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文化保守主義能調治今日中國之偏失嗎？——當下中國問題的文化進路論略之二

　　三十餘年的開放與改革，其成就可謂鐵證如山，其問題亦有目共睹。面對這些問題，從文化視角進行解釋的相當多數意見認為，事情的關鍵是丟失了傳統，只有回歸傳統，文化保守才能解決問題。可是，現代與傳統，轉型與守成並非一非此即彼狀態，而傳統是不可以且不可能拋棄的，這在伽達默爾的解釋學之後，怕應是有了頗為普遍的共識。所以，事情的關鍵恐怕只在於：是以開放的，批判的，揚棄的態度繼承傳統，站在傳統的前理解之地基上以寬闊的胸襟進行新的視界融合，還是以封閉的，僵化的，原教旨主義的態度回復傳統，固守傳統。基於此，本文擬對近些年來文化保守主義興盛的現象、原因、合理性與危險性進行扼要的疏理與討論，並試回答文化保守主義的興盛能否調治今日中國之偏失的問題。

　　一、 文化保守主義的中學路向：回到「漢儒」

　　傳統文化熱或曰國學熱是當代中國文化最為突出的景觀。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傳統文化熱或曰國學熱幾乎是直線上升，一浪高過一浪，而且特別有趣地與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構成了一種頗為鮮明的對照。以新文化運動為代表的上世紀初文化景觀的主導方面是激烈地反傳統，而今天的主導聲音是激烈地批判上世紀初的反傳統，批判新文化運動是斷裂了傳統，危害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存續。

　　今天的此一國學或傳統文化熱潮的一個更需令人關注的重要特徵是回到漢儒，亦即獨尊儒號。儒家文化的復興從上行、下行和中行路線全線展開。

　　儒家文化熱的上行路線特別突出地體現在「政治儒學」的提出。這方面的代表人物認為，延續了孟子和宋明儒學尤其是陸王心學的熊十力及其弟子們為代表的一批現代新儒家所倡導的心性儒學，是偏離了儒家正統，即荀子、公羊子，以及倡導獨尊儒術的漢代董仲舒等一脈的政治儒學傳統，亦即幾千年來一直作為宗法專制社會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及其制度構建根據的禮教傳統。今天有必要回到這個傳統，用王道政治反對現代的民主政治。[1] 儒家文化熱的上行路線還表現在推動儒家文化儒教化，及其儒教國教化。認為儒家文化從來就是宗教——儒教，即政教合一（道統與政統合一）的宗教政治意識形態，今天亦應回到這個傳統，實行「儒教憲政（將儒教原則寫進憲法），由國家以儒教為唯一思想根據強行對全體國民進行道德教化，同時恢復科舉，將儒教教義貫徹到所有公務員教育乃至全部基礎教育和專業教育中去。[2]

　　儒家文化熱的上行路線還有另一脈絡，即由某些海外華人學者提出的儒家資本主義或關係資本主義。他們認為工業東亞的崛起正是儒家資本主義的勝利，因此他們鼓吹具有儒家特色的家族企業或類似的儒家企業與商業精神（如舉例說東亞商人積資只憑信用無需契約一夜間可達數億元，並大加讚賞），且鼓動企業家要成為儒家色彩的公眾知識分子，其實也就是認為無需現代契約、規則與法律理性，單憑儒家道德就能使趨利的現代資本社會良性的道德化。同時他們也鼓吹新加坡模式，鼓吹新加坡型的強勢政府，全管全能全包政府，亦即大政府小社會或唯政府無社會。[3]

　　儒家文化熱的下行路線首先表現在提出創建「中國儒教協會」，並主張儒學即儒教，而儒教當為國教，於是作為國教的中國儒教協會必須高於如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民間團體，而具有壟斷性地佔領中國的主要宗教資源，更要壟斷一切有關儒家文化的傳統資源，並承擔起以儒家道德教化國民的責任。

　　但儒家文化熱下行路線更強烈地是體現在全社會的講經與讀經熱中，如由中央電視台推出的《論語》等儒家經典講座節目，以及全國範圍內幾乎是如火如荼地興起的兒童讀經、誦經、背經熱。鼓吹兒童讀經的人們認為，「六經」與「四書」等諸多儒家經典是聖人所作，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所以絕大多數下愚之凡人不可以自己的理性對如許上智之聖人所作的經典加以分析評判，唯一可做的只能是絕對盲目迷信。而要使中國回復到儒家社會，就必須從兒童讀經開始，讓兒童在理性還未開發之前就被儒家道德將其觀念固化，終生都逃不出儒家往聖的手掌心。他們甚至出版了儒家經典光碟，推行孕婦聽經，即讓母腹中的胎兒就開始受儒家聖人之教化，或者說是受儒家律條所捆縛。[4]

