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家利益取代價值觀作為國際關係準繩

以國家利益取代價值觀作為國際關係準繩

一、命題的提出

當代中國人對於美國的認識具有二重性：

其一、欽佩美國人，因為美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是當前中國社會望塵莫及的。美國社會的發展是馬克思極為關注的課題，1878年，馬克思說過：「現在，經濟學研究者最感興趣的對象當然是美國」，「在英國需要整整數百年才能實現的那些變化，在這裡只有幾年就發生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而恩格斯於1882年預言：20年後美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這或者是發展階段問題，決定性的則是大眾意識，是否以「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所形成的意識構建社會。正如馬克思所言：「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其二、憤恨美國人，最明白的是，在釣魚島、南海等等問題上美國人一直站在中國人的對立面。而更為深遠的是，美國人以亞太再平衡阻撓了西太平洋經濟圈的形成，以烏克蘭危機干擾了絲綢之路的建設。

為了明白這個憤恨，或者應該注意恩格斯的這一節議論：「歷史研究的出發點不是原則，而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原則應該服從歷史，而不是歷史服從原則。」（《反杜林論》前言）因為它為「以國家利益取代價值觀作為國際關係準繩」的命題做了一個前綴性的說明

二、國家利益是國際關係的準則

中美、中蘇或美俄對立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利益的對立，國家利益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的對外關係的準則。

國家利益主義與國際主義是相對立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講國際主義，但是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歷史證明，無論蘇聯或中國在國際主義上的運作都是失敗了。所謂國際主義，與國家消亡論有關，與無產階級革命的世界化有關，其本源在猶太民族的失國意識，因之產生的一類虛幻的世界意識。

現在中國願意融入國際秩序，只能承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的對外關係的原則。中國的「願意」基於中華民族的根本性思維「中庸之道」，即承認合理的堅持，也承認合度的把握。也就是說國家利益是可以調整的，因此中美關係能夠有一個長期磨合的過程，雙方都只能攻而不破，事實說明，這種關係在幾十年內有一個清晣的發展過程。

當前中美關係游移在「修昔底德的陷阱」的邊沿，但是「新型大國關係」的憧憬卻也誘導著兩國領導者背離這一個希臘意識中的陷阱。顯然，基於國家利益的思考具有更廣大的空間，而避免意識形態的狹隘性；基於國家利益的思考是一類腳踏實地的思考，它的每一個結論是真實的，也避免了意識形態的虛幻。

三、美國國家利益的維護及其霸權的喪鐘

美國的國家利益維繫其堅持世界霸權的決心，世界各國的國家利益敲響了美國霸權的喪鐘。

我們注意到美俄衝突，處於衰落態勢下的美國，就其心態而言越來越顯現出煩燥、不安和恐慌，但是奧巴馬迎頭碰上了硬漢普京，還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美俄衝突實質上是冷戰的繼續，在蘇聯崩潰之後，美國籍冷戰而取得霸權的基本條件已經喪失，美國霸權的喪失是一類宿命。

對於中國，普京的出現毫無疑義為中國分擔了來自美、日的一大半的壓力，而中俄的聯手幾乎命定了美國在國際第一位置上的退出――基本上已經沒有反覆的可能。這當然是全人類的幸事，即使是從人類社會進步的角度說，美國霸權的衰退也是人類解放的更進一步，它基本上宣告了開始於16世紀的世界殖民化運動的徹底結束。

其實，促使美國退出的機理即在歷史邏輯，而它的顯現，其濫觴則在冷戰中失利並瓦解的前蘇聯--即今日的俄羅斯。重要的是當代俄羅斯出現了普京，他的執政期至2018年，也就是說來自俄羅斯的壓力可以維持到2018年，而這一時間段正是中國力量超越美國的時機。

在這些年中還將出現一個節點，這個節點很可能表現為德國的反美。德國的反美一點點也不奇怪，在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再現的時候中國人常常以德國作為日本的對照，這一說法其實不是邏輯的推論，而是地理性的感覺。從美國的角度說，德、美的歷史關係如同日本之於中國，德國未來對美國的態度也必然如同日本對中國，這推理決定於發端於近代的國家哲學，例如黑格爾的國家觀。

