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國民黨內部是怎樣批判胡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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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國民黨內部是怎樣批判胡適的發布時間:2013-12-17 09:39 作者:尤小立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 239次

　　現在人們談論胡適1929年對國民黨的激烈批評，主要從胡適這一方來表述，受各種條件所限，有關國民黨一方的反應多是以國民黨上海黨部宣傳部長陳德徵在《民國日報》上歇斯底里的言論為例證。但實際上，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刊物《中央日報》也是批判胡適的輿論陣地之一，其中體現出來的國民黨內部在對待胡適的問題上的些微差異也需要注意。

　　胡適1929年發表的第一篇批評國民黨的文章是《人權與約法》(刊《新月》第2卷第2期，4月10日)，這篇文章的主旨也正是他隨後發表的另一篇文章的標題———《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同年10月再版的《新月》第2卷第4期)。　　《中央日報》上第一篇批評胡適的文章就是針對《人權與約法》的。在這篇署名「灼華」的《胡適之所著〈人權與約法〉之荒謬》(8月9日「大道」副刊)中，作者雖然說胡適「第一在不懂法學，第二在不明事實」，但大段的法理上論述，倒更像是在商榷一個學理的問題。　　不過，另一篇署名劉兆龍的《讀了灼華君胡適之所著〈人權與約法〉之荒謬》(8月11日「大道」副刊)就沒有這麼客氣。胡適已被定性成了「反革命」，這等於說，他在未批判之前便宣布了「正義」的勝利。劉兆龍說灼華的文章把胡適「掊擊得體無完膚」，但其實他的誅心之論有過之而無不及。值得一提的是，他認為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暴得大名」是憑藉「抄襲、臆斷」得來的。他借用梁啟超的話，批評胡適的墨子研究只是「理想的推測」，因而毫無根據，且引用一位「記不清名字」的人的話，進一步揭發說，胡適《紅樓夢考證》並非自己原創，而是出自胡父的筆記。當然這不是事實。　　胡適的《知難，行亦不易》(《新月》雜誌第2卷第4期，6月10日)是有感於「力行哲學」導致的「打倒智識階層」和輕視學問的風氣，但因為批評了孫中山而引起國民黨人的反擊。張振之的《知難行易的根本問題———駁胡適之〈知難，行亦不易〉論》刊於《中央日報》8月28-30日。張氏所謂「根本問題」是指以提倡孫中山「知難行易」來解決社會上蠻幹盲幹太多的問題，他諷刺胡適一直處於「胡適之中」(即不知怎麼辦的狀態之中)。這當然都是從信仰上立論的。但如此一來，胡適所強調的「知行合一」就被曲解了，於是他說，胡適是「個人的『知行合一』」，不是「社會的『知行合一』」。但客觀地看，整篇文章的口氣也談不上嚴厲，張振之一直在為胡適「可惜」，他說：「章太炎已經自己掘好自己的墳墓，梁啟超已爬進了他的棺材裡面，章行嚴已與老虎報同其壽命，我們所希望於胡適之先生的決不是這樣的，胡先生自己希望於自己的也決不這樣的吧！」　　振之的另一篇批胡文章《再論知難行易的根本問題———駁胡適之〈知難，行亦不易〉論並駁〈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9月5-6日「大道」副刊)是看到胡適《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之後又補充批判的。此文不僅把胡適當成「反革命」，而且當成腐朽末落的過時人物。他說：「在朋友談話中，論到胡適之最近的態度互相問答：『胡適之，有多少年紀了？』『大概四十多歲吧？』『照他這樣成見與偏見，他的腦筋有變為化石一樣的危險！好比章太炎一流化石腦筋！』」　　較之上述幾篇，淦克超的《關於知難行易———評胡適〈知難，行亦不易〉》(9月14日「大道」副刊)一文更為溫和，基本是用討論的口氣質疑胡適的觀點。他根據歷史經驗，以為胡適提倡的「專家政治」，正如「好人政府」一樣都是「不敢領教」的。　　但與相對溫和的理論批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民黨幾個地方黨部的激烈反應。就在8月29日刊登張振之文章的前一天，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便通過決議，呈請國民黨中央「嚴懲」胡適。這個消息也刊登在當天《中央日報》的頭版。　　9月13日，《中央日報》又刊登消息，北平國民黨執委會通過決議，鑒於胡適在《新月》上發表詆毀孫中山總理的文章，呈請國民黨中央「緝辦」胡適。　　這些報道雖大多未被放在顯著位置，但數量上在不斷地增加。9月14日，江蘇省國民黨黨部第47次執委會也請「緝辦」胡適，罪名也是「詆毀總理」。翌日，《中央日報》再行報道。9月29日，《中央日報》又加上一條報道，即國民黨福建省指導委員會亦請國民黨中央「嚴懲」胡適。　　據9月22日有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呈請行政院飭令教育部對胡適進行警告的報道說，呈請懲辦胡適的國民黨地方黨部還包括天津和山東青島。四天後，《中央日報》再次報道「警告胡適」一事，並刊登了警告令。其中說：「胡適藉五四運動，倡導新學之名，博得一般青年的隨聲附和，迄今十餘年來，非維（唯）思想未有進境，抑且以頭腦之頑舊，迷惑青年」，警告令建議私立中國公學董事會解除胡適校長的職務。　　10月4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通報各大學正式的警告通令將在明後兩天發布。因9月26日《中央日報》已公布了通令，現又要「正式公布」，可見其中的周折。彼時的教育部長是蔣夢麟，作為老北大的同事和同道者，他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感覺為難，此次預告延遲公布，明顯出於不得已。但教育部的官方解釋卻是：「教部對於該通令稿的措詞，十分注意，致字句之修正，一再改易，因此延期發表」。　　不過，此事仍沒有完結。據1930年1月19日《中央日報》報道，上海國民黨黨部執委會於18日通過決議，呈請國民黨中央「制止」胡適出席全國教育會議。1月25日《申報》又報道說，國民黨上海第六區黨部呈請市黨部「懲辦」胡適。　　2月8日，《中央日報》頭版報道說，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董事會推舉馬君武接任。同一天《申報》的報道相對詳細。其中說，胡適接受美國芝加哥大學和耶魯大學之邀，預定赴兩校講學，在未赴約之前，「即將全力著書，擬將國內未了之著述工作稍作結束」。胡適確實履行了諾言，從2月份開始撰寫《中古哲學史》，直到8月底寫成第7章。　　但實際上國民政府教育部的通令對私立大學並沒有像報道那樣產生立竿見影的效力，胡適1月12日提出辭呈，到5月19日才正式卸任中國公學校長，這期間他仍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會議，並被任命為編譯委員會主任。　　余英時先生注意到，胡適的學生羅爾綱1980年代所寫的回憶文章中描寫的有關胡適1930年11月28日離開上海北火車站時肅殺而凄涼的情景並非實錄，因為胡適那天的日記記載說，有幾十位上海友人前來送行(參見《重尋胡適歷程》，第27-28頁)。　　只是胡適確有一點離別的感傷，他寫道：「在上海住了三年半，今始北行。此三年半之中，我的生活自成一個片段，不算草草過去的。」(《胡適全集》第31卷，第822頁)

來源: 南方都市報 | 來源日期：2013-12-17 | 責任編輯：張白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