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歷程

06-19

首先將十四部天書的順序羅列如下：

　　①《書劍恩仇錄》（1955）

　　②《碧血劍》（1956）

　　③《雪山飛狐》（1957）

　　④《射鵰英雄傳》（1957）

　　⑤《神鵰俠侶》（1959）

　　⑥《飛狐外傳》（1959）

　　⑦《白馬嘯西風》（1961）

　　⑧《鴛鴦刀》

　　⑨《連城訣》

　　⑩《倚天屠龍記》（1961）

　　⑾《天龍八部》（1963）

　　⑿《俠客行》

　　⒀《笑傲江湖》（1967）

　　⒁《鹿鼎記》（1969）

把金庸小說的主人公按照創作先後的順序進行排列後，我們就會發現一種規律，即小說主人公的共同歸隱格模式的性質，是從儒家之俠（陳家洛、袁承志等）到道家之俠（楊過、張無忌、令狐沖等）到佛家之俠（石破天、狄雲、等）這個順序發展的。通過這個，我們不難發現，這個轉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種轉變呈現著一種由儒入道，再由道入佛的一種趨向。我們可以說金庸走了一條與無數先哲走的是同一條路線：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轉變歷程。這同時也是金庸一種人生體驗的過程。

下面，我們就結合前文分析結果、結論，以金庸所有小說創作時間為序，進行綜合比較分析，明析出金庸創作過程中的儒、道、佛思路轉變的不同階段：

（一）、儒家思想階段

金庸的首部俠作《書劍恩仇錄》1955 年以金庸為筆名創作，在《新晚報》連載一年。該書亦稱《書劍江山》，從名字上看儒氣十足，其主人公更是十足的儒生氣質；其中雖提到道家之「莊子」，但僅是從儒生的角度欣賞其神思華美虛靈縹緲而已。陳加洛可以說就是當時金庸的照影。如此十足儒生氣的主人公，在其後作品中再未出現。其後的《碧血劍》（1956 《碧血劍》開始在《香港商報》連載）、《射鵰英雄傳》（1957 寫《射鵰英雄傳》連載於《香港商報》，歷時兩年）、《雪山飛狐》系列（1959年《雪山飛狐》連載於《新晚報》）都是儒家思想為主導的階段。前面我們提到，這一時期金庸小說主人公，像陳家洛、袁承志都是以儒俠性質的身份歸隱的。

（二）、道家思想階段

從《射鵰英雄傳》開始，金庸已由儒入道。《射鵰英雄傳》以九陰真經為主線，道家崇尚陰柔之道，九為極數，故九陰真經為至陰之道，道家之學也，九陰真經起句為「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此句出自《道德經》第七十七章《天道》章，《道德經》為道家內練之學的根本經典，九陰真經可能即指《道德經》。九陰真經的作者姓黃名裳字元吉，此名出自《易經》中「坤」卦之爻辭，指陰柔順美之意。在《射鵰英雄傳》之末，成吉思汗曾問仙道於丘處機。丘處機為王重陽門下，被稱為道家之北宗，主重清修心性，近乎佛家之禪宗；而稍早前宋代之張紫陽嗣下被稱為道家南宗，主重雙修性命，近乎佛家之密宗，其門下更是龍象輩出，如白玉蟾等。可見其中的道家思想尤為鼎盛。

其後的《神鵰俠侶》是金庸之哲思難以超脫情思的反動之作。（此反動非彼反動也）小龍女就是典型代表，其為清修心性之人，然無雙修性命之法，沒有物質基礎，清修當然難以維持，故有人斥之為怪胎，白痴，不可解，小龍女之動人，完全是利用了眾人的聖女情結，後來的小昭也近於此。小龍女之無名，無父無母，清修仙道，使其特具道家聖女形象。這一階段是金庸的創作思想主要是道家思想。

（三）、佛家思想階段

從《倚天屠龍記》開始，金庸已開始入佛了。前文提到過《倚天屠龍記》是由道家之俠向佛家之俠的一種轉換的產物。該書以九陽真經之為主線，即至剛至陽之學，九陽真經是寫在梵文楞伽經的夾縫中，實際上即指楞伽經，禪宗有云：楞伽印心，是禪宗的根本經典，從初祖達摩至五祖弘忍之前均以此經為主修經典，至五祖之後才改為《金剛經》，即能斷金剛無堅不摧大智超度彼岸之經，亦合九陽真經之名。一般概念上的禪宗注重心性修鍊，而不太注重修身，雖然《倚天屠龍記》中提到道家主張雙修的張三丰，但文中此張三丰以太極拳劍名之，不過金庸到此已悟到佛道同源，其言少林武功與武當、峨眉武功均與九陽真經有關。

