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觀察】葬送了希拉里的總統夢 美國媒體該負多少責？

作者：牛牧歌、楊伊人、華思睿

2016年的美國大選塵埃落定，新聞媒體上下一片哀嘆。許多新聞媒體的學者、從業者和觀察者感到震驚、挫敗、甚至失望，不得不對「第四權」在本次大選中起到的作用進行反思。

媒體是本次大選中的大輸家之一，不過其失敗之處並不是因為「合謀」將希拉里推進白宮的「詭計」失敗了，也不是沒有投入足夠的資源對兩位候選人進行全方面的考察。這次大選，將一些削弱媒體的力量擺在了明面上：社交平台對媒體影響力的威脅和權威對媒體自由和公信力的攻擊。拋開外部的因素，媒體自身的不足也在這次非傳統的大選中被暴露出來。

報道大選的美媒如同一場「骯髒」球賽的裁判

簡單來說，報道大選的新聞媒體有三個主要工作：第一，通過參考其他可靠信源以及有據可考的事實對候選人的言論進行核查，分析解釋候選人政策提議；第二，通過和選民的實際接觸以及觀察準確反映輿論和民意；第三，通過第一手報道，查找資料對候選人的政績、簡歷、性格等方面進行考察。如果從這三個方面來評價，信奉新聞專業主義的美國媒體分別做得如何？

先來說說事實核查。這場選舉到最後剩下的兩位候選人，一位是有幾十年從政經驗、歷史上第一位被主要黨派提名的女性總統候選人，另一位是毫無從政經驗的真人秀明星、房地產商人。據知名事實核查網站politifact.com統計，特朗普331條言論中只有4%是完全真實準確的，還因此榮獲2015年「年度謊言」的稱號，而希拉里的293條言論里有25%被判定為完全真實準確。

在這場左右極化、缺少事實，負面醜聞和陰謀論滿天飛的大選中，專業「事實核查」的第三方獨立機構或媒體所扮演的角色類似於一場打得很「臟」的球賽中的裁判。他們需要通過查證、參考多個權威信源等方式將明確的謊言和謠言紛紛扼殺在搖籃里，不讓其傳播誤導選民。

「事實核查」 （fact-checking） 這種報道形式如今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也形成了一套專業、透明的流程。方可成在《謊言盛行，催生「事實核查」的歷史性時刻》中詳細地介紹了美國幾大主要信息核查網站的方法。比如說，特朗普在第一次總統候選人辯論中斬釘截鐵地說他從始至終反對伊拉克戰爭。但是各大事實核查網站找到了特朗普在2002年接受的採訪時的錄音，其中他表態支持伊戰。研究表明，事實核查網站是能夠提高訪問過這些網站的人對政治信息的了解與準確度，不管他們對核查結果的個人感想如何。但是媒體與專業機構在事實核查方面的工作存在許多限制，這點我們接下來再細說。

報道大選的媒體所需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深入美國各個州、城、鎮了解當地民眾最關心的議題以及看法，反映民意。大選期間，有不少這方面優秀的作品出現，尤其是討論大時代背景下普通人故事的深入的長篇報道，比如ProPublica的「Revenge of the forgotten class」, 《被遺忘階層的反抗》。同樣，具有代表性並且很受關注的一本書《「鄉下人」輓歌》（紐約客寫的此書書評也同樣精彩），作者J.D. Vance講述了自己如何從俄亥俄州日漸衰敗的鋼鐵小鎮逃離出來，加入海軍，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和耶魯大學法學院，從所謂的「鄉下人」到「精英」轉變隨之而來意識形態的變化。媒體並非全然沒有關注這些感到被遺忘的群體，比如銹帶沒落工業城鎮的工薪階層白人，但是需要更深入討論的是，這些報道的方式、角度和傳播方式是否有效，是否真的能讓普通民眾通過閱讀來了解這個國家與他們不一樣的一群人的生活、感受體會他們所經歷的掙扎。

