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聖 」方 識 真 仲 景（此文首發於 2009

博主按：昨晚轉貼了賈湛先生《反貪與反腐朽文化誰重要》一文以饗讀者〔原載「新語絲」2014.01.08〕。今天一早發現已被人無端抹了去，十分無奈。「腐朽文化」只能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既無法造福於國人，也無法使世人信服，更難以使中華民族實現偉大的復興而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感慨萬千，故將自己2009-11-30 18：35：10所發博文《去聖方識真仲景》再度整理重發。雖無賈文論述深刻、精確、全面，但從自己一輩子所學習、所從事的專業角度，結合個人的的實踐認知和心得體會，揭示了「中醫文化」的腐朽與沒落。所謂「17世紀之前中國科學技術領先西方，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的「李約瑟難題」，只不過是李約瑟先生對古代中國的一種誤讀，或者僅僅是聽了魯桂珍女士的床頭話而已，否則就不會至今還會出現「錢學森之問」！也許還是陳寅恪先生上世紀初在美國哈佛大學有一次演講中所指出的：「唯求實用，不究虛理」是中國思想學術與西方大異其趣處。惟其「唯求實用，不究虛理」，故中國人「於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如此一來，不特「哲學、美術」遠不如西方，即科學亦較「泰西」（西方）遠甚。「虛理」豈可不究？「虛理」又豈可忽乎哉？科學之發達正離不開「虛理」的支撐。才是個中道理！但願這些能給後學們一點點啟迪，不至於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

去 聖 方 識 真 仲 景

寫下這個題目，便想到將來會招來一片罵聲。「數典忘祖」且不說，更要緊的是可能會砸了人家的飯碗。古井本無波，庸人自擾多，但還是寫了。

過去漫長的歲月里，我們自己造就了太多的聖人。這些聖人雖可作我們精神上的楷模和偶像，但他們時時刻刻又反過來左右著我們，並一直左右到今天。使我們的思想、行為深受束縛，停滯不前，不能與時偕行，更不能有所超越。倒不是說筆者有什麼一定要堅持，也不是跟誰過不去，只是想本著自己的良知，說幾句再普通不過的話。拂去歷史的塵埃，還其「本來面目」！從而讓人們知道，這世界上真沒有什麼聖人。我們心目中的聖人，在他們所處的時代，其實跟我們現在一樣，都是普通的人。難怪王陽明先生說，人人皆有良知，愚夫愚婦與聖人同。所以啊，在他老人家看來，中國的聖人滿大街都是！

到中醫學院念書之後，才知道中醫業界將張仲景稱為「醫聖」。先是讀了《中國醫學史》、《醫古文》、《內經》等教科書，心裡琢磨著怎麼是他呢？怎麼不是巫彭、巫咸；不是神農、黃帝、岐伯……；不是醫和、醫緩；不是扁鵲、倉公、華佗呢？後來，讀了《傷寒論》、《金匱要略》以及相關注家的論述方才明白，之所以稱之為「醫聖」是因為張仲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寫成了《傷寒雜病論》一書，首先提出了所謂「六經辯證」及「臟腑辨證」的方法和原則，為中醫的「辨證論治」奠定了基礎。再後來，看了溫病學的有關著作，學完了中醫相關的課程，讀了些史書，當上中醫生，歷練了一段臨床實踐之後，心裡就更犯嘀咕了。

除《傷寒雜病論》之外，歷史上流傳至今還有兩篇與之有關的「序文」。一是晉代太醫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編次《傷寒論》中收入的所謂張仲景的自序《〈傷寒論〉序》〔後文稱為《自序》〕，說明作者從醫的原因，撰寫此書的緣起，強調了醫德醫風。再就是到了宋代，林億、髙保衡等人重修宋本《傷寒論》中的《宋刻本〈傷寒論〉序》〔後文稱為《宋序》〕，簡單介紹了仲景的生平，稱讚其醫術高明及重修宋本的重要意義，但畢竟已是宋人之作。而今能夠反映當時歷史背景，唯這兩篇《序》了。除非《自序》為「偽書」，否則，它對研究《傷寒論》，研究張仲景本人和那個時代的醫療技術的產生將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當事人所寫下的「序言」應當是研究該書歷史背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其它則多為零星記載、間接文獻。明清時期，雖有李濂《張機補傳》和陸九芝《補後漢書張機傳》等文，但信度不髙，頗多爭議。後世注家、野史以及當今南陽「醫聖祠」紀念館中張氏生平簡介和故事新編等等，倒是記載不少，多是溢美之詞。從王叔和開始，到那許許多多後來的人都是學舌，直至明末清初「溫病學派」的崛起才稍有微詞。

