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人解讀《金瓶梅》

《金瓶梅》自明中葉問世以來，至今已約四百年。而對《金瓶梅》的研究、評價，則在它問世之日便已開始。四個世紀的《金瓶梅》研究坎坎坷坷，走過了一條充滿艱辛、充滿困惑的程途。稱譽者，嘉其為明代「四大奇書」之最，甚至以為它是說部中無以堪比的偉大寫實小說，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部光輝里程碑。無論是對它的豐厚包容還是對其藝術上的精深造詣，都給予充分的肯定及客觀的評價。但是，持針鋒相對態度的也代不乏人，或斥其為誨淫之尤，或指責它是自然主義的標本。然而，我們透過四百年對其評價褒貶對立的現象，可以看出這部小說始終受到社會的關注。本文僅就明清文人的閱讀體認，作一概括的介紹評析。

一、明人的解讀

《金瓶梅》剛一問世，就驚動了當時的文壇，在士大夫中傳閱抄寫。先睹者們見仁見智，對這部曠世奇書發表了各自不同的見解。這個時期的評論雖然只是出現在文人們的筆記、書信以及各類序、跋中，但涉及的範圍已相當廣泛。歸納起來，大致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充分肯定這部奇書的成就及地位。袁中道《游居柿錄》卷九曰：「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者。思白日：『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稱讚《金瓶梅》「瑣碎中有無限煙波^[1]。公安派盟主袁宏道在《筋政》中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讀後感覺「甚奇快」^[2]。認為它「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3]。《七發》乃西漢文學家枚乘所作的辭賦名篇，旨在對楚太子進行勸諫，有開漢大賦先路之功。袁氏說《金瓶梅》超過《七發》，大約意在說明，《金瓶梅》的勸諫主旨與其藝術上的創新突破，都具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後來隨著《金瓶梅》的付梓印行，文人士大夫更是推祟備至，甚至認為它的成就在《水滸傳》之上。如欣欣子認為《金瓶梅》「語句新奇，膾炙人口」，將其與《剪燈新話》、《鶯鶯傳》、《效肇集》、《水滸傳》、《鍾情麗集》、《懷春雅集）、《秉燭清談》、《如意傳》、《於湖記》等作品進行比較，說這些作品「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篇終而掩棄之」，唯《金瓶梅》能使讀者「聞之如妖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4]。謝肇淵在《金瓶梅跋》中也認為《金瓶梅》作者是「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也」^[5]。

對於《金瓶梅》內容的評價，以謝肇翎《金瓶梅跋》中的概括最有代表性。其文日：「《金瓶梅》……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晉接，閨闊之媒語，市裡之狠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淮上之期，尊壘枕席之語，驗膾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押客之從談逢迎，奴怡之稽唇淬語，窮極境象，械意快心。」可以說是鞭辟人里，言簡意賅。

關於小說的作者、時代以及創作意旨，當時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足見作者隱名埋姓之深，以及小說作者寓於其中的意旨、涵容之廣。明人談及（金瓶梅）作者的有六家，多認為此書的作者為嘉靖時人。但究竟坐實為誰屬，則說法不一。與作者緊密相關的問題便是作品的主旨、立意所在。袁中道認為是「紹興老儒」影射其主人「西門千戶」的「淫蕩風月之事」^[6]；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則說「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旨斥時事」之作；屠本峻《山林經濟籍》日：「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普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說《金瓶梅》是蘭陵笑笑生「寄意於時俗」的作品。此外，廿公《金瓶梅跋》說它「為世廟時一巨公寓言，蓋有所刺也」^[7]；謝肇制《金瓶梅跋》認為《金瓶梅》是永陵（明世宗嘉靖朱厚熜的墓陵）中「金吾戚里」門客采撩其主人的日逐行事，「匯以成編」。這些說法都距《金瓶梅》成書時代較近，況且有的還與作者為「友」，但究系什麼原因，他們都不願意點破《金瓶梅》作者的真實姓名，恐怕不能簡單地認為是當時小說尚不能登大雅之堂，其作者為封建正統文人所瞧不起，也不僅僅是因為小說中存在大量的淫穢描寫。也許還有政治上的考慮，以及其他不便明言的原因。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有關男女私情、兩性關係的描寫？由於對這一問題存在著截然對立的意見，因此相應而來的便是對《金瓶梅》所應採取的取捨態度問題。作為思想趨於保守的正統儒者，董思白一方面嘆賞其「極佳」，另一方面又基於小說中的兩性描寫，認為「決當焚之」^[8]。薛岡更是大聲疾呼：「天地間豈容有此一種穢書！當急投秦火。」^[9]與其針鋒相對，著名的通俗文學家、進步文人馮夢龍卻「見之驚喜，慫勇書坊以重價購刻」^[10]。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中對「語涉侄俗，氣含脂粉」的描寫進行辯護，廿公公然讚賞「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不知者」之所以「目為淫書」，是因其沒有真正把握作者言「有所刺」，不了解作者「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結果冤屈了作者和「流行者」，故在《金瓶梅跋》中「特為白之」。

