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兵取代戰車的軍事變革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中國古代《詩經》中的這兩句，說明了周武王討伐商紂王的決定性一仗——牧野之戰是靠戰車取得了勝利。從那時起直至戰國前期，馬拉戰車一直是軍隊主力。不過戰車只適合在平原馳騁，在山地和其他複雜地形上還要使用步兵，那時的人雖也想騎馬衝殺卻因沒有鞍具而無法乘坐。

　　在古代，新兵種的建立，也需要物質技術條件的創新。人類最早將野馬馴服成功後，開始只能用於拉車。公元前10世紀西亞的亞述國發明了馬鞍、馬韁繩，才解決了人坐上馬背以手搏鬥的難題，騎兵就此誕生。通過波斯等中亞國家的技術中轉，公元前4世紀中國北部的匈奴部落也有了乘馬騎士，並以「來如飛鳥，去如絕弦」的方式不斷襲擾劫掠華夏內地。

　　公元前4世紀末，地處胡人和華夏民族交匯處的北方趙國最早建立了騎兵。這個位於今天河北中南部、山西北部，首都在邯鄲的國家雖以農耕為主，卻頻繁接觸游牧民族習俗，了解其軍事優長。看到匈奴人已經能夠騎馬彎弓射箭，內地人馭馬只能用來拉車、耕地，本國面對胡騎襲擾又難以招架，15歲繼位的趙王雍便決心學習匈奴人的長處，讓工匠模仿繳獲的胡馬鞍具自己打造，生產出馬鞍、馬韁繩，終於使本國的馬匹可以騎乘作戰。

　　趙雍史稱武靈王，他聞名於中國軍事史，正在於實行了「胡服騎射」的變革。華夏傳統服裝是長袍寬袖，不便於騎馬射箭。為此，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下達易服令，讓男人改穿胡人式緊袖短衣和長褲。這種全國性移風易俗的改革，對重服飾禮儀的傳統觀念形成了重大衝擊，眾多臣屬驚呼這是「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趙武靈王卻從作戰需要出發，反對法古不變，以強有力的行政命令推廣服飾改革。他還親自練騎馬彎弓並露宿草原，在靠近河套的草原建立起華夏民族最早的一支騎兵，聘請擅長騎射的胡人充當教練，推廣了養馬、製革、設獸醫和籌辦草料等完整配套的制度，很快培訓出1萬名組織精良且射術高超的騎兵，其他列國的步兵、車兵和北方零散部落，面對趙軍狂飆般的攻擊一時均非對手。

　　「胡服騎射」這一措施，改變了中國古代幾百年相傳的軍制，實現了由車戰向騎戰的轉變。騎兵同車兵、步兵相比，具有速度、越野和攻擊力的絕對優勢，當時軍隊實行騎兵化的重要意義，相當於現代戰爭史上陸軍由徒步躍升為機械化。

　　趙國在戰國七雄中率先建立騎兵後，短短十幾年便由一個小小中山國都敢侵犯的弱邦崛起為唯一能夠同秦國相抗衡的強國。趙軍滅中山國後，南抑魏齊，北逐三胡開疆千里，還佔領了如今陝北一帶，對咸陽構成直接威脅。趙武靈王有一次化裝為本國使節的隨從親身進入秦國，以晉見為名入咸陽宮觀察對手內情，秦廷在其返國後得知此事驚恐不已。在統一華夏的戰爭中，「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趙」。後來秦宣太后（即「羋月」）將義渠國（如今的隴東和寧夏一帶）的草原勁馬和騎士收歸己有，再加上步兵強弩的優勢，秦國才最終戰勝趙國。

　　「騎射胡服思雄才」，這是郭沫若當年游邯鄲叢台時追念趙武靈王的詩句。如今人們談及軍事變革，戰國時期最重要的變革先驅者非趙武靈王莫屬。近代史學家梁啟超曾評價說：「七雄中實行軍國主義者，惟秦與趙……商鞅者，秦之俾斯麥；而武靈王者，趙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這位堪比俄國彼得大帝的趙武靈王盛讚為「黃帝之後第一偉人」。

　　趙武靈王在軍事改革上成功，所建立的政治體制卻走上歧途。他一心統軍，將王位傳給幼子，自稱「主父」（相當於太上皇）。這種「國有二主」的體制，自然同專制王權不容分割的要求相矛盾，導致趙武靈王在公元前295年父子兄弟相殘的宮廷政變中被困沙丘宮（在今天的河北邢台），活活餓死。近代學者梁啟超追溯戰國史時曾嘆息說：「使主父而永其年，則一統之業，其將不在秦而在趙」。

　　雖然趙武靈王的下場可悲，他創建的騎兵卻顯示出巨大優越性，很快刺激了其他列國也發展這一全新兵種，馬拉戰車在戰場上被淘汰而改為運輸之用，中國軍事史從此進入了騎兵起決定作用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