到此金庸的創作思路雖在思想上有了飛躍，但仍未超脫。在道與佛上未能完全解脫時，金庸又開始反思人性。其後的《連城決》，反思人性之醜惡；《白馬嘯西風》反思人性之純良及民族主義等人類鴻溝對人性的傷害；《鴛鴦刀》反思仁義。看似退步，卻是以退為進，此三作之主人公均沒有恢宏確定的歷史背景，更近於純真自然的人。道與佛雖未盡通，對人卻加深了認識。

到《天龍八部》時，金庸已經開悟。其中雖有愛，但已不是《神鵰俠侶》之愛，更多看到的是病態的愛（如段譽之愛，阿紫之愛，游坦之之愛等）；其中亦有惡，但惡者均是可憐人，是環境逼使其作惡（如四大惡人老大是權之惡，老二是情之惡，老三是欲之惡，老四是名之惡）；其中亦有俠，但此俠非彼俠，蕭峰之死足以使全人類警醒，使讀者人性升華。此時金庸已完全超脫了民族主義、忠義、情愛、善惡等狹隘思維，金庸已經在用其慈悲法眼，觀照眾生百態。「天龍八部」四字即指苦海中之眾生百態之意。

此後開悟的金庸，感於文革之亂，又以其慈悲法眼觀照中國數千年的政治歷史，反思人性在歷史大潮中掙扎的無奈與辛酸。即為《笑傲江湖》。其後的《俠客行》，主題即是無我。狗雜種是最快樂的人，因為他無欲、無名、無利、無我，只是其中偶爾有親情，愛情時還有一些愁緒。

菩薩說：心無掛礙則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磐。老子說：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夫唯不居，故無尤。至此金庸已接近無我。最後的《鹿鼎記》則近於無色無相，所以眾人指鹿為馬，不倫不類，此時金庸已入化境，遊刃有餘，不著痕迹。此時，金庸的創作思想完全歸於釋迦思想。到此，金庸對人生的探索既已達到了他理想的那種境界，完成了他小說創作心路思想的轉變過程，至此，金庸宣告封筆。

　　我總是在猜想，三十一歲的金庸和四十五歲金庸會有如何的不同。雖然我也從來不知道自己在31歲和45歲的時候會有多大不同。也許每個人在這一段從青春到中年的時間裡大約都應該有一些從尊崇到破滅的思想吧。也許金老先生也不例外。從書劍里的儒雅書生到射鵰里的憨厚漢子，再到鹿鼎記中的市井頑童。這其中也許蘊含著金老對於俠的思想從尊崇到破滅的思考的軌跡。

　　這十四部書里唯一稱得上書生的俠客主角大約也只有陳家洛了。也許這時的31歲的金老正是在激昂文字，揮斥方遒的時候。塑造一個任俠的書生也正是最好的宣洩之道。冒昧的揣測一下，也許這時金老對於俠的思想是以一種尊崇的態度去描摹的。而且書劍里有太多的古典俠客小說的痕迹，足可見此時的古典的俠客觀念仍然在主導著金老的創作。他似乎在試圖創造一個文武雙全的而且符合現代人感情觀念的俠客形象。（其實我認為這樣的形象在武俠小說里有一個頂峰，但不是天書中的人物，而是《萍蹤俠影》里的張丹楓）

　　從後來的一年創作的碧血劍里也可以看出金老的這種思想，被袁崇煥的部將撫養大的袁承志其實不過是粗通文墨，而金老依然要設計一個一邊書寫奏章一邊折辱洪勝海的情節，足可見這種「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情結之濃厚。也正是因為這種傳統的書生任俠式的觀念限制了陳家洛和袁承志的形象的塑造，使他們看起來並不太具有現實感，也缺乏特別鮮明的性格魅力。相對於以後的血肉豐滿的眾多俠客形象來說，此二人總是顯得有些蒼白。

　　其後的雪山飛狐得著力點似乎並不在於俠客形象的塑造，而是在於一種對於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的一種頗有趣味仿造。胡斐或是胡一刀的形象是在飛狐外傳才逐漸豐滿起來的。而金老同年開始連載的射鵰英雄傳則真正的開始了一個俠客形象嬗變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郭靖其實是一種對於古典俠客形象的修正。我同意將郭靖、陳家洛和袁承志列為儒俠的提法其實也正是郭靖這個人物真正的讓金老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觀念取得了廣泛的認同以至於其成為了整個武俠小說界中的一個標誌性的人物。相較於陳袁二人，郭靖的形象更符合儒家的諸多關於德行的箴言；同時他也沒有了陳袁二人的書生似的酸腐氣，而更像是一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融會了儒家眾多美德的俠客甚至是英雄。郭靖本身也具有更為現實的鮮明的性格，一個堅強厚重木訥的人物成長為一個英雄的故事顯然要比一個翩翩書生公子的行俠事迹更能激起人們對現實的認同感。對於從陳袁二人到郭靖的變化，我更傾向於這是一種金老試圖將俠客文化通俗化、現代化的一種變化。也許此時的金庸仍然還在試圖從古典的俠客和現代的觀念之間找到一個契合點，以創造一個更能夠被現代人接受的完美的俠的形象吧。