在評價《金瓶梅》的社會功用及其與封建名教的關係時，由於對小說審視角度的不同，又為評論者世界觀的制約，所以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袁中道說「此書誨淫」，有礙「名教」^[11]，沈德符也認為此書「壞人心術」^[12]，氣這種論調主要是立足於《金瓶梅》中的兩性生活描寫而言。與此相反，袁宏道認為此書的勸戒旨意「勝於枚生《七發》多矣」^[13]，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謂此書「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累，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曬而忘優也」。

與小說批評領域的人物批評理論同步，《金瓶梅》的人物塑造也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有的評論者已注意到小說中人物的典型性問題，認為《金瓶梅》是「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凈，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凈婆」^[14]，氣謝肇測的《金瓶梅跋》還涉及到了小說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突出成就：「譬之范工傳泥，妍嫂老少，人鬼萬殊，不徒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肯定小說中的人物各有個性，達到了神形兼備的藝術境界。

總的來說，明人的評論雖多為片言隻語，零碎而不系統，但已涉及了諸多方面的問題。後人正是在此基礎上，來建構「金學」的基本框架，研究中也往往把明人的有關闡說作為自己立論的依據，從而推動「金學」向縱深發展。

二、清人的解讀

有清二百多年間，《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這一階段的評論形式，雖然還是局限於文人的序、跋、筆記、札記之中，但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較明人有長足的進展。

