過來人，他主要是通過精神深異的文學創作，匯入五四新文學的潮流，顯現文學內在的精神力量，可以說，通過文學創作，魯迅將十年前的精神脈絡，注入了五四，魯迅一加入五四新文學，就能在創作上顯示別人達不到的新異與深度，為五四新文學帶來了不可或缺的實績，其原因正在此。

　　自五四開始的魯迅文學創作，怎樣延續了十年前的文學救亡理路？經過「立人」方案的挫折和十年隱默中對中國亂象背後的人性洞察，十年後，魯迅將文學救亡的「立人」方案，落實在國民性批判這一首要的環節上，國民性批判，是魯迅五四後文學創作最核心的創作動機和思想命題，實際上也成為他終其一生也未完成的文學救亡方案的現實踐履。魯迅五四時期的小說，通過小說虛構的自由，對國民性展開整體性的象徵批判，《狂人日記》、《阿Q正傳》是其國民性批判的小說代表作，五四時期的隨感，則是更為廣泛、直接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以1923年的沉默為標誌，五四後魯迅經歷了第二次絕望，藉由《彷徨》與《野草》的寫作——《野草》是其衝決絕望的文學行動，他終於走了出來，走出絕望的魯迅，開始擺脫前期纏繞自身、積重難返的矛盾，跨入更為堅實的現實生存，並越來越多地將寫作重點轉向雜文。對於魯迅，國民性不再是抽象的存在，而就是「大時代」中亂象紛呈的現實，面對急劇變遷的現實，小說的虛構和象徵，已經失去它的即時性和即物性，因而，直面現實的雜文，成為其最後的文學選擇，不是是否文學，而是是否具有現實批判的有效性，成為魯迅後期文學轉換的內在動機。在其後期傾力以赴的雜文里，國民性批判與現實批判，融為一體，具有了更強的現實效應，而其現實批判的深度，仍然來自國民性批判的洞察眼光。晚年的《故事新編》，更像是雜文化的小說，其古今雜糅、虛實交織的特色，將小說的虛構和遊戲，與雜文的現實感與批判力，匪夷所思地融合在一起，完成了國民性批判最為創造性的文學表現。

　　綜上所述，我們現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三個問題，作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魯迅生存於艱難現代轉型的20世紀中國，他面臨的時代共同問題是救亡圖存和現代轉型，面對這一時代共同難題，其所關注的，是現代轉型的精神基礎問題，故提出「首在立人」、「尊個性而張精神」，並試圖通過引進嶄新的文藝，為現代精神的形成提供深度資源。魯迅「立人」方案的現實踐履，後來成為終其一生也未完成的批判國民性的工作，可以說，其所有的文學創作，都是圍繞這一核心命題。

　　基於這樣的基本判斷，可以看到，90年代以來新的社會語境下的魯迅闡釋，雖然更為自由，但是，或者偏離了魯迅存在的基本歷史定位，或者無視魯迅的真實存在及其現實價值，徑直加以拋棄。面對這一現象，我們需要追問的是：魯迅的時代真的已經過去了嗎？其所批判的國民性問題，真的已經失效了嗎？

　　20世紀，並沒有隨著21世紀的到來而結束，中國仍然處在近代以來艱難的現代轉型之中，魯迅曾經面對的共同時代問題，仍然是我們的問題，而且，隨著中國現代轉型的進一步深入，其所揭示的現代轉型的精神基礎問題，越來越成為關鍵。現代轉型由易到難、由淺入深，從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文化層面，由晚清至五四，中國曾經經歷這樣的轉型理念變遷與深化的認識過程，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現代轉型的各個層面，都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五四之後，中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在制度與思想方面都進行了深刻的社會改造，這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都是空前的並可載入史冊的。中國的現代轉型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仍存在很多問題。以馬克思主義救中國，本來是以先進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造舊中國，尤其是改造固有傳統中不利於現代轉型的文化因素，但在這一過程中，傳統中某些最為頑固的、最不利於現代轉型的文化因素，還是未免留了下來，並滲透進我們的制度、思想甚至日常生活的秩序中，阻礙著正在進行的中國改革事業。表面來看，阻礙改革事業的如權力腐敗、社會公平等問題，來自法律、制度與規則的不健全，但是，如果落實到文化層面，其深層原因則是源於國人缺少對超越性、普遍性存在的理性共識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問題不僅在於有沒有秩序和規則，而且在於難以真正相信並遵守超越於自身的秩序與規則，在我們的固有文化意識中，人，總是可以改變和利用秩序和規則的。這一「人本」——「天人合一」與自我本位——的文化取向，在人文與審美層面，自然有它的優越之處，但在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卻是極為不利的民族文化心理傳統。如果說現代市場社會得以維繫的兩大元素是利益訴求與秩序規範，可以說，中國一直不缺少的是利益訴求，但缺少的是規範化的秩序，尤其是對秩序的承認和尊重。如果現代社會充斥著的都是沒有規則意識的利益中心的個人，最後就會形成無原則的巧取豪奪，如果每個人都不能超越自身利益思考問題，最後導致的是矛盾積壓並且積重難返。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轉型，目前在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在已有的帶來高度效率的紅利因素消耗之後，如何進一步保持高效的發展，是面臨在中國面前的一個問題，這也就需要進一步通過深化改革，釋放更為持久的效率因素。在這一層面，我們需要做的，一方面要進一步健全制度建設，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秩序的規範，另一方面，缺少理性共識和反思精神的現世的、人的、利慾中心的文化心理，更是我們每一個人亟待自我反思並加以改變的最深厚文化傳統。這一自我文化反思與改造的工作，自然極為艱難，但現在所能做的，是對不利於現代轉型的傳統遺留保持充分的警惕，不要急於產生文化自滿情緒與自我中心意識。傳統文化的自豪感，當然是一個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所需要的，但是，如果將傳統文化不加分析地作為大國崛起甚至固步自封的意識形態，則不僅局限了我們的現代視野，而且會進一步束縛住我們的現代進程。

　　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是我們反思傳統的一個最重要的現代精神資源。在反思傳統的現代轉型中，魯迅，是對中國文化弊端洞察得最深的思想者，他以對國人「營營於治生，活身是圖，不恤污下」、「勞勞獨軀殼是圖，而精神日就於荒落」的私慾中心的精神狀況，和對所謂「言新」之士「假是空名，遂其私慾」的卑下動機的洞察和批判，將近代以來中國的自我文化反思，推到了人性的深度，並因過深的洞察，產生了絕望，在反抗這絕望中戰鬥了一生。對於魯迅，傳統，從來不是優劣不分的，他所批判的，是阻礙中國現代轉型的文化心理遺留，相反，對於傳統中的優秀部分，一直是珍視並加以發揚的，他收藏、博覽中國古籍，他是整理、研究中國小說史的第一人，被稱為反傳統主義者的他，著中式服裝、愛繡像繪畫，私藏並賞玩中式信箋，一生寫作都是絕佳的毛筆行楷，他深愛傳統又批判傳統。可以說，魯迅的存在，是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偉大的中華文明的一個解毒劑，而魯迅的偉大本身，也正是中華文明具有文化反省意識、能夠自我更新、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證明。

　　20世紀初，魯迅這樣寫道：「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緣生自覺。」21世紀，我們仍然處在20世紀尚未結束的現代轉型之中，以批判國民性為核心的魯迅思想與文學，仍然是我們有待進一步發掘的現代精神資源。▲

來源：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