據南陽「醫聖祠」紀念館介紹，相傳張仲景乃東漢南陽郡涅陽〔現河南省南陽市〕人氏，名機，字仲景，生於東漢桓帝元嘉、永興年間，〔約公元150年至154年〕，卒於建安未年〔約公元215年至219年〕，活了七十歲左右。漢靈帝時曾舉孝廉，做過長沙太守。他勤求古訓，集前人之大成，博採眾方，寫出了不朽名著《傷寒雜病論》。據傳其著述除《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外，還有《辨傷寒》十卷，《評病藥方》一卷，《療婦人方》二卷，《五藏論》一卷，《口齒論》一卷，但這些都早已散失不存。《傷寒雜病論》原書也早在古代兵火戰亂中散失，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張仲景的著作說是經過了晉代王叔和重新整理編次及宋代醫家注釋校訂過的版本，已被分成《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本書。

據傳張仲景對傷寒病的辨證治療，首先提出了六病辨證論治的原則和方法，他將疾病按證候群分為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等三陰三陽六大類型，作為辨證論治的綱領，形成了當時較為完整的治療外感熱性病的辨證論治體系。同時，他在內、外、婦、兒等雜病的辨證治療上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並詳細地闡明了中醫陰陽、表裡、寒熱、虛實八綱辨證的方法及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多種治療原則。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一系列的方劑。據統計，《傷寒論》載方113個，《金匱要略》載方262個，除去重複，兩書實收方劑269個。這部醫書熔理法方葯於一爐，開辨證論治之先河，形成了所謂獨特的中醫學思想理論體系。

該書不僅為國內歷代醫學家所尊崇，而且還為日本、朝鮮、歐美諸國醫學家效法，被譽為「眾法之宗，群方之祖，醫門之聖書」。醫林後學都奉之為「醫中之聖」、「萬世醫宗」，認為「仲景以六經論傷寒，以臟腑論雜病」，「不明四書者不可以為儒，不明本論〔《傷寒論》〕者不可為醫」。至今，《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仍是我國中醫院校所開設的中醫臨床基礎主要課程。

張仲景死後，人們在南陽城東關修建了「醫聖祠」作為張仲景的墓祠紀念地，筆者曾有幸一游。這是一組所謂漢代藝術風格的建築群，整個布局獨具匠心，格調髙雅，只見雕樑畫棟，綠樹翠柏，清雅密靜，可謂博大雄渾，巍峨壯觀。正門上方是郭沫若先生題寫的「醫聖祠」三個蒼勁有力的大字。步入門庭是陝西中醫研究院著名老中醫黃竹齋先生早年撰寫的《醫聖張仲景傳》。兩側是任應秋先生題寫的一幅對聯：上聯是「陰陽有三，辨病還需辨證」，下聯是「醫相無二，活國在於活人」。前來拜謁的人們絡繹不絕。據傳當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每屆新領導上任之初都要先到此朝聖一番，而不是「西柏坡」！

可不知為什麼？這位曾經官至「長沙太守」的「名醫」、「醫聖」卻在「正史」中沒有他的「傳記」。查遍《二十四史》及《二十四史記傳人名索引》，居然付之闕如，既找不著「張機」，也找不到「張仲景」。且不但沒有「傳記」，就連醫案、驗案留下的亦少之甚少。據《宋序》所云：「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醫錄》云：南陽人，名機，仲景仍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說的是《漢書》沒有他的「傳記」，只是在《名醫錄》中簡單提到其生平。《名醫錄》是唐代甘伯宗所寫的一本書，早已失存，我們今天巳無法再看到這本書了。可同時代的名醫華佗〔其生年現無確切考證，卒於公元208年〕，卻在《後漢書》的《方術傳》，及《三國志》的《方伎傳》中都有《華佗傳》，所留醫案，共達二十六則之多。如今，坊間還流傳華佗曾看過仲景之書，並留下「此真活人書也」的嘆說，倘真如此，仲景卻無「傳記」則更不可思議了。歷史上的「長沙太守」，象孫堅、蘇代、張羨、張懌、廖立、韓玄等人，在《二十四史》中也都有「傳記」。為什麼獨缺張仲景？豈不是「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不見經傳是因當時名氣不夠？抑或是……？

《自序》開篇第一句說的是：「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概然嘆其才秀也」。扁鵲髙超的醫術，令張仲景非常欽佩！扁鵲是什麼人？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所云，則近乎神仙了。他是用「上池水」服了「非人」長桑君所賜給的「懷中藥」，並得其「禁方書」之後，以得道、「知物」，是為良醫的。據史載扁鵲所醫治的齊桓公、趙簡子、虢太子、秦武王這些人時空相距四百餘年，難道扁鵲真是活了400多年的什麼鳥不成？仲景所欽佩崇尚的人乃「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之神仙也。相傳張仲景所診治過的最有名的人，是「建安七子」之首的文人王粲，即王仲宣。這也是其所留下僅有的醫案之一，此案與扁鵲醫治齊恆公一案可謂異曲同工，故事雷同，都是「望而知之為之神」的功力。