　　儒家文化熱之下行路線的又一景觀是日益隆重、正式和高規格的每年祭孔，以及不久前的最新孔氏家譜的修訂完成（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按女權主義的觀點，一種沒有血緣文明和男權或父權社會規則的家譜如何能夠修成？儘管人們宣稱這一最新孔氏家譜增加了孔門家族中的女性姓名）。

　　儒家文化熱的中行路線是提出要建立儒家文化保護區或儒家文化特區，這雖只是個別學者的提出，但也是頗可讓人吃驚和頗可讓人思索的。[5]

　　儒家文化熱的一個更為突出的表徵是有關儒家文化的學術研究持續升溫，如果統計一下1990年代以來的相關論文論著，那數字很可能是在所有人文社會研究論題中占首位的。雖然是國學熱，但根本上是獨尊儒號的儒學熱。此外，從有關儒家文化的文學創作自1990年代以來受追捧的程度（如長篇小說《白鹿原》的幾乎獨佔鰲頭就是一例）也可見出一般。

　　二、 文化保守主義的西學路向：回到「文革」

　　說文化保守主義有西學路向，可能是要讓人吃一點驚的，因為一般的看法是，所謂文化保守主義是與傳統文化熱、國學熱或儒學熱相關的。但是，若我們稍事仔細觀察，文化保守主義是確有西學路向的，所取資源不同，然道德中心主義的宿求和退行救贖的路徑卻頗多同構之處。

　　文化保守主義的西學路向首先表現在現代性批判熱和後現代主義熱。現代性批判和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對於先發現代化國家來說，是一種合乎他們社會自身邏輯的展開，而對於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一個還處於前現代與現代過渡之中的國家或社會來說，現代性批判和後現代主義思想並非無意義和不重要，但倘若熱到了一邊倒的局面，以使人們感到我們今天的主要矛盾不是現代與前現代的矛盾，而是後現代與現代的矛盾，這就要讓人奇怪了，要讓人疑心這樣做的內在動機了（是否想用「後現代」來掩蓋前現代對現代的頑固阻抑呢？）。

　　海德格爾的流行就是一例。1980年代，面對對於文化大革命成因的追究，薩特曾小小地熱過一陣，借用薩特用自由選擇理論對西方社會二戰成因的追究來反思我們的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我們的每一個成人國民，對於文化大革命災難性局面是否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當然是極有意義的。但1980年代後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海德格爾一霎間就把薩特遮蔽了，海德格爾在近二十餘年來的中國知識界，恐怕是僅次於馬克思，甚至是比馬克思更重要的西方思想家了。海氏概念和思維的影子幾乎顯露在整個的近二十餘年來的我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研究中。海氏前期哲學對西方科學理性的反思，後期哲學對西方技術阱架的批判，就西方社會而言，並非沒有意義，但在當代中國，海氏陡然間取代薩特而成為我們思想的主要資源，卻絕對是一件不合邏輯的事情。你甚至會覺得這裡面有某種故意。並非說中國沒有人類普遍存在的現代性問題，但在中國，稚弱的現代化與現代化的負面問題，誰是更為關鍵的呢（尤其今天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的原因，前現代性的陰影與現代化進展本身，究竟誰是更為突出的要害呢）？特別在1990年初，中國的市場經濟還只是剛剛起步。更為令人擔憂的是，我們知道，海德格爾的哲學與他的政治取向是有關聯的（並不是所有哲學家的哲學與他的政治取向都是關聯的），海氏在二次大戰法西斯主義鼎盛時期受希特勒之命擔任弗萊堡大學的校長，且終身沒有對此問題有過絲毫反省、自審，甚至在晚年還宣稱，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理想本身是正確的。這樣一個明顯地是站在前現代的立場上反現代的哲學家的思想，這樣的一個對於反人類的法西斯主義根本不加反思反而加以辯護的西方哲學家的思想，為什麼會成為當代中國思想主潮呢？這不是太值得我們深思了嗎？

