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正平：讀書·修身·治家

　　 曾國藩(1811-1872年)，字伯涵，號滌生，湖南省湘鄉縣荷塘(今屬雙峰縣)人。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世時即被稱為「中興名臣」、「千古完人」，有「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譽。後世對他的評價可以說褒貶不一，青年毛澤東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坦陳：「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1]梁啟超對曾更是推崇備至，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中寫道：「曾文正公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2]另一種聲音則把曾國藩說成是「漢奸劊子手」，說他是「近百年來反動派的開山祖師」。[3]後一種聲音在20世紀80年代後漸行漸遠。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曾國藩」三字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引起國人廣泛的興趣。從官場到士林，從商界到軍營，從學校到家庭，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層次的人們，都似乎想從曾國藩的身上汲取點什麼。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史上產生過無數重要人物，為什麼唯獨曾國藩會產生如此深遠而巨大的影響？梁啟超的分析非常有道理：「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艱苦卓絕，如斯而已。」[4]梁的分析告訴我們，曾國藩之所以能在歷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一番震古爍今的事業，不是因為他個人天分高，不是由於他所處環境順或者有什麼大的背景，而是得力於「立志」二字，自拔流俗，困而知，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曾國藩的影響之所以歷久不衰，是因為他的立身行事「盡人皆可學焉而至。」一部一百五十萬言的《曾國藩日記》，詳盡記錄了這位從農家走出的大人物每日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生動展示了傳主從青壯年到老年的成長軌跡和心路歷程。

　　 一、讀書：貴在立志、重在「深造自得」

　　 明清時代的讀書人，在獲得功名之前，讀的幾乎都是八股試帖等闈墨文字，與真正的學問並無多大關係。曾國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取進士之前，讀書生活也大抵如此。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的一封《致諸弟》信中，他談到自己讀書求學生涯中的重大轉折：「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並作字之法，亦洎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為更生之人。」[5]信中提到的「乙未」年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其時曾國藩25歲。這一年曾國藩赴京第二次參加會試不售，「留京師讀書，研究經史尤好昌黎、韓文，慨然思躡而從之」。[6]但是，此時的曾國藩雖然知道了在時文括帖之外別有廣闊的學術天地，仍苦於沒有良師益友，進步不大。直到翰林院散館，他授職檢討兼任國史館協修，讀書生涯才發生根本性變化，這時他已整整30歲。在朋友的引見下，在京城他拜見的第一位老師是著名理學大師唐鑒。《曾國藩日記》中對此有詳細記載：「至唐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為宗……又言為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學，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學，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又問：經濟宜何如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掩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7]我們在這裡不厭其詳地把曾的這段日記摘錄出來，是因為這次拜訪對曾國藩一生的影響實在太大，不僅是對其讀書生活，而且影響到其一生的行事做人。唐鑒的談話內容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點。一是如何讀書，要專精一經，一經通則諸經通。要熟讀《朱子全書》，對其內容不能僅僅瀏覽，而是要「身體力行」。二是天下學問俱包括在文章、義理、考據三門之中，義理為首，義理精則文章精，經濟之學亦在義理之中。三是告訴曾國藩做人要檢攝於外，持守於內，最重要的是要「戒欺」，不掩飾、不自欺欺人。同時，唐鑒還向曾介紹了另一位著名的理學大師倭艮峰(仁)，盛讚倭「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或心有私慾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8]年屆三十、已經是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聽了唐鑒的一番議論之後，在日記中記下了當時的感受：「昭然若發矇也」。「若發矇也」四字道出了他的震撼、醒悟與決心。翻檢這一時期的《曾國藩日記》，多處留下了他拜訪唐鑒、倭仁的記載：「至鏡海丈處久談，哺時始歸。」[9]「走楊朴安、穆中堂、唐鏡翁處。」[10]「拜倭艮峰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失此不察，則心放難收矣。又云：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又教余寫日課，當即寫，不宜再因循。」[11]倭仁告訴曾國藩的所謂「研幾工夫」即是理學家所強調的「內省」工夫，讀書人要時刻對照書中所講的義理，檢查、衡量自己瞬間產生的念頭、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細微小事，將它們與修齊治平的大事聯繫起來，並通過寫日記的形式時時解剖自己、批判自己。正如前面唐鑒向曾國藩介紹時所講的那樣，這位先生就是這樣做的，他「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或心有私慾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唐、倭二人均是清代著名理學大師，倭仁更以反對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的保守派代表而著稱。平心而論，理學在19世紀中期以後的中國，隨著西方文化的侵蝕浸潤已逐漸失去思想界的主宰地位；但是，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情操等方面的一整套理論和實踐仍然有著難以否定的作用。就讀書、求學而言，這些影響體現在曾國藩身上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讀書貴在立志

