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主義復燃的幾個真正原因

自民黨領導人比民主黨領導人更敏銳地發現，國家安全問題（以及相應的民族主義訴求）在競選過程中尤為管用。與討論經濟或社會福利政策不同，發出將日本建設成美麗而強大的國家的愛國呼聲，並未遭到利益集團反對，也無需作出多少具體承諾。同時，這樣的議題幫助黨首把自己描述成堅決捍衛國家利益的強人。

日本近來再次成為媒體熱點。而過去一年，媒體關注的焦點是：在安倍晉三領導下，日本表現出的新的強硬態度。

2012年，安倍重返首相官邸，實施被冠以「安倍經濟學」的經濟措施，提振了日本股市，激發了人們對日本經濟前景的樂觀情緒。

與此同時，安倍還激起一股愛國熱情，宣揚日本為沒有受到醜陋往事玷污的「美麗國家」。安倍及其盟友不斷強化民眾對日本國力的自豪感，並聲稱日本在20世紀的行徑並未比其他殖民大國更惡劣。這嚴重背離了日本在戰後的國際形象——不忘日本帝國時代的罪過、強調謙虛和謹慎。

安倍將自己漫長的政治生涯建立在此類主題的基礎之上。在短暫的第一個首相任期內，安倍貫徹保守的教育政策，慎重行事，避免刺激中國，並克制住參拜靖國神社的想法。

然而，再次當選首相後，他採取了完全不同的路數。最近幾年，日本與中韓關係惡化，但安倍仍選擇在去年12月參拜靖國神社，引發中韓政府的憤怒。

這次參拜顯示，安倍無論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中都比以前冒失。不過，尚不清楚的是，安倍的人望和政治力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深層次的民意轉變。換言之：公眾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外交政策？

隨著亞洲緊張局勢達到數十年未有之程度，這種外交政策今後可能成為麻煩之源。

戴維·皮林在其著作《日本逆境求存》中，為上述這些問題提供了一些頗為有益的視角。

通過廣泛查閱文獻和大量採訪，皮林深刻闡明安倍及其盟友所鼓吹的保守民族主義的特點，嫻熟地揭示了安倍世界觀的歷史根源，並以相對樂觀的態度來評價這種世界觀對日本社會以及日本與鄰國、世界的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

不過，如果對日本近年的歷史進行更透徹的梳理，尤其是剖析日本選舉制度改革如何刺激安倍等政客擁抱激進民族主義，結論就遠沒那麼樂觀了。

日本既是巨人，也是侏儒

皮林認為，日本的歷史就是不斷克服障礙的故事。19世紀中期被美國打開國門後，日本領導人意識到，救亡圖存的惟一出路就是模仿西方列強，於是走上了「脫亞入歐」的道路，希望由此成為「西方列強」中的一員。

然而，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後，成了美國的附庸國。儘管日本經濟取得成功，日本人仍倍感焦慮的是，本國有別於其他富國。正如皮林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為日本制定的和平憲法剝奪了日本擁有軍隊的權利，日本是「經濟上的巨人，外交上的侏儒」。

在美國政府的驅使下，日本為美國主導的海灣戰爭出資130億美元。而令日本領導人震驚的是，日本作為戰爭的主要出資人，幫助科威特趕走伊拉克軍隊，但日本政府並未從科威特收到任何正式的道謝。

日本人意識到，軟實力無法取代硬實力，日本國內開始討論應如何走向「正常化」。在辯論中，形成了兩大陣營。第一個陣營可被稱為親美保守派，他們希望日本能如美國所期望的那樣承擔更多軍事責任，藉此成為美國更可靠的盟友。第二個陣營認為，日本與美國的結盟須建立在本國有獨立外交政策的基礎上，他們擔心日本的決定跟美國的議程綁得太緊。這一陣營被視為反附庸派，其成員希望日本能成為正常國家，而非美國的附庸國。

皮林指出，反附庸派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存在分歧，比如是否要改革日本現有的憲法、刪除憲法中的和平條款。

而中國的迅速崛起又使這場辯論更加複雜，並催生了另一種分化，這次出現的是民族主義陣營和親亞洲陣營。民族主義者希望日本保持其「非亞洲」的身份，不願就日本在帝國主義時代對鄰國犯下的罪行道歉。對他們來說，如果日本失去作為「西方」強國的地位，將是場悲劇。親亞洲陣營則希望就過去的侵略行為作出補償，強化與中國的政治聯繫。

貌似矛盾的是，日本的民族主義者經常將日本的「戰爭罪行」描繪成戰勝國的審判，同時又緊緊維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他們中的多數人認同安倍的心腹顧問岡崎久彥的觀點：「日本只要同英國或美國是盟友，就能做得很好。」安倍也贊同這種看法，並希望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軍事合作關係，同時贊成「日本例外論」。安倍還透過民族主義的鏡片來看待經濟。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對日本是個打擊，於是安倍將經濟增長視為療傷的藥膏。

改變規則

皮林雖然厭惡安倍的民族主義，但認為這種民族主義並不持久，無需警惕。皮林認為，如今日本國內日益多元化，人們更熱衷向前看，因此無論如何都不會屈從於民族主義舊夢。皮林的樂觀情緒或許與他對日本過去20年的制度和政治改革缺乏興趣有關。然而只有了解這些改革的背景，方能理解日本政治中民族主義崛起的原因。