《自序》緊接著又說：「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文末還再次強調：「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先說的是奉行孔子「生而知之」的原話，接著說，我平素愛好方術，請讓我奉行這句話吧。這「方術」可絕不是現行《醫古文》教科書上所釋的「泛指方葯醫術」，而是「方士之術」。否則前句中為何將「留神醫藥」與「精究方術」二者並列重疊陳述！「方術」即中國古代用自然的變異現象和陰陽消息變易、五德轉移終始、五行生剋乘侮之說來推測、解釋君王和國家的吉凶禍福，人的氣數命運生老病死的所謂醫卜星相、奇門遁甲、煉丹、堪輿和神仙之術等等之總稱，是同宗教、神話之類幻想聯繫在一起的。

《傷寒論》中之三陰三陽說是根據《素問·熱論》六經分證的基本理論，創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錯綜複雜的證候及其演變加以總結，這三陰三陽實為《易》之父母卦與子女卦。乾為父，坤為母，其餘六卦皆乾坤所生，共三男三女。震為為長男，坎為中男，艮為少男，巽為長女，離為中女，兌為少女。卦雖以父母子女為比喻，但卻內寓所謂天地陰陽為萬物之母，陰陽交合乃生萬物，從無形到有形，萬物之體行形於外而炁〔氣〕行於中的奧理。男為陽而女為陰，《易》中之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即六經之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少陰雛形。天生六氣，人病亦然，因而陰陽有三，六病是也，多一少一，皆不可行。其實，《傷寒論》從頭到尾講的是「六病辨證」並無「六經辨證」之意，「六經辨證」只不過是後人杜撰的歸納總結生搬硬套而已。

而「六病欲解時」，如「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等，實為時序、時位；所謂青龍、白虎、朱雀、真武、理中等方名則為東、西、南、北、中之方位、位相，即「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理中居其中」也。乃至每一方劑中藥物的味數，每味葯的錢、兩數，甚至生薑的片數，大棗的枚數無不滲透著「河圖洛書」數，含「陰陽象數」之意。張仲景到底是醫生還是方士？其所施之術是醫術抑或方術？其實，漢儒經學，《易》推陰陽，《春秋》言災異，《老子》亦明吉凶禍福咎生死之故。所以漢未儒生、醫者莫不兼方士，方士莫不通道學。是醫、易、道三者兼容並蓄，有著不可分割，血肉緊密相聯的關係。

還是讓我們遵循僅有的一些史料，沿著《自序》與《宋序》的歷史軌跡，去尋找和把握歷史的脈絡，回到歷史的現場吧。

約公元150年張仲景生於南陽郡涅陽張寨村一個沒落的官僚家庭。從小嗜好醫學，「博通群書，潛樂道術」。漢恆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歲左右時，就師從同郡張伯祖，學習醫術。同鄉何顒曾賞識仲景的才智和特長，曾對他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見《太平廣記·何顒別傳》，實則是何顒在贊其自已的預測能力〕。其師張伯祖「性志沈簡，篤好方術，診處精審，療皆十全，為當時所重」〔見張杲：《醫學》〕，是當時極有聲望的醫生，經他治療過的病人，十有十都能痊癒。何顒曾在《襄陽府志》中讚歎說：「仲景之術，精於伯祖」。經過多年的刻苦鑽研和臨床實踐，仲景醫名大振。據《宋序》所記：「張仲景……《名醫錄》云：『……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據此而言，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張仲景此時已40多歲，習醫快30多年，如前所述種種溢美之辭，該是醫術精於其師而大名鼎鼎的「名醫」了。

可其在《自序》中卻云：「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據史書記載，東漢桓帝時大疫三次，靈帝時大疫五次，獻帝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萬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是「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其中尤以東漢靈帝〔公元168年----188年〕時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幾次的疫病流行規模最大。南陽地區當時也接連發生瘟疫大流行，許多人因此喪生。張仲景的家族，人口多達二百餘人，自從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來，還不到十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於傷寒者竟佔十分之七。不到十年間，這位已經46歲快56歲，習醫36年快46年的「名醫」卻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親人中三分之二的人，一個個相繼而逝去！而且其中七成是死於自己所熟知的外感熱病——傷寒病。這位「名醫」怎麼了？怎麼不靈了？怎麼就不能「識用精微過其師」，「療皆十全」！是老革命遇上了新問題？還是……。

「生靈塗炭，橫屍遍野」。可見當時戰亂風起、災情頻多、疫病流行、肆虐之甚，生命之脆弱，醫術並不昌明，更無有效驗方、驗案。《自序》中寫到當時的醫生毫無辦法。張仲景於是「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葯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說，合十六卷」。從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用了五年的時間 ，寫成《傷寒雜病論》一書。北京中醫藥大學郝萬山教授認為該書成書於公元200年前後。而北京中醫藥大學楊維益教授卻認為現行《傷寒論》是一部彙集古代各家有關傷寒病論治〔包括張仲景的著作〕的傷寒學專著。成書時代，可大致推定為唐代。等等說法不一。

