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大散文流派

桐城派代表人物桐城派是我國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稱「桐城古文派」，世通稱「桐城派」。它以其文統的源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的豐厚清正，風靡全國，享譽海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有顯赫地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座豐碑。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派「四祖」，師事、私淑或膺服他們的作家，遍及全國19個省(市)計1211人，傳世作品2000餘種，主盟清代文壇200餘年，其影響延及近代，對當代為文亦不無啟迪借鑒之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 劉，從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確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號的，是道光、咸豐年間的曾國藩，他在《歐陽生文集序》中，稱道方、劉、姚善為古文辭後，說：「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清代詩、詞、文俱有其派。以地域名派者，詩有秀水派，詞有常州派，文派則莫盛於桐城派，故當時有「天下高文歸一縣」、「聲名冠天下」之盛譽。那麼， 時屬僻壤的彈丸之地桐城，為什麼會成為桐城派的發祥地，使桐城成「派」呢? 周中明教授的近作專著《桐城派研究》，令人信服地回答了這一問題。首先，桐城「風景秀麗、宜人的生態環境」，熏陶凈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一改文壇「以華靡相尚」，「連篇累牘，皆屬浮詞」之陋習，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純樸、清正雅潔的正途。如戴名世說:「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於他縣」，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又說：「竊以謂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勝窮也……至於用之於文則自余始。」可見宜人的自然風光對桐城派作家師法自然、清正雅潔文風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 而桐城「外江內湖」的開放性和 「群山為之左右」的封閉性的地理位置，又使戴、方、劉、姚「四祖」等「得以經常往來於南揮作用,提高聲譽,擴大影響」；內陸交通封閉的特徵，才又使世俗腥風穢雨的侵蝕得到抵禦。戴名世說：「四封之內，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禮讓，人習詩書，風俗醇厚，號為禮儀之邦。」這種淳樸社會風氣，養成了桐城派作家為專心致志於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獨特性格和堅韌不拔的精神。第二，「人文薈萃的社會歷史環境」，促進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壯成長和人才輩出。 桐城人歷來把「窮不丟書， 富不丟豬」奉為金科玉律，《沒有先生名不成》、《勸學》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間社會尊師重教的良好風氣。正因此，桐城明清兩代就擁有進士265人，舉人589人，其人數之多，比同屬安慶府的懷、潛、太、宿、望五縣進士和舉人的總和還要超出數倍以上。「宋畫第一」李公麟、明代進步政治家左光斗、明末清初唯物主義哲學家方以智、著名詩人錢澄之，清代父子宰相張英、張廷玉等，都出自桐城，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方苞、劉大kui(魁）、姚鼐等人才的輩出，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由於桐城「成學治古文者綜干百計」，所以形成了同輩之間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體效應。如戴名世十七八歲時，即喜愛同鄉里眾學子「相與砥礪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能成為桐城派創始人，又與他常同開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大有關係；劉大kui(魁）在古文上的顯赫名聲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 又離不開「名重京師」的方苞的栽培、賞識和提攜；姚鼐的成才和出名，則又直接得力於劉大kui(魁）的諄諄敦誨。 這種名師出高徒、代代相傳的連鎖反應，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才輩出，出類拔萃。