　　中國式的解構性後現代主義思潮，起初主要熱鬧於文學批評界內，且多少有著積極的意義，1990年代初文學批評界操用西方解構性後現代主義話語對出現於當時中國文壇的痞味文學予以支持，對於解構文化大革命式的唯政治功利文學或曰高度政治意識形態性的文學，多少可以說是對西學的某種有意義的誤讀。但可惜的是，中國式的解構性後現代主義很快就更多地轉向了反啟蒙的立場，多少是有意義的誤讀很快就轉向了抹殺了中西時間差與意義差的，對中國的社會轉型進行反動的故意誤用。同時這種思潮也當然地走出了文學批評界，反啟蒙成為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思想主潮。其激烈的程度令人難以思議。例如，人們將當代中國的腐敗，文化大革命的罪惡，一古腦兒都推到了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頭上，認為新文化運動是近百年來中國一切負面問題的元兇，同時將魯迅描繪成一個當代中國一切惡的最典型的集中代表。[6]

　　再一突出的思潮是對底層民眾生活和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高度關注，這無疑是延續了人類現代文明以來的社會主義左翼思潮，對於貧富差距加速擴大，社會腐敗日益嚴重的今日中國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但是，這方面的某些論說又確有一味退行救贖和文化保守主義的意味。例如這些論說將1978年以後三十年中國的進步與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絕對化，認為是道路的錯誤，應當回到1978年前的三十年去，甚而至於回到「文革」去，並為「文革」做翻案文章，從理想宿求、或「繼續革命」的理論構想，或當時世界「革命」的形勢等等方面為文化大革命辯護，重新申說文化大革命理想上的正當性和理論上的合理性，認為文化大革命才集中標識了真正的「平等」，乃至於「民眾民主」的道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要解決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由國家工業化所帶來的高居群眾之上的官僚等級制度、社會分化重新冒頭和城鄉差別愈益明顯的問題，而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方式也是必不可免的真正的「民眾民主」。[7]

　　此外，一些這方面的論說，著力將1978年之後三十年中國社會發展的成就歸於1978年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礎。1978年前三十年為此後三十年奠定了某種基礎，一般而言當然如是，例如國家統一，戰亂結束，尤其是「兩彈一星」這樣的奠定了國家安全基礎的國防現代化的巨大成就等等，但這些論者立論的基點和傾向，顯然是要通過肯定1978年前三十年而在相當程度上抹殺1978年之後三十年所取得成就的重要性，甚至是在相當程度上否定1978年之後中國道路的根本意義。[8]

　　一些似乎較為持平或較多混合特點的這方面論說，則在較具體的層面上認為，1978年前三十年地方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分權性質為後三十年的農村市場經濟尤其是鄉鎮企業等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在宏觀層面上，則提出「通三統」：孔子（仁愛）——毛澤東（平等）——鄧小平（自由），認為此三統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佳方案。[9]

　　不管是為文化大革命辯護的「翻案論」，還是強調為1978後的中國發展奠定基礎的「基礎論」，抑或是「通三統」論，其核心都是「平等」二字。而「通三統」論尤其標示出一些這方面論說的文化保守主義意味。

　　三、 文化保守主義興盛的原因、合理性與危險性

　　1990年代初，中國現代化的巨輪終於從狹隘的生產力（四個現代化）的航道駛進了更為寬廣的生產關係（市場經濟，或曰整體性的經濟現代化）的航道，於是市場經濟的邏輯毫不客氣地將潘多拉的瓶子打開了，慾望之魔出瓶了！慾望之魔以它的源自人性深處的巨大能量前所未有地推動著中國歷史的前進，但同時，由於沒有能夠及時將慾望引入有序縱流的合目的亦合規則的多元泄流渠道，而使慾望相當程度上地橫流了起來，於是慾望主義膨脹了，泛濫了，1980年代被高揚的「主體」（更多是思維與精神之主體）傾刻間變成了大肆昭彰的「身體」（肉體）主體，社會的大面積的腐敗出現了，且日趨嚴重，愈反愈厲，同時，社會分化明顯了，貧富懸殊超過了警戒線，官民、城鄉衝突突出了，底層關注提到了社會生活的議事日程上來，於是人們無論是在意識還是在下意識里都傾向於退行救贖（不管是退回到1978年前三十年的傳統，還是退回到老儒家傳統），希圖用傳統對抗今天。

　　冷戰結束，市場經濟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加之科技革命，尤其是互聯網的出現，經濟全球化不可扼止地迅猛發展，由是而反推文化本土化宿求亦同步迅猛提升。人們在物質享用上對經濟全球化的渴求與人們對民族身份認同的渴求大體是相當的，以文化本土化為理論旗幟的文化保守主義於是有了生長的氣候。此外，1840年之後百年多來的中國人，確實養成了一種既自卑崇洋又自傲抵外的畸形心理，而近三十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國家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國富的程度確有大的提高，於是前述畸形心理獲得了某種釋放的空間，從「中國可以說不」到「誰敢對中國說不」，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亦成為文化保守主義生長的重要氣候條件。