　　 翻閱《曾國藩日記》(以下簡稱《日記》)，隨處可見：「讀書立志，須以困勉立功，志大人之學」[12]的字樣，這既是他的自勉，時時提醒自己；也是他教育子弟、勉勵友朋書信中經常用的一句話。讀書立志，就是不把讀書求學僅僅看做是個人榮辱得失的事情，而是要志存高遠、有內聖外王的抱負。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六日，身在北京翰林院的曾國藩給遠在家鄉的四位弟弟寫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長信，主要是談讀書為學之道。信中針對其六弟國華參加縣試失利而牢騷滿腹的情緒，他寫道：「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吾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13]曾國藩訓誡六弟，小試不售便發牢騷，實為胸襟不寬，志量太小的緣故。讀書人應該思考的是，自己哪些方面不如堯舜、不如周公，離天地完人的差距還有多少；應該憂慮的是，老百姓有沒有教化過來，外族在欺侮我們，小人在位，賢者未能使用，匹夫匹婦沒有受到自己的恩澤等。在信中曾國藩還對四位弟弟談了自己對「讀書人」三字的理解：「蓋人不讀書則已，亦即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14]在信中曾國藩把那些讀書只是為了吟詩作文、以博雅自詡而與國家興衰、百姓疾苦和個人修養無涉的人，斥之為只是識得幾個字的「豬倌」，表示了他對這種人極大的憤慨。

　　 (二)讀書重在「深造自得」

　　 「深造自得」一語出自《孟子·離婁章句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思是說，君子通過正確的方法來獲得高深的造詣，在這裡強調的是自覺地獲得即「自得」。自覺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動搖；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動搖，就能積蓄很深；積蓄很深，便能取之不盡，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覺地有所得。[15]曾國藩終身服膺並努力踐行孟子的「深造自得」四字。在他看來，讀書求學既當志存高遠，又應腳踏實地、修身務本，即用來指導言行、陶冶情操、提升境界，而不應摻雜「好名好勝之見」。《日記》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內容：「早起，高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16]「翻閱《四書》一遍。用白綾寫《論語》、《孟子》中最足警吾身者，約二十章。」[17]「閱《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故思以陶、白、蘇、陸之詩及張文端之言解之也。」[18]「因思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數端……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覆尋思，嘆喟無已。」[19]「念餘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功夫，縱不能如孟子……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20]寫下此則日記的曾國藩，已經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且早已名滿天下，身居一等侯爵、兩江總督的高位。