清人對《金瓶梅》的作者提出了種種推測，大致有王世貞、薛應旅、王世貞門人、盧楠、李卓吾、明季浮浪文人、唐荊川（順之）仇人、某孝廉等等說法，但或是出於推測，或是囿於傳聞。不過，王世貞說在此期具有相當的勢力與影響。如王曇的《古本金瓶梅考證》。^[15]宋起鳳《稗說》、顧公燮《銷夏閑記摘抄》等均倡此說，提出創作意圖是王世貞為報父仇。但究竟其仇人是誰，因何事構仇，則說法不一。其中王曇《古本金瓶梅考證》說是報嚴篙、嚴世蕃害父之仇：「《金瓶梅》一書，相傳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仔，以灤河失事，為奸篙構死，其子東樓，實贊成之。東樓喜觀小說，元美撰此，以毒傅紙，冀使傳染人口而斃。東樓燭其計，令家人洗去其葯，而後翻閱，此書遂以外傳。」宋起鳳《稗說》說是報陸炳僧父之仇：「棄洲痛父為嚴相篙父子所排陷，中間錦衣衛陸炳陰謀孽之，置於法。棄洲憤慈忍廢，乃成此書。陸居雲間郡之西門，所謂西門慶者，指陸也。以蔡京父子比相篙父子，諸押昵比相篙羽翼。陸當日蓄群妾，多不檢，故書中借諸婦一一刺之。所事與人皆寄託山左，其聲容舉止，飲食服用，以至雜徘戲媒之細，無一非京師人語。書雖極意通俗，而其才開合排盪，變化神奇，於平常日用，機巧百出，晚代第一種文字也。」^[16]此說顯然是承屠本峻《山林經濟籍》而來，且比前者更具體，更駭人聽聞。《寒花盛隨筆》說是王世貞報唐荊川奢父之仇^[17]。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說法雖然未免有荒唐之處，但卻大多都指出了《金瓶梅》中所反映的故事與明代史實的某種程度的聯繫，以及小說中人物與明史人物的某種程度的關聯，這就為後世研究《金瓶梅》所反映的時代、《金瓶梅》的創作原委等提供了尋覓、梳理的線索。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的兩性生活描寫，這是解讀中爭論最大的間題，也是評價這部巨著時首先碰到的最為敏感的問題。由於對此問題持論的差異導致了對待這部小說態度上的迥然不同。首先，是一批正統封建士大夫們看到了《金瓶梅》中的兩性生活赤裸裸的渲染對封建名教的衝擊，指斥《金瓶梅》是一部誨淫之作，應對其嚴加禁毀，有的甚至編造出荒誕不經的果報故事來低毀《金瓶梅》及其作者。如申涵光《荊園小語》曰：「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啞。近世淫穢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每怪友輩極贊此書，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悅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慎。」李綠園在《歧路燈自序》中宣稱：「若夫《金瓶梅》，誨淫之書也。亡友張揖東曰，此不過道其事之所曾經，與其意之所欲試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學究，動日此《左》、《國》、史遷之文也。余謂不通《左》、史，何能讀此？既通《左》、史，何必讀此？老子云，童矛無知而膠舉。此不過驅幼學於夭禮，而速之以篙里歌耳。」這時透露出當時人們對《金瓶梅》有相去天淵之判。方潛《蕉軒隨錄》說：「《水滸》、《金瓶梅》二書倡盜誨淫，有害於世道人心者不小。」^[18]意識到了《金瓶梅》對封建名教的妨害。林昌彝《硯掛緒錄》則高喊「人見此書，當即焚毀。否則昏迷失性，疾病傷生，竊玉偷香，由此而起，身心瓦裂，視禽獸又何擇哉！ 」^[19]甚至連狐鬼巨豪蒲松齡也以淫書目之：

異史氏曰：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謅，上者益驕。……若綺紳之呼太太，裁數年耳。昔帷給紳之母，始有此稱，以妻而得此稱者，惟淫史中有林、喬耳，他未之見也……^[20]

這裡的「淫史」，即指《金瓶梅》；林、喬指的是《金瓶梅》中的林太太和喬五太太。

在清代，《金瓶梅》還遭到統治者的一再禁毀。鄭光祖《一斑錄雜述》載：

倆於書攤見有書賈記數一冊雲，是歲所銷之書，（致富奇書》若干、（紅樓夢）、（金瓶梅》、《水滸》、<西廂》等書稱是，其餘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數。切嘆風俗系乎人心，而人心重賴激勸。乃此等惡劣小說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慾，誘為不執。所以棄禮滅義，相習成風。載哥難挽也。幸近歲稍嚴書禁，漏厄或可塞乎？^[21]

此外，佚名《勸毀淫書徽信錄·禁毀書目》、余治《得一錄》中，都有關於銷禁《金瓶梅》的記載。更有甚者，有的封建文人為了低毀《金瓶梅》的流傳和影響，竟然不擇手段，編造出《金瓶梅》的作者、售者、刊行者如何遭到果報、懲罰的離奇謊言：

孝廉某，嫉嚴世蕃之淫放，著（金瓶梅》一書，原一時遊戲之筆，不意落稿盛行，流毒無窮。孝廉負盛名，卒不第。己五南宮，已定會元矣，主司攜卷寢室，挑燈朗誦，自喜得人。至晨，將填榜，則卷上點點血痕，蓋鼠交其上而污之，遂斥落。止一子，在江寧開茶室，後流為丐死。^[22]