　　從文化思想演進與政治政策的關係角度看，只專註經濟而懸擱爭論的政策，一方面確實有效地推進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化現代化的深層次探索。而1980年代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成因，根本上是中國的現代化逆轉，前現代的封建專制思想回潮，雖曾在一定時間和一定範圍內取得了相當的共識，然從海外華人的當代新儒家代表那裡傳進來另一種解釋路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成因，根本上是中國文明斷裂了自身的傳統。且從某種後現代主義的觀點看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現代化的不同形態，全部的問題是出在現代化本身，出在啟蒙本身。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全都因為走在現代化的路上而出了大同小異的大問題。於是，新啟蒙受到抑制的同時，「獨尊儒號」卻逐漸成為了時代的思想主流（前述回到文革或1978年前之「平等」訴求的論說與強調回到儒家傳統的論說，思想上同構的地方甚多）。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諸多當下問題，世界情境的全球化趨勢，解釋上的西方後現代思想路徑，這一切都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出場提供了舞台。從中國問題解決的角度看，文化保守主義無疑將提醒我們高度關注來自傳統的豐富資源，提醒我們關注我們每一中華民族子孫基因中的文化遺傳密碼，我們血管里流淌的文化傳統血液，我們無意識中的由歷史積澱下來的肯定有著極為美好成份的文化理想原型；從全球化進程中各不同民族文化的制衡角度說，文化保守主義亦能提醒我們有必要通過本土化宿求為人類發展中的文化物種保存與更新作出不懈努力；從現代性本質上對文化多元的要求角度說，文化保守主義亦是社會文化對話的必不可少的一極。總之，文化保守主義的興盛自有它「存在即是合理」的合理性。

　　但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社會和文化形成了一種輪廓特別清晰的格局：一方面是堅挺的經濟現代化和高速發展的國民經濟，另一方面是幾乎一邊倒的沒有對立極的文化保守主義的高揚（具有經濟決定論意味的經濟自由主義和具有制度決定論意味的政治自由主義並不足以構成文化保守主義的對立極），這就使中國社會與文化嚴重地畸形了，危險了。這種危險涉及的是，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徹底擺脫那中國歷史似乎鐵律般的治亂更替之「周期怪圈」的夢魘？涉及的是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是否確能成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否確能實現？

　　四、「獨尊儒號」能再「倫」中國嗎？

　　文化保守主義對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視和重提確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中國文化傳統的健康流變在一個時期內和某種顯意識的層面上確實有被忽視的傾向。但是，問題發生的時間與問題產生的源頭，是新文化運動還是文化大革命，問題的本質性原因是現代化本身，還是具有顯著前現代傳統思維特徵的極端化了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卻是一個絕對不可以混淆的原則問題。

　　我認為，新文化運動與文化大革命在性質上有兩個根本的不同。其一，從表層看，中國歷史上極為少見的真正的百家爭鳴、文化多元的新文化運動，與極端文化專制（八個樣板戲及一個作家）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是血脈相連的文化狀態嗎？其二，從深層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現代文明啟蒙，確實開啟了民智，在一定程度上使科學與民主在中華民族的血管里流淌了起來的新文化運動，與終至於形成了封建專制嚴重回潮（作為聖旨的替代詞的「最高指示」和每日里無數次三呼萬歲）的文化大革命，都同樣的是現代化本身的罪惡嗎？

　　事實上，由於文明的轉型不可避免，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尤其是開端處的矯枉過正性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獨尊儒號」無法再「倫」中國！

　　首先，從文化保守主義之中學路向的上行路線看，「獨尊儒號」不能再「倫」中國。

　　當代儒學熱的焦點，其實是試圖將儒家作為整個中國文化的唯一與至高的象徵符號，以此來建立統一的民族文化認同。但是，儒家文化是數千年宗法專制社會之中國的政教合一性的統治意識形態，在今天，仍企圖回到漢儒，獨尊儒號，以儒家文化作為博大豐富之中國文化的最高乃至唯一表徵，其危險性是極大的。我們沒法不問，當代儒家文化能與前現代之宗法專制意識形態相剝離，而成為純粹超越的宗教文化嗎？回望一下現代中國史，為什麼但凡稱帝或想稱帝者（例如袁世凱），包括稱霸一方的各路軍閥，一概以祭孔拜孔為標識呢？（當然，顛倒過來的極端姿態的批孔，未必不同樣成為專制的標識，如太平天國，但卻同樣能夠顯示儒家是封建專制意識形態的證據。）