第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環境」，對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全系出身於書香之家， 父母皆有較高文化水平，對孩子的教育從小抓起，十分嚴厲； 如方苞五歲， 其父即教章句，口授指畫，未成童，「五經」即能背誦；劉大kui(魁）父兄均以教書為業，幼年即從讀，雙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學不輟；姚鼐從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傳身教。 二十歲即授徒四方； 姚瑩是姚鼐的侄孫，他在得到姚鼐教誨的同時，還受到其母的嚴格家教，《詩》、《禮》二經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動作，必稱說古今賢哲事。」同時，他們也十分注重艱苦奮鬥的家庭傳統教育，發揚其祖輩艱苦創業的精神。戴、方、姚的遠祖皆系桐城外來移民，不歷經艱苦奮鬥難以立腳根。如戴名世說：「得聞先世遺訓」，聽長輩「相與述先世軼事及祖宗創業之艱難。余雖幼，備志之於心。」姚瑩也指出：「夫勞者乃成之資，而逸者實敗之券也。」他自己和他們的後代正是吸取這一歷史教訓，發揚艱苦創業的精神，才在各自的事業上卓有建樹的。儘管戴、方、劉、姚等出身於官宦、書香門第，但其家庭並不富裕，所以重視留給後代的不是物質財富，而是彌足珍貴的精神遺產：「忠厚為本」、「讀書好古」、「清貧自守」等。如姚瑩說：「家德所傳，惟以忠厚為本。」又說他所得的遺產，「獨先世遺書而已」，而先世「雖或仕於朝，官於四方，獨無餘祿，以給子孫，及瑩之身益困，常懼坎坷，不能自立，以墜先人之業也。」因此促使他「日夜兢兢，冀有所就」，歷經十餘年的刻苦努力，終成大器， 以奮勇抗英的民族英雄和「姚門高第弟子」而聞名於世。二桐城派於清初崛起，在全國文壇取得200餘年盟主的正宗地位，絕非偶然。這要從清王朝文化政策的特徵和桐城派對它的適應性上。要從桐城派在古文創作實踐和文學理論的卓然貢獻上，來認識其興起和發展的內在必然性。清王朝系滿人以異族入主中原，在統治全國268年中， 雖然給各族人民帶來了極其深重的災難，但也為祖國創造了空前大統一的政治局面，使清代成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總結、大繁榮、大成熟的時期。從鞏固清王朝的統治出發。清朝統治者文化政策的特徵是在大興文字獄，殘暴鎮壓漢族知識分子的同時，又千方百計拉攏、網羅人才為其服務，表現出對各種人才的作用具有頗為寬鬆的包容性。同時，康熙著力推崇程朱理學，以表明其治國策略與漢族歷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因而具有正統性，從而達到徹底征服人心的目的，史實證明清朝統治者是靠勵精圖治發展壯大起來的。康熙提倡程朱理學，而又非常注重實用和言行一致，反對空談義理。 他說：「若門雖不講， 而行事皆與道理吻合， 此即真理也」，又說：「凡所貴道學者， 必在身體力行， 見諸實事， 非徒託空言。」上述思想文化政策的特徵，正適應了同樣尊崇程朱理學、身體力行為文的桐城派的興盛和發展，為其致力於總結和探討古文的寫作規律，繁榮古代散文創作提供了賴以生存的條件。桐城派非政治集團，而是學術流派。雖尊崇程朱理學，但更主張「文無古今，隨事以適當時之用而已。」清王朝的文化政策首要的是強調文章要為其政治服務，而桐城派則更堅持文學家和文學本身的主體性，且通過艱苦的創作實踐，創立了系統完整的文學理論。這是桐城派之所以興盛、發展的最根本性的內因。桐城派的散文理論，是對秦、漢歷代以來史傳文學寫作經驗的吸取和總結。其散文理論濫觴於戴名世，正式提出的是方苞，又經劉大?的補充，至姚鼐發展而完善。應該說，早在明代本邑「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方以智、著名詩人錢澄之等，即推崇左、庄、馬、班的文章，對桐城莘莘學子無疑有一定影響，對桐城派「四祖」尤其是對生於明末的戴名世，起到了明顯的啟迪作用。戴名世(1653-1713)，桐城派的先驅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創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難，留下282篇正氣凜然的古文作品。他生前為了完成「振興古文」的歷史使命，對古文創作提出了一系列頗為新穎、可取的理論主張。他要求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在散文創作上主張「道、法、辭三者兼備，精、氣、神三者渾一」，為方、劉、姚文論的建樹，從內容、形式乃至藝術風格上提供了彌足珍貴的依據，系「三祖」文論之直接源頭。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明確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實推他為開山祖。」這也是我們稱戴名世為桐城派的先驅者、開山祖，理應尊為「一祖」的事實依據和理由。方苞(1668-1749)，在清代乾隆時被譽為「一代文宗」，桐城派的創始者。他首創的「義法」說，被視為「凡文之愈久而傳」的根本法則，是集古今文論之大成」。「義法"說，是方苞文學理論的核心。 他在《又書貨殖傳後》文中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變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這裡的『言有物』，指文章在思想內容上主要反映客觀現實。