並呼籲要將此書「盡投水火而後已，不得隨眾稱揚其文筆之美」（同前）；而聚者、看者、說者、借者、與作者、買者一樣，都是罪不可恕的：

李卓吾極稱《西廂》、《水滸》、《金瓶梅》為天下奇書。不知鑿淫竇，開殺機，如釀鴻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有聚此等書、看此等書、說此等書、借貫此等書者，罪與造者、買者同科。^[23]

由此可以看出，衛道者們對《金瓶梅》的仇視、恐懼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在貶《金瓶梅》為淫詞艷科的同時，也有一部分封建士大夫認識到了《金瓶梅》的價值所在以及淫穢描寫所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提出讀《金瓶梅》必須謹慎，必須具備一定的鑒別能力。不然的話，將會貽害無窮。如滿文本《金瓶梅序》認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四種，固小說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於此為尤奇焉。」然而，「倘於情濃處銷然動意，不堪者略為效法，大則至於家亡身敗，小則亦不免構疾而見惡於人也。可不慎欽！可不慎軟！至若厭其污穢而不觀，乃以觀是書為釋悶，無識之人者，何足道哉！」劉廷磯《在園雜誌》亦云：「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如悟。」然而，「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紫髯狂客《豆棚閑話總評》中認為，不善讀《金瓶梅》，「乃誤風流而汐淫。其間警戒世人之處，或在反面，或在夾縫，或極快，或極艷，而悲傷零落，寓乎其間，世人一時不解者也。」戲筆主人在《繡像忠烈傳序》中道：

文字無關風教者，雖炳推藝林，膾炙人口，皆為苟作，立說之要道也。凡傳志之文，或艱涉獵及，動於齒頰，托於言談，反令目悶之。若古來忠臣孝子賢奸在目，則作者足資勸懲矣。小說原多，每限於句繁語贊，節目混牽。若《三國演義》語句深摯質樸，無有倫比；至《西遊》、《金瓶梅》專工虛妄，且妖艷靡受之語，聆人耳目。在賢者知探其用意用筆，不肖者只看其妖仙治盪。是醒世之書，反為酣嬉之具矣。

在評價《金瓶梅》的思想價值時，大多數文人根據小說中人物生前死後的遭際，將《金瓶梅》視為戒世之書，以因果報應來涵括其思想內容。「這《金瓶梅》一部小說，原是替世人說法，畫出那貪色圖財、縱慾喪身、宣淫現報的一幅行樂圖。」^[24]劉廷磯《在園雜誌》認為《金瓶梅》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用這種果報迷信的觀點來解釋這部博大精深的幢煌巨著，顯然不足為訓。倒是滿文譯本《金瓶梅序》對《金瓶梅》所描寫的內容作了比較全面的概括：

歷觀編撰古詞者，或勸善懲惡，以歸禍械或快志逞才，以著詩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好正惡邪，以辮忠奸。其書雖稗官古詞，而莫不各有一善。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四種，固小說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於此為尤奇焉。凡百回中以為百戒。每回無過結交朋黨、鑽營勻串、流連會飲、淫贖通姦、貪婪索取、強橫欺凌、巧計謳編、忿怒行兇、作樂無休、訛賴誣害、挑唆離間而已，其於修身齊家、稗益於國之事一無所有。至西門慶以計力葯殺武大，擾為武大之妻潘金蓮服以春藥而死，潘金蓮以葯毒二夫，又被武松白刃碎屍。如西門慶通姦於各人之妻，其婦稗於伊在時即被其婿與家童站污。吳月娘背其夫，寵其婿使如內室，姦淫西門慶之稗，不特為亂於內室。吳月娘並無婦人精細之態，竟至殷天錫強欲退奸，來保有意調戲。至蔡京之徒，有負君王信任，圖行自私，二十年間，身譴子誅，朋黨皆摧於罪。西門慶慮遂謀中，逞一時之巧，其勢及至省垣，而死後屍未及寒，竊者竊，離者離，亡者亡，作者作，出者出，無不如燈消火滅之燼也。其附炎趨勢之徒，亦皆陸續無不如花殘木落之敗也。其報應輕重之稱，擾戮秤毫無高低之差池局。且西門慶之為樂，不過五六年耳。其餘摔掇諳媚、乞討鑽營、行強凶亂之徒，亦揭示於二十年之內。將陋習編為萬世之戒，自常人之夫婦，以及僧道尼番、醫巫星相、卜術樂人、歌妓雜耍之徒，自買賣以及水險諸物，自服用器皿以及謔浪笑談，於僻隅瑣屑毫無遺漏，其周詳備全，如親身眼前熟視歷經之彰也。誠可謂是書於四奇書之尤奇書者矣。……觀是書者，將此百回以為百戒，夔然果，態然思，知反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謂不負是書之意也。……^[25]

