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要為中國近代史上所有不幸或恐怖的局面負責？丨近代史論語

06-19

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1917年的春末夏初，剛剛穩定了近一年的民國軍政局面又發生了極大的波瀾，中國歷史突然朝著一條下坡路失足而落，踉踉蹌蹌滾進了無邊黑暗。

當下有一種顯學，名曰「黑孫學」，也就是說，中國近代史上有任何倒退和挫折，無不是孫文及其國民黨造成。若不是孫文，滿清立憲可期；若不是孫文，袁世凱必然是一代明君；若不是孫文，北洋政權早就實現了憲政；若不是孫文，布爾什維克根本接近不了中國……

等等等等，諸如此類。反正，孫文要為近代史上所有的不幸或恐怖的局面負責。

然而，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1917年的春末夏初，中國墜落、政府墮落的時候，孫文並不在場。

當時政壇的主角，是被後世許多歷史學家加以無數光環的段祺瑞、梁啟超、黎元洪，以及他們的門徒和親信。

梁啟超在民初政壇的作用遠比孫文重要

要說1917年，我們先來看八年前，也就是1909年；要看1909年，我們再往前推八年，也就是先看1901年。

就在那一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幾乎同時純粹用西洋方式，開始組練新軍。這也是中國有新式軍隊的開始。

袁慰亭和張香帥，可謂是開了南北兵制改革的先河，清廷也一再要求各省，「仿照北洋、湖北成法」，來各自訓練新式軍隊。

到1903年，錫良任四川總督，將傳奇人物陳宧帶到成都，幫助籌建四川武備學堂。1907年，錫良又調任雲貴總督，又將陳宧帶到昆明，為組建新軍第十九鎮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轉折點發生在1909年。

當時，錫良調任東北，陳宧也緊跟而去。接任雲貴總督的李經羲同昆明駐軍第十九鎮的主官，關係非常僵化。於是他請教雲南講武堂的負責人李根源，後者就請他多拉進點私人進軍隊，以擴充自己的力量。

李經羲深以為然。

其實，早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李根源和另一位雲南留學生羅佩金已經是革命黨雲南支部負責人。不過他們向李經羲推薦了蔡鍔，一位康梁黨人。

然而，說實話，蔡鍔的政治面目一直非常模糊。他是湖南人，而當時湖南青年的偶像即是反清意志極為堅定的革命黨領袖黃興——他幾乎是整個長江中游革命黨的精神領袖。

有一則例子可以說明蔡鍔同黃興的關係。1915年底，為反袁大局計，作為革命黨溫和派領袖黃興，曾暗助困居於北京的蔡鍔逃脫樊籠，經日本赴昆明，主持西南系的反袁護國軍事行動。

這應該是事實，沒問題。

端方是一位好官

但據說，為打消蔡鍔回滇而對唐繼堯產生的心理壓力，黃興特意給唐氏寫了封信，解釋道：「蔡只借滇軍討袁，不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發。」

——這就奇怪了。蔡鍔又不是黃興的門徒或部屬，憑什麼後者的這番說辭，唐繼堯要相信？而且，邏輯再往前推，黃興既非蔡鍔的領袖或上司，那他憑什麼替後者解釋今後的戰略計劃？

若此密函為真，那麼，近代史上又有了一大段「可怕的空白」不為人知——至少，蔡鍔同革命黨的關係，可能遠比後人想像的要深厚複雜。

這暫且不論。就因為總督大人的一己私念，使得李根源得以上下其手，將許多在東京參加了同盟會的革命同志引進了雲南第十九鎮。

其中，蔡鍔是三十七協統領（旅長），羅佩金為其下屬，任七十四標統帶（團長），而他下面的各營管帶（營長），分別是唐繼堯、劉存厚等革命黨人。

這些人，表面上是上下級關係的軍官，更進一步來說，是袍澤兄弟；而究其本質，則是一心要實現反滿共和理想的革命同志。

正是革命組織在雲南新軍中的固化，才使得1911年昆明的「重九起義」如此順暢流利，而蔡鍔也就非常輕鬆地登上了都督寶座，成就了一世英名。

但其時，雲南系的軍事實力，還是遠不能同北洋系、湖北系相抗衡。

隨後幾年湖北系的衰落，其間接原因是本地人在本地做官的不多，不能保證地方勢力能夠有效地結合凝固；其直接原因是，副總統黎元洪實在太賣力，對於軍隊中稍有革命黨傾向的就痛下殺手，使得人心離散，黎氏自己也失去了穩固權力的憑藉。

所謂的「泥菩薩」，完全是咎由自取。

不過從另一面看，湖北系的潰散還有更深遠的原因。

準備隨端方入川的湖北新軍

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軍為一鎮一協：一鎮就是張彪為長官的第八鎮，一協就是黎元洪為長官的第二十一混成協。

然而，為了鎮壓四川保路運動，第八鎮的主要力量已經被端方帶進了四川，這才導致武昌城防空虛，革命黨有了可趁之機。

帶著湖北新軍主要兵力的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其實一路上一直在關心時局變化。武昌首義二十天內，湖北、湖南、江西、山西、雲南等省次第光復，端方的心思也「由剿變撫」，首先建議清廷處分對保路運動處置不當的四川總督趙爾豐。

這是他第二次上奏章彈劾趙爾豐了。第一次彈劾，清廷免了趙爾豐川督職務，令岑春煊接任，而命端方帶兵入川；第二次彈劾，反正岑死活不願進四川，於是11月6日，清廷下旨，令端方暫署川督。

但是，這份詔書發到成都的總督衙門，卻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的原因，被趙爾豐扣留了。

整整二十天，端方陷入了彷徨。他接不到清廷的指示（其實詔書已經發到了成都），又深知再彈壓保路運動已經完全不可能。因此只能帶著一群湖北兵在成都外圍轉悠。

但是，新軍內部的革命黨可沒有閑著，他們的消息比端方靈敏得多。11月22日，重慶由革命黨主導光復，27日，成都立憲派宣布四川獨立。當他們知道這些信息後，立即發動兵變，當場就將端方斬首。

一個月不到，仍盤踞川督衙門的趙爾豐面臨著另一次兵變，也被斬首。

後來有人說，若端方在11月6日就接到自己代理川督的詔書，而進成都履職的話，那麼，局面會截然不同。至少，他和趙爾豐，肯定不會死。

雲貴總督李經羲，四川總督趙爾豐——為了一己私利，兩位封疆大吏招來了無窮災禍，害人害己，更害了清廷。

（另：那位留言給我的「《同舟共進》雜誌的編輯周澤銘」，請你留下微信號或其他聯繫方式，謝謝。）