《傷寒論》無論是書成於族人染病之中或之後，張仲景作為族人中一名行醫數十年久負盛名的醫生都有推脫不了的干係，其既不能「治已病」，也不能「識未病」，更不能「防未病」、「治未病」，只能愧對族人。如果書成於族人染病之中的公元200年前後，即建安五年前後，只能說明是書在治療傷寒病上毫無指導作用。如果書成年代是在唐代，則《傷寒論》乃至張仲景本人都是子虛烏有的一樁千古疑案！

張仲景所謂「勤求古訓」之「古訓」乃《自序》所述的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葯錄》等幾本此前早已有了的所謂「醫經」，除《胎臚葯錄》已失存外，其它幾本如今都還能找到，即《自序》中所云，上古「神農、黃帝、岐伯、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長桑、扁鵲」，漢「公乘陽慶及倉公」等人所謂「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之經旨所論述的「陰陽五行學說」、「運氣學說」、「氣化論」、「正邪論」、「辨證施治」等理論以及根據氣運和所出現的證候而確立治法、選葯、制方等方面的認識。我估摸著這《胎臚葯錄》上所記載的藥物性味和有關方劑可能才是《傷寒論雜病論》從《黃帝內經》的「十三方」繁衍出「269方」的真正緣由所在。所謂「博採眾方」之「眾方」，多是依據上述「古訓」、「醫經」中的治則、治法等等「用藥模式」以及「選葯原則」所推論而制定的處方。果真管用的話，此前此後疫病流行，就不至於死那麼多人了！更不會由於療效的欠缺從經典的「十三方」、「269方」發展到後來的千千萬萬條處方乃至時下更多的「心水方」來！所釆「眾方」也不是經過臨床驗證有效的「經驗用方」之總結，只是所謂「醫經」上所載的「經方」而已。否則論中原文所描述的就不會出現從陽到陰，從三陽到三陰，從太陽至厥陰〔或是少陰，至今仍爭論不清！〕，乃至最後「陰陽離決，精氣乃絕」的衰變過程。最後只好乞求於病人正氣漸復，病趨好轉，由三陰經轉出三陽經或正氣來複的「六病欲解時」的等待之中了。

再從論中諸多原文都涉汗、吐、下、溫針等治法錯誤導致病情惡化的所謂「壞病」來看，與其說是作者「糾偏」，倒不如說是作者試探性治療之後出現的「失治」、「誤治」問題。是「方」不對「證」？或是「方」根本就不能治「證」？或是事後進行的彌補性治療？倘將論中部分原文聯起來看，串起來讀，則不得不令人疑其乃仲景個案病人治療過程之病情記錄。

說明當時對疫病的治療並無十分有效方法，只是對病情演變及治療過程的陳述，處方用藥都是試試看的把式，並非王叔和一百多年之後所說的「對病真方」。可見《傷寒雜病論》只是根據幾本古醫書的所謂理論並運用古代哲學的所謂思辨方法和純理論思維推衍而成，所以其對臨床醫療實踐的具體指導意義是非常有限的。

如今，有人認為中醫只注重臨床經驗陳述，而忽視理論的總結。其實不然，上列所述之「古訓」，乃至《傷寒雜病論》都是中醫理論的經典，只不過這些理論都是「從理論到理論」的理論，是「為理論而理論」的理論，而不是從「有效的臨床醫療實踐經驗」中認真總結提升出來的「科學理論」。多是古人「空泛而談」、「坐而論道」、「述而不作」的產物。有道是：「有實踐而無理論不能成為科學，有理論而不能指導實踐那就是空論」。

正如其《自序》中所說：「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說的是，即使不能全部治好各種病，也許可以用它在看到病狀時就知道發病的根源，如果能探討清楚我所編寫的這部書，理解了的問題就超過一半了。這話中「雖未能盡愈」、「庶可」、「若能」等說得都還算中肯實在，沒有把話說絕說死，但「見病知源」、「思過半矣」就不好說了。從另一方面也告訴人們，連仲景本人也深知其「所集」的局限性，僅只是「過半」而已，「雖未能盡愈」，並非謙辭。試問這樣寫出來的書，又怎能為「萬世不朽」的「方書之祖」、「活人之書」的「傳世之寶」呢？其實，即便是有經驗依據也不等於就有了歷史依據和科學根據。

據鄧拓先生在《中國救荒史》一書中的不完全統計，中國歷代發生疫災的次數為：周代1次，秦漢l5次，魏晉l7次，隋唐17次，兩宋5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又據中新社北京2005年4月5日報導〔曾利明、秦秋〕：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等單位的調查研究表明從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間，中國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大的疫災。且不說《宋序》所云：「自仲景於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也不說唐代孫思邈《千金要方》所說：「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但從宋以後國家校正醫書《傷寒論》十卷，頒行天下，世人皆曉，習醫者甚眾，可疫災的發生仍呈逐漸增加並加速發生的趨勢，死亡的人數就更難統計了。