《金瓶梅》的藝術成就，受到了此期評論者的高度評價。或謂小說「閨闊諧謔，市井理詞，鄙俗之言，殊異之俗，乃能收諸筆下，載諸篇章，口吻逼真，惟妙惟肖。……才人文筆，不同凡響，信乎人之欽企弗衰也。」^[26]或謂其「文心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便道數語，便能默會為何人。結構鋪張，針線填密，一字不漏……」^[27]靜庵《金屋夢識語》日：

……如《紅樓》、《水滸》、《金瓶》之文字，雖稚但不倫，然不屑屑於尋章摘句，效老生常談，其描幕人物，莫不鬚眉畢現，間發議論，又別出蹊徑，獨抒殉臆，暢所欲言，大有受倩笑傲，東坡怒罵之概。點染世態人情，悲歡離合，寫來件件退真，而不落尋常小說家案臼。閱之不覺狂喜咋舌，真千載難遇之妙文也。……^[28]

這些評論雖是片言隻語，說不上系統、全面，但其中不乏獨到的見解，自有其值得重視的價值。

《金瓶梅》在文學史上應享有什麼樣的地位？人們大多通過與其他作品的比較來闡述這一問題。有的將其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並列，認為《金瓶梅》為「四大奇書」中之「尤奇者」^[29]，《金瓶梅》與「別家迥異，非尋常小說可比」^[30]。；有的將其與《左》、《國》、《史》、《漢》並列，認為「四大奇書，各臻絕頂，堪與《左》、《國》、《史》、《漢》並傳，厥後罕有繼此」^[31]。吳道新在《文論》（一）中說：「袁中郎謂案頭不可少之書，《葩經》、《左》、《國》、《南華》、《離騷》、《史記》、《世說》、杜詩、韓柳歐蘇文、《西廂記》、《牡丹亭》、《水滸傳》、《金瓶梅》」，認為其書「皆寫生之文」，應該享有同等的地位。也有的看到了《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巨大影響，認為「前人謂《石頭記》脫胎此書（按指《金瓶梅》），亦非虛語。所不同者，一個寫才子佳人，一個寫姦夫淫婦；一個寫執垮少年，一個寫一市井小人耳。至於筆墨之佳，二者無可軒輕」^[32]。《紅樓夢》「大略規仿吾家鳳洲先生所撰《金瓶梅》，而較有含蓄，不甚著跡，足展讀者之目」^[33]，氣諸取《紅樓夢評》認為（紅樓夢》「脫胎於《金瓶梅》，而衰饅之詞，淘汰至盡。中間寫情寫景，無些黯牙後慧。非特青出於藍，真是蟬蛻於穢。」張新之《紅樓夢讀法》認為《紅樓夢》「借逸在《金瓶梅》」，「《紅樓夢》是暗《金瓶梅》」，指出「《金瓶梅》有『苦孝說』，因明以孝字結，此則暗以孝字結。至其隱痛，較作《金瓶梅》者為尤深。《金瓶》演冷熱，此書亦演冷熱；《金瓶》演財色，此書亦演財色。」這裡雖包含有封建士大夫的迂腐之見，但卻指出了《紅樓夢》在創作上對《金瓶梅》的藝術借鑒。此外，脂硯齋、哈斯寶等人還就《金瓶梅》、《紅樓夢》兩書某些細節、場面描寫的相似人手，評論了《金瓶梅》對於《紅樓夢》創作的深刻影響。