圖解：real clear politics民意調查預估大選結果

第三方面，今年媒體花了極多時間和資源報道兩位候選人的負面新聞。《紐約時報》報道了特朗普逃稅、大西洋城賭場虧損，揭露「成功商人」光環的陰暗面。《華盛頓郵報》則報道了特朗普2015年在Access Hollywood脫口秀巴士上炫耀自己性騷擾女性的言辭，這一報道令許多選民對特朗普的人品產生懷疑。對於希拉里「郵件門」的報道，從2015年3月2日《紐約時報》第一篇文章起，就從未停止過。本次大選中，真正左右新聞話題的調查性新聞仍然大多來自於老牌新聞機構，即使他們中許多都在積極轉型適應數字新聞時代。

過分專註民調，媒體淪為「自娛自樂」的狂歡

那麼，為什麼這麼多人還是覺得「這屆媒體不行」呢？因為24小時在電視上打嘴仗的專業政治評論員，以及被媒體奉為專家的數據研究員，和分析民調建立模型的專家們並沒能預測到特朗普的勝利。因此大選結果出來之後，有不少人認為這下可以一耙子將每天揪著數據不放的媒體、政治評論員，以及民調機構和相關專家，定性為「毫無用處」，甚至懷疑科學預測模型和民調數據的真實性。這種想法非常誘人，但是有失偏頗也不利於找到真正的問題。

簡單來說，今年許多使用民調數據作為基礎的模型都不準確，這是因為許多專業機構民調的數據漏掉了大批投票給特朗普的選民，其原因展開說完全可以另成一文。但是民調機構的錯誤並非媒體本身的錯誤，更不是有什麼幕後操作的結果。實際上，以往民調和美國國內以及國外的選舉最終結果如此不符的情況也並不少見。那是不是可以說，民調機構和預測模型的誤差讓媒體看不到特朗普當選的可能？

事實上，6個主要的政治科學預測模型中的3個都預測到了共和黨候選人當選。例如艾默里大學教授Alan Abramowitz使用總統滿意度，GDP增長以及各政黨執政時間製作的模型。另外3個模型則預測出民主黨以非常之小的優勢獲勝。結果來看，特朗普的確靠選舉團票數獲勝，但希拉里實際上拿到了更多的普選票。美國新媒體機構Vox的記者Andrew Prokop承認，他報道過這些模型，卻沒有對其結果給予足夠的重視。同樣，做出正確預測的Abramowitz教授本人，也曾公開表示過這個模型只適用於主流候選人，而特朗普絕非一名主流候選人，因此結果並不可信。

圖說：艾奧瓦大學的Michael Lewis-Beck 和紐約亨特學院的Charles Tien 基於經濟要素和總統受歡迎程度預測希拉里·柯林頓所在的民主黨以比較微弱的優勢取得勝利，51.1% 選民會投給民主黨。

並非所有模型都是錯的，而是媒體（和科學家）也犯了人們經常會犯的錯誤：忽略了對自己的假設不利的證據。他們無法想像特朗普會贏。

媒體今年犯的另一個錯誤，是過度依賴分析民調和以民調為基準的模型，比往年更甚。被封為「數據大神」的新聞網站538創始人Nate Silver，因為連續在2008年以及2012 年成功預測大選結果聲名大噪。因此在2016這樣一個重大的選舉年，各大媒體紛紛將注意力集中在他以民意調查為基準的演算法模型上。然而因為使用的民調整體誤差較大，Silver的預測結果也錯了，只不過沒有其他預測錯的離譜，例如《赫芬頓郵報》的預測模型中，希拉里獲勝的概率高達98%，普林斯頓的預測模型中勝率更是高達99%，該模型的創辦人Sam Wang在十月中旬就宣布「選舉已經結束了，如果特朗普獲得了查過240張選舉人票，我就吃條蟲子。」（他在大選結束後，在CNN上踐行了吃蟲子的諾言。）

在如今這個大數據盛行，公信力稀缺的時代，媒體想靠擁抱數據來提高自己的專業性和中立性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找專家在全年各個時期分析最新民調，對需要填滿24小時節目時間的幾大新聞電視台無疑是非常省錢省力效果好的做法。