過去20年中，日本政治領域發生極大變化。海灣戰爭後，日本首次動了想要成為「正常國家」的念頭。20世紀90年代，已在日本執政數十年的自民黨中的一些高層人士提議對政治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希望改革後的政治決策過程更有決斷力。他們希望改革選舉制度，讓兩個大黨為民眾提供兩種不同的政治願景，相互角逐執政權力，從而選出更強有力的首相。為此，日本於1994年制定了新的選舉制度。

此前，日本議會選舉採取一種十分奇特的制度：在一個產生多名議員的選區，多達十餘名候選人進行競爭，其中包括來自同一政黨的幾名候選人；每位選民只有一張選票，投給候選人；得票最多的三至五人獲勝。這種制度使政黨內部出現嚴重的派系分裂，而選民很難弄清每個黨派的立場是什麼。政客主要通過給家鄉選區許下種種承諾來競選。因此，全國大選很少圍繞社會福利、國家安全或經濟政策等全國性重大問題展開黨際競爭。

改革後，眾議院選舉採取簡單多數制與比例代表制相結合的模式。現在，眾議院300名議員由各選區直接選出，每個選區只產生一名議員，類似美國眾院選舉。其他200個席位則根據每個政黨的得票比例進行分配，類似西歐多數國家的議會選舉。

選舉制度的改革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消除了全國大選期間的黨內內訌，使黨與黨之間的競爭成了新的競選主題。各政黨首次開始制訂施政綱領，候選人則圍繞本黨政綱展開競選活動。於是，一個挑戰自民黨長期統治的反對黨——日本民主黨——出現了，它與自民黨逐漸成為日本最主要的兩大政黨。雖然兩黨的意識形態從未有尖銳的對立，但民主黨領導層由親亞洲的反附庸派組成，自民黨領導層中一些核心成員則繼續堅持貌似矛盾的親美保守主義和日本民族主義立場。

兩黨的鬥爭大大抬高了政黨領導人的重要性，原因有二：在新的制度下，黨首可塑造該黨的選舉理念，並影響提名候選人的過程；由於選民認識到為某政黨投票實際上意味著是為該黨領導人投票，因此，黨首的政治手腕、個人魅力以及獲選可能性就變得至關重要。在日本「贏者通吃」制和比例代表制混合的選舉制度下，一個受歡迎的黨首可能帶來壓倒性勝利。

這種新的選舉制度深刻改變了政黨和政客的行為，野心勃勃的政客有了專註全國性重大政策的動力。自民黨領導人比民主黨領導人更敏銳地發現，國家安全問題（以及相應的民族主義訴求）在競選過程中尤為管用。與討論經濟或社會福利政策不同，發出將日本建設成美麗而強大的國家的愛國呼聲，並未遭到利益集團反對，也無需作出多少具體承諾。同時，這樣的議題幫助黨首把自己描述成堅決捍衛國家利益的強人。

前首相小泉純一郎（自民黨籍）是選舉改革全面生效後首個上台的保守派政客。他通過參拜靖國神社，煽動民族主義情緒。雖然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不懼中國和朝鮮的領袖，但這種做法導致中日關係惡化。

安倍無所顧忌

在日本民族主義死灰復燃的背景下，安倍再次當選首相，並在上台後表現出比第一任期更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

另外三個因素使得安倍越發肆無忌憚。首先，自民黨的意識形態構成發生了變化。由東京大學和《朝日新聞》聯合進行的候選人調查顯示，2009年，在眾議院選舉中角逐小選區席位的271位自民黨候選人中，只有61人與安倍在國防和憲法改革問題上觀點一致；到了2012年，264名自民黨眾議院候選人中，多達189人贊同安倍的觀點。

其次，2006年安倍須為第二年的參議院選舉做準備，而這一次，直到2016年他才會面臨全國性選舉。在選舉周期通常很短的日本，四年已很漫長，讓安倍比近年的多數首相有了更多迴旋餘地。

第三，自民黨內的民族主義者現在利用親美情緒壟斷選舉市場，他們以賣力鼓吹強化美日軍事的面目出現。由於美國也希望加強與日本的軍事關係——這是奧巴馬政府「亞洲再平衡」的主要方面，安倍知道，美國除了支持他和他的盟友外幾乎別無選擇，即便他的挑釁行為有時令美國頗為頭痛。

鑒於這些有利的政治狀況，除非日本經濟嚴重衰退或出現大災難，安倍很可能成為日本罕見的維持較長任期的首相。安倍在國內的成功，對日本政壇來說或許是好事，但對整個地區而言或許不是好兆頭。日本轉向民族主義，將使亞洲通過和平方式達成妥協變得更困難，因為中國和韓國並不是那麼情願與一位民族主義者談判解決領土爭端。

皮林指出，儘管安倍的支持率較高，但多數日本人並不支持民族主義者。此言不虛。但圍繞爭議問題的輿論會迅速改變。對把持政治議程的民族主義者來說，由於日本選民投票率低，他們無需維持壓倒性的公眾支持：既然多數符合資格的選民不願意投票，那麼調動少數忠實選民的情緒就能對選舉結果產生巨大影響。

安倍和自民黨似乎已扭轉了日本政治的這一劣勢並使之服務於自己——這為日本以及該地區的其他國家製造一種新的、更加令人不安的環境。

（作者是美國錫拉丘茲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摘自美國《外交》雙月刊2014年5/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