據筆者所知，歷史上宋以後因為自己或家人有病，被庸醫治死或治壞，因而發奮學醫的就有：許叔微、李杲、李中梓、方有執、吳有性、吳鞠通、周樹人、惲鐵樵……等等。他們為什麼要自己學醫？是因找不到良醫之故也！《傷寒論》怎麼就不能解決問題呢？不能「見病知源」、「思過半矣」？不能「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生長全，以養其生……」了。可見《傷寒論》這學問並不能「通經致用」，也不能「經世致用」。

《明史》記載瘟疫大流行23次，死人多少，難以計數。在這23次大流行中，還沒包括公元1641年的大流行。可見歷史記載有相當多的遺漏，也與鄧拓先生的統計有所出入。1641年這次疫情遍及山東、河北、江蘇、浙江等省，江蘇吳縣一帶疫情很嚴重，當時諸醫用傷寒法治療沒有療效，死亡者甚眾。據《吳縣誌》記載：「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者」。當地名醫吳有性先生對此非常痛心，他在其著作《溫疫論》的「原序」中說：「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崇禎辛巳〔1641年〕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劑，攻補失序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必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葯，雖不即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輕者，尚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者不可勝計。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效，醫者仿惶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癒急，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亡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

到底是「古法不合今病」？或是「不死於病，乃死於醫」？或是「死於聖經之遺亡」？或是吳有性根本就沒得仲景《傷寒論》真傳和要旨，不能尋其所集，而錯怪了仲景？

其實，明清時代眾多醫家中質疑王叔和重新整理編次《傷寒論》有遺亡、錯簡併非「仲景舊論」的絕非吳有性一人。早在1589年明人方有執就認為王叔和重為編次巳有改移，及金代成無已作注又多竄改，二家之誤彌失其真，故力主「錯簡重訂」。清代名家如張璐、喻嘉言、吳儀絡、周揚俊、黃元御等均擁其說，而為「錯簡派」之代表。清人姚際恆也在其《古今偽書考》中將《傷寒論》列入「真書雜以偽者」一類。他說：「傷寒論，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此書本為醫家經方之祖，然駁雜不倫，往往難辨，讀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鄉錢曉城煌謂此書為王叔和參以己說，故真偽間雜，致使千載蒙晦」。有人甚至直言其為王叔和所編造之「偽書」！

《傷寒論》究其成書年代久遠，幾經顯晦，數為變易，巳非原貌，版本不少，內容出入，注家甚多，假借運氣，附會歲露，摻雜他說，歧義諸多乃至後人對《傷寒論》的成書時代都表示諸多質疑，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甚至還有人提出所謂要「於無字處讀出有字來」的荒謬見解,認為如不在無字處下功夫,就難以弄通原文的精神實質,甚至發生誤解，因而塞進了不少私貨，真所謂一人一傷寒也。連「傷寒大家」們都沒搞清楚弄明白的事體，自然會給後學者增添不少麻煩和困難，更勿說用之於臨床實踐了。難道真如當今「易理堪輿學」專家江心島先生所說，「國學經典都是後人篡改的回鍋肉」！這多次回鍋肉，肉量雖沒多沒少，只是味道變了，更可能的是本來一盤小炒肉，經過名廚大師們精心烹制，不斷添加佐料，弄出了一桌「滿漢全席」來。

面對真偽、遺亡、錯簡總應該有人出來指出，有人爭論，有人辨析。每個人都應該有一把評判的標尺，在質疑中才會更加接近真相。否則只能希冀在未來的考古發掘中找出如同《武威漢代醫簡》般的漢簡版《傷寒雜病論》真書來！

《清史稿》記錄從公元1644年到1872年，228年間，瘟疫大流行，共計91次。凡是發生在同年，不同地區的，只算一次。死的人數也難以估計。當時，尚無「計劃生育」，一對夫婦，生多個孩子的，是極為普遍的情況，能成活一半就算不錯了。如果說，庶民百姓貧寒窮困，缺醫少葯，帝王家總不至於缺這少哪吧？而且熟讀《黃帝內經》、《神農本草》、《傷寒論》、《金匱要略》乃至「溫病學」等等中醫經典的「御醫」不少。可帝王家的子女夭折的又有多少呢？清代自順治帝定鼎北京到宣統帝滅亡，共經歷了十位君主。除同治、光緒、宣統三帝沒有子嗣外，其他七位皇帝總計生有子女146人，平均每人生育21人。其中15歲以前即夭折的竟達74人，佔到了半數以上哦。

戰爭雖可大批地死人，但戰爭死人其實遠比瘟疫的殺傷力要小得多，戰爭死人是可以控制的，不打仗就是了。可瘟疫怎麼控制？它會持續地、接二連三地傳染、蔓延，瘟疫的殺傷力卻是經常的。就是普通疾病的殺傷力也很大，例如傷風感冒，治之不當，可並發氣管炎、肺炎等等疾病，不少嬰幼兒就是死於併發症。所以歷代中國人口數量始終處於低位，古人的平均壽命大大低於現代人，而病死率卻遠遠髙於現代人，這是不爭的事實。據有關資料記載，全國解放初期人均壽命還不到現在人均壽命的一半。

