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尋理 | 晉侯蘇鍾
歷史沒有真相，
可是在國寶文物上，記錄著真實的歷史；
歷史無法穿越，
可是在國寶單位中，遺存著鮮活的歷史參觀名勝古迹；
憑弔懷古，即為巡禮
發現文化藝術價值，悟道人生哲理，就是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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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講的這組國寶文物，叫做晉侯蘇鍾。
這個蘇字，是左邊一個魚右邊一個禾，這個蘇字的本意，是冬天到小何或者池塘里抓到被冰凍住的魚，為什麼有一個禾苗的禾字呢，因為抓這種凍住的魚，就跟收割莊家一樣方便。然後魚被抓起來以後，一會還能恢復活力，這就叫蘇，其實就是蘇醒，有復活的意思。
這組編鐘的主人，就是晉國第七代國君晉侯，他的名字叫作蘇，因此而得名。最後一個字「鍾」，是指編鐘，編鐘是打擊樂器，通常是一組，那麼晉侯蘇鍾一共多少件呢，全套共16件。這套文物，如牛郎織女般的器物，一部分在南，一部分在北。
為什麼晉侯穌鍾會有12件在上海博物館，還有兩間在山西省博物院？而它為什麼又能夠躋身於第一批不允許出境的國寶文物呢？下面我就詳細的給您講講吧！
三千多年前的一天，年幼的周成王與他的弟弟叔虞在一起玩耍，成王隨手拿起一片桐葉對叔虞說：「我就用這個封你吧。」旁邊的史官忙用筆記下：「某月某日，王封虞於某地。」成王忙說：「我是開玩笑呢！」那位史官很嚴肅的回答：「天子無戲言。」過了幾年，成王果然履行了自己的諾言，把叔虞封到了一個叫「唐」的地方。叔虞到了自己的封地，與百姓一起開墾荒地，發展經濟，國家的實力逐漸強大起來。叔虞死後，他的兒子燮父繼位，改稱晉侯。以後他的子孫又幾次遷都，國家也一步步強大，到了春秋時期，更成為當時北方諸侯國的盟主而稱霸一時。一直到公元前369年三家分晉而亡。
然而正是這個晉國，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千古之迷。其中之一便是當年叔虞的封地「唐」到底在哪裡？為此史學界作了大量研究，但一直眾說紛紜，沒有一個公認的結論。其中有兩種觀點支持的人較多。一種觀點是漢代史學家班固提出來的，認為「唐」是在今天太原附近。另一種觀點是清代大儒顧炎武提出來的，認為「唐」應該在山西省的南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北大考古系教授鄒衡帶領學生來到山西做文物調查，試圖找到晉國的始封地——唐。
他一直相信班固的說法，所以便首先來到太原。鄒先生是個非常認真的學者，他一件一件的把玩每一件出土文物，結果發現最早的也已是春秋時期的，這時他又聽說山西考古隊在發掘所謂的「叔虞墓」，便興沖沖跑去看，卻發現那不過是唐宋以後建的偽墓。這件事給鄒先生的刺激很大，他想看來班固的說法確實有問題，於是他又來到顧炎武提及的汾河南面，但也一無所獲。
鄒衡回到北京後，又對史料進行了一次盤查，終於決定把重點放在臨汾一帶。
1979年，鄒衡帶著學生再次來到山西。這一天，一行人來到天馬——曲村，鄒先生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憑著多年的考古經驗，他認定這裡一定有重要遺址。於是他命令學生挖一條探溝。探溝里並沒發現什麼。這時臨近過年，天氣又太冷，他便同意學生回家過年，自己則留下繼續尋找。
這時，一件意想不到不事情發生了。原來早有一夥盜墓賊在跟蹤這支考古隊。這幫強盜擁有槍支、炸藥等先進武器，一等有機會便開始下手，他們用炸藥炸開地表，找到了幾座大墓。其中的一座距鄒衡他們挖的探溝只有兩米遠。一場瘋狂的掠奪開始了，大批文物被洗劫。面對這些窮凶極惡的強盜，鄒先生也只有嘆氣的份了。等公安部門到來時，現場已是一片狼籍。鄒衡立刻進入現場進行搶救性挖掘，清理出大量文物。經整理，發現這裡是晉國早中期八位晉侯及其夫人的墓葬。
正當學術界為丟失大量國寶而扼腕嘆息之際，奇蹟發生了。被盜的一套名為晉侯蘇鐘的青銅編鐘被上海博物館以極低的價格搶救回國。
原來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是位造詣極深的文物專家。他經常為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而深感痛心。於是他便委託在海外的朋友為幫他留意這方面的消息。這一天，馬先生的一位香港朋友張光裕教授給他打電話，告訴他古玩市場上有人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銅編鐘，大大小小共有十四件，古玩店的老闆把照片和拓片交給他看，但他無法識別真偽。按照古玩市場的規矩，賣家一次只能把一套古玩給一位買主看，這個買主不要，才能給下一個人看，到張光裕時，已有七八個看過，但由於這批編鐘形制很怪，上面的銘文又是刻上去的，刻的手法非常罕見，因此誰也看不出這到底是真品還是贗品。馬承源拿到照片後一看，立刻認出這是貨真價實的國寶。
