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南：長薩兩藩看日本

　　第一次去日本，沒有去東京、大阪、明古屋，卻跟著一個比較熟悉日本的朋友去了兩個偏遠的地方：一個是下關，一個是鹿兒島。這兩個地方是日本明治維新前的兩個藩國，下關屬長州藩，鹿兒島是薩摩藩。這兩個藩國是直接推動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地方勢力，所以朋友把此行定為「日本長薩舊藩之旅」。

　　我喜歡在地圖上看要去的地方：下關地處本州島的最西端，再往南就是一道窄窄的關門海峽，對面就是九州島。九州島像一片樹葉，關門海峽處是它的葉柄;樹葉的左邊像被蟲子吃去了一塊，造成陷入島內的大片海灣，其中被吃殘的葉片上，沒有斷落的那一邊上坐落著長崎;另一片與主葉面分離的碎片則是天草。樹葉的最南端也被蟲子咬進了一塊深深的凹陷，南北長約八十公里，東西寬約二十公里，這就是錦江灣。這個海洋侵入陸地的大缺口實際是由火山噴發形成的，約在三萬年前，此地深處發生巨大的火山爆發，噴出大量岩漿，地底被掏空形成窪地，於是海水進入成為海灣。鹿兒島就坐落在海灣內的西側，城市的海濱地帶面對著現今仍時常小規模噴發的活火山櫻島。地質上的火山噴發，會對原有地貌產生很大的改變;那麼在人類的歷史上，如果有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急劇地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原有面貌，可否也視為一種「火山噴發」呢?

　　對日本而言，明治維新可以視為此種噴發。

　　日本的下關市，對只關注熱門旅遊城市的中國遊客可以忽略，但在中國的歷史記錄上卻不能忽略，因為那就是中日《馬關條約》的簽署地。在下關，為了尋找李鴻章當年暫住的引接寺和條約簽署地春帆樓，我們租借了所住酒店的兩輛自行車。騎著車逛街，春帆樓並不難找，因為這個地點不光對中國人很重要，對日本人也很重要;對中國人來說是切齒難忘的屈辱，對日本人來說則是國家興盛強大的標誌。所以下關市政府在原談判地點春帆樓的邊上，建立了一個「日清講和紀念館」，1935年動工，1937年開館，2011成為國家登記的「有形文化財(文物)」。館內的介紹文字這樣寫著：「日清戰爭爆發於1894年。以結束日清戰爭為目的，日清講和會議從1895年3月20日起至4月17日以下關為舞台舉行。會議地點選擇了既是高級飯館(料亭)又是酒店的春帆樓。清國全權李鴻章和日本國全權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等兩國代表出席了會議。館內重現了該會議場，展示了在會議上使用的大小16把椅子、古色古香的大燈、法國制火爐、墨水瓶、泥金畫硯台盒等。其中引人注目的貴重資料是施有泥金畫的豪華椅子。這些椅子是為了在會議上使用而從濱離宮奉天皇之命搬運到會場的。從這些器具不難想像當年會議唇槍舌劍的景象……同年3月19日清國使節團乘坐汽船來到下關，第二天在春帆樓舉行了日清講和會議。由於李鴻章被刺等原因，會議一共開了29天。雙方簽訂的日清講和會議條約又稱下關條約，條約確認了朝鮮國的獨立，並約定了清國向日本割讓的領土，轉讓的權益和支付賠款等。會議期間的3月24日，在返回宿舍引接寺的路上，李鴻章被兇徒所刺，會議因此而中斷了一段時間。在李鴻章康復後，會議從4月10 日再度舉行，在4月17日簽了字。再度舉行會議後，李鴻章把引接寺到會議地點的往返路徑變更為沿著山麓的小徑。現在這條路被稱作"李鴻章道』，備受市民的喜愛。」

　　我們把自行車停在春帆樓下，徒步走了一遍這條「李鴻章道」，沿山小徑只有一米寬，準確地說應該是「李鴻章小道」。小徑兩邊有花有草，清雅宜人，但腳步邁過的卻感到歷史的沉重。以著名政治人物命名的小道，我還走過一條——在南昌郊外的鄧小平小道。但那條小道的的盡頭是中國浩劫後的復興，而這條小道的盡頭卻是當年天朝的沒落。