戴名世在《答趙少宰書》,曾明確指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於《易》, 《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戴名世和方苞先後同樣說「言有物」， 又均以《易》為根據，充分說明方與戴的文學主張是一脈相承的。方苞的「言有序」，指文章在藝術形式上，要結構井然嚴謹，行文清真雅潔。戴名世在這方面雖少於論說，但他比方年長15歲，方是在戴長達十年的直接指點、栽培下，才茁壯成長起來。清初文壇的特點是「重道輕文」、無病呻吟和摹擬剽襲，方苞一掃「臭腐」，以「言 有 物」、「言有序」為主要內容的「義法」說，總結了我國古文創作的歷史經驗，極大地促進了清初古文的發展。劉大櫆（1697--1779)，桐城派的拓大者。他終生以教書為主要職業，與方苞、姚鼐是承上啟下的師生關係，被方苞讚賞為奇才、「國士」，極力推崇，多方提攜，故劉對恩師方十分敬慕。 劉大櫆的文學主張是「神氣」說，他在其文藝理論專著《論文偶記》中說：「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 文之最組處也；然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 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准，以字句准之。」他深諳文學是語言的藝術， 如此著意以語言藝術來體現文章的"神氣」，是劉大櫆的獨創， 因而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拓展，也是對戴名世「精、氣、神」的繼承，從而豐富了桐城派的文學理論。姚鼐(1732-1815)，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清史稿?姚鼐傳》說：「鼐工古文……所為文高潔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於道穗，而控原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蘊。」姚瑩也說：「望溪文持，恆以理勝；海峰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姚鼐的文學主張的核心是「義理、考證、文章」兼長相濟說，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聞淺識」， 過分地強調「言義理」、講考證，從而使文學創作達到「文之至美」的境地。他進而從古文創作諸要素的客觀要求出發， 提出為文的「八字訣」：「神、理、氣、味、格、律、聲、色」， 又從「文之至美」出發，從美學的角度，闡明了「陽剛、柔美」的風格論。 可見姚鼐的文學理論，有相當完整的體系性和周密的理論性。 他在直接繼承與發展戴名世、 方苞、 劉大櫆的桐城派文論的同時， 對整個中國古代文論和文學創作的經驗進行了前無古人的總結，故「其論文比方氏更精密，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桐城派以明歸有光接緒唐宋八家而上追史遷，遠溯秦漢，為其文統之源流，故其文論不僅完整系統，且具有科學性和權威性。姚鼐又手編《古文辭類纂》，作為散文創作的「樣板」刊行於世，從而從文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一步擴大了「桐城家法」的影響，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者趨之若騖。自姚鼐之後，桐城派的傳播代有人豪，諸如姚門傑出弟子方東樹、姚瑩、梅曾亮、管同、劉開，桐城派旁支--陽湖派的惲敬、張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興大將」曾國藩的「四大弟子」：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嚴復、林紆、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桐城派千餘人的創作隊伍，其散文作品可謂汗牛充棟。2000餘種作品既體現了桐城派文論的共性，在藝術表現形式上又各具特色。清代以降，編輯出版的桐城派本籍作家文集450餘卷， 非桐城籍桐城派作家著作，更是不勝數計。 不少名篇佳構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薛福成的《觀巴黎油畫記》等，一直選作大中學校文科教材。而現當代文化名人如胡適、郭沫若、錢鍾書、朱光潛等，都受到過桐城派散文的潛移默化的潤澤。自清乾隆中葉至今，對桐城派的評論從未間斷。「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該派為「桐城謬種」，此後功過是非再也無人斗膽問津。解放後，雖有少量持論公允的研究文章散見於報刊，然終難形成氣候，而「文革」中自是在劫難逃。直至1985年11月上旬，海內外百餘名專家學者匯聚桐城參加首次全國桐城派學術討論會，才從文論、史學、哲學、美學、文章等多方面給予了桐城派較客觀、公正的評價。時至今日，在各級黨政領導親切關注， 海內外專家學者以及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大力支持下，2000年7月日在桐城派故鄉－－桐城，「桐城派研究會」應運誕生了! 我們深信，桐城派研究這塊園地，經過辛勤耕耘，必將繁花似錦，碩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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