　　作為宗法專制社會的傳統文明之中國，以一家為天下萬家之主，是一種泛血緣文明的社會政治結構，而儒家文化，就其根本而言，正是這種泛血緣文明結構的文化邏輯之集成。[10]確立「父子」、「夫妻」的血緣性的「禮」的等級關係，其實是為了類比性地推出並確立泛血緣性的「君臣」的「禮」的等級關係。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根本目的就是為著推出和確立君為臣綱（亦即官為民綱）。說到底，所謂三綱，其實就是一綱，即以「君臣（官民）」之不變等級關係為綱（「以階級鬥爭為綱」，在中國歷史語境中，乃是以臣反君、以民反官的水可復舟的「君臣」、「官民」之綱的倒置。思維方式原是一體，君本官本與臣本民本原是一體兩面。）

　　而走進了市場經濟的現代工業與後工業文明的今日中國，其社會政治結構已與傳統農業文明的社會政治結構根本不同，傳統家國同構在今天只剩下了情感意義上的比喻義，科學，人本，民主已成浩蕩大勢，如何可只以儒家一家來再「倫」中國？

　　從文化的社會效用層面看，儒家文化邏輯以血緣關係和泛血緣關係為樞紐，強調等差之愛與人際關係相互，乃是作為中國社會之潛規則的「關係學」的文化根源。而中國社會的「關係學」又是中國歷史上一切安定時期里必有的社會腐敗的根基。問題的最嚴重之處在於，古往今來的每一個中國人，可以說幾乎沒有能徹底擺脫這一「關係學」之網的絲毫可能，因為此由儒家文化鑄就的「關係學」潛規則乃是中國文化的基因，乃是每一個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基本元素。而以「君臣」之綱的官權本位+「關係學」潛規則，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切盛世因腐敗最終復滅的根由。在今天，還要只以儒家來再「倫」中國，官權本位+「關係學」+不完備市場經濟，弄不好就有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的癌症！

　　從文化保守主義之中學路向的下行路線看，「獨尊儒號」亦不能再「倫」中國。

　　我認為，儒家只是宗教性文化，而不是典型宗教。沒有必要非把儒家典型宗教化。不過有人有興趣要成立中國儒教協會，也無不可，但必須與其他協會完全平等，絕無必要做為所謂國教。至於大眾媒體中，用經典漫談漫議以及各類遊戲的方法幫助國人溫習中國傳統文化之知識、習俗或基本思想等，則應是好事，但必須有所分析批判，切不可應合著不健康的過度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一味推崇頌揚。至於推動兒童讀經，尤其是幼兒園和小學裡的強迫兒童背經，則是明顯的倒行逆施，是重新蒙昧大眾，愚化人民的絕對不能令人思議，萬不可為之之事！（而讓母腹中的待出生兒聽儒經光碟則是荒誕透頂的妄言）。中國傳統文化更多進入教育本身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但第一必不可只是「儒經」，但凡一切積極有益的傳統文化都應在內，儒道釋，諸子百家，文學，歷史，醫學與養生學，各種相關自然科學知識的古代認知，乃至兵學，以及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化，無不可進入教育；第二，必須有所分析、批判、選擇地進入教育，如「儒經」中，那些具有普世倫理和日常生活法則或方法之意義的格言警句，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學而時習之」等，較早進入兒童教育則無不可；第三，必須隨兒童年齡漸長而逐漸增加教育中的傳統文化內容，幼兒園時，只應學些背些唐宋詩詞中那些最簡易最平常最健康，且是純審美純形式而絕少意識形態意味的作品（旨在奠定兒童的最純粹意義上的民族文化體驗和情感基礎），及小學中學，則可漸次遞增加內容和複雜性，而一基本原則是，必得待兒童成人，如進入大學，有了自己的分析思考選擇能力後才可完整系統地進行傳統文化學習與研究，並在這種學習研究中，融合中西古今，重鑄和創造新的中國文化傳統。如果不是這樣，教育之百年樹人就會變成百年害人，中國未來的數代人，不僅不能夠增加民族自信心，反而要成為迷信愚昧孱弱的無用之輩。