但如同Silver在2012年《信號與噪音——大數據時代預測的科學與藝術》中就寫道，從歷史來看人類其實從來就不擅長做預測，每一個民調都會有一定的誤差。

將民調和數據模型從輔助媒體了解民意民情的工具，變成了大選故事（narrative）本身。過於專註各種模型探討預測的準確率，反而錯過了在眼皮底下的全局。事無巨細地分析每一次最新的州和全國民調數據，成了專家和記者這個「精英階層」自娛自樂的一場狂歡。

媒體也因此被批評是一群根本「無法想像」 特朗普獲勝的人，安逸地生活在自由派思想的象牙塔里。他們不乏少數工作生活在東西海岸的紐約、華盛頓、舊金山等大城市裡有著高學歷的全國性媒體記者，坐著Uber出門，上班前去咖啡館買上一杯五美元的拿鐵。《華盛頓郵報》媒體專欄的Margaret Sullivan指出，對於有這樣社會經濟背景、高學歷而且在社會議題上偏向自由派的記者群體來說，一個公開發表過歧視女性、有色人種、移民等言論的人能當選是壓根無法想像。正因為這種「無法想像」 ，讓他們忽略了一些特朗普可能當選的證據，相對單一的經濟和教育背景也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數據和模型對這個群體的吸引力如此之大。

沉浸在泛藍色的自由派泡沫中，報道大選的時候許多記者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抱著對保守派、教徒、「鄉下人」、藍領工人、窮困潦倒的白人等人群的偏見，以及「特朗普沒有任何可能當選總統」的態度去報道，不僅在第一手報道的過程中容易與被訪者產生隔閡，也在成文的時候難以找准被採訪群體真實的生存狀態。因此媒體在知悉反映民意這項工作上一敗塗地，整個國家的政治論述在媒體眼皮底下悄然分裂，成為距離越來越遠、毫無交集的信息圈。

另外，新聞媒體應該代表讀者，對兩個候選人採用同樣嚴格的標準。這畢竟是美國總統大選，不是娛樂圈，應該避免為了爆料、「總想搞出個大新聞」的態度進行報道，而是要儘可能暴露選舉人影響執政能力的問題，從各個方面充分考察他們是否適合成為國家領導人。能應對媒體的質問和盤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才能配得上總統這個職位。這當然是理想中的狀態，那麼現實呢？

美國媒體用「雙重標準」成就了特朗普

前文中提到的潛意識偏見讓媒體對特朗普的報道和希拉里的報道時使用了雙重標準。一方面，媒體熱衷於挖掘特朗普最新的驚人言論和醜聞，常年寫政治的記者甚至可能還不如常年寫娛樂的記者報道起特朗普得心應手，《赫芬頓郵報》甚至就曾一度把特朗普相關的消息歸為娛樂新聞。正因為特朗普沒有任何的從政經驗，媒體只能從他本人的性格、人品和商業成就上對其進行審視，這固然對評判他的領導力有一定作用，卻無法直接地成為他沒有執政能力的證據。因此在特朗普的鐵杆支持者看來，這些負面新聞都顯得像是媒體刻意抹黑他、進行人身攻擊的手段。

與此相反，常年在華府寫政治新聞的記者報道起希拉里來則得心應手。她是一個有經驗的政客，有著一般政客所擁有的優缺點和長達幾十年的紀錄可以審視，她的「郵件門」、「班加西門」都直接對她執政能力提出質疑。所以希拉里的負面新聞對她的傷害是非常大的，也是最損害她的公信力的。而且因為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都很複雜繁瑣，性質又難以簡單解釋，想要給讀者解釋清楚需要花很長篇幅，更無法將整個故事簡化為清楚有力的標題，或者濃縮在一條140個字且能抓人眼球的推特里，同時也增加了闢謠的難度。另外，希拉里提出的許多具體政策信息複雜專業，比特朗普的要細緻的多，所以也更容易挑出具體的毛病。特朗普卻並沒有用長篇大論的政策分析來「難為」記者和選民，而是不斷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和「一顆賽艇」的言論引誘媒體給他大幅報道。對其政策的評論則往往因此只能流於表面，例如《特朗普今天還是不肯說他究竟打算如何擊敗ISIS》。