清代，由於溫病學派的崛起，張仲景《傷寒論》「六經橫傳」說教，受到葉天士《溫熱論》的「衛氣營血傳變」，吳鞠通《溫病條辯》的「三焦豎傳」的衝擊。

汪廷珍在為吳鞠通的《溫病條辨》作《汪序》時，曾托於昔淳之口，作了如下描寫：「人之所病，病病多；醫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於溫病者矣」。他說，當時由於導致人生病的原因很多，所以疾病的種類、病人的數量也都是非常之多。而醫生的治病方法，卻非常之少。病人多而治病的方法少，沒有什麼病比溫病更利害了。說到當時對疫病的治療時，他又說：「輕者以重，重者以死。倖免則自謂己功，致死則不言已過，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難挽，而不悟藥石殺人」。說的是當時醫學的荒唐治法，把病情輕微的治成病情嚴重的，把病情嚴重的治成死亡的。對那些倖免葯死、僥倖活下來，自己慢慢痊癒的，醫生就會貪天之功，據為已有。醫生無論治死多少人，都不去承認自已有過失，不擔負任何責任。愚昧和無知，充斥世間。不但醫者不擔負任何責任，就連那些病入膏肓、瀕臨死亡的患者，也絕對悟不出醫藥可以殺人的道理，找不出任何理由來責怪醫生。於是，這種醫學的「怪圈」被奉若神明。他說所以「父以授子，師以傳弟，舉世同風，牢不可破。肺腑無語，冤鬼亱嗥，二千餘年，略同一轍，可勝慨哉」！他還找出了「病死少數」、「治死多數」的原因，曆數了發表、消導、攻下、溫補等治療方法的罪過。

朱彬在為吳鞠通的《溫病條辨》作《朱序》時也說道：「其死於病者十二三，死於醫者十八九」。說的是當時死去的人，十個人中大約有二、三個是死於疾病。十個人中大約有八、九個是死於醫生之手。

可見汪廷珍、朱彬等人對此前的醫學總結批評可謂入木三分、犀利潑辣、有貶無褒、根本予以否定。

縱觀歷史。漢代並沒有人為張仲景「封聖」，否則《後漢書》、《三國志》必有記載，為其作傳記。張仲景本人也沒有自封。以後晉代王叔和在重新整理編次《傷寒雜病論》，將其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著作的過程中只稱「今收采仲景舊論，對病真方」，競呼「仲景」，絲毫沒有談到其為「醫聖」。晉朝皇甫謐將伊尹稱做「亞聖」，而稱仲景的著作，只是伊尹《湯液經》的擴展和補充而巳。唐代孫思邈的《千金要方》雖說：「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也是直稱「仲景」，而沒有把他稱為「醫聖」。宋代國家校正醫書局校勘刻印《傷寒論》，林億、高保衡等人在《宋序》中也沒有把張仲景稱為「醫聖」，只不過是說他繼承了古代大聖人的意志。再後來成無已在《註解傷寒論》、《傷寒明理論》兩部著作中也只是說張仲景做了類似聖人的工作。公元1182年金人劉完素在其所寫的《素問玄機原病式》一書中才明確提到：「仲景者，亞聖也」，是僅次於聖人的人。公元1526年李濓寫成《醫史》，他在書中也說仲景被「論者推為醫中亞聖」。直到公元1589年明人方有執在其《傷寒論條辨》一書中才直接稱張仲景為「醫聖」，說：「……稱仲景曰聖」。這方有執之後，稱仲景為「醫聖」的才慢慢多了起來。可見這「醫聖」乃仲景身後1370多年為後人所封，是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逐漸疊加慢慢層累地造就而成。

古之醫書汗牛充棟，且不說《二十四史》、《四庫全書》中「醫家類」的傳記和書籍，單清人陳夢雷等所編的《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中就收錄了520卷，120種，950萬言之多，可謂博大精深。葉天士師從十七人，可見其「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謙虛好學。但從另一方面難道不正好說明了當時真正有用的醫書太少，有真才實學的師傅不多，乃至「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嗎？

如今神州大地56個民族56個醫，再加上儒醫、釋醫、道醫和現代醫學等都快60個醫了。可仍不能抵禦艾滋病、禽流感、非典等等疾病的侵襲，時下甲型H1N1流感又來了，究竟是為什麼？！通觀近年來，國家就上述每次疫病流行所公布的中醫藥防治處方，已無法從中尋找得到《傷寒論》「經方」的蹤影。