　　對於神鵰俠侶和雪山飛狐是同一年的作品，我曾經有些困惑，我並不認為楊過和胡斐是同一類的所謂「墨俠」。看看史記的遊俠列傳你就會明白什麼是才是墨俠，身為遊俠的郭解一樣會結交官府，一樣會睚眥必報。在我的眼裡，墨家的學說其實是被人們曲解才成為所謂的俠客，兼愛非攻的思想和許多樸素的自然思想更像是中國傳統文化里的一種思想啟蒙，它實際上是一種超越了時代的現代意識。所以當楊過和胡斐的身上具有了此類的現代人的性格特徵的時候才會被很多人誤認為是墨俠。其實楊過和郭靖僅僅是一種叛逆與皈依相互融合的兩個方面。郭靖對於儒家思想的認同並不純粹，它實際上是包含了很多疑惑的，洪七公的大義凜然之辭以我輩看來實在是漏洞百出的，很多東西並不是郭靖不明白，只是他很難想到，即使想到也會被洪師傅或是蓉兒的「花言巧語」所迷惑。而楊過則要清醒的多，楊過的皈依實際上更能說明金庸此時的對於傳統的俠客文化和現代人的意識之間的把握。現代人的強烈的自我意識在郭靖這樣一個道德高標般的完美人物的感召下，順利的完成了對於儒學的思想意識的皈依的過程，儘管其已經還包容了諸如「師生戀」之類的現代性很強的新的情感意識。

　　所以說，楊過實際上僅僅是一個天才版的郭靖，一個更具有現代的思想特徵的郭靖。

　　再來分析一下胡斐，其實胡斐的父親胡一刀才是真正的「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式的俠客。胡斐的路見不平更多的像是年輕人的血性和現代人的良知使然，而且胡也一樣的有著相當的政治追求和思考，對於官府舉辦的掌門人大會的破壞實際上已經體現了胡斐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對於胡斐來說，江湖的安定也就是他的一個政治理想。所以說胡斐的形象僅僅是儒家之俠的一個弱化版和更接近其他的武俠小說中的形象的版本。我更願意理解成是金庸在描摹楊過之餘為了自己的前一個版本的雪山飛狐加上的一個前傳似的人物設定而已。

　　真正的俠客形象的轉變也許應該從張無忌開始，倚天屠龍記里的張無忌已經開始超脫出了郭靖所標誌的儒家之俠的範疇。雖然倚天劍和屠龍刀相格出了武穆遺書，但是張無忌卻沒有了郭靖的以天下為己任或是保江湖平安的理想，沒有了那種積極的入世的精神狀態。對於他來說，能夠與所愛的人執手偕老，泛舟於江湖就已經知足了。似乎也可以猜想他決不介意朱元璋的篡權或者是以後的明太祖的酷政。而且張無忌還有著更為平凡的優柔的性格，除了一身非凡的武功以外，他的很多決斷或是情感都很像是一個在身邊的平凡的俗人。據資料來看，也正是寫作倚天屠龍記的前一年，金庸用八萬元的資本創辦了明報。自古以來，成大事者往往心胸開闊，境界高宏，而從張無忌身上體現出來的變化也許說明金庸在完成一個對於儒家之俠的承繼與延展之後的思考。金庸已經不再僅僅的拘泥於傳統文化里的匡扶正義，除邪去惡之類的俠客形象，他在試圖把俠客的心性與普通人的情感生活貼近，以創造一種武俠化的通俗現代小說。我更為大膽一點的揣測一下，其實倚天屠龍記更像是一個平台，是金庸在對傳統的俠客文化極大發揚和通俗化了之後的一個平台。從這個平台以後，要麼就是重複以前的老路象古龍或者是梁羽生一樣創造一個又一個雷同的人物，在自己搭造的窠臼里自得其樂，要麼就是修正以前的創作理念，在不斷的創新中到達新的頂峰。金庸顯然是選擇了後者，在我所謂的「平台」之後，金庸開始了對於以往的俠客形象的顛覆和解構。