　　但嚴峻的問題在於，近年來興起的兒童讀經熱，已具相當的廣度與深度，這種如此明顯的蒙昧主義運動竟然如此容易地在中國大地上卷土再來，實在是非常令人擔憂的。聯繫到推動兒童讀經的人們鼓吹所謂聖人之言只可信仰，不存在用凡人的頭腦去分析判斷聖人的可能，因為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再聯繫到某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們將新文化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混為一談，這種擔憂就更甚更深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全國上下十數億人，普通民眾，知識分子以及高級官員，全都狂熱地相信，世界上有一個人，是與我們所有人完全不同的，絕對正確，絕對永遠正確，我們所有人只能絕對相信絕對服從而絕對不必用自己的頭腦思索。現在時隔三十幾年，這樣的蒙昧主義（異質而同構，究底是如出一轍）又出來了，而且如此容易地就掀起了如許熱鬧的充滿蒙昧主義的兒童讀經潮，這就不言自明地證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不是現代化，而恰是前現代的封建專制的蒙昧主義。同時這也讓我們痛心疾首地感到，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實在是太不深入太不持久了，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工作效果實在是太有限太有限了！

　　從文化保守主義之中學路向的中行路線看，「獨尊儒號」也不能再「倫」中國了。

　　建立儒家特區或儒家文化保護區，讓現代人回到男耕女織，三妻四妾，女人纏小腳，唯父唯夫之命是從，所有人對天子或聖人頂禮膜拜的狀態去嗎？作為具有表演性的旅遊項目，或可一試。但來真箇的，則萬不能萬不可能亦萬無必要。

　　其實，真正負價值的儒家文化一天也沒有從中國大地上消失（如前述文化大革命中的封建專制回潮，以及今天的作為潛規則的官民等級、「關係學」及其官商腐敗）；而儒家文化之正價值，亦從來存於無數中華子孫的心靈深處，無數中國家庭，無數父母、子女，及其兄弟姊妹等的親友之愛，親友之情中（世界絕無僅有的每年春節回家盛景便可見出一端）；也存於無數正氣浩蕩，憂國憂民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正直清明，心繫百姓的官員身上。

　　總之，說「獨尊儒號」不能再「倫」中國，是說儒家作為封建專制意識形態的文化邏輯系統，不能再「倫」中國；是說倘將儒家作為中國文化唯一和至高之表徵的符號標識或曰象徵資本，是令人懷疑和十分危險的（其實，即使就傳統中國文化系統而言，也一向是儒、道、佛三位一體，互補互滲，共同作用的，如何到了今天這樣一個多元的時代，反而強調要「獨尊儒號」了呢？）。但是，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管是作為單獨的問題域或文化樣態，還是其中精華的文化資源部分，在中國文化傳統的健康流變中，其巨大意義都是不可否定的，尤其是在當代文化對古今中外各式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融匯與轉化中，儒家文化中的正價值元素部分確實有可能會起到克服現代病和超越現代性的積極和重要的作用。

　　五、前現代之「平等」，能「平」今日中國之「等」嗎？

　　如果是作為一種高度關注底層民眾困境，宿求社會各階層利益平衡，宿求社會公正的文化思潮與合法合度的公民社會運動，對於調整當代中國階層分化，貧富懸殊所構成的社會矛盾和危機，前述著重訴求「平等」的思潮的出現，不僅是必然的，且無疑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但是，一些這方面的論說，卻把這種對底層困境的關注，對社會不同階層利益平衡和社會公正的宿求置換成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平反昭雪式的重新申說，對以文化大革命為標誌的1978年前三十年之」平等「的重新宿求。即使其中一種相當持平的看法也是把1978年以後的當代狀況解釋為「自由」，而把1978年前三十年的歷史解釋為「平等」[11]。

　　我們要問的是，第一，文化大革命式的「平等」是合目的合理性與成功的平等嗎？第二，文化大革命式的平等是現代文明之自由平等博愛意義上的「平等」嗎？

　　可以肯定，對二者的回答都只能是否定的。

　　中國的前現代的傳統文明，其「平等」意識和實踐有兩個特點：其一，理想主要是結果平均劃一，所謂天下大同（亦即齊天下）是也；其二，手段或方式則一為科舉考試（使中下層階級有希望通過科舉上升為上層階級，獲至家庭與家族的代際上的社會階層等級平衡）；二為農民造反（農民造反改朝換代或經由農民造反，天下亂局引發統治階級內部衝突而導致改朝換代，從而獲至一種百年或數百年一次的「重新洗牌」式的社會階層等級平衡的希望。