這就是為什麼希拉里競選經理John Podesta在選舉結束後說，媒體的雙重標準成就了特朗普，用對娛樂明星的標準對待特朗普，用對下一任總統的標準對希拉里。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媒體的確對特朗普作為一個政客的能力期待太低，甚至對於他作為一個舉止得體的成年人的期待太低。他每次按照題詞器乖乖做一次演講，就有媒體大呼小叫：特朗普轉型變得更像總統了嗎？甚至幾天沒有發出帶有特朗普特色的偏激推特了，媒體會問，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沒收了他的手機嗎？

這一雙重標準存在的原因，除去之前提到對特朗普當選「無法相信」 的偏見之外，還因為特朗普毫無執政經驗，的確非常有娛樂性，也非常深諳娛樂明星的行事規則。特朗普打破了所有常規、缺乏歷屆總統候選人普遍擁有的基本經驗，從他滑稽的髮型、他的嘴巴、眼睛、偏橙色的皮膚、時不時的口誤和令人咋舌的推特言論都是媒體無法抵抗的誘惑。於是媒體把特朗普當作一個嘩眾取寵的小丑來報道，覺得他的參選歷程說不定是為了以後真人秀收集素材，甚至開玩笑說如果特朗普輸了，一定會說自己從來沒有參選過。娛樂圈裡有句話，所有的曝光都是好曝光，能上頭條就贏了一半。在今年七月中旬的共和黨黨代會上，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亞的演講被媒體發現是在成段照搬米歇爾奧巴馬2008年民主黨黨代會演講，特朗普對此在推特上回應說：「好消息是，梅拉尼亞的演講是政治歷史上得到最多關注度的，尤其是如果你信奉『所有曝光都是好曝光』。」更何況，這些對特朗普流於表面的嘲笑和段子其實根本不痛不癢。媒體報道時政新聞時的本職工作是幫助選民深入考察候選人的領導能力，給選民提供真實、中立的信息以助於他們做出決定。但是極具娛樂性的特朗普讓他們轉移了注意力，再加上取悅觀眾、增加網頁流量的壓力，許多媒體紛紛加入了一場對特朗普的「群嘲」 （roast）。在「群嘲」這種美國喜劇形式中，某個人的親戚朋友會當面對他進行各種有創意的嘲諷，編一些關於他的段子。群嘲往往並不會真的戳人痛處，因此被嘲笑的人很可能不但不會生氣反而會被逗笑，甚至有不少明星借群嘲來公關，通過自黑來讓大家黑轉粉，詳情請參考喜劇中心Comedy Central對於加拿大著名歌手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群嘲」。

觀眾定位為「千禧一代」的諸多新興媒體在整個大選期間，加入了深夜脫口秀的行列，花了很多時間編段子、做表情包，加入了一場對特朗普無關痛癢的「群嘲」。 作為一名出色的「娛樂明星」，特朗普把新聞媒體拉到了和自己一樣的級別，然後用充分利用自己參與真人秀、操控「娛樂媒體」的經驗，在這個級別上把傳統媒體玩的團團轉。

大選報道期間，媒體孜孜不倦地進行著事實核查，可是事實核查的盛行並不代表公眾在看到了核查結果之後，更加願意相信或者不相信候選人。即便Politifact指出特朗普胡說八道的次數遠遠超過希拉里，但在《華盛頓郵報》/ABC的10月底的民調中，受新一輪「郵件門」影響，認為希拉里可信的人只有38%，而認為特朗普可信的人則有45%。媒體也沒有放過兩位候選人任何一個細小的醜聞，深入的調查性報道也並不缺乏，然而這些深度的質化報道並沒有受到重視。一方面是，一些全國性媒體的網站和事實核查網站的觀眾大部分都是教育程度偏高，或者對時政現狀有一定的了解、會保持關注的人群。對於教育程度低，對政治不了解，沒有資源去接觸權威信息源的人來說，事實核查網站加劇了不平等。在2005年的《扣扣熊報告》中，主持人Stephen Colbert創造了truthiness一詞，指人們只相信自己以為的「真相」，而並不會根據邏輯和證據進行判斷，人們並沒有那麼關心在意真相，寧肯活在自己的「信息迴音壁」中，只去接受符合併確認自己亦有觀點的信息，這樣的現象在這次大選中尤為明顯。

