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近代化、現代化比較的五個結論

傳統文化、近代化和現代化

---------中日兩國情況比較的的五個結論

在世界歷史範圍內，現代化是社會、經 濟、政治體制的現代類型變遷過程。從文化的角度看，現代化內容大體上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在物質技術方面，現代化實質是上工業化，更確切地說，是農業文明國家實現工業文明的過程。二是在制度方面，現代化是近代 資本主義興起後，各個國家的封建專制社會 向民主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三是在思想、意 識、觀念上，現代化主要是一種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的改變過程。作為現代化前身的近代化，不是生產機械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意識形態自由化，即全面資本主義化。

中日兩國各自從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算 起，至今已經走過近百年的現代化道路，比較 兩國現代化的異同，我們得出五個結論，

中國現代化缺乏堅實的社會歷史基礎

現代化與近代化的關係，也就是現代化的真實起點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大問題。日 本的近代化是在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獲得民族獨立的條件下進行的，基本上是一條獨立， 自主的近代化路線。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運動進入近代社會，取得政權後再以政權之力推 行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大經濟政策，並在此過程中進行逐步逐級的民主改造，紕較迅速地完成了日本的近代化。與日本不同，中國始終處於不平等條約的「百人巨手「 的束縛之下，缺乏資產階級獲得政權的根本性前提，不可能完成近代化的任務。因此，在 近代中國，一是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民族獨立，二是發展資本主義，以實現近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康有為們採取自上而下 的方式進行維新變法，企圖實現中國近代化，是歷史對康有為維新派的選擇。

中國近代社會存在「明顯的惰性」

鴉片戰爭以後，中日兩國都面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工業文明的挑戰。面對這兩種挑 戰，如何回應，直接關係到中日兩國近代化的 命運與前途。

在嚴峻的挑戰面前，中國的當軸和知識分子驚呼中國面臨「千古變局」。日本朝野疾 呼「今清國大亂，難保何日不波及日本」,。當時在總理政務中的「老中」水野忠邦就認為，鴉片戰爭「雖為外國之事，但是為我國之戒」。為此德川政府正視現實，「察天下之時運與世界之情勢」，一面加強國防，一面研究放開國禁政策。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培理率軍艦開進江戶。德川政府被迫「打破兩個多世紀的傳統而與美國締結了美日親善條約，開放了下田、函館兩港」。1858年幕府又陸續同美國、 荷蘭、俄國、英國和法國簽訂了《修好通商條約》。從此，日本向整個西方資本上義世界敞開國門。儘管日本的開國曆程帶有一些屈辱性，但卻與中國不同。在「千古變局」面前， 清朝統治者中頑固派抱著「深閉固拒」的態度，對封建綱常名教虔誠膜拜，無限留戀，而 對「變局」麻木不仁，不思振作;投降派則「惟 發和夷為事」，甘當侵略者的附庸。這樣，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下，中國無法避免大規模戰 爭的破壞，更沒有擺脫割地賠款的厄運，從而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此後統治舊中 ，舊中國國的歷屆政府，沒有一個正視現實，積極尋求對策，迎接西方挑戰。這就是費正清等人所說的，由於中國社會的一種「明顯的惰性」，造成「對西方的挑戰回應不力」。這種「回應不力」的原因都根植於中國內部，主要因素有封建社會結構與腐敗的官僚政體。政府無能，內外戰爭頻繁，封建主義的阻力等。

中國近代化受到舊的思想文化傳統惰性 的嚴重束縛，表現為對西方文化衝擊的反應 與日本截然不同。中國是消極的、被動的、無所作為的，日本是積極主動的；中國是一個惰 性十足的社會，日本則有不取決於外部衝擊 ,而自我創新的能力。當魏源在《海國圖志》全書總綱《籌海篇》中最早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時，上層表示支持的不超過十人。比魏源稍遲一個時期，日本的橫井小楠在《國是三論》中對西方的社會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彼文物制度頗有優於我處，乃隱懷移植之願望」。當時，中國廣大人民沒有能力去接觸世界，，封建統治階級中的絕大多數對世界也懵然無知，而且冥頑不靈。而在日本則掀起了 所謂「洋學」運動，移植研究英、法、俄、德等西方國家的學術。在德川幕府完成開國曆程後， 日本進一步做出適應時代發展的新選擇，即 『「建立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並最終建立了 維新政權。在我國，洋務派每一個帶有創置意義的舉措，都曾招來「今之患者未有如侈談洋 務之大者」的詈責。戊戌維新派倡導民權學 說，守舊派立即群起攻擊，竟說「考之六經，從末聞棄舊如遺，悍然以開新為務者」。 孫中山初倡革命，被人視為亂臣賊子，「咒罵之聲，不 絕干耳」。在傳統惰性的氛圍中，中國近代化 每前進一步都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

