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年輕的馬克思》所想到的

文 / NEMO

昨日，我從一位同志那裡拿到了一部德國人最近拍攝的傳記電影《年輕的卡爾·馬克思》（ Le jeune Karl Marx）的資源。關於這部影片，我最初是在2016年8月的時候從外網上查到過一些電影截圖，感到頗有興趣。該片在2017年2月上映於柏林電影節，直到最近國內才有人給出了中文字幕版本。

鑒於這部電影誕生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並且主題又具有政治色彩，所以本來對拍攝背景予以一些充分的注意是完全必要的。不過，由於時間比較倉促，我並不能詳盡地去挖掘這部電影攝製的台前幕後、編劇的世界觀等等「花絮」。在此先就以這部片子的「純粹內容」方面，談談一些感想。

應該說，這部片子總體應該說還是不錯的。這個不錯倒不是指它的思想，而是純粹的體驗。驅使我看完這部片子的動力，與其說是影片本身的「技術效果」有多麼高超、情節多麼引人入勝——倒不如說是對於在21世紀被搬上銀幕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形象的一種好奇。我相信，這也是大部分左派同志對該片抱有較高期待的主要原因。從整部片子來看，應該說它是中規中矩的，既看不出明顯的「歪曲」「詆毀」，似乎也沒有表現對於馬恩的欣賞。這部片子的價值顯然不在於「傳記」（相反，對於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的真正了解，還需通過閱讀他們的著作、閱讀同時代人對他們的記述和後來的優秀傳記著作才能獲得），而僅僅在於一種體驗，它可以為我們感性地「復原」馬克思恩格斯青年時期的生活和鬥爭提供以某種「想像的材料」。

片中幾處地方比較有意思，我認為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

第一，經濟學問題和馬恩關係。

1844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正式會面，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曾產生一些不愉快。這純粹是由於個人交往上的誤解所致，不過很快，誤解和疑慮就消除了。影片忠實地反映了這一點。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關係上，不應該把恩格斯看做是跟在馬克思後面、僅僅追尋著馬克思的腳印前進的形象，在1844年他們正式成為戰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分別以獨立的道路完成了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過渡。甚至從時間上來說，恩格斯比馬克思更早地轉向共產主義立場。這種理論層次的同步和內容互補成為他們合作的重要基礎。「馬克思學」尤其熱衷於在馬恩之間製造無中生有的「對立」，但是馬恩長達四十年的完美合作和並肩戰鬥的全部成果（不僅是理論的，同時也有政治的），就已經給予了這種荒誕論調以毀滅性打擊。我必須強調，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某一個人的創作，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作品，缺了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這個理論都絕不是完整的。沒有了恩格斯，馬克思也將不再是我們看到的那個馬克思。

恩格斯1844年就已經基於他在英國的底層調查和從事商業的經歷寫下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英國狀況》等等傑出著作，在這些文字中恩格斯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掌握和經濟分析能力，實際是遠在當時的馬克思之上的。其中《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更是標誌著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初嘗試的第一篇文獻，直到數十年後，馬克思仍然讚揚它是「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大綱一出版，馬克思就對它進行了摘錄。後來馬克思決定獻身於政治經濟學研究，正是受到了恩格斯的決定性影響。影片中對此也有所反映：在酒館聊天的時候，恩格斯就鄭重地向青年馬克思建議：多讀一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亞當斯密、邊沁等人的著作，那是一切的基礎。

我尤其贊同這句台詞中的最後一句判斷：「經濟是一切的基礎」。可以說，這句話中已然包含了後來馬克思主義學說偉大革命的全部萌芽，也預示了後來馬克思一生工作的軌跡。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過從哲學、法學（副本）轉向經濟學（原本）的研究，穿透政治上層建築的、意識的、國家的、宗教的層層迷霧，深入到一定時代最隱秘同時又是最鮮活的「粗俗的物質生產」的經濟生活的根基里，才達到對於一個社會形態的深刻的、科學的認識，同時也才找到了用物質的手段（革命）變革現實的依託。這一變革的概括性的成果便是唯物史觀，對此我們已經很熟悉了。共產主義並不建立在對於「人的價值」「平等」「正義」等等道德、倫理的訴求基礎上——影片中的魏特林、蒲魯東等人就表現出這種「倫理社會主義」的很多特點，他們崇尚密謀，以為憑藉道德鼓動就可以翻轉世界。