　　 讀書貴在立志，讀書重在「深造自得」，前者強調讀書要胸懷遠大抱負，不為一己的私慾；後者突出讀書要修身務本，「學以為己」，注重道德實踐和精神修鍊，二者看似相悖卻相輔相成。應該說，這兩條讀書原則都不是曾國藩提出來的，它們早已積澱於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之中。曾國藩的可貴之處在於，在19世紀中國社會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環境下，他能自覺地繼承並將之奉行終身。無論是作為一介書生還是位極人臣，無論是處於逆境還是順境，無論是精力充沛的青壯年時代還是暮齒衰邁的晚年，即使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視物昏花，而且醫生警告左眼亦將失明的情況下，仍然讀書不倦，思考、反省不懈。《日記》中留下的許多文字，今天讀了仍讓人動容：「念老年讀書，如旱苗葉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雖勤無益，古人所以戒時過而後學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則禾稼雖枯而菜蔬或不無小補耳。」[21]「在轎中溫《易》『乾』、『坤』、『屯』、『蒙』、『需』五卦。眼蒙日甚，轎中日光穿入，尤不相宜。」[22]「在舟中溫《左傳》宣公、成公至襄公九年止，共百七十葉，涉獵一過，不能深求。屢次小睡，以息目力。」[23]年近六旬的老翁，在搖晃的行船上、在顛簸的轎子里看書本來就很吃力，更何況眼睛不好，只能選擇一些早已讀過的書，主要憑記憶重新溫習。有時眼睛實在「昏蒙無法視物」，則「靜坐一時許，默誦論語二十篇一遍」。[24]直到逝世前一天，仍是「早起……早飯後清理文件，閱《理學宗傳》……傍夕久睡。又有手顫心搖之象，起吃點心後，又在洋床久睡。閱《理學宗傳》中張子一卷。二更四點睡」。[25]這是記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的最後一則日記，第二天，二月初四戌時，曾即辭世。可以說，讀書、思考、精神修鍊、道德實踐，貫穿了曾國藩的一生。

　　 二、修身：慎獨、主敬、求仁、習勞

　　 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剛剛處理完棘手的「天津教案」，第二天一早即將由兒子曾紀澤陪同進京陛見的曾國藩，在天津寓所寫下如下一段日記：「是日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四者之功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萬一之效耳。」[26]兩個月後，他將這則日記的內容通過詮釋文字拓展為一封家信，寄給紀澤、紀鴻兩個兒子。此時的曾國藩已是百病纏身，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他將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為四句話、八個字，作為最後的家訓傳給二子，希望他們牢記於心，傳之於後。信的結尾寫道：「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侄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並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27]與《日記》相比，信中四條的內容改動了三個字。一是第一條的「慎獨則心泰」，將「泰」字換作「安」字，意思沒有變。二是第四條「思誠則神欽」，「思誠」改為「習勞」，這兩字改得貼切。其實，這四條八個字，既是曾國藩對子侄做人的要求，更是他在個人修養方面一生的追求。

　　 「修身」是中國傳統士人成長過程中貫穿其一生的重要環節。《大學》里甚至有這樣的論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28]在這裡，把「修身」作為實現儒家「修齊治平」理想人格的基礎，即一切事業的成功「皆以修身為本」。曾國藩提出的「慎獨、主敬、求仁、習勞」四條修身要則，既有對前賢的繼承和吸收，更有自己獨到的體驗和省悟。

　　 「慎獨」，即一個人在獨處的時候要能夠嚴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為、不放縱。在儒家學說中，「慎獨」乃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前面提到的倭仁告誡曾國藩「『研幾』工夫最要緊」，就是指的「慎獨」功夫。宋明理學家最重視的也就是人獨處時的態度。一部《日記》中隨處可以看到曾國藩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針對內心深處「一閃念」的某種錯誤想法或某種不為人所覺察的不道德行為，對自己所進行的反省、自責、鞭笞，甚至辱罵。「母親五十八壽辰……是日不能預備壽麵，意在省費也。而晡時內人言欲添衣，已心諾焉，何不知輕重耶？顛倒悖謬，謹記大過。」[29]這則日記需稍加說明。此時曾國藩在北京翰林院供職，妻子隨他在京居住。而父母雙親則遠在湖南鄉下老家。這一天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三日，恰逢曾氏母親生日，因為母親遠在家鄉，所以，儘管曾在這天日記里寫的第一句話即是「母親五十八壽辰」，但並沒有預備壽麵，他考慮的是母親不在身邊，「意在省費也」。但是，吃飯的時候妻子向他講起，想添置一件衣服，曾雖然口頭沒有說什麼，但心裡已答應了。就這麼一件他不在日記里寫誰也不知內情的事，讓他自責不已，在日記里大罵自己把妻子看得比母親重，真可謂不知輕重、顛倒悖謬。還給自己記了大過一次，以接受教訓。同年十月初十的一則日記更有意思：「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30]夢中的事更是除他本人以外無人知曉，即便對於這種情況下流露出來的一絲貪慾，他也不放過，在日記中責備自己：看看你已經卑鄙到什麼程度，連做夢都羨慕別人發財。「慎獨則心安」，說的是一個人在獨處時尚且能為善去惡，心中自然無一愧疚之事，「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就像俗話所講的「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是一樣的道理，這樣就能保持心情的愉悅。養生首在養心，從這個意義上講，「慎獨」就是最好的養心，可以使人得到最大的快樂。