　　天龍八部可以說是金庸的又一個頂峰式作品，我不知道諸位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天龍八部有一種類似於古今中外名著的一種蒼涼悲壯的磅礴氣勢。江湖人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以及宋遼的紛離戰亂被糾合在一起形成了武俠史詩一般氣魄。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一般，天龍八部更像是一部史詩，而不是一部小說。從喬峰的角度來看，不論是武功還是膽識都足以使他成為另一個不遜於郭靖的高標——當然前提是他的身世永遠不被揭破；可是金庸利用巧妙的情節設計一下子就顛覆了喬峰從前的所有的價值觀，從前的所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從基點處被連根拔起。也就是說金庸顛覆了喬峰作為一個俠的形象的正義的判斷標準和理想。也正因為如此喬峰的形象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對於戰爭、民族融合的態度甚至是正義的判定標準都已經超越了時代的局限。而整部天龍八部里的民族紛爭和戰亂的背景又使這些方面極為突出，尤其是最後的雁門關折箭自盡的情節使喬峰的形象升華到了一個頂峰的高度。冒昧的下一個結論，此時的金庸似乎已經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代的人文意識中萃取出了一個完美的英雄人物。這時的喬峰似乎已經應該是整個武俠小說界塑造的英雄人物中最為奪目的一個了。而從天龍的另外兩個主人公身上也可以看出金庸對於顛覆傳統俠客形象的另一方面的嘗試——在試圖顛覆武俠主人公的絕世武功。段譽和虛竹都沒有了武之俠的對於武功技術的痴迷特性，對於此二人來說武功更像是一種道具，他們身負的絕世武功更像是一種經歷的象徵。所以說天龍八部里金庸的創新已經使他的小說達到了一個武俠小說中的新的高度。而且天龍八部中蒼生與命運間的蒼涼厚重感比起許多名著來已經不遑多讓。所以說我個人認為天龍八部是金庸創作的一個頂峰，象評唐詩的人評價杜甫的詩一樣是一部「拔山扛鼎之作」。

　　笑傲江湖誕生的時候正是我們「祖國山河一片紅」的時候，看過《五億探長雷洛傳》的人大約都會對香港67年的暴動有很深刻的印象吧。笑傲江湖的風格更像是一部政治寓言，此時的金庸大約對於大陸的狀況頗有微詞，而且笑傲里的權謀機變與影射的人物似乎是確有所指的。也許正是這個創作側重點的變化，使得金老在笑傲江湖的創新性上以及在這部書里表現出來的對於俠客人物塑造的思考上就沒有了更多的變化。令狐沖得形象用六個字可以概括的——假浪子，真道學。令狐沖的浮浪無行更像是一層保護色，就連風清揚也被這層保護色蒙蔽了，令狐沖對於儒家道學的奉行不悖簡直深入了骨髓，從不肯入魔教到對岳不群始終難下殺手，都可以看出所謂的令狐公子的浮浪僅僅是一種表象，在這個表象下是一個始終對儒家理念忠心耿耿的俠客。這也許都與令狐沖自小受到的教育有關，也許正是岳不群這樣一個偽君子的諄諄教誨成就了令狐沖這樣的一個真君子、真道學。所以說令狐沖依然是一個儒家之俠，只不過在他的身上披了一層叛逆的外衣。和郭靖的道德高標、楊過的最終皈依相比，令狐沖具有一個外圓內方似的特徵。有的時候我甚至在猜想這是不是金老的一種自喻，一種對於一個表面上趨於西化而骨子裡依然是尊崇儒學、理學文化的中國文人一種自我譬喻和暗示。

　　鹿鼎記的出現使得笑傲江湖更像是又一個等待創新與突破的平台。記得小的時候初讀鹿鼎記的時候實在是了無趣味，不知道拉拉雜雜敘述的這幾個老朽文人與武俠有何關係。但是金庸在鹿鼎記上的突破卻幾乎是武俠小說里的一個前所未有創舉。我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鹿鼎記就像是一部武俠世界裡的哈克貝里歷險記，一部武俠世界裡的阿甘正傳。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讀了鹿鼎記之後會意猶未盡的說：原來武俠還可以這樣寫。金庸從韋小寶的身上析構了最後一點的武俠要素，韋小寶自始至終都沒有身負絕世武功，這個武俠世界的阿甘卻經歷甚至是完成了大清朝康乾盛世的整個構建過程。武學上的白痴，被韋小寶的無賴、機靈甚至是圓滑世故所彌補。市井小兒的無賴和蠅營狗苟的官場、爾虞我詐的宮廷相得益彰，其中的靈犀相通之處簡直是珠聯璧合，讓人嘆為觀止。韋小寶的身上幾乎一切的俠之要素都被統統顛覆，而代之以無賴、狡詐、貪婪、好色等等特徵，卻依然寫的此書俠氣凜然，也真難為金老的奇思了。從參禪的境界說來講，這似乎已經到了「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境界級別了。反正從我輩的俗人腦筋來看，這是無法超越的一個頂峰了。從韋小寶以後，如果金老再寫武俠，創新大約是不大可能了，而韋小寶的形象又根本不具備可重複性。所以知難而退的封筆也許才是最好的選擇。

金庸筆下的儒道佛

北大的陳平原教授曾說過，倘若有人想藉助文學作品初步了解佛道，不妨從金庸的武俠小說入手。就是說，你想學習佛經嗎，想學習宗教的道理嗎，你去拿一本佛學書來看，你可能會覺得很深奧，讀不進去。那你不妨從金庸的武俠小說入手，可以作為學習宗教知識的入門書。

在我看來，金老爺子的晚期作品可能更多體現了釋家觀點，而他的早期和中期作品則主要反映了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學。