鄙人所讀中醫傷寒類的書籍不多，但凡認真細讀，就會發見，幾乎每一部著作的「自序」或「他序」中，說到作者寫作動機和背景時，都會先說一通前人仲景著作如何如何之好，而緊接著便是「但書」。但有何不足，但有何欠缺，現以補之正之云云。或「仲景之書辭義古奧，雖經諸名家之註疏，亦未能盡晰其理」；或「然其書專為傷寒而設，未嘗徧及於六淫也」等等。是先予肯定後予否定，繼而就是看作者自己的功夫本事了。這一方面故然可見客觀世界不斷地向前發展，先前的醫學有其滯後性和局限性，人們對醫學的求索永無止境。另一方面似乎還有點什麼不便說出來。我揣測這後世為仲景「封聖」者和眾多《傷寒論》注家，是否自己早就想當「亞聖」或「半仙」了！故托古說今，弄出個「『六經』注我，注自己」的招數來，於是塑造了一個「醫聖」，為自己的「未來」鋪墊開道。

筆者曾從事過中醫《溫病學》的教學工作。學生們每每問及傷寒與溫病的關係，提及《溫病學》是否是對《傷寒論》的懷疑與否定時，從不敢輕言，總是「為聖者韙」！只能按教科書所說，《傷寒論》乃《溫病學》之源，《溫病學》乃《傷寒論》之發展。從麻黃、桂枝到銀翹、桑菊，一脈相承也。好在，學生們大多也明白，這可是中國人的一貫說辭。以此類推，則巫祝為源，《傷寒論》為流，醫巫同源也！則「精究方術」、「宿尚方術」，是為正統。

但仔細研究其《自序》，不難發現張仲景既不「始終順舊」墨守成規，也不「欽望巫祝」迷信鬼神，而是謀求進步與發展。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在當時墨守「傳統」，「巫祝」盛行的歷史條件下，應當說，張仲景是典型的「改革派」和「創新派」。可如今現代人不迷信張仲景，不迷信《傷寒論》，稍為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卻被斥之為「大逆不道」、「數典忘祖」的反傳統了。豈不怪哉！可千萬別學了莊子，看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之後，就得出了根本否定不斷認識自然的錯誤結論。其實，自然和社會都是發展的，人們對它們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沒有止境、無窮無盡的。誰要是自以為已經掌握了天下全部真理，誰就會深陷困境，那就大錯特錯了！

但觀明清以來，乃至民國時期的疫病史。尤其是1918年—1919年的世界大流感及其在中國流行之狀況。吳又可《溫疫論》雖創病從「口鼻而入」之「戾氣」說；葉天士《溫熱論》創「衛氣營血傳變」之論；吳鞠通《溫病條辨》也創建了病由「三焦縱傳」的新見解。似乎都在企圖開闢一條新途徑，謀求有所突破。但是，它們始終仍然無法跳出中醫理論那虛無玄妙的氛圍，沒能逃脫空洞的說教，衝破歧黃靈素、六病傳變的束縛。最終未能改變吳鞠通本人所謂「其死於世俗之手者，不可勝數。嗚呼！生民何辜？不死於病，乃死於醫，是有醫不若無醫也」之說。也未能改變汪廷珍、朱彬在為其《溫病條辯》作《序》中所描述的「病多而方少」的基本情況，仍然延續著「死於病者十二三，死於醫者十八九」的基本格局和無奈。

前人如何為，我們已管不著啦。我們自己如何做，後代人又該如何做，倒是應當好好思量思量了的。看來，人們的研究不能僅僅仃留在中醫學上，更應該往更具體更深層次去考慮考慮人為什麼會生病；探討中國歷史上疾病的演變與藥物的更新；研究一下幾千年來中國疾病譜的變化，尋找出疾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以及當時所用藥物的療效到底何如來；看看這「古病」與「今病」、「古法」與「今法」、「古方」與「今方」、「古葯」與「今葯」究竟有何不同。

老祖宗的書故然要讀，但單靠老祖宗的東西「以不變應萬變」是不行了的。就人類的認知水平而言，越古老的東西，肯定越存在著局限性。古人所取得的那些成績，早就被後來的人加以消化，去粗取精了。古人不可能比現代人知道得更多，更談不上比現代人更聰明，否則就不會有什麼進化可言了！人類總得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永遠不應停留在一個水平上。我們講中華文明，講傳統文化，講國學研究，導向究竟應該面向哪裡？不應將人們引導嚮往後看，往後走，而是要引導人們勇於面對現實。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擔負起自己的義務和責任。千萬別再玩概念、瞎折騰了，弄出個「中醫什麼化」和「西藥中藥化」來。貽嘰大方，且誤後人！

