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劉易斯拐點」是經濟轉型的契機

　　文|本刊記者| 張墨寧 發自北京

　　「民工荒」、人力成本上升、沿海產業向內地轉移，交織發生的經濟現象直指中國勞動力結構的變化。據此，多位學者提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即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轉移隨著工業化的進行開始逐漸減少，勞動力過剩為短缺所取代。也有異議者認為，這是經濟的周期性調整所致，農村依然有充沛的勞動力存量。「劉易斯拐點」是否真的來臨？它對中國經濟究竟意味著風險還是機遇？為此本刊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

　　人口結構已發生變化

　　《南風窗》：近幾年來東南沿海地區和一些中部省份相繼出現了「民工荒」，尤其是製造業企業普遍感覺即使漲工資也招不到人，這能否說明「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巴曙松：過去30多年，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人口佔比持續上升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通過高儲蓄率保證了資本存量的不斷增加，但是這一增長動力在 2004 年後開始弱化，中國已經越過了「劉易斯拐點」。

　　失業率指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勞動力的供需狀態，中國自 2002 年以後失業率出現下降，日本在 60 年代中後期越過「劉易斯拐點」時失業率也出現了下降。近年來，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例逐漸上升、外出務工農民雖逐年增加但增幅逐漸趨緩。同時，農村勞動力工資水平也在上升，作為農村勞動力輸出地區的中西部省份，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速明顯快於東部，農村居民轉移意願弱化。

　　從農村居民消費數據上也能看出一些趨勢，2005 年之後，農村居民消費增速明顯加快。2005 年之前，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增速並沒有顯著性領先於東部。但在最近幾年中，這一情況發生了逆轉。勞動力輸出大省如河南、四川都出現了農村居民消費增速居於全國前列的現象。收入和消費的上升導致農村勞動力向東部轉移動機的弱化，勞動力「東進」的趨勢可能終結。

　　《南風窗》：也有學者認為「用工荒」是一種局部性現象，並不能反映出勞動力已經供不應求，市場短缺的是青壯年勞動力，而40歲以上的勞動力可能普遍存在就業不足，工資上漲可能是貨幣的泡沫推動，而非「劉易斯拐點」，您怎麼看？

　　巴曙松：周期問題和結構問題往往是混在一起的，從過去30年的經驗看，很多人會認為是因為經濟偏快時期的表現之一，此時就業機會多，導致了「民工荒」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或者是因為通脹的壓力，不得不提升勞動力工資。實際上，從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況看，這不僅是一個短期的周期波動，而且是一個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經濟增長速度在回落，但沒有出現明顯的就業壓力，這表明前幾年就開始出現的「民工荒」不僅是一個周期性的現象，更多預示著人口拐點在到來。

　　據我了解，金融投資界看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都感到驚訝，怎麼人口結構變化這麼快。事實上，在此之前，人口學界就已經在探討這個問題了，但是並沒有引起金融市場的太多關注。所以，未來的預期、資產的投資估值、行業估計都要做調整，讓經濟在這個新的人口環境下能夠實現一個新的均衡平穩發展。事實上，中國不僅已經越過了「劉易斯拐點」，而且還面臨著人口紅利窗口的關閉。根據世行的測算，這個時點應當在2015年，從現在的統計數據看，可能還要提前。

　　 《南風窗》：您判斷中國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的依據之一是農村地區工資性收入的增長，但事實上，這與國家對農業的政策性補貼不無關係。而且，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在持續下降。

　　巴曙松：政策性補貼雖然與收入相關，但那只是一次性的。以糧食價格為例，過去7年糧食豐收，但去年底至今年又出現了糧價上漲的情況，這是因為糧食價格一方面與供求有關，一方面還受更大因素的影響，那就是非農產業的收入水平。工業化和產業轉移使農民在城市打工的收入提高了，而如果種植農產品的收入不上升，農民就會減少農業生產的投入，這就導致了糧食、豬肉等價格的上漲。非農產業的收入上升對農產品的價格形成了帶動，這進一步證實了人口結構的屬性變化，說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已經接近尾聲。而原來農村勞動力供應很充足，則不一定能形成帶動。