先前，已經有許多專家學者對金庸各個時期的作品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點評，或褒或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也來湊個熱鬧，對比較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中的部分人物進行淺評。

《射鵰》是老爺子的早期代表作，此時的金庸年輕有為，於是一批建功立業的大俠躍然紙上，陳家洛、袁承志、郭靖、胡斐，儘管他們身上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其俠義精神卻能掩蓋其短，張揚其長。我們在金庸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人物身上更多的是儒家的精神。其實這個時候金庸自己呢，也是一個年輕人，這就像金庸自己年輕時候的抱負一樣，年輕氣盛，在事業上有追求，在愛情上有追求，所以推崇一種建功立業的境界，推崇那種建功立業的大俠。像他早期作品中的陳家洛，袁承志，郭靖，都是事業感很強的大俠。所以這個時期金庸小說的氛圍都是昂揚向上的。

郭靖是一個標本式的儒家大俠。他所主張的「仁義忠孝」，本身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當時的南宋已是風中殘燭，內憂外患，而郭大俠卻上下求索，一心要驅除金虜，恢復河山，匡扶宋室，「知其不可而為之」在郭靖身上得到的充分體現。這種精神不僅在《射鵰》中出現，在金庸以後的作品中更加得到了延續和升華，襄陽城破，以身殉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郭靖用生命鑄成了一個「俠之大者」的儒家大俠的光輝形象！除此以外，儒家禮教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標準也深深影響著郭靖。當他誤以為黃老邪殺了自己的五位師父後，毅然斬斷情絲，和自己的愛人，黃老邪之女徹底決裂。

在《射鵰》中，郭靖無疑代表了儒家思想的正統。有「正」必有「邪」，黃藥師的外號叫「東邪」，這個邪並非邪惡之「邪」，而是因為他憤世嫉俗，一言一行時時處處離經叛道，對於儒家正統來說，他的確太「邪」了。有一次，他老人家心情不錯，答應了女兒與郭靖的婚事。按理說本來應該皆大歡喜的，可沒想到最後鬧了個不歡而散。郭靖說要等稟告他老母后完婚。這個想法很正常啊，現在的人結婚，誰不請上七姑八姨三叔六嬸的。可黃老邪聽後勃然大怒，說是你郭靖成親還是你老母成親！他黃老邪生平最厭惡儒家禮教的成規陋俗繁文縟節，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邪」到了什麼程度。

這麼一個「邪神」對自己的評價卻是「邪中自有三分正，正中總帶七分邪」。那麼他的「正」從何來呢？書中有這麼一段，西毒殺了一個儒生，並將其頭顱送給黃老邪，說：「兄弟今晨西來，在一所書院歇足，聽得這腐儒在對學生講書，說甚麼要做忠臣孝子，兄弟聽得厭煩，將這腐儒殺了。你我東邪西毒，可說是臭味相投了。」本想討好黃老邪的，可是「黃藥師臉上色變，說道：『我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俯身抓土成坑，將那人頭埋下，恭恭敬敬的作了三個揖。歐陽鋒討了個沒趣，哈哈笑道：『黃老邪徒有虛名，原來也是個為禮法所拘之人。』黃藥師凜然道：『忠孝乃大節所在，並非禮法！』」由此可見，黃老邪雖然憤世嫉俗，離經叛道，但他反對的只是儒家禮教的成規陋俗繁文縟節，而不是「仁義忠孝」等儒家核心思想。用他的話來說，「忠孝乃大節所在，並非禮法！」。郭靖是儒家的大俠，那麼黃藥師則是儒家的憤青。

《笑傲江湖》是一部充滿了道家哲學色彩的作品。此時的金庸也度過了他的青年時期，進入中年。這個時候我們看金庸筆下的俠義精神，明顯帶有道家的精神。我們看一看楊過、令狐沖、張無忌，這幾個人物，和前面那一組人物相比就有變化。這些人不是沒有社會責任感，他們也有社會責任感，也為人民服務，也為社會服務。但是同時，他們很清楚地考慮到自己的個人自由問題，一方面為社會服務，另一方面也考慮自己，也就是把個人和社會結合起來考慮。而金庸是到了中年之後，他考慮到這些問題，考慮得比較成熟。所以他中年的時候寫的作品我們看到氣勢更雄渾，不像早期作品那樣比較簡單。

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智能出，有大偽。」因為真正的「道」喪失了，才需要以「仁義」為手段，處理各「無道」的亂象。只要有大智大慧的人出現，就必然會有自以為是、指黑為白的人，混淆視聽，讓社會大眾難辨真假。在老子眼中，「智能」是次於道的技術，「智能出，有大偽」是不爭之事實。因為人有利己的本能，所以常有人以「智能」，滿足自我之慾望。智能高，則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影響力也大。人為了追求立即的利益效應，無所不用其極，或偽充具有「大智」，或只顧眼前，經常不顧本末、因果。所以，老子認為，「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不崇拜聖賢，不追求智謀，人民獲得的利益更多；不強調仁德，不追求義行，人民自然返歸孝慈；不標榜機巧，不鼓勵功利，偷盜之徒即無以產生。