　　 「主敬」，亦是儒家修身的一項重要內容，曾國藩認為：「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功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31]曾國藩強調「主敬」，實際上突出的是一個人的精神狀態：「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人要自強、自信、自立，對待生活、對待工作莊敬嚴肅，持這種態度的人，必定會事業有成，生活充實；反之，精神萎靡、缺乏自信、處處傍人，必定是事業無成、生活空虛，即便是身體也不會好。「主敬則身強」說的就是這層意思。曾國藩一生「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主敬」二字，即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

　　 「求仁」，就是對人要有仁愛之心。「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曾國藩十分推崇宋儒張載在《西銘》中對人與人、人與萬物關係的概括：「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類萬物同為天地父母所生，同出一源，因此都應該互相關愛。曾國藩把這種關係上升為「必如此，乃可謂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32]的高度。咸豐九年(1859年)五月初八的日記中，曾國藩記下了他和九弟國荃關於「為人之道」的一段討論：「夜與沅弟論為人之道有四知……四知之目即《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諸人』，孟子所云『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量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領此言。」[33]「求仁則人悅」，就是說，只要你時時、處處與人為善、設身處地、替人著想，別人也就歡迎你、信服你、跟你走。可以說，「求仁則人悅」是曾國藩一生在處理官場、友朋、家庭等人際關係時所遵守的一條基本原則。

　　 「習勞」二字，意思清楚明白。「習勞則神欽」說的是人應該用自己的辛勤勞作來換取生存和社會地位。聖君賢相等在上位者，以自己的智慧、才能給天下百姓帶來福祉；升斗小民，則憑一己之才技和努力為家庭謀溫飽。無論是智慧和才能，還是才技和努力，皆來自於勤勞艱苦，都來自於個人的付出。當一個人的付出和他所得的酬勞相一致的時候，那就不會招來忌妒和怨恨，否則，就會惹得天怒人怨。在本文開始時我們提到的那封給紀澤、紀鴻兩個兒子的信中，曾國藩寫道：「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饈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34]這是一位父親在將近一個半世紀前寫給自己兒子的一封信，此時的曾國藩是清政府的侯爵、大學士、兩江總督，他在信中能夠如此清醒地看到當時社會上所存在的這種最不平等的現象，能夠如此真誠地對農夫織婦這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予以同情，對於不事生產卻坐享奢華生活的富貴之家給予嚴厲的譴責，應該說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更不容易的是，這種同情和譴責不是僅僅停留在文字和口頭上，而是付諸實踐，用來律己，用來教育和約束自家的子弟。翻閱《日記》，隨處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記載：「細思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信道不篤，間或客氣用事耳。」[35]「細思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此所見之『勤、大、謙』……而『勤、謙』二字，尤為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謙所以儆傲也。勤能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倘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36]在咸豐四年(1854年)八月十一日給家鄉的四位弟弟的家信中，曾國藩寫道：「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住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子侄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凳、收糞、鋤草，是極好事，切不可以為有損架子而不為也。」[37]要求家中的子侄輩從小要和農家子弟一樣，養成勞動的習慣。把「習勞」二字作為自己修身的重要內容且用以嚴格約束子弟，固然與曾國藩出身農家、從小受到祖父和父母的影響有關，但更主要的可能是出於他對儒家理想人格的信念和個人閱歷的智慧。