　　至於勞動者報酬，我認為前幾年的工資水平是一個歷史性的低點，改變收入分配製度說了很多年，為什麼效果不明顯呢？跟人口結構不支持也有關係，在勞動力很充足的情況下，要想提高勞動者收入是沒有現實經濟支持的，人為縮小收入差距容易犧牲經濟效率，讓低收入者獲得超分配、高收入階層面臨高徵稅，這會形成對經濟效率的損害。而現在的人口結構正好支持收入分配的轉型，可以藉此擴大內需，讓中低收入階層成為新的消費力量。原來的經濟推動力可能是城市化、工業化的規模擴張，現在則要靠提高城市化的質量，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來擴大消費，促使經濟增長更為均衡。

　　人力資源投資不可忽視

　　《南風窗》：「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是二元經濟結構國家的必經階段嗎？兩個拐點幾乎同時到來，將如何影響中國經濟？

　　巴曙松：並非所有的國家都會經過「劉易斯拐點」，它更多涉及人口存量結構的改變，而人口紅利拐點關注人口年齡分布結構的變化，是所有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都必須經過的，其更多涉及人口增量結構的改變。具有二元經濟的國家，一般首先經過「劉易斯拐點」，但是經過「人口紅利拐點」的時間則有所差異。

　　日本在上世紀60 年代末通過「劉易斯拐點」，90 年代遭遇人口紅利拐點；韓國在 80 年代通過「劉易斯拐點」，至今仍在享受人口紅利，預期在 2015 年通過「人口紅利拐點」。而中國經過「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的時間頗為接近，前後相差10 年，因此面臨的勞動力供給壓力更大；不同於日韓收入分配縮小之後才遭遇「人口紅利拐點」，中國是先到達「人口紅利拐點」，也就是未富先老。

　　「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對經濟的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二者都將抬高勞動力供給價格，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將推動價格中樞的上升，勞動力供給充分條件下的低通脹、高增長態勢將不可持續；第二，勞動力供給的緊張將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越過拐點後經濟增長中樞將出現系統性下降；第三，勞動力供給約束將改善國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勞動報酬佔比上升，從而帶動消費興起；第四，消費上升將導致儲蓄下降，投資增速將出現下降，經濟增長的動力將由投資轉向消費；第五，收入分配將更趨合理，貧富差距縮小。

　　前兩個是越過拐點可能面臨的風險，簡單來說就是高通脹、低增長的風險；後三個則是可能面臨的機會，在越過拐點後，經濟內生增長的激勵將增強，消費帶動的經濟增長將擴大服務業需求，從而有效帶動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的持續。

　　《南風窗》：從理論上來說，「劉易斯拐點」之後是工作找人，而不是人找工作，為什麼還會出現很多大學畢業生無法就業的問題呢？

　　巴曙松：這正需要政策的引導，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表明我們的服務業發展不充分、高端服務業發展還很緩慢，教育結構也有問題。所以一方面要放鬆服務業管制，發展醫療、教育、通信、金融等高端服務領域；另一方面，教育結構要適應轉型的需求和升級，現在的教育結構和經濟結構是錯置的。此外，還要防止教育的負向激勵，在勞動力供應充足的時候，低端勞動力收入低，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就很稀缺。這段時間低端勞動力工資上升很快，讀書、上大學的機會成本上升，而正當勞動力需要去學習和接受培訓的時候，如果教育是不激勵他去學習的，這個問題會很嚴重。所以，今後應該考慮將義務教育實行到高中階段，並提供讀書補貼，或者是在工人上技術學校階段的時候，再對他進行義務教育的補充和扶持。