回到《笑傲江湖》中來，我們看一看左冷禪和岳不群這兩個人物。左冷禪表面上為了維護武林的「公義、正氣」和長治久安，致力於整合正道力量，與魔教做鬥爭。看似大公無私，正氣凜然，實際上，為了一己之私，不擇手段，企圖建立霸權。岳不群表面上以正人君子自居，骨子裡比起左冷禪的陰險狡詐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兩個人都是貌似大仁大義的聖賢之輩，實則大奸大惡的無恥之徒，應該說他們都有過人的「智能」，但都是欺世盜名的「大偽」。

再來看看令狐沖。用老爺子的話說，「令狐沖是天生的『隱士』，對權力沒有興趣。」他所追求的是個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有人說，隱士只能獨善其身，對社會並無積極貢獻。但是請不要忘記，隱士中不乏「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的人，他們也有社會責任感，同時，他們很清楚地考慮到自己的個人自由問題，一方面為社會服務，另一方面也考慮自己，也就是把個人和社會結合起來考慮，所以他們通常是「功遂身退」。令狐沖就是這樣的隱士。直到阻止了左冷禪和岳不群的陰謀以及任我行的暴行後，他才得以歸隱山林，和自己的愛人笑傲江湖。

同樣是隱士，但令狐沖和張無忌有所不同。張無忌是「無為」的，總是被潮流所推著，推到哪兒就走到哪兒，他在事業上他在愛情上都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你推他當什麼領袖他就當什麼領袖，哪個女孩子的力量強一點就把他搶過去了，他沒有什麼主動性的。而令狐沖不僅是隱士，他還是浪子，他追求個性解放和精神自由，不喜歡被條條框框束縛。這一點，從風清揚教他的劍術上可以得到體現。風清揚「一口氣滔滔不絕的說了三十招招式。那三十招招式令狐沖都曾學過，但出劍和腳步方位，卻無論如何連不在一起。...令狐沖...當即使一招『白虹貫日』，劍尖朝天，第二招『有鳳來儀』便使不下去，不由得一呆。那老者道：『唉，蠢才，蠢才！無怪你是岳不群的弟子，拘泥不化，不知變通。劍術之道，講究如行雲流水，任意所至。你使完那招『白虹貫日"，劍尖向上，難道不會順勢拖下來嗎？劍招中雖沒這等姿式，難道你不會別出心裁，隨手配合么？』這一言登時將令狐沖提醒，他長劍一勒，自然而然的便使出『有鳳來儀』，不等劍招變老，已轉『金雁橫空』。長劍在頭頂划過，一勾一挑，輕輕巧巧的變為『截手式』，轉折之際，天衣無縫，心下甚是舒暢。當下依著那老者所說，一招一式的使將下去，使到『鐘鼓齊鳴』收劍，堪堪正是三十招，突然之間，只感到說不出的歡喜。」令狐沖「從師練劍十餘年，每一次練習，總是全心全意的打起了精神，不敢有絲毫怠忽。岳不群課徒極嚴，眾弟子練拳使劍，舉手提足間只要稍離了尺寸法度，他便立加糾正，每一個招式總要練得十全十美，沒半點錯誤，方能得到他點頭認可。令狐沖是開山門的大弟子，又生來要強好勝，為了博得師父、師娘的讚許，練習招式時加倍的嚴於律己。不料風清揚教劍全然相反，要他越隨便越好。」「一切須當順其自然。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真可謂武功同人品珠聯璧合，劍術與性格相得益彰！

金庸的作品越到後來，他的佛家思想越來越嚴重，我們可以舉《天龍八部》為例，《天龍八部》這個名字就是從佛學中來的，裡面充滿了佛學的道理。老爺子在《天龍》的前言里寫道：「許多大乘佛經敘述佛向諸菩薩、比丘等說法時，常有天龍八部參與聽法。如《法華經?提婆達多品》：『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遙見彼龍女成佛』。『非人』，包括八種神道怪物，因為以『天』及『龍』為首，所以稱為《天龍八部》...天龍八部這八種神道精怪，各有奇特個性和神通，雖是人間之外的眾生，卻也有塵世的歡喜和悲苦。這部小說里沒有神道精怪，只是借用這個佛經名詞，以象徵一些現世人物。」《射鵰》給我的感覺是，金庸在紅塵中觀察自己和自己周圍的人和事；《笑傲江湖》給我的感覺是，老爺子躲到了世外桃源，遠眺俗世，笑看風雲；而《天龍》則讓我感到老爺子坐在雲端，俯視眾生，悲天憫人。