　　回到春帆樓前，發現那裡還立著一塊青銅碑銘，碑首是篆體的「講和」二字。碑文：

　　「馬關海峽為內海咽喉，以二條水道通洋內外，船舶徂來者無不過此，古有臨海館，今有春帆樓，共為待遠客之所。雲樓負山面海，東仰壽永陵，西俯瞰街衢，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令人不遑應接。聞樓之所在原系阿彌陀寺之墟，豐前人藤野玄洋獲方四百步之地而開醫院。其歿後，寡婦某營客館，縉紳多投於此。甲午之役六師連勝，清廷震駭，急遽請彌兵，翌年三月遣李鴻章至馬關;伯爵伊藤博文奉命樽俎折衝，以此樓為會見所，予亦從伯參機務。四月講和條約初成，而樓名喧傳於世。大正九年，樓主病歿，其業將廢，馬關人林平四郎投資購之，囑予記之。嗚呼，今日國威之隆，實濫觴於甲午之役!此地亦儼為一史跡，其保存豈可附忽諸乎?林氏之此義舉固宜矣，顧當時彼我折衝諸賢前後皆易，唯老軀獨存，是所以予以不文敢草此記也。——癸亥孟夏，從二品位勛一等伯爵伊東已代治撰並書。」

　　這篇「講和」碑記全由漢字寫成，沒有一個日文假名，所以讀起來毫無障礙，為方便讀者，我只加上標點，並將個別電腦打不出的異體字以常用字替換。作者是當年輔助伊藤博文參與兩國談判的伊東伯爵，從漢語水平來看，應該不遜於同時代的中國臣官，如果不涉及戰爭，可算一篇名勝小記。但恰恰是都會熟練使用漢字的中日兩國進行了一場殘酷之戰，這一場甲午戰爭使東國日本扶搖上升，而西鄰大清搖搖欲墜。

　　甲午戰爭的勝利是日本勇於變法富國強兵成功的標誌;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史上難以忘懷的奇恥大辱和巨創深痛!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作為天朝上邦的大清國比鴉片戰爭的失敗還要難以接受——敗給船堅炮利的英國人也就罷了，畢竟大英帝國已是當時的日不落帝國;但手中擁有實力絕不遜於對手的北洋艦隊，卻被學著中國漢字和中華文化長大的後生小子日本打得一敗塗地，對曾經的天下中央之國、雄踞東方的王霸之邦，震動實在是太大了!

　　在到下關之前，我們特意去了佐賀縣的佐世保，因為那支打敗了北洋水師的日本艦隊曾在那裡停泊和出發。佐世保軍港既有駐日美國海軍的基地，也是日本海上自衛隊地方總部的所在地。軍港邊有一個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資料館，其實就是日本海軍博物館。我和朋友進館參觀，大清國北洋艦隊旗艦上的船鐘，當年被作為戰利品帶回了日本，如今就陳列在那個館裡。

　　甲午海戰和日軍乘勝登陸作戰之後，在日本下關的春帆樓，全權代表兩國和談的伊藤博文和李鴻章，一個以其立憲之功將日本國帶入了現代化的軌道並贏得戰爭;另一個想挽狂瀾於既倒，最終還是倒入了泥沼。而造成日清兩國一升一降一興一亡的那個關鍵事件，就是日本的明治維新。

　　當年的談判舊址春帆樓，如今是一個專吃河豚的高級餐館。河豚雖美，但作為中國人於此用餐，那滋味總不會太好。我們沿海邊騎行到了唐戶魚市場，那裡的海魚新鮮漂亮的讓人心動，於是在市場樓上的鮮魚壽司店大快朵頣一番，其食品價格按收入比例來說，比國內便宜多了。飯後繼續騎行，不巧我的車子後胎撒了氣，異國街頭，找不到修理自行車的車攤。有路人熱心地領我們到某公司或某機構的門房求助，看門人熱心相助，找出氣筒給我們打氣，但打進即泄，車是騎不成了，只好推著車子回酒店。我告訴前台說：抱歉，車胎騎漏了。對方連連躬腰還了我數個抱歉，說是本店沒有把車況保養好，給你添麻煩了!我掏出錢來要付租金，他不但拒收，連帶著把我們另一輛車的租金也免了。由此你不禁感慨：在面前為你熱情歉恭服務周道的日本人，和當年窮凶極惡殺人放火的日本人，已經是不同時代不同的人了，雖然他們的名字都叫日本。

