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釣魚島爭端,中國的當務之急是什麼?
中日釣魚島爭端,中國的當務之急是什麼?
鄒思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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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8月15日抗戰勝利紀念日這天香港保釣人士前往釣魚島宣布主權所引發的一系列爭議和緊張,這已是中國和日本恢復邦交40年以來,不知第多少次劍拔弩張了。
單就今年來說,2月初名古屋市長會見訪日的南京代表團時發表了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引起國內輿論一片嘩然,反日情緒漸長。接著4月,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又發起了「募捐購島」的活動,7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表態啟動釣魚島「國有化」程序,外相高調宣布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例》,這些不斷刺激中國人神經,挑戰中國底線的行為也直接導致了中國民間保釣人士在8月15日這天登上釣魚島。
而今年,本來是中日建交40周年,去年底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來華時,中日雙方還曾達成協議,把2012年定為「中日國民友好交往年」,還為此安排了400多項交流活動。可現在,這一切非但沒有實現,中日關係反而面臨小泉純一郎時代後的最大的危機。
面對這一切,中國人爆發出了極大的憤怒,這幾日,不論是在網上,還是在路上,都能聽到各路保釣人士的豪言壯語。什麼打死小日本,什麼對日宣戰等等……情緒激動,似乎下一秒就要攻打到東京。
香港保釣人士前往釣魚島的行為固然令人敬佩,也令人讚賞。但是是否明智,就不一定了。筆者知道,這一說法一定會得到許多「鍵盤鬥士」「鍵盤愛國者」的鄙視,但是我們分析問題,不能僅僅看到表面,而應該看背後隱藏的真實,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持有更客觀平和的態度,做出最合適的選擇。
歷史地看,1971年6月,美國借歸還衝繩將釣魚島交給日本。針對當時日本單方面的實際控制,鄧小平提議「擱置爭議」,對於當時急於和中國建交的田中角榮內閣來說也是接受的。這個政治默契的基礎,是日方承認有爭議,也同意中方主張的「擱置爭議」,即雙方同意「不進入」釣魚島。所以,截至目前,還沒有大規模、正式的日本政府公職人員登上釣魚島,日本政府還沒有踩這條紅線。轉折點在今年,石原慎太郎的「募捐購島」行為,這意味著他想推動日本政府、策動日本右翼,改變釣魚島現狀,打破現有局面。也正是因此,建交40周年的中日關係突然一下子降到了冰點。
從表面上來看,這似乎是兩國關於釣魚島本身的矛盾,然而從更深層次看,這背後隱藏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東亞格局的問題。在中國南海問題上,日本要插上一腳。而在東亞地區合作方面,日本一直想佔主導地位,中國早前提出東盟的「10+3」格局,即中日韓加上東盟。然而日本卻要提出另外一個「10+6」的格局,日本在東亞合作中採取競爭性姿態,主要是因為對中國「不放心」,說到底還是擔心「10+3」變成「1+2+10」,即中國加日韓再加東盟,也就是說最終由中國主導東亞合作。日本最緊張的便是中國在東亞的地位高於日本。
其次,日本這些年經濟停滯不前,政局不穩,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311特大地震給日本造成的打擊至今仍在。這些問題糾纏在一起,讓日本社會開始變得焦慮,從中國經濟發展中獲益的心態,逐漸轉向對中國的疑慮和猜忌,而現在正處於中日綜合國力逆轉的敏感關鍵期,雙方的不信任會成為矛盾的主要層面。就目前日本國內政局來看,這之前鳩山由紀夫「脫美入亞」的外交理念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反倒是那些藉助美國力量與中國搞對抗的成為主流聲音。
所以利用釣魚島事件,日本並不是要完全控制釣魚島,因為日本自己也知道釣魚島所存在的巨大爭議,也十分清楚中國的態度,日本絕不敢公開和中國產生大規模的戰爭。但是日本仍是有所圖謀的。這個圖謀就是——
日本在拉美國「站隊」,讓美國明確表態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利用中國強有力的回應措施,在國際社會尤其是東亞地區,醜化中國形象、煽動中國威脅論,好讓日本能夠在東亞佔據主導地位。而保釣人士的保釣行為,恰好中了日本政客的計謀。所以筆者才會說,雖然保釣人士的行為值得敬佩,但是方式值得商榷。
那麼,面對釣魚島問題上日本的不斷挑釁,中國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應該如何做,才能夠既表明堅持主權的立場,又不失理性睿智的態度,一步步地在這場漫長的爭端中佔據主動呢?
首先中國當然要表個態——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要有打仗的準備,沒有保衛自身利益延長線的軍事能力,就會讓自己陷入被動。中國增強軍事能力不是為了打仗,而是要確保利益受到合理的尊重。
然而表態結束後,便是中國真正應該腳踏實地解決的問題了。因為中日關係本質上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日本並不是中國外交的主要對手。中日關係問題的核心,往內說是中國自身發展的問題,往外說是處理好與美國之間關係的問題。
日本政治家加藤紘一1990年代首次提出中美日「等邊三角形」關係時,曾引起軒然大波。但到2009年鳩山由紀夫執政時期,就可以理直氣壯的說了。儘管鳩山最後被迫下台,但日本的國際國內環境跟1990年代已大不一樣。日本的政治家現在之所以依傍美國,是從今天的日本戰略利益需求出發作出精確計算後,認為在現階段國際力量對比之下,依傍美國是最有利的。如果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依靠中國可以實現利益最大化,日本的政策會迅速作出調整。如果中國能夠做到今後10年繼續保持過去30多年的發展勢頭,日本除了重新調整對華戰略,至少在中美日間尋求「等邊三角形」關係外,沒有任何其他選擇。
而在東亞格局的問題上,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對待中國的態度,會隨著中國的發展以及對周邊關係的處理而發生變化。如果中國能成功處理這些問題,這種變化將是有利於中國的。到那個時候,「10+3」還是「10+6」就變得不再重要,中國的影響力已經擺在那,在處理與中國關係方面,日本自然知道該怎麼辦。
具體到中日關係,中國不應該在短期的硬實力對沖中計較一得一失,而是要在長遠的軟實力馬拉松中取得最後勝利。如果中國能很好的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能夠繼續保持崛起的勢頭,現在中日關係中的很多問題今後都不會是問題。
所以,目前的當務之急並非要和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在東亞格局問題上爭個你死我活,目前的當務之急是——中國與東亞地區格格不入的政治體制能否改變?中國的市場能否更加自由和公正,中國還能不能保持高速發展的勢頭?
筆者深知民族主義情緒的迷人,特別是面對和中國有深刻糾葛的日本時,那段屈辱和悲慘的歷史,特別容易讓中國人變得憤怒和失去理智。但是憤怒和申訴,咒罵和暴力,這一切都無濟於事。
所以,義憤填膺的保釣不是當務之急。只有解決了經濟上的問題,讓盡顯疲態的中國經濟轉危為安,度過最難的時段,中國的綜合國力一旦事實上的佔據主導地位,日本一定會務實的調整政策;只有解決了政治制度上的問題,讓「中國威脅論」不再有國際市場,中國形象不再能輕易被醜化,中國將再也不能被日本制約和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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