　　然而，現代文明意義上的「平等」，其理想和方式皆大不同。

　　現代文明之「平等」則有三個顯著特點：其一，上帝（上天或一切絕對之超越者）面前人人平等，亦即人生而平等，生而人格平等。上帝或其他稱謂所指涉的絕對超越者與人類中的每一個體的人處於絕對分離的兩個世界，沒有任何人是神，沒有任何人能代理神，沒有所謂凡人不可以思考評判的神或聖人，不存在神授君權，也不存在替天行道，總之，不存在任何神權以及代理神權。其二，公共規則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亦即公民權利平等。所有人皆為公民，在公共規則和法律面前，不存在和不承認任何公民有任何超出公共規則和法律的特權。其三，在前二者基礎上，社會資源或財富結果的相對平衡問題，則通過特定的文化思潮、公民社會運動，通過社會不同階層或利益集團的非暴力博弈，並最終通過對話、協商、投票等方式，經由理性、程序、和平地確立公共規則或立法，達至趨近平衡的平等理想（如「反壟斷法」之類的立法、儘可能全面的社會保障機制，乃至高福利國策等）。

　　由此可見，文化大革命式的平等並非現代文明意義上的平等。

　　平心而論，我認為，以文化大革命為標誌的1978年前三十年中作為政治意識形態內容之一的平等思想，對於塑造國民的平等意識是有作用的（我在台灣著名作家於光中的一篇記錄當下生活的寫真散文中讀到「下人」這個詞時，曾有頗為強烈的感覺，因為在大陸，一般的文學作品中，以及現實生活中，我們不但沒有「下人」這個稱謂，甚至不說「傭人」、「保姆」，而稱「阿姨」，這當是革命的優良影響）。但這個平等意識的性質，卻有相當部分是前現代之民本意義上的平等，而特別是由文化大革命所表徵出來的達至平等的思維方式，其性質卻基本上是前現代的傳統文明的。如通過高度集權和計劃經濟而實行的「大鍋飯」那樣的結果平均性的理想，又如「七、八年來一次」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重新洗牌」式的達至平等的路徑。

　　無數事實可以證明，「七、八年來一次」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重新洗牌」式的達至平等的路徑，不僅需要巨大的根本不可能承受的社會成本（百年或數百年一次的「重新洗牌」的改朝換代的戰爭或社會動蕩已經足夠慘烈，「七、八年一次」的「重新洗牌」就更不用說了），而且根本不可能達至平等，因為「重新洗牌」之後，同樣是新的不平等，或者新的不平等很快就滋生出來了。

　　人類既然已經創造了現代文明意義上的「平等」的智慧，我們為什麼還要回到「文革」，而不肯徑直學習、借鑒、使用，並在此基礎上融匯創新呢？儘管現代文明意義上的「平等」也並非盡善盡美，但比之文化大革命所標示出來的歷史循環性的，通過「重新洗牌」而獲至短暫的結果平均的傳統文明意義上的「平等」，畢竟要更合於今天人類的歷史條件，要更合理與更可行，更少對社會造成嚴重傷害。

　　另有一些這方面的論說，認為今天的世界已然全球化了，中國已進入了全球市場體系，中國已不是一個發展中的後發現代化國家，不是一個仍處於從前現代向現代的轉型中的社會了。因此，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應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12]

　　中國的一百多年的現代化歷程，尤其是近三十年的現代化歷程，的確使中國在一些重要層面上相當程度地實現了向現代文明的轉型，例如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但是，中國的現代文明意義上的市場已然完全成熟了嗎？我們的生活方式（人的現代化與社會現代化統一之文化意義上的文明）和制度方式（政治文明），已然完全或基本上實現了向現代文明的轉型，而致使當下中國問題的癥結已然是現代文明內部（抑或是「後現代」與「現代」之間）的矛盾了嗎？

　　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是兩種不同的文明範式（擴大了的庫恩意義上的「範式」）。儘管一些朋友們堅決反對對傳統與現代的二分，但傳統的農業文明與現代的工業與後工業文明真的沒有質的區別嗎？今天和昨天，雖然是一個沒有間斷的流程，而且由於分延或曰延異，今天還必須等到明天來才能有更為確切的定義，但這是否就說明，今天和昨天就沒有可能從概念上加以區分呢？我認為，關鍵的問題並非拒絕對傳統與現代進行二分，關鍵的是避免將傳統文明範式與現代文明範式簡單地作截然不同和進步與否的機械判定，而是理解為文明範式的有機更替，是不同的歷史條件需要不同的文明範式與之匹配。因此，不同的文明範式有不同的文明範式之內在的矛盾與衝突，有不同的問題，並不存在傳統更優還是現代更優的簡單區分。但從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進行轉型卻是基於歷史條件的變化無可避免的過程。