　　想起幾年前國內的反日大遊行，有憤青砸日本牌子的汽車，其實那車是中國人的財產，他們在狂暴中打破的頭也是中國人自己的。他們高舉的標語是：「寧願華夏都是墳，也要殺光日本人!」他們要殺光的，就是現在的日本人嗎?還想到現在微信上常收到充滿「愛國激情」抵制日貨和日本電影的帖子要求你轉發，說你要不轉就是不愛國的垃圾，要是轉發超過百萬的話，日本人就是垃圾。對於那些別有用心的造帖者，我無話可說。而對於那些不動腦筋隨手就轉的朋友，我真希望他們將被放入腦中的反日義憤擱置一下，先了解一下中國真實的歷史和現狀;同時也要真實地了解一下日本的歷史和現狀，而日本的明治維新，應該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長州藩的一個不安份的年輕浪人趟開的。這個不安份的年輕人叫吉田松蔭，1830年生於長州藩萩城松本村。

　萩，在下關市北面屬於山口縣地盤的海邊上，在現今的日本是個不起眼的小市，但對於當年的明治維新，卻是一個起了決定性作用的重鎮。我們從下關車站出發，選了一條沿海的鐵路坐火車前往萩市。對於外國來的遊客而言，那是一個十分偏僻的去處，從下關站始發的電力火車只有兩節車廂，坐著稀稀拉拉不多的乘客。車速不快，又沿海岸而行，一路有風景可觀。列車先向北行，開到一個叫小串的小站停下了，乘客全體下車，在月台對面換乘只有一節車廂的火車繼續前行，我們笑話道：過了小串，連車都不成串了!因為這車已經既不是列車也不是火車，僅僅是靠電力行駛於鐵路線上的單節車廂而已。單節小火車沿著海岸線折向東行，路過長門市的地界，竟在與鐵路並行的公路上看到一個路牌，指示通向：「楊玉環之墓」。在《長恨歌》中被描寫死於馬嵬坡的楊貴妃，在日本竟有墓地，豈不怪哉?其實怪也不怪，中日兩國自唐開始就往來頻繁，民間有一傳說：那在馬嵬坡被唐明皇賜死的其實只是一個替身，貴妃娘娘的真身喬裝改扮最後逃到日本安度晚年。那個著名美女的兩個下落，哪個為真，我們難以深究，讓歷史學家去探尋好了。小火車過了長門不遠，便到萩市了。

　　與下關相比，萩是一個袖珍小市，主城區其實是河流入海處沖積出來的一片洲土，河流在此分為兩岔，將小城環抱其中。我們到達東萩車站邊上的住宿地時是午後一點多，在車站廣場周邊居然找不到一家還開門營業的飯館，可見這小城的清凈程度，只好找一家茶社請老闆娘臨時做了兩份便當充饑。飯後沿東萩車站後面的一條路步行不遠，就到了吉田松蔭的出生地松本村，這裡也是他辦的私家學校「松下村塾」的所在地。走到村前，只見人群進進出出，其熱鬧遠勝市內，當然當然參觀者大多是本國的遊客。這裡早已闢為日本的一個歷史紀念地，大門前拉著橫幅，慶祝此地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定為「世界文化遺產」。這遺產就是村民中那個叫吉田松蔭的人留下的。

　　松蔭自幼飽讀漢學的四書五經。1850年，眼見作為他學問來源的鄰邦大國於鴉片戰爭中慘敗於西方的英國，這個二十歲的年輕學子痛感自己所學已不足以應對時代的巨變，為求新學問，甘冒脫藩之罪出藩遊歷，並因此真的被藩府定罪，開除世籍，剝奪世祿，成為一介浪人。

　　1853年，美國海軍少將佩里率艦隊到達日本賀浦，以大炮示威要求通商，是為「黑船事件」。吉田松蔭聞訊連夜趕到賀浦，探聽「黑船」動靜，深覺日本已危，非發奮不能改變。事後他與同道密謀偷渡出洋留學，想投奔停在長崎的俄國軍艦，但趕到長崎時俄艦已開走了。第二年佩里又率七艘軍艦開進賀浦，要求日本幕府就開放通商事宜進行談判。在此期間，迫切出洋的吉田松蔭和一個夥伴竟趁黑夜駕小船出海，攀上「黑船」，要求跟隨美國軍艦出洋學習——想到此情此景，心中不免感慨：中國人在國門被西洋軍艦撞開之後，也有大臣出洋考察，也派學子赴西留學，但那心態完全是被迫的。而吉田松蔭的趁夜爬船行為，那種求學求變之心簡直是急不可待了!——但那時美國人正與幕府政府談判，不可能就此帶他們走，便勸他們耐心等候，待日後國門開放後再正規出洋，最後將兩個年輕人送回岸上。吉田松蔭知道已犯天條，與其束手被捕，不如主動投案。他先判死刑，後改幽閉，被押回長州藩投入監牢。在獄中的松蔭卻正式當起了老師，為獄友們講解《孟子》，後來連獄卒也成了他的學生。