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轉型的關係，是 中日兩國歷史發展面臨的共同問題

日本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以天照大神為 始的皇統、國體觀念、家族制度和歌道、榮道 和花道等為主要內容。但是，這些「國產」的傳統文化從一開始就發生了變異。作為單一民族的「大和」文化，從原始時期的「記紀神話」 起，就開始廣泛融入東亞諸民族的文化以及 各種哲學觀念。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中國的儒 教、文字、文學和中國化了的佛學。這些文化 的影響時間可以說和日本的歷史一樣長，範圍涉及從政治到經濟到文化、生活習俗等各 個方面，但並沒有吞沒日本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日本在不斷吸收中國傳統文化過程中，形成了認同、尊崇外來文明的價值與功利以 及現實的拿來主義的價值觀。因此，日本自古 以來很善於感受和吸收外來文化，同時又有 保持自己文化的執著力，具有極為成熟的含混性和活躍性。近代日本的思想家們也曾設想出「東方的道路，西方的藝術」或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認識」的公式。但日本人很快認 識到所謂「文明本是一個整體，並不能單獨用 它的科學技術文明」，「和魂洋才」，最終成為占 統治地位的思想。日本發生的「明治維新」，其 目標就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作出全面的回 應。近代日本大力推行「殖產興業」政策，頒布 《學制令》普及國民教育，同時「破舊來之陋 習，求新知於世界」，全面仿學作為西方文明 主體的政治、倫理、哲學，招聘外國顧問，重視 思想的變遷和生產力的發展，走上了一條不 同於中國性質的道路。

中國近代化是在「危亡之秋」開始啟動的。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領導的洋務 運動，謹守著「變器不變道」的原則，以引進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為根本，以「富國強兵」為 目標，以「開鐵礦，制船炮」為重點,從事軍事、，經濟、文化建設。洋務運動的特點，是通過「采 西學制洋器」的方式，通過「求強」、「求富」兩個階段，創辦軍事工業和民營工業。至19世 紀中葉，正當日本實行明治維新的時候，中國 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以清晰的語言集中地表達了中國傳統文化一再受挫後對待外來文化的總方略。所謂「體」，就是中 國固有的封建集權的政治體制和為這種政治 體制服務的那一部分儒家思想和文化。所謂 「體」與「用」，就是西方的科學技術。「體」與「用」的矛 盾，實際上反映出在中西文化的接觸衝突下， 文化變革由局部走向全面，開始突破「用」的 範圍，觸及「體」」的根本。甲午戰爭,中國以泱 泱大國敗於日本「蕞爾小國」，覺醒的知識分子開始了根本的反思，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 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端。康有為、梁啟超領導 的戊戌維新運動，突破了物質與精神分割的 「中體西用」的思維定勢，第一次提出學習西 方的科學技術與民主政治制度的近代化綱領 和措施。康有為的文化影響，主要在於力圖完 成儒學從中古到近代的歷史性轉變，他以進 化論的某些思想觀點，從儒學今文經學的「三統說」、「三世說」汲取「微言大義」，希望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變儒學為宗教。但是，儒學宗教化既違背儒學的本旨，也與近代社會的民主與科學精神不相容。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全面否定了古老文明的政治秩序，特別是在意識形態上以民權理論取代「天命論」， 啟迪民族意識的覺醒，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為現代化的發展開闢了道路。稍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與「民主」 的旗幟，以強烈的歐洲啟蒙運動的色彩，對中 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作出新的評價，對儒 學思想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雖然它亦有時 機代局限性，但無疑是2 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聳的里程碑。

從上述可以看出，中日兩國文化結構與 文化觀念的嬗變是極為不同的。日本在近代 與現代的對外學習中，固有文明本質屬性並 末改變，依舊以其傳統文明特色，步入現代社 會。換言之，在深層次上，日本的家族主義、神道、天皇制乃至武戰士道所規定的本土文化的 特徵與內涵大體相同。日本人通過傳統價值 觀和制度接受西方文明，通過家長式監督和 大家庭式商業結構接受資本主義生產;通過 傳統忠誠和互讓精神接受資產階級民主；通 過儒家考試傳統接受當代的教育體系。總之， 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觀、家庭觀和祖先崇拜，數百年間決定著日本人的精神氛圍。近 代中國是在中西文化衝突中被迫走向現代化 的。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1924) 里，曾清晰地概括了近代戶國文化結構變革的三步曲，即由器用西化、制度西化到全盤西 化的曲折歷程。所幸的是，「五四」運動將馬克思主義引進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標誌著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真正覺醒， 從更深廣的社會和文化意義上說，此後馬克 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所蘊含 的另一層可以表述為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 化的交融與結合。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移植，是一個艱難的創造性的轉換過程。

儒學文化是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目標相悖的

中日兩國現代化的實質，歸根到底是如 何對待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關係問題。現代 ㈣日本的興盛和現代新儒學的崛起，似乎說明 ，中國傳統文化是現代化的資源，具有現代意 義。日本的資本主義中確實有儒家根源。然而，日本的經濟起飛有著十分複雜的社會歷 史原因，儒家文化不是構成其現代化發展的 動力因素。日本歷史的轉折點是兩次大規模 的「西化」，即明治維新的「脫亞入歐」和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佔領下被迫民主化。它 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框架基本上來自西 方的現代科學、民主觀念和社會準則。至於儒 家倫理在日本企業管理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是在這些國家現代企業制度已經確立的條件下發生的。這一點如日本著名商人、思想家澀沚榮一所說，日本資本主義是「《論語》加 算盤」的資本主義，與歐美「基督教資本主義」 相比，有著鮮明的特色。又因為日本保留傳統負面因素太多，國民的民主權利在天皇制下受到限制，特別是在30年代以後，軍國主義和法西斯橫行，並一再發動侵略戰爭，最後以戰敗告終。以日本為根據，企圖從肯定儒家資本 主義的意義上去認同傳統文化對現代化的作用是沒有意義的。