　　 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這是曾國藩一生用以儆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譽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學問、事業成功的基礎。

　　 三、治家：「書、蔬、魚、豬、考、早、掃、寶」八字訣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家的觀念特別重要，在儒家的「修齊治平」理想人格中，「齊家」是介於「修身」和「治國」之間的津梁，正如《大學》所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38]君子欲實現自己的抱負、成就一番治國平天下的事業，必須有一個和睦、勤儉、向善、好學的家庭作為依託。因此，重視子弟的教育，形成良好的家風，便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歷代以來，關於家庭教育的種種格言、教本、典型人物和事件，可以說不勝枚舉，而曾國藩的《日記》、《家書》之所以在清末民初後來居上，幾乎成為士大夫人手一編的必讀之書，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們把它當做治家圭臬，在社會動蕩不安的大變革時期，試圖從中尋求治家教子的智慧和啟迪。

　　 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初六日，兩江總督任上的曾國藩給遠在湖南家鄉的四弟國潢寫信，討論家庭教育問題，主要是將他近來整理好的祖父留下的家規告訴家裡。曾氏兄弟五人，國藩為長，四個弟弟中有三個早年亦投筆從戎，長年在外，且其中兩個分別在與太平天國作戰時陣亡和染時疫而死。只有四弟國潢留在老家，主持家務、照顧家庭。在信中，曾國藩寫道：「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孫。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性，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書、蔬、魚、豬、考、早、掃、寶，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蓋星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人，進門便惱，即親友遠客久住亦惱。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為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略有範圍也。」[39]信中提到的「星岡公」是曾的祖父，名玉屏，號星岡。此人一生在鄉村種田，雖未見過大世面卻有見識，對子孫課讀甚嚴、影響極大。祖父說過的一句話讓曾國藩終生難忘：當年他剛中進士進入翰林院的時候，「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可靠他吃飯』。」[40]竹亭公是曾國藩的父親，寬一是曾國藩的乳名。孫子中了進士、點了翰林，祖父教訓兒子，我們家仍靠種田為生，不可靠他吃飯。這句體現了鄉間農人遠見卓識的話，讓曾國藩一輩子牢記不忘。曾國藩的治家理念和許多具體實踐，都深受其影響。

　　 信中所講的「六惱」，「惱」就是不高興、不願意或者說不准許家人和子孫後代做的事情，「六惱」包括不與地(即地仙，原指神話故事中住在人間的仙人，鄉村中多指遊手好閒沒有正當職業的人)、命(算命的人)、醫生、僧人、巫婆等交往，不在家裡做求神拜佛的事，也討厭家中留客人久住。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六惱」之中有合理的內容，比如說不與地仙、算命先生、巫婆神漢打交道，不準此類人進家門，不在家中做法事，等等；但顯然也有不科學或不近人情的地方，如不與醫生交往就實在令人想不通，當然也難以做到，而不在家中久留客人似乎也有點一概而論缺乏具體分析。也許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對於祖父家規中的「六惱」，曾國藩在《日記》或《家書》中很少再提到。事實上，他本人也未能遵守。曾氏一生體弱多病，數十年中幾乎經常與醫生打交道。因此，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曾國藩雖然在信中寫道「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為家訓」，實際上他更多關注的是「八好」，並結合自己的親身體驗和對世道人心的觀察、思考，大大拓展和提升了「八好」的內容。

　　 先從字面上解釋一下「書、蔬、魚、豬、考、早、掃、寶」所謂「八好」。「書」是讀書，意義自然明白，要求子弟讀書明理；「蔬、魚、豬」是指鄉間農人的種菜、養魚、養豬等日常勞作，即不要丟掉農家的生活方式和習慣；「早、掃」，分別指的是起早不睡懶覺，自己動手清掃庭院、收拾房屋，強調的是勤、儉二字；「考」，指的是祭祀祖先虔誠恭敬，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飲食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貴孝道、貴和睦；「寶」則是指善待鄰里，凡親戚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接待，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吊。