　　於是，就中國而言，由於有了一定的現代化程度，現代文明內在矛盾和問題，甚至是相當嚴重的這類矛盾和問題已然出現。但歷史條件的迅速改變，而從前現代至現代的轉型並未能完成，轉型的陣痛劇烈而持續，現代文明範式與傳統文明範式之間的矛盾（不是進步與否的矛盾，而是與特定的歷史條件匹配與自洽程度上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儘管，我們的這種從前現代向現代的轉型完全可以引先發現代化國家的前車之鑒，而力使我們的現代文明轉型朝著更理想，更和諧，更綠色，更可持續發展，並更具中國智慧的方向前進，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的是，當代中國最關鍵的問題究竟還是由於轉型的未完成。尤其是傳統文明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生存方式與現代文明的生存邏輯疊加，而引發了加倍嚴重的危機。例如，前現代鄉村熟人社會的人際間「關係學」和宗法社會的官權本位被混合進市場的逐利邏輯，而化合出被稱為腐敗的社會劇毒。就此，我們要問的是，要解決此問題，是應當加速文明範式的朝著儘可能完善的方向的轉型，還是一味單純批判現代文明的弊病，從而遮蔽了前現代與現代的實在是當務之急的重大矛盾？

　　尤其當人們把現代文明與資本主義劃等號，這危險就會更大。事實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乃至從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直至後現代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等等多種多樣的社會思想和思潮都是現代文明自身內部湧現出來的不同的生存矛盾之方面的表徵。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就是現代文明的產物，而絕非傳統文明的產物，亦絕非未來什麼文明的產物。所以，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簡單劃約為對現代文明或現代性的批判，把對當代中國問題的批判簡單劃約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都會發生對真實問題的嚴重遮蔽。

　　更尤其，如果我們對現代文明或現代性的批判並不是具有更多建設性和創造性的思考，我們就非常可能成為一種退行救贖，退回到傳統的立場上去，用前現代性的思想資源來批判資本主義，而實際上是用傳統文明範式來否定現代文明範式。

　　總之，本當是作為關注社會底層，宿求社會公正的極有意義的思潮，如果以回到「文革」和1978前三十年的「平等」為旗，或是超越階段，認為當代中國已然全面資本主義化，將對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現代文明）的批判作為當代中國思想的主要任務，其結果都必然是滑向退行救贖之路，成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某種變體，並從而攪亂我們對當下中國問題之中心矛盾結點的凝視與洞明。

　　參考文獻：

　　[1] 參見：蔣慶. 從心性儒學到政治儒學[j/ol ]. 蔣慶文集// 平和書院網：www.pinghesy.com

　　[2]參見：蔣慶. 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j/ol ]. 蔣慶文集// 平和書院網：www.pinghesy.com

　　[3] 參見：杜維明、衣俊卿（對話）. 儒家精神資源與現代性的相關性[j]. 求是學刊.2009.1.

　　[4]參見：蔣慶. 讀經與中國文化的復興——蔣慶先生談兒童讀經的問題[g]；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前言[g]. 胡曉明編. 讀經:啟蒙還是蒙昧?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5]參見：張祥龍. 重建儒教的危險、必要和中行路線[j]. 現代哲學,2007.1.

　　[6]參見:杜維明、黃萬盛(對話). 啟蒙的反思[j]. 開放時代,2005.3.

　　[7]參見:韓毓海. 漫長的革命[g];蕭喜東. 「文革」所處的世界和歷史時刻[g]//公羊. 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8]參見:韓德強. 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g]//公羊. 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9]參見:甘陽. 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j].讀書,2007.6;三種中國傳統的融匯[g]// 胡曉明編. 讀經:啟蒙還是蒙昧?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10]參見:金岱. 文明的轉型：蝌蚪與青蛙[g]//金岱. 「右手」與「左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11]參見:甘陽. 三種中國傳統的融匯[g]// 胡曉明編. 讀經:啟蒙還是蒙昧?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12]參見:汪暉. 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g] // 公羊. 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發表於《理論月刊》2012年第7期。發表時題為《文化保守主義的興盛：現象、原因、合理性與危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