在這次大選中，媒體的表現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信息迴音壁」現象。這點在網路媒體中尤為突出。比起傳統的媒體，網路新媒體的分發非常依賴社交媒體，臉書和推特是最主要的流量來源。而他們的受眾更多是受過大學教育、生活在都市中的年輕人，他們其中的大部分都非常重視性別平等、種族平等、LGBTQ平權、多元文化等議題，對他們來說，有人支持特朗普實在是無法想像。因而，不少網路媒體對待特朗普甚至其支持者的態度便是嬉笑怒罵，這樣的內容在受眾中自然很受歡迎，然而對於另一群生活在農村、對都市文化並不感冒的人群，則被遺忘，他們也自然倒向了特朗普和極右翼媒體一邊。

而受到網路媒體衝擊的傳統媒體，則試圖抓住大選這一最後一根稻草」續命」。今年電視媒體依靠大選重獲一線生機，CNN、MSNBC、FOX等更大電視網路在大選期間收視率暴漲，在大選夜當晚，有7140萬人收看了電視直播，這一數據是美國電視史上第二高，在電視媒體收視率整體下滑的情況下實屬罕見。在收視率的誘惑下，電視媒體們連篇累牘地報道大選，並且更側重於戲劇化的報道而非嚴肅新聞，但實際上，在很多時候，選舉的內容並不能填滿如此長時間的報道，因而在大選季中，常常能在電視看看到直播特朗普整場競選活動甚至直播特朗普專機起飛的畫面，這點對曾參與過電視真人秀《學徒》、對電視媒體操作經驗熟稔於心的特朗普來說是再好不過的消息。9月16日，特朗普在華盛頓的新酒店開幕，特朗普在此舉行發布會告訴記者要討論關於奧巴馬出生地問題，然而實際上，卻是花了二十分鐘的時間在為自己的新酒店打廣告，並請來多位老兵為自己背書，最後僅僅用一句話終結奧巴馬出生地的討論。而幾乎所有的媒體都被其欺騙，為其打了半小時的免費廣告。在今年二月，CBS的主席兼CEO Leslie Moonves就表示：「特朗普的出現可能對美國來說並不好，但是CBS真是太TM好了。」

這些全國媒體、網路媒體在受益的同時，擠壓的則是更多地方性媒體的空間。地方媒體無法吸引到足夠多的忠誠的受眾靠以往的商業模式取得成功，只能大幅裁員，降低成本，更多的採取整合改寫全國新聞報道的方式，而減少原創性的報道，然而地方媒體缺位的新聞行業，變成了無源之水，在報道上更多地只能浮於表面，而無法深入挖掘。

然而，即便是《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大媒體同樣過得並不輕鬆，他們面臨的威脅，是一個比他們更強大的對手Facebook。根據美國證監會的數據，2015年，《紐約時報》的利潤為6300萬美元，而Facebook的凈收益接近《紐約時報》的六十倍。臉書儘管並不生產新聞，但其龐大的用戶群讓新聞出版商們不得不將自己的新聞放在臉書平台上獲得流量。根據Parse.ly的一項研究表明，Facebook已經超越了Google成為了美國媒體的頭號流量來源，新聞媒體43%的流量都來自Facebook 。在流量的壓力下，一些新聞媒體採取更激進的「標題黨」策略，在編輯選題上同樣以流量為導向，不斷想要「搞個大新聞」，這同樣讓媒體的公信力受到傷害。在臉書上，主流媒體不再是讀者唯一的信源，需要和更激進的新媒體、自媒體們同台競爭，而Facebook的演算法根據點擊、互動率向用戶推薦內容，這也就意味著聳人聽聞的、情緒化的、甚至虛假的信息更有機會在用戶的時間線上佔有一席之地。在臉書的Trending欄目中（類似微博的熱門話題榜），臉書曾僱傭一個十多人的團隊，在演算法推薦的同時，用人力對新聞進行篩選和編輯，然而在被媒體曝光該欄目的管理機制滋生偏誤之後不久，臉書索性裁撤了人工團隊，全面使用演算法管理內容，然而令人諷刺的是，智能演算法「新官」上任第二天，就把一篇關於福克斯新聞台女主播梅根·凱莉（Megyn Kelly）的虛假報道給推上了熱搜榜。