　　 在中國的家庭倫理中，作為家中的長子，曾國藩在教育自己的子女之外，亦承擔著教育諸位弟、妹、子侄輩的責任，更肩負著繼承發揚家風的重任。其實，「八好」的內容，曾國藩早已在踐行之中。

　　 (一)「願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為仕宦之家」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曾國藩在接到祖父病重的家信後，給四位弟弟的信中重點談了自己對家庭長遠發展的一些想法，他說：「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隻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為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41]信中明確提出曾氏家族發展的定位，希望成為耕讀孝友之家，而不願成為仕宦之家，而且明確指出，這樣的定位是符合祖父的意願的，否則就是曾家的不肖子孫。按照一般人的觀念，官宦之家有權有錢是人們趨之若鶩的一等家庭；商賈之家有錢無權至少也是二等家庭；耕讀之家既無權又無錢，最多屬於三等。但在曾國藩眼裡，其排序恰好相反。在曾國藩看來，權和錢都對子孫的成長不利，兩者俱全，則更不好。而耕讀之家雖然無權無錢，但知書識禮，有利於子弟成長。孝友，即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是一種良好的家風，這種家風，既可存在於耕讀之家，亦可存在於商賈之家、官宦之家。有了這種好家風，家運更可長久維持。在以後的多種場合，他都反覆講述自己的這一觀點。下面是咸豐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寫給小兒子紀鴻信中的一段話：「家中人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為少慰。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42]此時的曾紀鴻年僅9歲，他是曾家在連續生了四個女兒之後，曾國藩38歲時才得的兒子，在家中受到父母的極其疼愛自然是人之常情。就是面對這樣一個9歲的孩子，曾國藩寫下了如此情意真摯而又袒露心胸的一番話。九年後，當16歲的侄兒曾紀瑞(曾國荃長子)考中秀才的喜訊傳來，曾國藩立刻給在家鄉的四弟、九弟(國荃)寫信，在表示祝賀的同時，再次表達了這樣的意思：「紀瑞侄得取縣案首，喜慰無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旗幟也。諄囑瑞侄從此奮勉有加，為人為學並進，切戒驕奢二字，則家中風氣日厚，而諸子侄爭相濯磨矣。」[43]不願子孫為大官、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為讀書明理的君子，曾氏的這幾句話百餘年來在士人之間廣為傳誦。自己身為政府高官，卻不願子侄們做大官、發大財。讀讀曾國藩的下面一段言論，我們就會明白他的內心世界：「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44]曾國藩的邏輯是，做官和發財是兩碼事情，他認定靠做官發財積金遺子孫為可恥；但是，在現實的官場上，能夠有這種清醒的認識並堅持操守是難之又難的；與其讓子侄走做官的路而毀掉他們並造孽子孫、玷污家聲，不如鼓勵他們做讀書明理的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曾國藩的這種教子邏輯，即使在百年後的今天讀起來仍讓人深思。

　　 (二)「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45]