經請示上海市領導，決定以博物館的名義買回。為了進一步驗證，馬先生要求賣家將這批編鐘寄到上海，經仔細鑒定，確定這是真品。由於當時香港還未回歸祖國，要辦理去香港的手續需要幾個月時間，為避免節外生枝，馬承源便委託張光裕與賣家進行談判。由於賣家不了解編鐘的真實價值，又急於出手，僅以一百萬港幣的低價成交。據行家分析，如果對方知道銘文的內容，這個價格連最小的一件編鐘也買不到。
流失的國寶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該讓它們發揮作用！經馬承源對編鐘（編號73627～73640）銘文的研究，發現這套編鐘並不全，馬上聯想到從山西省天馬——曲村M8大墓發掘的兩件小編鐘（現為山西博物院館藏）。
說到這兒，咱們還得停一下，交代另外兩件編鐘的下落。1992年10月，北京大學考古系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聯合對天馬－曲村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確認這裡是西周早中期之際的穆王前後至西周晚期宣王之世的晉侯墓地；其中8號墓 ( I11M8 ) 是這次發掘的5座大墓中規模最大的一座，雖經盜搶，仍然出土了金、銅、玉、牙、陶等器239件珍貴文物。另有2件編鐘尤可注意：編鐘呈灰褐泛黃綠色，基本無鏽蝕，形制與上海所藏編鐘73631～73640完全一致。其中I11M8：33號通高25.9厘米，有銘文7字：「年無疆，子子孫孫」；I11M8：32號通高22.3厘米，有銘文4字：「永寶茲鍾」。銘文與上海博物館藏鍾76340可以前後相連，為這套編鐘的最後二鍾；如果從二鐘的測音結果看，確切地說應為這套編鐘的第二組的最後二鍾。晉侯穌編鐘全套出自同一墓葬，應為16件！
把它們聯綴起來，這才是真正的一套。一共可分為兩組，每組8件，大小相次，排編成兩列音階與音律相諧和的編鐘。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鍾。根據馬承源先生考釋，我們知道這套編鐘的主人是晉侯蘇，也就是晉國第八代諸侯藉。製作時間為西周厲王（公元前9世紀中葉）中晚期，編鐘為成組的青銅樂器。鐘上刻有規整的文字,共刻銘文355字。銘文為刻款，共計339字，另有重文9字，合文7字（註：馬承源：《晉侯穌編鐘》，《上海博物館集刊》1996年第7期；《集錄》35-50。）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這套編鐘成為考訂西周諸王年代最重要的參考依據。
這種在鑄造好的青銅器上刻鑿銘文的方法，在西周十分罕見。銘文記述的內容在史籍中無從查考，它的出土對研究西周歷史和晉國歷史極為重要。
銘文除記載了這次重要的史書無載的戰爭之外，還為我們留下了兩項難得的記錄：一是記錄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個記時詞語。在一件器上有這麼完整的時間記錄，前所未有，是我們探討西周曆法和對西周的斷代研究也有重要價值！二是全篇銘文用利器刻出，且筆劃流暢規正，為我們研究西周晚期的冶金工藝提供了一個新的材料，完全改寫中國冶金史！
晉侯墓地除第八組為晉穆侯及兩位夫人以外，余皆為一位晉侯一位夫人異穴合葬墓。每組墓葬之東有車馬坑，西周晉侯墓地出土的「玉覆面」其中八號墓葬陪祀車馬坑東西長21米，南北寬15米，有殉馬百餘匹，為全國至今所發現的西周時期最大的車馬坑。這些車馬坑的修建，比秦始皇兵馬俑還要早600年。19座墓葬有11座保存完好，8座被盜。晉侯墓地出土文物十分豐富，總數達萬件以上。出土的青銅器種類齊全，從其數量和組合看，一改商代重酒之風，呈現重食、重樂的特點。
1992、1993年，晉侯墓地連續兩年被列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1994年被國家文物局評為田野考古成果三等獎。1996年被國務院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8年4月22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更是稱其為「二十世紀中國考古最重大的發現」。
下面我們再來仔細看看這套國寶：
第一組為大鐘，紋飾淺而細，第二組為中小型鐘，紋飾深而闊。並且從造型上來講兩組也有細微的差異，研究者認為它們雖並非同時鑄造，但音律卻非常和諧。鐘上銘文為利器刻鑿而成，筆畫轉折處要分四五刀或是五六刀的接連刻鑿，筆道才能連起來，刀痕至今非常明顯。