陳世驤先生概括得非常好，他說《天龍》中「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所有的人都是冤的，所有的情都孽情。因為書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有不平常的挫折，每一個人都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蕭峰曾經發誓，說終我一生，絕不殺一個漢人。可是結果呢，他迫不得已，殺了很多漢人，聚賢庄一場惡戰，他打死了很多自己昔日的兄弟。段譽也是很倒霉的一個人，好不容易愛上一個女孩子，發現是自己的妹妹，好不容易又愛上一個女孩子，發現又是自己的妹妹。你說這人生多慘，簡直恨不得死了算了。愛上所有的女孩子都是自己的妹妹，痛苦死了。其實這裡面包含著佛家冤孽的思想，這是一種冤孽，好在金庸是有菩薩心腸的，最後都給它一起解決了。最後突然發現所有這些人都不是他的妹妹，就都給他解決了。在虛竹的身上，就更體現出佛家思想了，我們看虛竹是一個從小不知道父母是誰的，由少林寺養大的，這樣一個很普通的一個和尚。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一個好和尚。因為他沒有接觸別的道德標準，他的標準是做一個標準的一心一意的好和尚，而做好和尚的要求就是不能破戒，什麼戒都不能破，好好遵守清規戒律，守好了你就是一個小和尚。可是人生無情，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在不自由的情況下，虛竹一戒一戒全給破了，肉也吃了，酒也喝了，女色也近了，簡直要崩潰了，一個做好和尚的條件一一都不具備了，簡直說要死的心都有了，他只不過要做一個好和尚，這樣一個卑微的願望，老天爺偏不讓他實現，一個一個都讓他破掉，我們知道這種痛苦是可以想見的。可是峰迴路轉，當所有的戒都破掉之後，這個時候突然發現他仍然是一個好和尚，到了這個時候我們發現虛竹是一個最好的和尚，佛學的光輝這個時候才普照出來。最後證明他是一等的好人，他是這個小說中最慈悲的人物之一。所以我們看在《天龍》幾個主人公身上都體現出深刻的佛家的道理。

我們接下來看看發生在蕭峰身上的幾個片段。有一日，官拜南院大王的蕭峰外出打獵，碰到一隊遼兵「打草谷」（到南宋邊境燒殺掠奪）回來，蕭峰悠悠一聲長嘆，向南邊重重疊疊的雲山望去，尋思：「若不是有揭露我的身世之迷，我直至今日，還道自己是大宋百姓。我和這些說一樣的話，吃一樣的飯，又有什麼分別？為什麼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卻要強分為契丹、大宋、女真、高麗？你到我境內來打草谷，我到你境內去殺人放火？你罵我遼狗？我罵你宋豬？」

還有一段，說的是段譽，虛竹和一幫中原武人從遼國監獄中救出蕭峰，在撤退途中，遭遇遼兵的阻擊，蕭峰向少林高僧玄渡詢問他父親在少林的情況，他說：「我想請問他老人家：倘若遼兵前來攻打少林寺，他卻怎生處置？」玄渡道：「那自是奮起殺敵，護寺護法，更有何疑？」蕭峰道：「然而我爹爹是契丹人，如何要他為了漢人，去殺契丹人？」玄渡沉吟道：「原來幫主果然是契丹人。棄暗投明，可敬可佩！」蕭峰道：「大師是漢人，只道漢為明，契丹為暗。我契丹人卻說大遼為明，大宋為暗。想我契丹祖先為羯人所殘殺，為鮮卑人所脅迫，東逃西竄，苦不堪言。大唐之時，你們漢人武功極盛，不知殺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擄了我契丹多少婦女。現今你們漢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過來攻殺你們。如此殺來殺去，不知何日方了？」

從喬峰到蕭峰；從漢人到契丹人；從丐幫幫主到遼國南院大王，最後竟成為自己父母之邦的越獄囚犯。在經歷了種種坎坷磨難和身世變故後，蕭峰已是不胡不漢，有國難投，天大地大，何處是家？正是在這種狀況下，蕭峰才會有這些感慨：「為什麼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卻要強分為契丹、大宋、女真、高麗？你到我境內來打草谷，我到你境內去殺人放火？你罵我遼狗？我罵你宋豬？」「如此殺來殺去，不知何日方了？」我們可以感覺到，歷盡劫波後的蕭峰，內心深處逐漸萌發了眾生平等的佛家思想，他不僅為自己凄慘的命運感到悲傷，更對遭受戰亂荼毒的天下蒼生表現出了深深的憐憫，這使他產生了普渡眾生的願望。正是為了普渡眾生，蕭峰脅迫遼帝，讓他立誓，終其一生不再對宋用兵，最後蕭峰以他氣壯山河的一死，奏響了民族和平的最強音！