　　只有加大人力資源投資，才能適應人口結構的調整。這個情況在日韓的轉型時期都碰到過，但他們的義務教育實行得比較好，所以能夠平穩過渡。而我們的義務教育還遠遠不夠，現在好多小孩不上學了，這是很可怕的，受教育水平低，將來的產業升級就無法完成，國家難以擺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抽象的，從人口結構變化和人力資源投資角度看，是很實際地在我們身邊。

　　投資型經濟將無以為繼

　　 《南風窗》：短期內，拐點帶來的風險是不是更大一些，消費型的經濟還未建立，而投資驅動的經濟已經趨於瓦解？

　　巴曙松：人口結構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跨越「劉易斯拐點」、從「人口紅利」走向「人口負債」，短期內會增加融資風險，特別是面臨短期的宏觀緊縮政策時，這種潛在風險暴露和釋放的可能性會明顯加大。首先，如果不存在明顯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升，未來勞動者報酬在收入分配的佔比將逐步上升，而政府和企業收入將面臨下降。雖然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可以部分對沖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風險，但是如果把產業鏈條拉得更長一些，人口結構對企業利潤的影響並非體現在用工成本上，而且還會通過對整體產業鏈的影響，對原材料價格、甚至農產品和大宗商品價格都會產生衝擊，這才是企業利潤率下降和企業收入下降的最大風險。

　　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其經歷「劉易斯拐點」之後，工業企業特別是製造業的利潤率也曾出現系統性下移；其次，FDI留駐中國的投資收益可能逐步呈遞減趨勢，如果未來幾年的城市化進程和中西部產業轉移速度低於預期、基礎設施的投資效率降低、房地產價格下滑，那麼FDI存量資金存在重新配置、其中小部分資金流出的可能性。

　　第三，中國「人口紅利」的一個最重要結果就是高儲蓄率、低利率與高投資率，然而隨著「人口紅利」向「人口負債」的轉變，中國低利率的格局必將逐步發生改變，融資成本會整體上升。資金配置於基礎設施、製造業和房地產的效率已經不可避免地有所降低，這種情況下，政府和國有企業主導的投資模式代價則會更大。

　　人口約束使得經濟體內部的騰挪空間變小，既容易出現過熱，也容易出現「硬著陸」，兩者之間的切換頻度會明顯增多。在新的投資渠道或新的投資收益增長點、負債渠道產生以前，經濟過熱與「硬著陸」的雙重擔憂可能會成為一種過渡中的常態。

　　 《南風窗》：可能發生的政策頻繁切換會不會給中小企業造成致命打擊？

　　巴曙松：頻繁變化會對企業形成干擾，如果對人口結構的變化認識不足，還是按照原來的期望去刺激經濟，很快就會發現有物價壓力。我們的增長速度應更均衡一點，質量更好一些，給勞動者更高一點的待遇，真正的消費經濟不可能是類似投資和出口主導時期那麼高速增長的。

　　《南風窗》：房地產泡沫也是近期的擔憂，在人口老齡化的經濟體中，資產購買者減少，而資產出售者增多，從而使資產價格出現下降，甚至使資產泡沫破滅，那麼中國的房地產資產是否會出現類似的結果？

　　巴曙松：從趨勢來看，肯定是回落的，參照日本的情況，人口結構變化之後，剛性需求肯定不再是主要的需求，剛性需求在減弱，投資需求是主要的，人口結構變化，我們需要不了那麼多的房子了，所以對房地產的調控很可能中期化，不再是個短期的行為，要防止它出泡沫、對金融市場形成衝擊，在房地產金融和銀行金融之間也會有嚴格的監控措施。所以人口拐點來了之後，對房地產商也會是一個轉型的驅動，要考慮到底做什麼樣的地產。當然，剛性需求只是一個因素，如果貨幣寬鬆，在投資需求推動下，房地產價格還會有起有落，但不會像過去10年那樣狂飆突進式地增長，在平穩的經濟環境下，可能跟GDP速度保持相差不多的步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