　　 這是同治七年(1868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兩江總督府上，曾國藩為家中婦幼輩擬定功課單後特意在後面添上的四句話。隨著曾家兄弟事業的發達和官越做越大，曾國藩非常擔心家裡人會忘記先世之艱難而變得驕奢淫逸。他針對家中不同對象，或當面訓諭，或書信勸誡，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要求家中大小，不忘「勤、儉」二字。首先是對四位弟弟提出嚴格的要求，因為在家中他們的言行不僅影響著子侄們，而且，也關係到曾氏家族在村裡、縣裡乃至湖南和全國的名譽與家聲。咸豐四年(1854年)八月十一日，曾國藩給家中四位弟弟的信中特別講到這個問題：「諸弟不好收拾潔凈，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即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撿拾伶俐，以為兒侄之榜樣。一代疏懶，二代淫佚，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懶。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莫使子侄學得怠惰樣子。至要至要。」[46]信中批評諸弟不喜歡「收拾潔凈」，就是沒有恪守祖父「八好」中的「掃」字，並把這種懶惰行為，上升到「敗家氣象」來認識；還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六弟、季弟的懶惰，告誡他們，我們不做出好榜樣，子侄輩就會一代不如一代。對於常年在家主持家務的四弟，他專門寫信特別叮囑：「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即修造公費，周濟人情，亦須有一儉字的意思。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慳吝二字，莫貪大方二字，莫貪豪爽二字。弟以為然否？」[47]他非常擔心這位主持家務而又特愛面子的阿弟，在家鄉講排場，擺闊氣，大手大腳，丟失「寒士之家風」。曾國藩常年在外做官，單身赴任或帶兵打仗住在營中，夫妻之間離多聚少，深知妻子在教育兒女上的責任重大，寫信勉勵夫人：「夫人率兒婦輩在家，須事事立個一定章程。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尚不失為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為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做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48]事實上，這位歐陽夫人和曾國藩一樣，律己極嚴，教育子女有方。有一年帶領子媳到安慶兩江總督府上住了一段時間，每天與兒媳、女兒等在府中紡棉紗，約定以四兩為率，常常至二更才歇息。[49]堂堂的總督府後院，七架紡車從早響到晚，「每日紡聲甚熱鬧」。[50]對於子侄輩這方面的教育，曾國藩更是重視。翻閱《日記》，可以看到，只要子女在身邊，他總是向他們灌輸這一道理：「傍夕至內室與諸女論節儉、習勞之道。」[51]「傍夕訓兩兒，言作人之道以知艱苦為最要。」[52]子侄們不在身邊，則通過書信諄諄教誨：「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侄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未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僱工。」[53]這是他寫給侄子紀瑞信中的一段話。「吾家婦女須講究做小菜，如腐乳、醬油、醬菜、好醋、倒筍之類，常做些寄與我吃……若外間買者，則不寄可也。」[54]這是他寫給紀澤、紀鴻兩個兒子信中的一段話。難道總督大人真的沒有可口的腐乳、醬油、醬菜過飯而等著家裡人寄來嗎？當然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藉此事告知家中，「吾家婦女須講究做小菜」，以不忘記農家本分。讀著這些在戎馬倥傯、政事繁重的間隙抽空寫下的「教子書」，字裡行間充溢著的良苦用心，實在令人感慨萬分。