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康熙年間張竹坡和光緒年間文龍對《金瓶梅》的比較系統而又全面的評論，這在《金瓶梅》研究的歷史上具有開拓性的功績，開創了《金瓶梅》研究的新階段。

張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竹坡為其號。徐州銅山人。曾奮鬥科場，但所遇不遂，終於撩倒窮愁，資志以段。竹坡於康熙年間評點、刊刻了《第一奇書金瓶梅》。他的評論包括總評（計有《凡例》、《雜錄》、《第一奇書金瓶梅趣談》、《竹坡閑話》、《金瓶梅寓意說》、《苦孝說》、《第一奇書非淫書論》、《冷熱金針》、《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回評、眉批、夾批等，總計十萬餘言。

繼張竹坡之後，光緒年間，文龍對《金瓶梅》又作了一次較為全面而詳盡的評論。文龍字禹門，本姓趙，漢軍正藍旗人，曾做過南陵知縣、蕪湖知縣等。為官清正，頗受百姓擁戴。他在光緒五年（1879）、六年、八年三次於在茲堂刊（第一奇書》本上對《金瓶梅》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成就、人物塑造作了比較全面的評論。其評論包括回評、眉批毛旁批等，大約六萬餘言。

他們指出，《金瓶梅》是一部暴露世情之惡、嫉世病俗、指斥時事的泄憤之作。張竹坡認為，《金瓶梅》作者既然不願意留名，是因為小說有其寓意，有其針對性。「總之，作者無感慨，亦不必著書。」^[34]「作《金瓶梅》者，必曾於患難窮愁，人情世故，—經歷過，人世最深。」^[35]在七十回「老太監引酌朝房二提刑庭參太尉」的回評中，張氏評道：「甚矣，夫作書者必大不得於時勢，方作寓言以垂世。……故此回曆敘運良峰之賞無謂，諸奸臣之貪位慕祿，以一發胸中之恨也。」他認為，《金瓶梅》作者生活於黑暗的社會，歷經優患，不遇於時，痛恨奸臣當道，深感世事險惡，飽嘗世態炎涼，「悲憤嗚咆」，因而作小說以「瀉其憤」，^[36]，抒發胸中的鬱鬱不平之氣。文龍提出「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觸而為此書也」。^[37]在三十六回「翟管家寄書尋女子蔡狀元留飲借盤纏」的回評中也說道：「此一回概影時事也。宰相與狀元，固俗世以為榮而俗人所共羨者也。然必有其位，兼有其德，始無慚為真宰相；有其才，並有其度，乃不愧名狀元。茲則以大蔡、小蔡當之，天下時事可知矣。蔡京受賄，以職為酬，前已約略言之，舉一以例百也。若再詳述，恐有更夢難盡者，即以其仆之聲勢赫炎代之，此日雲峰先生，彼曰云峰先生，雲峰直可奔走天下士，而號令天下財東也。若曰：其奴如此，其主可知，此追一層落筆也。」「蔡蘊告幫，秋風一路。觀其言談舉止，令人慾嘔。」張竹坡和文龍都看到了小說中所蘊涵的社會生活內容以及作者對險惡世俗、污穢官場的批判。不同的是，張竹坡側重於從作者「患難窮愁」的個人遭際來評論，而文龍則更多地著眼於作者對整個黑暗社會的憤激。

張竹坡和文龍還極力為《金瓶梅》「淫書」之「惡溢」正名。如何評價《金瓶梅》中的淫詞穢語？《金瓶梅》究竟是不是一部「淫書」？張竹坡在《第一奇書非淫書論》的專論里，全力為之辯解。他指出：「《金瓶》一書，作者亦是將《寨裳》、《風雨》、《捧兮》、《子拎》諸詩細為模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做；顯言之，而流俗皆知。」恰恰相反，它是一部懲淫戒世之書。「所以目為淫書，不知淫者自見其為淫耳」，「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亂而存孝梯」。他將《金瓶梅》與《詩經》相比，感嘆世上不善讀書者，將《金瓶梅》目為淫書，並不無過激地說：「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處也。若我看此書，純是一部史公文字。」^[38]當然，對於小說中有關兩性生活的赤裸裸的渲染，張竹坡有時也批有「不堪」等字樣，也提出了批評的意見。總之，張竹坡強調的是從整體上、宏觀上去評價《金瓶梅》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能專註於它對兩性生活的描寫而扼殺其價值，提出「《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處也。故必盡數日之間，一氣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層次，貫通氣脈，為一線穿下來也」^[39]。同時，也是更重要的，張竹坡提出這種淫筆是直接服務於人物塑造，並有深意寓焉。他論述道：