四、兩個危機，兩個證據

一切都決定於國家利益及其轉化，關於這一個觀點的典型論證也在於當前的烏克蘭危機。這個論證可見於這樣的三段式：

其一、一些以價值觀看世界的論者總是強調俄羅斯與西歐在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毫無疑問，這一個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之前，也就是在蘇聯時代，論者常常把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歸咎於共產主義論與資本主義論之間的歧見，但是當俄羅斯選擇了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觀念，這種矛盾並沒有消除，於是學者們很容易把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歸咎於發生於公元395年1月17日的羅馬帝國分裂，正是這一個分裂產生了不同的宗教，即西歐的基督教和以俄羅斯文化為主體的東正教。

其二、東正教和基督教的分歧本質上是東、西羅馬兩個大群體之間在利益上的衝突，但是當兩大群體的成員把利益與意識混淆之後，意識形態上的矛盾就有了顯著性的顯現，因為意識形態上的爭論為利益之爭飾以神聖，卻又掩蓋了群體內部同樣繁雜的利益之爭。

以此論，我們當然很容易明白，烏克蘭危機是割裂歐亞大陸全面聯繫的一把利劍，這個聯繫包括基督教與東正教的彌合，歐亞大陸各群體關係的融合，它首先出現在經濟聯繫的緊密度，例如中國人的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有了這個聯繫，歐亞大陸上的人們都將因此獲得好處，但是它卻改變了世界原有的大格局，這個大格局的霸主就是美國。

其三、於是人們就逐漸明白了，到底是國家利益還是意識形態決定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面對烏克蘭危機，當前歐洲人已經開始正視美國人以意識形態上的爭論操縱歐、俄之間對立的方式，並且不斷地提出疑義，德國於此的覺醒似乎更快了一些。

關於這一觀點的論證還見於亞太危機，即美國之亞太再平衡對西太平洋經濟圈形成的干擾。可惜的是，作為西太平洋經濟圈重要獲益者的日本人對於美國人的依附程度遠遠高於德國人，這一點見證之於日本人對價值觀的偏愛。

日本政客為了對抗中國，在全世界推行價值觀統一戰線。日本政客提出這樣一個提法其實不奇怪，因為提出「歷史之終結」論的法蘭西斯-福山本身就是日裔美籍學者，把美國的理念與制度看作人類社會終極性的顯現，是日本文化中人的一類幻覺，如同他們曾經極其崇拜唐人文化和制度一樣。

但是它的錯誤也是極其明顯的，以價值觀進外交究其實是西方國際關係學中「建構主義」的主張，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方一系列被稱為「反思理論」的一支，「建構主義」理論認為：行為體與結構是互相建構的，主張應用社會學視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國際關係中所存在的社會規範結構而不是經濟物質結構，強調觀念、規範和文化在國家行為及利益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建構性作用。

把一個因變式的國際關係理論導之為終極信念，又導之於外交政治動作，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尤其是作為典範的歐美社會正在進入混亂的時期，這樣的理論運用因其缺少底蘊而顯得如此可笑。

五、價值觀具有統戰的能量嗎？

關於國家觀與價值觀的衝突在歷史上曾經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蘇聯人的列寧曾經與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理論家、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重要人物考茨基發生過國家觀與共產主義信念之間衝突，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對自己國家的忠誠。寄希望於「民主」價值觀統一西方如同列寧的主張是同樣可笑的。

即便從價值觀的角度說，希臘－歐洲－美國是西方價值觀發展的三個驛站，歐洲人視希臘文明是原始的、落後的；美國人同樣視歐洲文明為老歐洲文明，是落後的。

德國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怨恨及於歐洲人對於盎格魯薩克遜文明的忌恨，在歷史條件成熟的時候隨時隨地都可能表現出來。或者說，美國的統治本來就建立於沙灘上，一在於西方的國家觀，二在於文明的差異，還必須關注的是西方文化的分裂特性――這一點與中國文化的共和特性正好形成對襯。

六、結束語：

2014年的冬天，筆者在共識網上閱讀了俄羅斯、蘇聯問題專家左鳳榮的文章《政治強人普京與俄羅斯未來》，筆者欽佩普京對俄羅斯國家利益的堅持，也不免嘲笑奧巴馬「賣拐」式的意識形態論。對於俄羅斯或美國的政治家的評論都直接引導到一個共同點，即對國家利益的維護，每一個能夠存在於今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維護國家利益的方式和方法。而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是應該脫離在國際主義和國家利益之間的徘徊。這個徘徊或者與我們文化中的「中和」特質有關，與「中庸之道」有關，但是把國家利益作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準繩，則必須是清晣的。

壺公評論2015/3/1寫於東岩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