更重要的是，經過除銹處理後，刻鑿在這16枚鐘上的文字竟然可以連讀！355個字的銘文完整地記錄了周厲王三十三年晉侯穌率兵隨周王巡視東土、征討叛亂部落—夙夷，大約用三個月平定叛亂，凱旋而歸併立功受賞的事。
這是現如今我們第一次發現將近3000年前西周的器物上出現刻於其上的銘文。蘇鍾發現之後，專家們配置了不同硬度的青銅利器在青銅上刻鑿文字，都以失敗告終。這說明早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時期，山西人已經製造出了像鋼鐵一樣堅硬的工具在青銅器上刻字。
咱們再介紹一些關於編鐘的專業知識，以供大家遇到類似情況時參考：
鍾：古代祭祀或宴饗時用的青銅樂器。或由商代鐃演變而成。今所見最早的青銅鐘屬於西周中期。盛於春秋戰國直至秦漢。西周至春秋的多是所謂甬鍾，鐘頂有筒形的甬。有的大鐘單獨懸掛，稱為特鍾；有的大小相次成組懸掛，稱為編鐘。中國是製造和使用樂鍾最早的國家。
由大小不同的扁圓鍾按照音調高低的次序排列起來，懸掛在一個巨大的鐘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錘和長形的棒按照音譜敲打分別敲打銅鐘，能發出不同的樂音。西周中期的編鐘以大小三件為一組，晚期以後發展到大小十幾件為一組。另有鐘頂作扁環鈕或伏獸形鈕的平口鐘，稱為鎛，主要見於春秋戰國時代。還有所謂鈕鍾，鐘頂的甬為近似半圓形的鈕所代替，始見於西周，盛行於戰國。也有的鐘在體兩側鑄有浮雕的虎作為裝飾，別具一格，但流傳較少。鍾用木槌敲擊演奏。考古發現的編鐘，有槌同時出土。編鐘懸掛在特製的架子上，這種架子的橫樑稱作「筍」，支撐架子的立柱稱為「虡」。
最後，從音樂學的角度分析一下晉侯穌鍾：
中國青銅樂鍾在殷商時期就已經有了演奏旋律的要求和實踐。在目前出土的多套殷商編鐃上，正、側鼓音已可構成完整的五聲或五聲以上的音階。如婦好墓出土的亞弓鐃、1953年河南安陽大司空村312號墓出土的亞凡棚編鐃等均是例證。
但是作為旋律樂器來說，青銅樂鐘有著嚴重的先天不足。先不說其造價昂貴，技術複雜，享用等級森嚴等方面的因素，單從樂鍾自身的音響性能方面考察，也並非最好的旋律樂器。這主要是其發音綿長，若數鍾連續擊奏，易造成不同音頻相互干擾，出現「混響」的現象。尤其樂曲的音符進行速度較快時，不協和的樂聲就簡直不忍測聽。
所以，青銅樂鐘的重要功能，在於利用其宏大、悠長的聲響，造成一種莊嚴、崇高甚至肅穆、可怖的氣氛。這當然是商周統治者所需要的。在實際音樂演奏場合，早期編鐘的主要功能，是用來演奏旋律中的骨幹音，起到加強節奏，烘托氣氛的作用。這就是《國語·周語》中所說的：「鐘不過以動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演奏旋律的主體樂器，是琴瑟笙管類絲竹樂器。
周承商制，但正如文獻所載，周鐘不用商音。這一方面反映了周人對商的敵視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周人對其樂鍾仍無追求旋律的強烈意識。五聲缺商，其音樂表現力無疑受到很大的限制。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周初人們對青銅樂鐘的旋律性能的追求，比商人還要淡漠。
晉侯穌編鐘儘管已發展到16件成套、8件成組的龐大規模，其仍是克守不用商音這一準則的最好典範。它恰如其分地體現了晉侯穌對周王室的恭謹態度，與編鐘銘文中記載的晉侯穌為周王出征夙夷、衝鋒陷陣的忠心相吻合。即便是西周中晚期的柞鍾，規模同為8件為一套，音域擴展至三個半八度，其於五聲中仍只用宮、角、徵、羽四聲。直至西周末期的山西聞喜上郭村210號墓的編鐘才打破了不用商音的的情形，其增設了正、側鼓音分別為商－變徵的第4、第7二鍾，全套鍾在兩個八度上構成了規範的、帶變徵音的六聲音階，商聲得到了肯定和鞏固。最後還應該指出，晉侯穌編鐘的音域自小字組的a至小字四組的c，從低到高跨越三個八度又一個小三度，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
暫不說這套編鐘在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研究上的重大意義，即便從中國樂律學史上來說，也有著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
由於時間的關係，對於編鐘的基礎知識我們只能介紹到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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