　　 (三)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矚，驕怠者敗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十七日晚，處理完一天公務，再次細讀《課子隨筆》一書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了如下感想：「大約興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蓋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為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侄輩亦多輕慢師長，譏談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侄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55]在曾國藩看來，良好家風的承傳、一個家族的興旺，不僅要對子弟從正面引導、教育，還應該從反面提出要求，禁戒惡習萌發、滋生。而對於早已躋身官宦人家之列的曾氏家族而言，家庭衰敗最可能的突破點是一個「驕」字。子弟們身上有了「驕」字，初則傲慢師長、譏彈人短、疏遠親戚鄰里，丟棄祖先留下的「寶」字家規，繼則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其實，上述感想不僅僅是從別人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曾國藩早已從自己兄弟子侄們身上發生的變化有所警惕，並多方規勸、訓誡，構成了他治家思想的重要一環。「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淫泆矣。至要至要，千囑萬囑。」[56]這是曾國藩早年寫給老家四位弟弟信中的一段話，要求家人不要有「半點官氣」，不準子侄們出門坐轎子，不準在家呼奴喚婢取水添茶，各項要求針對性強、具體而又可行。《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曾國藩在軍營中得到信息，「言沅甫起新屋，規模壯麗，有似公館。所伐人家墳山大木，多有未經說明者。又言家中子弟盪佚，習於吹彈歌唱之風云云。」聽到這個信息，曾國藩徹夜難眠，「細思余德薄能鮮，忝竊高位，又竊虛名，已干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佚』三字，實深悚懼。」[57]「沅甫」即曾氏九弟國荃。在深深自責的同時，曾國藩馬上給這位九弟寫信：「良田美宅，來人指摘，弟當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實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實不小，而猶沾沾培墳墓以永富貴，謀田廬以貽子孫，豈非過計哉？」[58]對於這位早已是聲名顯赫的湘軍重要將領的阿弟，曾國藩的批評柔中帶剛，婉轉而嚴肅地指出，這種做法違背了「寒士之家風」。一句「豈非過計哉？」包含了批評、教育和期望的多重意思。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虛歲17歲的小兒子紀鴻告別父母，離開安慶回原籍湖南省城參加甲子科鄉試。在臨行的前夕，曾國藩已再三囑咐兒子做人行事要「力去傲惰二弊」。紀鴻還未到長沙，曾國藩給兒子的信已經發出，他不是擔心兒子參加鄉試能否考得好，而是對他到省城之後的行事不放心。因為，這些日子曾家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湘軍因攻下太平軍首都天京(南京)立下大功，曾本人被清廷賜封一等侯爵，賞加太子太保銜，賞戴雙眼花翎；曾國荃賜封一等伯爵，賞太子少保銜，賞戴雙眼花翎。兄弟同日封侯伯，這不僅在湖南，即使在全國，古往今來也極為罕見。深知世態人情的曾國藩擔心，在這樣的時刻，小小年紀的紀鴻，萬目所矚，在湖南士紳一派頌揚、捧場甚至是巴結、討好的氛圍中會舉止失措。在信中，曾氏寫道：「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為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矚。臨行時，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極力去驕惰二弊，當已牢記之矣。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59]曾氏再三強調，要兒子一定謙謹行事，注意影響，特別囑咐考試前不要去和地方官往來拉扯關係，更不能為考試的事遞條子。他告誡紀鴻，參加鄉試對你來講是踏入社會的第一步，要清白做人，自愛自重，不可仗著父輩的功勞而走捷徑。曾紀鴻此次鄉試結果名落孫山，他一生的功名亦從此畫上了句號。但是，倘若從另一個角度看，他的這個結果也為曾國藩的治家和曾氏的家風，做了一個很好的註腳。

　　 願家族世代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為仕宦暴發之家；願子孫個個為讀書明理之君子、禮義之旗幟，不願他們做大官、發大財；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矚，驕怠者敗。上述曾國藩的治家理念和這些具體的家規、家訓，讀起來句句「卑之而無甚高論」，早已融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倫理的一部分。而他的治家實踐及成效則是百餘年來無數家庭爭相仿效的楷模。古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千百年來自古及今，在中國歷史上，家族鼎盛的局面能延續到五代以下者確是極其少見，而曾氏家族則至少五代之內代有英才，是海內外難得一見的長盛之家。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毛澤東早期文稿[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85.

　　 [2][4]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9.1、1.

　　 [3]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

　　 [5]曾國藩家書[M].北京：線裝書局，2008.166.

　　 [6]曾文正公全集(第一部)[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74.

　　 [7][8][9][10][11][12][16][17][18][19][20][21][22][23][24][25][26][29][30][33][35][36][45][51][52][55][57]曾國藩日記[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30-31、31、34、44、48、16、49、248、1207、1358、1213、1220、1322、1325、1273、1438、1314、57、51、257、661、393、1108、683、789、1069、376.

　　 [13][14][27][31][32][34][37][39][40][41][42][43][44][46][47][48][50][53][54][56][58][59]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家書[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15、15、763、762、762、763、183、678、650、107、214、615、103、183、550、714、554、555、655、171、476、590.

　　 [15]楊伯峻.孟子譯註(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0.189.

　　 [28][38]朱熹.四書集注[M].長沙：嶽麓書社，1985.4、4.

　　 [49]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M].北京：中華書局，19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