對於各方面對臉書的種種批評，乃至「幫特朗普當選」的指責，臉書的CEO扎克伯格則在大選結束後的一場科技大會上表示：「有人覺得臉書上流傳的一小部分假新聞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大選，我覺得這樣的想法太瘋狂了。選民們是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作出了判斷。」儘管此前《科學》雜誌2015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臉書的演算法對用戶信息選擇的影響並不顯著，但臉書作為人們最大的信息獲取的平台，無疑已經完全改變了媒體行業的版圖，在這樣的現狀下，臉書是否應當承擔更多責任，接受更多監督，已經成為了討論的焦點。

「總統特朗普」和媒體

作為美國「第四權」的新聞媒體，在受互聯網對其商業模式的衝擊外，還有另一個更加直接的威脅，即來自權威的打擊。新聞自由受憲法第一公正案保護，因此新聞媒體才能夠真正成為社會的良心，履行其職責激濁揚清、針砭時弊。

然而，整個大選期間，「選舉系統不公正」 (the election is rigged) 這個口號就數特朗普喊得最響。但是接著問下去，除了語焉不詳的「你們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他最具體的指控就是媒體偏向希拉里。「媒體不公正」這句話已經深深地烙在了特朗普支持者以及美國普通群眾的腦子裡。

候選人團隊責怪媒體偏向對手司空見慣，比如希拉里的競選經理John Podesta在選舉結果出來後甩鍋給媒體。但特朗普的一系列言辭以及行為給美國民主引以為豪的新聞自由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他帶頭煽動支持者在集會上一起大聲譏諷在場記者，設立媒體黑名單取消一些「得罪他」的媒體的報道資格，並且威脅要修改第一修正案對新聞自由的保護，讓狀告媒體變得更加容易。甚至在當選後第二天，他仍然在發推特稱眾多地區民眾遊行的原因是媒體煽風點火，儘管希拉里最終普選票數多於他，選民抗議大都是自發的。

特朗普在痛斥媒體不公正的同時卻也試圖收買記者。保守派最喜愛的知名女主播梅根·凱莉在自己即將出版的新書「Settle For More」 中揭露，特朗普對她公開的報復（包括接受採訪時說她「瘋狂」、「來大姨媽」、「花瓶」等等），不僅是因為她在辯論中問了他犀利的問題，更是因為他多次試圖收買凱莉不成。宣布參選前幾個月，特朗普在拍攝的雜誌封面上簽名，寫了一句「好女孩」寄給她。後來特朗普對此極力否認，但在新書中凱利附上那張附有他筆跡的雜誌照片。他還曾邀請凱莉夫婦去自己弗羅里達的豪宅度假，並且多次提出要幫凱莉和朋友們在他賓館的花銷埋單。她寫道，「這是2016年大選哪些未被講述的故事之一。我不是唯一一個被特朗普試圖用禮物影響報道公正性的記者。很多同行告訴我特朗普會提出給他們好處，包括免費酒店，坐他的私人飛機兜風。」 沒有證據表明當選後，特朗普會突然改變對媒體的態度，開始尊重新聞自由，這是威脅媒體的外部力量之一。

在多種原因共同作用下，公眾對主流媒體的信任跌至谷底，蓋洛普的調查顯示，對大眾傳媒的信任的公眾的比率從1997年的53%下滑到了2016年的32%。媒體失去了公信力，卻沒有合適的替代品，這種情況是十分危險的。作為民主的「看門狗」，新聞媒體應該有讓當權者不安的能力，但是如果失去了法律的保護，就像看門狗被拔掉了狗牙。

大選結束後，《紐約時報》的出版人Arthur Sulzberger Jr.向員工發信，信中表示《紐約時報》將繼續秉承一貫的原則，不帶偏見的報道特朗普政府，公平地報道他的政策和議題。他在信的最後寫到：「周末休息一下，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沒錯，面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即將到來的特朗普的美國，媒體們確實有很多工作要做。

（作者系美國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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