當影片中的魏特林高談「博愛、幸福、地球上的基督王國」的時候，他沒有意識到這些道德訴求根本不能保證任何東西，它也不能實現任何東西。所以影片里的馬克思針鋒相對地指出：共產主義需要「需要切實可靠的理論」，需要對社會矛盾進行唯物主義的分析。影片中有兩個片段（1847年初馬恩參與正義者同盟制定綱領時的爭論、1847年6月在代表大會上恩格斯主持下改組正義者同盟）反映了在科學社會主義同非科學社會主義之間所發生的這種理論衝突。

現代無產階級的行動和行動的目標——共產主義，只是依託於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事實和它們揭示的發展趨勢，依託於對歷史運動的經濟必然性之領悟和運用。共產主義首先就是以經濟學為依託的、從對私有制和僱傭勞動批判中所闡發出來的革命訴求，經濟的徹底變革（廢除私有制）也是共產主義運動的首要目標。只是在經濟中，共產主義理論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科學基礎。深刻理解共產主義的這種經濟性質是很有必要的。在人本主義哲學（如西馬、中國實踐唯物主義等）浪潮的衝擊之下，今天中國人對於共產主義的理解，不論是在官方政客還是在「有教養的理論專家」那裡，都已經從一種變革物質事實-經濟制度的激進政治理論蛻變成為了關於價值、自由、平等等等空洞說教的「哲學學說」。這種蛻變當然是有其理由的，它適應著資產階級統治的特殊需要。用一堆抽象的倫理信念代替經濟分析，就巧妙地避開了各階級物質利益對抗的敏感事實，同時通過將共產主義僅僅供奉為一種「理想」或者「精神宗教」，也方便於把它推遲至遙遠的未來，而拒絕它作為革命的當下實踐。

馬克思主義從誕生到現在，它關於經濟決定性、歷史規律性的學說就一直受到資產階級的抨擊；「唯物主義」也多遭曲解和抹黑，今天中國馬哲學界就有一批跳樑小丑聲稱馬克思主義是「超越」唯物主義的、不承認物質實在性的「實踐哲學」。但是，我們卻要公開申明我們的學說正是唯物主義偉大傳統的繼承人，歷史決定論、歷史必然性的堅決捍衛者。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關於科學規律的學說永遠是工人階級鬥爭唯一可靠的同盟；只有科學、關於客觀性的學說，才教會我們去真實地（而不是虛假地）認識這個世界，認識物質的利益及各階級圍繞它所進行著的鬥爭，從而，教會我們如何真正地為改變世界而行動起來。

在此，我也非常希望同志們能放下一些無用的、繁瑣的「純粹意識」的爭論，去認真讀一點經濟學的著作，去真實地了解我們這個時代，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下的中國現實。一個不懂或者不屑經濟學的「共產主義者」，是免不了因根底淺薄栽跟頭的。經濟之中蘊藏著一切的基礎，這是永遠不會錯的。

第二，重視參加社會活動。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的「身份定位」，恩格斯1883年在馬克思墓前做總結時，認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毫無疑問，這一界定是相當準確的，同時它也適用於對恩格斯的評價。革命已經同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生平和事業如此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以至於任何把它們分割開來的企圖都只是枉然。在這方面，中國馬哲學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反例，他們一直企圖於並且也僅僅滿足於把馬克思看做是一位「學者」，把馬克思理論看做是一門「學科」來「研究」。儘管這群人也滿口馬克思，但他們從來沒有跨入過「馬克思主義」的門檻。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創作與環境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複雜的、深刻的互動關係。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鬥爭實踐以及在這些運動中所產生的理論、路線分歧，僅僅從學說內部或從思想史敘述的角度，我們是完全無法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也無法理解那些以批判形式出現的、教育了後來一代代共產主義者的偉大著作的誕生。對此影片也有所反映：正是因為對困擾著社會主義團體的種種理論、實踐問題的深度介入，催生了馬克思《哲學的貧困》的問世。在影片中，馬克思沒有被展示為一個「隱世的思想家」，等著工人找上門來「乞求制定綱領」；相反，他積極地參與共產主義團體的籌建，只要看到現存社會有任何立即變化的可能，他就積極投身其中。

後來在60年代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時候，他這樣向恩格斯表達他的信念：「半輩子依靠別人，一想起這一點，簡直使人感到絕望。這時唯一能使我挺起身來的，就是我意識到我們兩人從事著一個合夥的事業，而我則把自己的時間用於這個事業的理論方面和黨的方面。」可見，馬克思是如此重視階級事業和政治實踐對於自己的理論的意義。很難想像，馬克思一生浩瀚著述只是為了「向學術界吐露」什麼「真理」；相反，馬恩一生的全部工作的追求，只是在於使現代社會那唯一一個革命的階級掌握自己的科學，並且自覺地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去實現它。事實上，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全部現實價值所在。如果偏離了這個目的，不論是官方的還是學究的「馬克思主義」，都只是假馬克思主義。