每次讀到這段，我總會潸然淚下。有人說，從蕭峰的結局來看，他是一個悲劇人物。我卻不這麼認為。蕭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從儒家的角度看，他可以算得上是聖賢了。以道家的觀點來說，「兵者不祥之器」，蕭峰消弭了一場戰爭浩劫，卻沒有以救世主自居，反而以死向遼帝謝罪，功成身死，他無疑是個得道高人，最後羽化登仙。釋迦牟尼說，我不渡眾生，我誓不成佛。蕭峰的結局可以看作是他普渡眾生後，修成正果，立地成佛。難怪有人評價《天龍》是帶有佛家色彩的武俠版《戰爭與和平》。所以我認為蕭峰是一個悲情英雄，而不是悲劇人物。

說了北喬峰，我們再來侃侃南慕容。我曾經大言不慚地說，蕭峰的結局是悲壯而不是悲劇，但慕容復卻是個真正的悲劇人物。為了光復大燕，他放棄了很多本該屬於他的美好東西——與王語嫣愛情，與包不同的友情。書里有一段說的是慕容復為藉助西夏之力復國，到西夏向公主求婚，宮女問他生平在何處最快樂，慕容復「突然間張口結舌，答不上來。他一生營營役役，不斷為興復燕國而奔走，可說從未有過什麼快樂之時。別人瞧他年少英俊，武功高強，名滿天下，江湖上對之無不敬畏，自必志得意滿，但他內心，實在是從來沒感到真正快樂過。」可到頭來得到了什麼呢？壯志未酬，神志失常，最後「慕容復坐在一座土墳之上，頭戴高高的紙冠，神色儼然」，接受七八名鄉下小兒的朝拜。真悲慘啊！付出了許多，也放棄了許多，最後得到這種結果，難道這還不是悲劇？

不過，最近我又看了一遍《天龍》，發現過去對慕容復的看法似乎有點武斷。我們看看段譽對慕容復的結局是怎麼說的。「段譽見到阿碧的神情，憐惜之念大起，只盼招呼她和慕容復回去大理，妥為安頓，卻見她瞧著慕容復的眼色中柔情無限，而慕容復也是一副志得意滿之態，心中登時一凜：『各有各的緣法，慕容兄與阿碧如此，我覺得他們可憐，其實他們心中，焉知不是心滿意足？我又何必多事？』」

這讓我想到了《莊子》里的一個故事：莊子與惠子在濠水橋上遊玩。莊子說：「白鱔魚悠閑自在地游水，這是魚兒的快樂呀。」惠子說：「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的樂趣？」莊子說：「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魚的樂趣？」惠子說：「我不是你，固然不能知道你；你也不是魚，所以你也不能知道魚的樂趣。」

我們不是魚，單憑魚兒在水中游弋，怎能斷定它是樂是憂？同樣，我們不是慕容復，單憑他落魄的下場，怎能斷定他自己心中是喜是悲？「但見慕容復在土墳上面南而坐，口中兀自喃喃不休」。據此就覺得他可憐，未免過於武斷。慕容復為了他的夙願，終日奔波，卻一事無成，然而，神志失常後卻有七八個小兒向他朝拜，他的結局雖然不如蕭峰壯烈，可是對於他來說，這個結局可能是最理想的歸宿了，也許他只有在神志失常的狀態下才能脫離苦海，得到超度。

《天龍》里有一個配角，雖然戲份不多，但他特立獨行的個性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非也非也」包不同。書中有一段描寫包不同對自己相貌的評價：「……我們公子爺的相貌英氣勃勃，雖然俊美，跟段兄的膿包之美可大不相同，大不相同。至於區區在下，則是英而不俊，一般的英氣勃勃，卻是醜陋異常，可稱英丑。」相貌異常醜陋，但難掩其勃勃英氣，這就是包不同對自己客觀而自信的認識。他承認但絲毫不介意「醜陋異常」這個先天的外在的缺陷，而對自己「英氣勃勃」的內在氣質，則感到非常自豪。前些日子，在電視里看到一個出生貧寒的學生，通過刻苦學習，考上了一所名校，然而他卻因為家境貧寒感到無比的自卑。我覺得他真該好好學學包不同，大可不必因為醜陋、貧窮這些先天的外在的因素而妄自菲薄。

還有一段說的是包不同和風波惡與丐幫開戰，喬峰三拳兩腳就把他們料理了。包不同道：「走吧，走吧！技不如人兮，臉上無光！再練十年兮，又輸精光！不如罷休兮，吃盡當光！」高聲而吟，揚長而去，倒也輸得瀟洒。風波惡是個「斗痴」，把打架當作愛好，在他眼裡只要有架可打，什麼事都不重要，他純粹是為斗而斗，所以他不存在勝負輸贏的概念。而包不同和他不一樣，包不同知道技不如人就會輸，輸了就會臉上無光，但是他不是一個輸不起的人，被喬峰打敗了，他沒有耿耿於懷，而是「高聲而吟，揚長而去，倒也輸得瀟洒」。打架輸了還能如此豁達，在金庸筆下的眾多豪俠之中，雖不乏洒脫之人，但和包不同相比，都會顯得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