有道是：「華佗無奈小蟲何」！其實，同時代的「醫聖」也不顯靈！如此觀來，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張仲景只是漢代一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有正義感而且觀察仔細、盡職盡責的醫生。據傳寫了《傷寒雜病論》書一本流傳至今，成為後世中醫辨證論治奠基之作。但畢竟是那個時代其個人的假設懸揣而已，不能為現代醫學的科學實驗所證實。時下的科學事實否定了其理論，其理論卻無法否定得了時下的科學事實！亳無疑問，張仲景應當是中醫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從其「自序」所敘，可見其對那些「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草菅人命的惡劣醫療作風，表達了極大的憤慨與不滿。痛斥了那些面對疫病流行束手無策，卻「各承家技，始終順舊」墨守成規的庸醫，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駁斥了那些「欽望巫祝，告窮歸天」，請求鬼神保佑的迷信思想，犀利地指出其結果只能「束手受敗」。他的道德精神，那種「反權豪反名利智園行方」、「善德善心善行善醫至善」的高尚的醫德，美好的心靈和行為確實值得當下為醫者認真學習。

但他同時又是漢代一位崇尚神仙、「精究方術」、「宿尚方術」、深信陰陽消息、五行生剋、五德終始、轉移符應、隨方面而服、方士化了的儒生！跟此前的扁鵲、華佗，此後的陶弘景、葛洪、孫思邈、李時珍等等人一樣，都是集醫、易、道和神仙術於一身，在巫在醫，在仙在道之間。悉具 「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和 「內景返觀」「返觀內視」等等「練氣化神，入神出化」的技能，是被神話了的仙家。

歷史畢竟是已經過去的事情，歷史的再現往往是殘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虛假的成分。就像那滾滾流淌著的粘凋的黃河水，雖說是由一滴滴水組成的，但你說要從中找出一滴滴清澈的水來以證明什麼，能找得到嗎？其實，不了解中國古代歷史，不認真去探究中醫理論產生和形成過程的人們，差不多都會把紙上寫下的，當成真的，書上記載的，當成實際上已經做到了的，並奉之為「經典」、「圭臬」。於是乎，後來的人們依樣畫葫蘆，明顯地帶著描紅的成分，在不知不覺之間陷入了一個個誤區，而綿綿延續至今。歷史應該是由事實來寫成，而不是靠編造出來的，人們所了解的過去，很多都是失實了的。歷史研究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歷史學家是要去追蹤歷史的真相。

今天的中醫史學家們，若不能全面了解歷史上社會各界、各階層人們的生存狀態，疏忽了體制操作以及社會現實的複雜性，不能直接觸摸與理解當時民眾的真實生活感受，就會得出完全偏頗的結論。因此，更應該多一份心思，將歷史資料盡量搜索得全面些、真實些。觀察視野的重點應從帝王將相、上層精英轉移到平民百姓、芸芸眾生。以便更好地體貼地理解社會真實狀態，不致將歷史上所謂古聖先賢的醫家們描寫得如此神通廣大、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猶如「天不生『仲景』，萬古如長夜」，而甘冒侮弄歷史真實的道德風險。

即便是在當下，很多事情也不能單純聽人家說什麼就是什麼，媒體傳什麼就是什麼，善良的人們一定得動動腦筋，你得認真思考，得多問幾個為什麼？多一點「科學理性」，少一點「感覺」加「類比」的「民族情緒」，否則被人家「愚」了、「騙」了，你還在那傻乎乎地笑著等著呢！其實，在歷史的語境下，那「情緒」什麼也不是，而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的永遠是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年青時曾讀顧頡剛先生所編著的《古史辨》一書，其疑古之辨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解釋也就是說歷史越悠久，人物的光環越是無限放大，傳說中虛假的東西也就越多。顧先生在該書第一冊的扉頁上還引用了世界傑出的雕塑家法國人奧古斯特·羅丹的一段話「要深澈猛烈的真實，你自己想得到的話，永遠不要躊躇著不說，即使你覺得違抗了世人公認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別人亦許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決不會長久。你的同志不久就會前來找你，因為一個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作為開篇辭。

他在書中《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寫道：「以前有人說：『現在人對於古史可分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釋古，正合於辯證法的正、反、合三個階段。』我的意思，疑古並不能自成一派，因為他們所以有疑，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標準，凡是不合於這標準的則疑之。信古派信的是偽古，釋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標準。釋古派所信的真古從何而來的呢？這只是得之於疑古者之整理抉發」。

顧老先生這話的意思是說，對古代歷史〔包括古書、古事、古人〕的研究，從懷疑古史，批評古史到古史辨偽，其實只有疑古一派，因為只有「疑古」才能祛「偽古」而見「真古」，然後才有了「信古」之信「真古」，「釋古」之釋「真古」。所以，荀子說：「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顧先生由於疑古，因而揭示出：「盤古開天闢地，女媧捏土造人」、「三皇五帝」都是後人所假造的子虛烏有、是後人有意添油加料所製造出來的虛幻神話與傳說的「史鑒」。充分體現了其作為一名負責任的歷史學家的 「史識」和「史膽」。

歷史學的研究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還要對這些史料提升出觀點、結論來，哪怕是帶有情感性的傾向，也不排斥。但是，在歷史問題的研究中，主觀認識和客觀世界的聯繫必須趨於最大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