通過這部片子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他們的生活、工作活動範圍與社會交往聯繫都極為廣泛。他們從狹小的「個人世界」中走了出來，實實在在地參與了那個時代的群眾鬥爭，在革命運動中與勞動階級同呼吸、共命運。過去我們一提到馬克思恩格斯，眼前就只浮現出一副馬恩在書房內探討「理論問題」的畫面，這種形象是大有問題的。不應該把馬克思恩格斯視作是成天呆在書房裡的「教授型」的學者。馬克思之「學者身份」，事實上是由當今中國「馬主義理論專家」們按照自我形象刻意引導、塑造出來的虛構物。

比起那個時代社會主義者的熱情、活躍、群眾基礎的廣泛和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今天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則多少顯得有些冷清和尷尬。也難怪，如今身處的是這樣一個反革命的時代，而在中國甚至沒有19世紀西歐國家所普遍提供的那種最基本的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權利。有人曾開玩笑說，持有如此激進主張的馬克思一生輾轉各國，多次被審查、扣押、驅逐，但資產階級世界倒似乎沒怎麼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要是馬克思活在今天的中國，他很快就發現自己已身處牢獄之中。

儘管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困難，但是，我們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恰恰取決於革命學說與工人階級的這種結合，取決於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取決於無產階級組織和覺悟的成長。這就要求今天任何有志於馬克思主義事業的人們，都應該堅決地、廣泛地投身於社會實踐的洪流之中，與勞動群眾接觸，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積極鬥爭。不少左派青年在理論方面頗有見地，也有為底層辯護的意願，但是，我們可曾像青年恩格斯那樣，「拋棄了社交活動和宴會，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葡萄牙紅葡萄酒和香檳酒」，深入到工人階級中間去親身觀察他們的狀況、同他們談談他們的生活與疾苦，親眼看看工人們為反抗壓迫者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進行的鬥爭呢？誠然，為中國社會主義鬥爭重新塑造一個自為的階級主體，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是，任何「偉大的事業」都需要一個開始，哪怕是最不起眼的開始。

我認為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事迹，在這方面就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中國的左派青年們，少一點德國青年黑格爾派式的「幽靜孤寂、閉關自守並醉心於淡漠的自我直觀」，多一些「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並相互作用」吧！

第三，工廠專制。

馬克思曾經將資產階級的僱傭勞動制度抨擊為「工廠專制」，在《資本論》他中談到：「工人在技術上服從勞動資料的劃一運動以及由各種年齡的男女個體組成的勞動體的特殊構成，創造了一種兵營式的紀律。……資本在工廠法典中卻通過私人立法獨斷地確立了對工人的專制……奴隸監督者的鞭子被監工的罰金簿代替了。」在資本家的私人企業中，資本對於勞動有著絕對的、無上的統治權。資本家可以隨意剋扣工資、以各式規定懲罰工人乃至開除他們，資本家和監工對於工人的統治就猶如皇帝對於臣民的奴役一樣。恩格斯在根據親身經歷和實際材料寫成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也揭露道：「資產階級用來束縛無產階級的奴隸制的鎖鏈，無論在哪裡也不像在工廠制度上這樣原形畢露。在這裡，法律上和事實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見了。工人必須在清晨五點半鐘到工廠……無論吃飯、喝水、睡覺，他都得聽命令……專制的鐘聲經常把他從睡夢中喚走，把他從早餐和午餐中喚走。」儘管在影片中工廠只是作為背景敘事式的存在，鏡頭不多，但如果我們認真觀察也可以發現工廠中工人的處境完全符合馬恩的上述論斷。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資本家「專制」的批判，搬到中國當下同樣是鞭辟入裡的。無疑，21世紀的工廠比起19世紀的工廠來說，裝潢得漂亮些、環境整潔些、管理也披上了「人道」的溫情外紗，但是，只要基建於資產階級私有制基礎上的僱傭勞動制度還存在著，資本與勞動的對抗就是一條絕對的規律。工廠是資本主義的孕育地，也是現代生產方式的根基，它將數以百計甚至千、萬計的勞動者在時間和空間上前所未有地聚集起來，迫使他們在資本的指揮棒下為價值增值而分工、協作和生產。在工廠的基礎上誕生了現代的城市、商業和各式市政設施。工廠和城市是資本主義最為強大的地方，同時也是它最為脆弱的部位。因為在空前地聚集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成長、他們彼此的交往、聯合之中，蘊藏著顛覆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力量。「數以千百萬計的群眾，——哪裡有千百萬人，哪裡才是政治的起點。」工人階級是需要政治的，他們起源於工廠的經濟鬥爭也必將上升至政治的層次，為此，一個全國性的、代表工人階級利益、集中他們的力量和意志的政黨就是不可或缺的。影片最開頭歐門-恩格斯工廠中工人罷工的失敗，實質就是工聯主義的失敗。