《金瓶梅》說淫話，止是金蓮與六兒處多，其次則瓶兒，他如月娘、玉樓止一見，而春梅則帷於點染處描寫之。何也？寫月娘，惟掃雪前一夜，所以丑月娘，五西門也。寫玉樓，帷於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樓之屈，而亦以丑西門也，是皆非寫其淫蕩之本意也。至於春第，欲留之為炎涼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份，而止用影寫也。至於百般無恥，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兒不能出之於口者，皆自金蓮、六兒口中出之。其難堪為何如？此作者深罪西見得如此狗鑫，乃偏喜之，真不是人也。故王六兒、潘金蓮有日一齊動手，西門死矣。此作者之深意也。至於瓶兒，雖能忍耐，乃自討苦吃。不關人事。而氣死子成，迎奸轉嫁，亦去金蓮不遠，故亦不舫為之弛張醜態。但瓶兒弱而金蓮狠，故寫瓶兒之淫，略較金蓮可些，而亦早自喪其命於試藥之時，甚言女人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吁！可畏哉！若金蓮、如意輩，有何品行，故不仿唐突。而王招宣府內林太太者，我固云為金蓮波及，則欲報應之人，又何妨唐突錢？^[40]

這種看法是獨到的，也是值得我們今天研究中重視的。

文龍則更強調讀者的主觀方面，認為「《金瓶梅》，淫書也，亦戒淫書也」。之所以說是「淫書」，因「觀其筆墨，無非淫語淫事」^[41]，但「究其根源，實戒淫書也……是是在會看不會看而已」^[42]。他認為，關鍵的問題在於讀者從什麼角度來看這些描寫，它會因讀者欣賞與僧惡、羨慕與畏戒的不同態度而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他論述道：

皆謂此書為淫書，誠然，而又不然也。但觀其事，只「男女苟合」四字而已。此等事處處有之，時時有之。彼花街柳巷中，個個皆潘金蓮也。不為說破，各人心裡明白，一經指出，閱歷深者曰：果有此事；見識淺者曰：竟有此事！是書概充量而言之耳，謂之非淫不可也。若能高一層著眼，深一層存心，遠一層設想，世果有西門慶之人乎？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惡之不暇，陽世之官府，將以斬立決待其人，陰間之閻羅，將以十八層置其人。世並無西門慶其人乎？舉凡富貴有類乎西門，清閑有類乎西門，遭逢有類乎西門，皆當恐懼之不暇，防閑之不暇。一失足則殺其身，一縱意則絕其後。夫淫生於逸像，不生於畏戒，是在讀此書者之聰明與湖塗耳。生性淫，不觀此書亦淫；性不淫，觀此書可以止淫。然則書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書又何嘗淫乎？^[43]

是書若但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為必有之事，其人為實有之人，決非若《駐春園》、《好述傳》、《玉嬌梨》、《平山冷艷》以及七才子、八才於等書之信口開河，無情無理，令人慾嘔而自以為得意者也。何以謂之不淫也？凡有妻妾者，家庭之間，勢必現此五態，以至家效人亡，後事直有不不可問，見不賢而內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庶幾不負此書也。^[44]