　　出獄後的松蔭囿於幕府禁令不得外出，便進入叔父的「松下村塾」講學，後來就成了這家私人學校的校長和導師。這位了不起的導師教出了一批後來參與了明治維新的棟樑人物：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等。雖然他於三十歲那年再次獲罪，抄著文天祥的《正氣歌》走向刑場，但他推動日本變革的影響已無可阻擋。所以在他當年教學的「松下村塾」前立有一塊巨石，上面刻著八個大字：「明治維新胎動之地」，那是有足夠底氣的。

　　在松下村塾和松蔭的出生地與墓地之間，有伊藤博文的舊居和從別處原樣搬來的伊藤博文別宅。這說明在松蔭的學生們中間，伊藤博文是極重要的一個。 他出身於長州藩，在吉田松蔭的私學受教，明治三傑之一木戶孝允是他的良師益友。1863年伊藤博文去英國演習海軍，1871至1873花兩年時間訪問歐洲。明治三傑中的另一個大久保利通被刺後，他在1885年新成立的歐洲式內閣政府中任第一屆首相;1888年任首任樞密院議長;繼任內相。他促使日本政府通過憲法，於1889年由天皇頒布，第二年成立國會。1890年他任貴族院議長。他最大的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制議會。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他是日本政府中最有權勢的人物。1894年日本與英國談判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1895年甲午戰爭的勝利國日本迫使中國簽署《馬關條約》，放棄朝鮮割讓台灣，兩件大事標誌日本在東方民族中首獲現代化成功。卸任首相後伊藤出任朝鮮總督，他對朝鮮採取溫和、同情的態度，並陪著少年朝鮮國王遍行朝鮮各地。雖然如此，這個外來的總督但仍不能被朝鮮人接受，於1909年被朝鮮刺客安重根槍殺於中國的哈爾濱車站。相對於明治三傑中的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伊藤博文是一個善於妥協的政治家。他對日本的功績是建立了有生命力的立憲制度，使日本能夠有序地進行政治的和平演變，民眾得到日益擴大的參政機會。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進入小城萩市尋幽探古，有一條名叫藍場川的小溪在萩市街巷間蜿蜒流淌，許多人家的門前就是這條小溪，要跨過石橋才能上街。木戶孝允的舊居在藍場川的北端。木戶孝允又名桂小五郎，是吉田松蔭最重要的學生。1862年起任藩政要職，後代表長州藩與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談成聯盟，共同領導倒幕運動，作為長州藩的代表名列明治三傑。他在新政府中極有權勢，曾主持遷都江戶、奉還版籍、廢藩置縣等大事。1871年他隨代表團訪歐，

　　回國後及時阻止了侵略朝鮮的計劃。1874年因反對遠征台灣而退出政府。日軍從台灣退出後，他又回到政府，從事制定西洋式憲法的工作。

　　藍場川的水極為清澈，僅有尺許之深，卻安然游著一群群碩大的錦鯉，聚如開會，散若逛街。沿著這一脈潺潺流水信步小城時，不禁想到：要始終保持這溪水的深度，不能水太淺了讓魚擱淺，也不能水太大了把魚沖走，恐怕是一門小城管理的學問呢!萩這個小城不僅是錦鯉匯游之地，也是日本許多如錦鯉般光鮮的知名人物的聚集之地：除木戶孝允的舊居外，還有高杉晉作、梅屋七兵、久坂玄端、村田清風、井上劍花坊等等，每個名字應該都有一個故事。在藍場川的南端的善福寺旁，我們看到了山縣有朋的出生地，這又是一個吉田松蔭的重要學生和明治維新的重要角色，他是二十世紀初使日本成為軍事強國的主要人物。1863年山縣為長州藩的騎兵隊指揮官;1867年德川幕府垮台，明治天皇親政，他率兵戡平北方幕府餘黨作亂。1870年他提出建立國家軍隊的主張，從原來封建軍隊中選拔一萬士兵組成帝國近衛軍，由他統率。在西鄉隆盛幫助下，山縣有朋實行徵兵制;政府分設陸海軍兩部時他出任陸軍大臣。1877年西鄉隆盛率薩摩藩武士起兵反對政府，他統軍平叛，以徵兵制的優越性戰勝了昔日的勤王英雄西鄉隆盛。1878年山縣改任參謀總長，依普魯士操典訓練軍隊。1882年以軍人身份兼任參議長;1889自歐洲考察回國後受命組織內閣，歷任首相、司法大臣、樞密院長，是政府中主要元老。中日甲午戰爭後他於1898年晉陞為陸軍元帥，同年重任首相。中國庚子事變中，日本在八國聯軍中出兵最多，成為剿平義和團的主角。但山縣有朋力主出台的一項規定後來影響到了日本的命運——先窮兵贖武，後戰敗臣服——這源於他定下的規矩：只有現役軍官才能擔任陸海軍大臣。這個規矩使得文人不得掌握軍權，而國運悉被軍人綁架，以致走向軍國主義的極端，而物極必反，最終使日本咽下了兩枚原子彈的苦果!山縣有朋這個軍事強人當年行事的成功，恰給明治維新走入現代國家之列的日本留下了軍人干政的隱患。若從此處說開去，那話題將很重很長了。