第四，關於資產階級的理解界限。

在影片中一個有趣的片段是發生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父親一個企業主朋友之間的談話。在這個談話中，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與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觀點的尖銳對立也表露得淋漓盡致。當馬克思問道工廠使用童工的狀況時，那個叫內勒的資本家不但絲毫不為此感到不妥，反而認為這是「市場的天然法則」「社會運轉的永恆規律」。緊接著馬克思便用「生產關係」嘲諷了資產階級冒充社會永恆正義的幻想。對此，內勒一時語塞，最後只好以一句「我不明白，您想用這『生產關係』表達些什麼。完全不知所云」結束談話。

事實正如馬克思後來在《資本論》序言中談到的那樣：「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資產階級在其作為歷史進步力量代表的上升時代，也曾是唯物主義、勞動價值論等等一系列進步和革命學說的熱烈擁護者，也曾湧現出一批傑出的理論科學代表。但當它掌握了政權，取得了在整個社會的壟斷特權地位後，它作為一個階級在眼界、認識和理論等方面的能力和興趣就迅速地墮落下去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從多少有著革命因素的古典理論向庸俗經濟學的蛻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今天受到熱捧的「反本質主義」「反整體主義」「拒斥形而上學」一類的新奇辭藻，也大多表明了資產階級世界的深刻危機及他們對於認識這種危機的無能。在資產階級看來，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當然是「天然的」、「社會公認的」，他們既不知道它的歷史，也看不到它的當下與未來的發展。在資產階級看來，唯物主義哲學當然也是不可理喻的，因為它竟然要求撇開意識和各類主觀觀念去客觀地考察現實，竟然聲稱「現象」之下還存在「本質」。資產階級的利益恰恰決定了他們是不可能並且也不願意理解現存社會、承認真實的經濟關係的。不但如此，資產階級還倚重由他們所豢養的文人幫閑集團來不遺餘力地阻撓、破壞無產階級獨立的、科學認識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科學歷來都滿足於在各類「現象」「觀念」「實證經驗」和局部的材料上打轉，在哲學上更是沉迷於「主客觀相互作用、相互決定」不能自拔。所以，今天我們在中國就看到了各式旨在調和資本與勞動力的「勞動價值論理論創新」、看到了實踐哲學的叫賣、看到了受雇於官方黨史編撰學的「國際共運研究」等等不斷上演著的丑戲。

恩格斯對這種資產階級的科學批判道：「包括哲學在內的歷史科學的領域內，那種舊有的在理論上毫無顧忌的精神已隨著古典哲學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動腦筋的折衷主義，是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直到極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這種科學的官方代表都變成資產階級和現存國家的毫無掩飾的思想家。」應當說，今天中國的馬主義理論界之現狀，便是資產階級科學墮落的絕佳例證。

近來有一種奇怪的觀點，認為只有所謂專家教授才有資格討論馬克思主義，只有「學術研究」才有能力理解馬克思。這種論調，實質不過是資產階級歷來熱衷於向普羅大眾售賣的奴隸主義和等級主義的新近翻版，這一精神世界的劣質麻醉品甚至可以追溯到封建時代的「愚民政策」，中世紀教會壟斷下的「行為稱義」。當然，它的產生也與中國革命獨特的「上層性」有關，與我國民眾政治生活的長期空白、與對抗性社會關係下大眾精神的荒蕪相適應。它的要害在於否認無產階級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將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解釋權由勞動者那裡剝奪、並移交給一個看似中立實則御用的學閥集團手中，因而實質上也就取消了無產階級獨立地爭取自我解放的可能性。與這種奴隸論調不同，恩格斯強調他們的學說「一開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階級的，並且得到了工人階級的同情，這種同情，它在官方科學那裡是既尋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

當19世紀末德國工人階級愈來愈成為一支國內政治舞台上統一的、重要的反對力量時，恩格斯曾自豪地宣布：「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這個判斷是一整個時代歐洲工人階級在政治和思想上力量上不斷增強的縮影。在此，我們同樣可以斷言：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學說的繼承者。我國的工人階級，在經歷了兩個歷史時期正反的經驗教訓與鬥爭歷練之後，必將逐漸使自己的行動建立在對自身地位和使命的深刻理解之上，通過一場1917式的社會革命將現存制度強加於他們的一切屈辱的、壓迫的關係一掃而光，同時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從官方的、學究的「冒牌貨」之禁錮中重新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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