百年來，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步履維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在於「科學」、「民主」等現代化的基本要素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衝突綿延不絕。辛亥革命後，我國 雖然結束了形式上的封建帝制，推翻了儒學獨尊的地位，但卻未能告別儒家傳統，走出中 世紀。「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就是批判儒家的文化糟粕。陳獨秀明確指出孔予不適合現代生活，魯迅高度稱讚中國的脊樑，胡適滿飽著興趣評價悠久的中國文化的種種經歷，表 明了「五四」思想領袖對中國文化所持的態度是一種揚棄的精神。時至今日，歷史賦予「五四」新文化的啟蒙重任並沒有徹底完成。中國現代化遭受到的種種阻力，從文化角度看，有不少來自於儒家思想的消極面。比如，長官意志，個人崇拜、平均主義等等都是舊文化的變態形態 ，在從傳統社會到現代化的「過渡」時 期，還存在小農意識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衝突、 封建意識與民主政治的衝突、封閉保守意識與改革開放意識的衝突、道德人本主義與人的全面發展的衝突。現代新儒家不真切了解 西方文化危機的根源，試圖在儒學經書中發 掘傳統，以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對 儒學作邏輯論證和改造，卻根本不能提出解 決中國社會現代化問題的科學思想。

中國現代化不存在復興儒學的問題，出 路在於，走上馬列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之路。 當馬列上義在「五四」時期剛剛傳播開來時， 它自身的確存在一些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國情 不相協調的因素:唯物史觀與傳統的「聖人史 觀」是不合拍的；以矛盾鬥爭為核心的辯證法 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和「中庸調和」的方法論也是格格不入的;以工業無產階級為主導力 量的城市起義的革命方式，在中國這一落後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大國同樣感到陌生。總之，馬克思主義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科 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精神的結晶或最高成就， 這種文化的特質恰恰是在上千年農業文明和宗法社會巾積澱而成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所特別缺乏的。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列主義為自己的指導思想，用新的時代精神整合、揚棄、變異、 創新原璽社會中的舊傳統文化，創造出符合時代要求並能滿足現代化社會的新文化。這 就是毛澤東在1940年所寫《新民主主義論》 一文中所說，「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 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那種以儒家思想為立國之本的主張，拒斥馬列主義， 到阻礙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封建思想寶庫 里尋找精神武器，顯然是與中國社會現代化 趨勢相悖的。

建設當代中國現代化必須弘揚民族精神，提高民族文化素質

世界各國的現代化，莫不受到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影響，中日兩國也不例外。日本在漫 長的文化發展中，積累而成「大和」精神，「好學不倦、教育立國」的儒家社會傳統，勤儉之 道和以「性本善」為出發點的人情化管理。這 些意識、觀念、情感等因素，在日本人的精神 結構中佔主導地位，是體現大和民族發展方向和活力的文化精髓，也是儒教資本主義的主導精神。不理解這些日本的民族精神，就無 法理解日本的現代化。

中華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它至今 影響著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在傳統儒學 的長期熏陶下，中國傳統文化精華有著不同 於世界文化的獨特魅力。簡言之就是它的民 族精神。民族精神作為一個民族文化的主導 精神，是一個民族歷史的積澱，世代相傳、不 斷髮展的一種價值追求和精神支柱，它包括民族的信念與追求，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強。中華民族精神在於它的時代性、包容性和內理性色彩。因此，它亘古能綿長，歷久能彌新。 古典的中華民族精神主要表現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自強不息，是積極向上、永不停止，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頑強的生命力、百折不撓的的開拓精神、完善自我的迸取精神和勤勞 節儉的美德。厚德載物，是重視道德人格價值，崇尚氣節，珍視情操。現代中華民族精神 融合古典民族精神的精粹和「五四」之後的革 命文化，主要表現為愛國主義精神，科學民主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以及競爭意識、改革開放意識、法制道德意識、自由平等意識和公 平公正意識。中華民族精神是弘揚民族文化 寶傳統，提高國民素質的寶貴財富，我們要善於用時代精神構建它，以充分發揮民族精神的模塑作用，鑄造國民靈魂。

如何處理民族傳統與外來文化的關係問題，是比較中日兩國現代化異同必須回答的 問題，也是中國進入21世紀大發展必須回答好的問題。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馬列 ￡義同中國實際、包括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華相結合的時代精神之精華，是中國的改革 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必將取得決定性成功和巨大影響的理論基礎。可以預計，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將在當代中國現代化中再造輝煌。

（本文首發於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費小組主辦、張岱年先生主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第六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