　　說過了長州藩，再來說薩摩藩。

　　如果說長州藩的改革先驅吉田松蔭想出洋求學放眼世界的強烈慾望是被美國軍艦激起的;在薩摩藩，他們走向西方世界的大門則是被英國軍艦的炮彈給打開的。

　　當我們走出鹿兒島的中央車站來到站前廣場，一眼就可以看到一組青年學子的青銅塑像——這不是一般的青年學子，而是從這裡出發到西洋留學的第一批日本留學生。這一群到西方取經後回國報效從而改變了國運的留學生，是日本的驕傲，更是鹿兒島的驕傲。因為那時掌握著中央政權的幕府當局還持守著封閉鎖國的政策，而作為藩國的鹿兒島卻勇開風氣之先，第一個吃起了西方的螃蠏!

　　在歷史改變的關鍵之處，有時候一個人的某種行為就可以代表這個民族的性格和取向：既自尊，又不恥求學。發生於1854年的「偷渡黑船」事件，與中國人被迫半敞國門來應付西風撲面的情形相比，日本人吉田松蔭的急切心態和開放姿態是恨不得一頭闖進別人家裡去求學!

　　另一件事同樣可以說明日本人在西方列強站到國門前時的民族性格：既恃強好勝，又認服比自己更強的強者。這就是發生於1862年的「生麥事件」，事發地點雖然在橫濱郊外的生麥村，肇事者卻是鹿兒島的人。

　　鹿兒島中央車站是日本新幹線列車的終點，在鹿兒島的海邊港口處，另有一個鹿兒島站，這是運行地方鐵路的車站。日本的鐵路系統十分發達，邊邊角角的地方都有火車可通。在錦江灣內的海岸線上，也有我們坐到萩市去的那種支線火車。從鹿兒島站乘車，沿海灣上行可以到達一個著名的去處霧島神宮，神宮前有一個坂本龍馬的遺迹，那是居間撮合薩長二藩達成同盟的傳奇人物。而從鹿兒島沿海灣下行，則通向位於錦江灣口的指宿市。在鹿兒島與指宿之間的南九州市，有一個地方叫知覽。我們去知覽，是為了看一眼設在那裡的「特攻隊和平會館」;但同在知覽，還有一個「英國館」。這個英國館展覽的是一些有關英國的東西，因為「生麥事件」是發生於日本人和英國人之間的衝突事件，所以在館中也有詳細的圖片展出，以介紹此事的來龍去脈——1862年9月14日那一天，一個往返於橫濱和上海的英國商人理察遜和另三個英國人在路上遇到了薩摩藩主的龐大儀仗隊，英國人騎的馬受了驚沖入了儀仗隊，感覺受到冒犯的衛士們拔刀砍殺了理察遜。於是英國人不幹了，派軍艦開到鹿兒島城下，要求日方賠償並道歉。以全日本海軍之冠著稱的薩摩藩豈肯吃素?率先炮擊英艦，一枚炮彈擊中了大英皇家海軍的尤里雅斯號。薩摩海軍看著英國軍艦退避三舍，自以為得勝;誰知英艦隻是開出了日本火炮的射擊範圍，然後在英制先進火炮的有效射程內對著薩摩戰船、炮台和岸上房屋一陣猛轟。這下薩摩藩的日本人傻了眼，才明白土銃打不過來複槍。既然自己輸理在先，又敗仗於後，那就老老實實認賬賠錢!不但認賬賠錢，而且和對方建立了友好關係，派出了第一批年青學子到英倫留學——這就是鹿兒島中央車站廣場上那一組青年留學生雕像的來由。由於那批留學生是放下架子沉下心來狠命去學，那效果自然不是大清國不甘不願地對付西方事物的那種心態可比的。