或謂《金瓶梅》淫書也，非也，淫者見之謂之淫，不淫者不謂之淫，但睹一群鳥獸草尾而已。或謂《金瓶梅》善書也，非也。善者見善謂之善，不善者謂之不善，但覺一生快活隨心而已。然則《金瓶梅》果奇書乎？曰：不奇也。人為世間常有之人，事為世間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為處處時時常有之人事。既不同於《封神榜》之變化迷離，又不似《西滸記》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故善讀書者，當里身於書中，而是非羞惡之心不可泯。斯好惡得其真矣。又當里身於書外，而彰癢勸懲之心不可紊，斯見解超於眾矣。又須於未看之前，先將作者之意，體貼一番；更須於看書之際，總將作者之語，思索幾遮。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復憶到第一回先。書自為我運化，我不為書抽縛，此可謂能看書者矣。曰淫書也可，曰善書也可，曰奇書也亦無不可。^[45]

在這些論述中，文龍並沒有迴避小說中的淫穢筆墨，但他更強調的是讀者在接收作品信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認為讀者對《金瓶梅》的褒貶好惡，會因各自的個性愛好、欣賞角度、藝術情趣、道德品性等等的差異而存在巨大的不同，這即是接受美學所說的「共時接收」的差異性。此外，張、文二人還對小說中的人物塑造、針線細密、語言藝術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很有見地的看法。

總之，明清人的論述已涉及到了《金瓶梅》的方方面面。今日「金學」的輝煌離不開昔日的學術積澱。歷史的車輪已駛到了世紀之交，回首審視一下明清文人對《金瓶梅》的解讀，或許對下個世紀的金學建構有些微啟迪。

注釋：

^[1]民國二十四年上海雜誌公司出版《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游居柿錄》。

^[2]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金瓶梅》，《元朝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59年。

^[3]袁宏道《與黃思白書》，《袁宏道集箋校》本卷六《錦帆集之四——尺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金瓶梅詞話》卷首《金瓶梅詞話序》。

^[5]明刊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卷二十四。

^[6]《游居柿錄》卷九。

^[7]《金瓶梅詞話》卷首。

^[8]袁中道《游居柿錄》。

^[9]崇禎刊本《天爵堂筆余》卷二。

^[10]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

^[11]《游居柿錄》卷九。

^[12]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

^[13]《與董思白書》。

^[14]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金瓶梅詞話》卷首。

^[15]《稗說》卷三《王兗洲著作》，《明史資料叢刊》第二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

^[16]鄭振鐸在《談金瓶梅詞話》中認為此《考證》「一望而知其為偽作，也許便是出於蔣軟良輩之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在此《考證》後加了按語，認為此文系廢物即王文濡輩「偽造後不斷加以潤色」。

^[17]見蔣瑞藻《小說考證》，上海古籍出版杜1984年。

^[18]《蕉軒隨錄》卷三。

^[19]《硯桂緒錄》卷十三。

^[20]《聊齋志異·夏雪》。

^[21]道光二十五年青玉山房刊本《一斑錄雜述》卷四《銷書可慨》。

^[22]徐謙《桂宮梯》卷四引《勸誡類鈔》。

^[23]徐謙《桂宮梯》卷四引《最樂篇》。

^[24]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一回。

^[25]康照四十七年滿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譯，黃瑞華、王小虹校訂並標點，見《文獻》第十六輯。

^[26]原署名袁枚，黃霖認為此系後人偽托。見《金瓶梅資料彙編》卷一，中華書局1987年3月。

^[27]劉廷璣《在因雜誌》卷二。

^[28]《鶯花雜誌》第一期，1915年2月

^[29]滿文本《金瓶梅序》。

^[30]閑雲山人《第一奇書鍾情傳序》。按，《鍾情傳》即《金瓶梅》。

^[31]周永保《瑤華傳跋》。

^[32]靜庵《金屋夢識語》。

^[33]蘭皋居士《綺樓重夢楔子》。

^[34]《讀法》三十六。

^[35]《讀法》五十九。

^[36]《竹坡閑話》。

^[37]七十二回回評。

^[38]《讀法》五十三。

^[39]《讀法》五十二。

^[40]《金瓶梅讀法》五十一。

^[41]第一回回評。

^[42]第一回回評。

^[43]第十三回回評。

^[44]第七十五回回評。

^[45]第一百回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