　　看過站前廣場上的留學青年群雕，面前是兩條大道的交叉口，兩條大道都朝南，一條偏東，一條偏西。向南偏東的大道越過一條叫甲突川的河，大道上有軌道電車通向海邊的鹿兒島站，而車站鐵路線南邊的海岸公園，就是當年薩英戰爭中被英國軍艦炮轟的地方。向南偏西的大道有一段和甲突川並行，沿大道直望過去，可以清晰地看見海灣對面矗立著的活火山櫻島，山頂火山口上還飄搖著陣陣煙氣。而在這兩條大道夾角之中的三角形區域，甲突川流過之處，是鹿兒島市最重要的一塊地方。鹿兒島市在甲突川沿河修建了一條名為「歷史之路」的散步小徑，從小徑入口走進歷史深處，可以看到一大批明治維新時期重要人物的誕生地和成長地都集中在這裡，其中有東鄉平八郎、大山岩、吉井有實、黑木為楨、高島鞆之助……當然最最重要的兩個，是明治三傑中屬於薩摩藩的兩位：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兩人的誕生和成長之都在三角形區域的中間部位，相隔不遠。在這兩位傑出人物出生地之間，坐落著一座使鹿兒島人深感自豪的博物館——「明治維新故鄉館」。

　　想想看，在長州藩的萩城，那裡的人把松下村塾稱為「明治維新胎動之地」;而在薩摩藩的鹿兒島，這裡的人把甲突川邊的這片重要人物誕生和成長的地方稱為「明治維新的故鄉」;我想這並非兩藩爭功，而是說明了：明治維新得以成功，長州薩摩這兩個藩缺一不可。

　　「明治維新故鄉館」的多媒體影院中輪流播放著兩部電影：《走向維新之路》和《薩摩留學生，向西方學習》，說明了這個博物館的兩大主題：變革和開放。其中一處展品設置令我印象深刻——那是在英薩戰爭的展區，放置了兩枚炮彈：一枚是圓球形的，這是當時薩摩海軍使用的前膛炮彈;另一枚是尖錐流線形的，那是英國海軍使用的後膛炮彈。兩枚炮彈都是十五公斤，都裝了把手可以讓參觀者提起來感受重量。在兩枚炮彈後面的展板上，是這兩種炮彈的射程和射擊曲線示意圖，圖上一目了然：日本前膛炮的圓形炮彈弧線高，射程短;而英國後膛炮的流線形尖錐彈弧線低，射距長。這就是為什麼當興師問罪的英國軍艦遭到薩摩海軍的突然炮擊後先行退避三舍，然後才猛烈還擊的道理。

　我們中國人一向知道落後就要挨打，日本人當然也知道。但中國人認為自己之所以挨打，只是因為對方船堅炮利，所以應對辦法只是學習西方的行進技術，「施夷長技以制夷」，以為「西學為用」就能夠應對歷史變局。而日本人固然知道船堅炮利的厲害，卻感覺到船堅炮利的後面必有其更厲害的制度原因;於是他們不僅僅在器物層面「師夷之技」，更用心著力在政治層面「師夷之制」。正是在更深層次的向西方學習上，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迅速超越了它的舊日老師中國。

　　「明治維新故鄉館」的彩頁封面上印著三個人的頭像：居中是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左右是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早年就顯示出政治才能，成為藩士。在處理人際關係上，工於心計的大久保遠勝於率性而為的西鄉。當立志進取的開明藩主島津齊彬意外去世後，西鄉隆盛因為其性格立場不容於新主，屢受流放囚禁之苦;而大久保利通則能迅速調整心態，與新任當權者搞好關係。得知新主人喜歡圍棋，原本並不下棋的大久保努力學棋使棋藝精進，從而得以與新主日益接近而獲得信任。在機會合適時終於使西鄉隆盛得以返回藩國的權力中心。在美日合拍的電影《最後的武士》中，那個大受謳歌與同情的主人公的人物原型是西鄉隆盛;而在天皇身邊出謀劃策反對西鄉的那個政敵，應該是指大久保利通。但在當時政治變改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大久保利通，肯定不是影片中的那付反派形象。

　　1866年大久保利通與西鄉隆盛決定與長州藩結成聯盟，共同進行倒幕活動。在推翻德川幕府後，他成為明治政府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到西方考察後，認識到迅速發展經濟的重要性，為此提倡創辦技術學校，主張政府一方面向私人企業發放貸款，一方面開辦國營工廠。1873年因征韓問題大久保與西鄉發生意見衝突，他認為征外必先安內：應把內政改革和經濟發展放在第一位。大久保利通贏得政爭使西鄉失勢。但當1877年西鄉隆盛作為反政府的薩摩軍首領兵敗身死後，大久保利通也於翌年被反對派刺死。

　　但明治三傑中最有魅力的人物卻是西鄉隆盛，最受鹿兒島市民尊崇愛戴的也是西鄉隆盛。西鄉隆盛在日本人中似是異類，身材魁梧頭顱碩大，身高一米九，體重二百斤，龐大的體量卻一點也不影響他的智力修為。在鹿兒島市，你可以隨處看到他的形象和與他有關的遺迹遺址，有的酒館飯店甚至願意把他的全身人象豎在店前做為吸引顧客的招牌。可以說，一個見不到西鄉隆盛的鹿兒島市是不可想像的，他已成為城市的標誌。

　　生在九州島南端的西鄉隆盛，比生在九州島北端海峽對面長州藩的吉田松蔭大兩歲。如果說明治三傑中的另兩位，大久保利通諳權謀、木戶孝允重理智，那麼西鄉隆盛則是一個性情中人。西鄉二十八歲就做了薩摩藩主島津齊彬的親信扈從，成為當時有名的改革志士。1858年島津齊彬暴病而亡，西鄉曾打算殉主而死。後經月照和尚勸導，決定活著為齊彬的遺志而努力，進行幕政改革，卻因與新任藩主政見不合而被迫害。他們先逃出京城避死，卻又被勒令離開藩國。當船行至鹿兒島外的錦江灣，二人於絕望中相抱蹈海自盡，當初勸他活下來的月照和尚淹死了，奄奄一息的西鄉被救起後流放到奄美大島。幾年後在藩中握有大權的大久保利通幫助他返回藩國得到啟用，卻再次因與新藩主島津久光政見衝突被流放小島。和吉田松蔭一樣，他在被囚歲月中讀了大量儒家著作，希望有朝一日能為國效力。今天在他的紀念館「西鄉南洲彰顯館」中，我們還能看到他用漢字寫的漂亮書法和詩詞文章。

　　到了1864年，形勢轉換，倒幕派勢力大增，應藩士們要求，藩主下令召回西鄉委以重任，執掌薩摩藩陸海軍實權。同年7月他遵藩主之命，參加了幕府對長州藩兵變的軍事行動，並因負傷而受到褒獎。此時的長州藩受到幕府軍與英美法荷四國聯軍的內外夾攻，長州藩的騎兵指揮官山縣有朋也在四國聯合艦隊炮擊下關的戰鬥中負傷。薩摩藩之所以參與幕府對長州藩的鎮壓，是因為長州藩致力於武力攘夷，而薩摩藩通過和英國人的戰爭，知道只憑武力不可能戰勝外國，武力攘夷已不可為。這次參加幕府鎮壓使薩摩藩和長州藩結下了梁子。山縣有朋的負傷使他看清攘夷派如沒有堅甲利兵定要失敗;而西鄉隆盛的負傷使他認識到已不能再幫助幕府維持政權了。所以在翌年4月幕府組織第二次討伐長州藩的行動時，西鄉在行動上已經貫徹他倡導的強藩聯合對抗幕府的主張，不顧幕府一再下令催促，堅拒出兵。這一年年底他派人與長州藩聯絡以消除前嫌，於1866年初在東京同長州藩倒幕派領導人木戶孝允締結了「薩長倒幕聯盟」的密約，從此開始在全國進行廣泛的倒幕行動。

　　1866年中，幕府的勢力隨著德川家茂的死亡進入尾聲。年末，一貫壓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也神秘地死了，年僅十四歲的明治天皇繼位，薩長同盟利用機會開始武裝討幕。1867年，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做好了用天皇名義發布《討幕密旨》的準備，於當年12 月發動倒幕政變，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拉開了明治維新這出大戲的帷幕，並組成了由西鄉和大久保等掌握實權的新政府。最後一任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負隅頑抗，西鄉隆盛指揮政府軍與之決戰，於1868年1月擊敗了幕府軍隊，被新政府任命為陸海軍負責人。2月，討幕軍包圍江戶;3月，西鄉向幕府提出七項投降條件，最終使江戶「無血開城」。此後他又領軍轉戰，討伐幕藩殘餘勢力，節節勝利。凱旋後的西鄉隆盛成為明治維新的大英雄和頭號功臣，並成為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西鄉性情中人的一面又表現出來，他認為自己的功名地位已高於舊主島津齊彬，有損忠臣的聲譽，遂於1870年初辭職回到鹿兒島，做了藩政顧問和大參事。但功成回鄉的西鄉此後也進入了一種矛盾的境地。

　　西鄉此前的事業是改革圖新歸政天皇，以新政府取代舊幕府。但新政府實行新的兵役制度，恰使舊有的武士階層利益受損。許多武士生活無著前來找他，他可以敞開自家錢箱供他們取用，卻不能使政府再照顧失勢的武士，於是與朝中當權的大久保利通等人產生了矛盾。西鄉想到的辦法是為「下崗」的武士們找到新的用武之地：他想率領武士們去攻打朝鮮。他甚至想用犧牲自己的辦法來為國效勞、為武士們解困：要求自任使節出使朝鮮，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鮮人，一旦對方中計殺他，日本便可名正言順去派兵討伐了。這個辦法對朝鮮人來說自是奸詐，卻顯示了西鄉對日本的無私忠心。但征韓方略終被大久保等人否決，憤怒的西鄉向天皇請辭歸鄉。天皇批准了他辭去官職，但給他保留了陸軍大將的軍銜。

　　武士階層失落的怨怒終於釀成戰禍，1877年一些薩摩武士進攻鹿兒島的政府軍火藥庫，揭開了地方反對中央的西南戰爭的序幕。事發時西鄉並不在鹿兒島，事變也非他所發動，卻被起事者推為首領。他本可抽身避責，但這時他性情中人的一面再次顯露出來，居然接受了武士們的擁戴，或許是不忍有負於他們吧!西鄉領兵的名義是「質問政府」而非反對政府，此中亦可看出他的矛盾心理和兩難境地。西鄉為首的薩摩軍在熊本城與政府軍激戰，先勝後敗，最後退回鹿兒島。在城山之上，負傷的末路英雄已身心俱疲，唯願一死了之。他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日本的最後一場內戰。

　　西鄉隆盛最大的一座銅像矗立在鹿兒島市中央公園之側、城山之下。山頂後側有一個「西鄉洞窟」，那就是他兵敗負傷暫留的地方。一天清晨，我們從西鄉隆盛銅像前沿著登山步道爬上山頂，那是居高眺望錦江灣對面的活火山櫻島的最佳位置。想像當年西鄉率軍踞守此山，與他親自輔助建立的政府軍對抗，炮火間歇中想必也在山頂眺望過櫻島火山口飄起的陣陣煙氣，他的腳下除了落滿炮彈掀起的塵土，也落下過火山噴發所產生的細灰。

　　從山頂觀景台沿山道下行，不遠處就是他負傷藏身的「西鄉洞窟」。從洞窟再沿山路下行，經過「西南戰爭彈痕遺迹」，越過一條鐵路線，我們找到了西鄉隆盛臨終之地。正是在這裡，西鄉隆盛要求部下介錯砍下他的頭顱以平定戰事，他以武士的死法保持了自己榮譽。

　　作為叛軍首領的西鄉兵敗身死，官祿爵位自然予以剝奪。但民間對這位明治維新的英雄從未停止同情和景仰，明治天皇也表示惋惜之意。1899年，在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的同時，西鄉隆盛獲得特赦，並追贈了原來的正三位官階。

　　結束了日本長薩舊藩之旅，南北九州和下關、萩市的風光風物自然給我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印象更深的卻是了解到的那些一百多年前的歷史人物。正是這些人物的熱血求真和銳意求變，使封建的日本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但福禍相倚，日清和日俄兩場戰爭的獲勝使日本睥睨天下;另外一批日本人的狂熱和瘋魔又把日本帶入了罪惡的淵藪和悲慘的境地，但那是另一個話題了。

　　今天的日本，依然享用著明治維新帶來的長久福利;但願軍人干政綁架國家的病毒，再也不要感染和平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